1944 年的一天，春光明媚，担任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政治委员的周文龙，到八路军总部请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总部领导人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等带领机关各部部长们在锄地。
时任总部副参谋长的杨立三看到周文龙走近地边，就指指地上的一把锄头，对周文龙说：“老周，来得好，先锄一趟再办公！”
周文龙二话没说，就高兴地拿起锄头，锄起了地来。很快，周文龙锄了一大片地，才在田坎上坐下，把图表、材料摊在膝盖上，同杨立三一起办起公来。
反对敌人的经济封锁
1944 年的一天，春光明媚，担任前总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政治委员的周文龙，到八路军总部请示工作，正遇上北方局和总部领导人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等带领机关各部部长们在锄地。
时任总部副参谋长的杨立三看到周文龙走近地边，就指指地上的一把锄头，对周文龙说：“老周，来得好，先锄一趟再办公！”
周文龙二话没说，就高兴地拿起锄头，锄起了地来。很快，周文龙锄了一大片地，才在田坎上坐下，把图表、材料摊在膝盖上，同杨立三一起办起公来。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的首长需要运筹帷幄，指挥各个根据地、各种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真可谓是日理万机，他们怎么也抽出时间从事生产运动呢？
这还要从我党敌后抗战所面临的极端困难说起。
1941 年至 1942 年，敌后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阶段。当时，日军为巩固扩大其占领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蚕食”，并推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
同时，一些原来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打着所谓“曲线救国”的旗号投降敌人，配合日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因此，根据地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和摧残，面积大为缩小，有些地区还被分割成许多小块。
在敌人“扫**”和经济封锁的同时，各根据地还遭到不同程度的旱、涝、蝗、瘟等灾害。
1939 年 7 月至 1940 年间，日本侵略军先后两次掘开滏阳河、运河及漳河堤岸，使冀南 30 多个县 100 多万亩良田受淹。
从 1941 年至 1943 年，延续达 3 年之久的旱灾，时间最长，地域最广，危害最大，其中晋西北、冀南、冀西、豫北地区尤为严重，接连八九个月滴雨未下，河流水井干枯，地皮龟裂，赤地千里，禾苗不生。
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群众扶老携幼外出逃荒。
百姓缺吃少穿，我军部队也普遍以菜代粮，采树叶、挖野菜，掺和些糠、豆饼、玉米面等做成饼子或团子，这就是当时经常吃到的主要食品。
同时，由于连年灾荒，致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等疫病也流行起来。冀南清河县王世公村一天内死于霍乱的就达 400 余人。
由于日军的反复“扫**”和严密的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历着古今中外罕见的艰苦岁月。
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指出：当前的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各根据地军民增强团结，咬紧牙关，积蓄力量，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阶段，准备将来之反攻，夺取最后胜利。
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北方分局的统一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军民同敌人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场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对各种物资的争夺。例如，日本侵略军把华北地区生产的粮食控制起来，在它占领的区域内，逼迫农民把粮食缴到指定的仓库，每户只准留下一个月的口粮，实行所谓“配给制度”。其他生活必需品，只准少量购买，禁止向根据地输出。
为了冲破敌人的这种封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则以政治上的优势和正确的贸易政策，利用敌占区农产品缺乏、商人贪图牟利，以及我地下工作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等条件，多方面进行斗争，展开工作。
当时，我党的关系一直深入到北平、天津这些大城市，开辟了很广的路子，利用一些商人为我党提供必需品。有相当一部分商人是同情抗日的，愿意帮助我党。即使有些商人没有这样高的觉悟，但他总想赚钱吧，也愿意同我党做买卖。
尽管敌人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我党同志经常利用各种关系，从敌占区购买各种必需品。特别是天津那个地方，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那里插手，日本侵略者无法实行严密控制，我党同志在那里的路子更广一些，搞到的各种物资尤其是医疗器械和药品比较多。
对于敌人的武装抢掠和利用奸商套购根据地的物资，我党一方面通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打击出来抢掠的敌人，实行坚壁清野，在收获季节，号召与组织群众快收、快打、快藏，尽可能避免损失；一方面加强出入口贸易的管理，严禁由敌占区输入非必需品，禁绝敌需物资流入敌占区。
这又是一种反封锁，反过来从经济上封锁敌人。由于边区加强了控制，敌人占领的城镇和交通沿线农产品供不应求，这就使我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经济战线上反封锁的主动权，迫使敌人不得不以我党所需要的工业品来换取它所需要的农产品及土特产品，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残酷的敌我经济斗争中，粮食斗争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粮食是边区军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正如当时任党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的《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在当时的根据地，粮食还是带有半货币性质的商品。由于物价不稳定，货币贬值，为了保证部队的生活不受影响，边区人民常常以每斤小米的时价作为部队财务预算的计量单位。比如当时晋冀豫根据地，养一个兵平均每年要 900 千克至 1200 千克小米，生产一发炮弹需 400 千克小米等。
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负，最主要的还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北方分局、边区政府和晋察冀军区，一向十分重视发展生产。
当时，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非常高涨，兴修水利，开拓荒地，处处呈现出繁忙的生产景象。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整个边区打的粮食，除了满足自己的军需民用，还有富余。
在种植计划方面，我们强调多种粮食，有计划地少种一些棉花。为什么要少种棉花呢？因为敌人非常需要棉花，它每次进行“扫**”，总是想方设法掠夺根据地的棉花。
根据地有计划地少种棉花，只满足根据地的需要，多生产粮食，把肚子吃饱，坚壁起来也容易些。
每当敌人出动重兵对我根据地进行掠夺时，根据地就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打击敌人，向敌伪政权要粮，与敌人进行夺粮斗争。
同时，根据地还依靠当地党组织、游击队和进步群众，开展宣传活动，反对向敌人交粮，破坏敌人抢粮，并动员群众向抗日政府交粮。
粮食斗争的尖锐和残酷，还表现在运粮与护粮中。当时，晋察冀边区几次从冀中平原向冀西山区抢运粮食，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先后牺牲 160 多人，损失马车 300 多辆，牲畜200 多头，付出了很大代价。
除了粮食外，在农村家庭副业方面，根据地提倡发展编织业和纺织业。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远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热南等地。
在边区工业方面，当时边区工业的发展，成绩也是很显著的，至 1941 年，已经有了多种设备简单的小矿，以及熬盐、制碱、硫黄、酒精等化学工业和榨油、制造纸张、面粉、文具等多种轻工业。边区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用品大部分能够自给。
值得一提的是军事工业方面。发展军工生产在后方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早在 1937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就打电报给周、朱、彭，提出争取“每年生产 10000 支步枪”。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报告中又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当时，每个游击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在晋察冀根据地，在军区军工部长刘再生和张珍等同志带领下，广大军工战士想了不少办法，使边区的军事工业能翻沙、铸弹和修理枪炮，制造迫击炮弹、手榴弹、地雷和生产复装子弹等，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取得了出色的成绩。
除了抓产量，还要抓节约。针对根据地已经缩小的新情况，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渡过难关，党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当时，从八路军总部，到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按照中央指示，精简合并机构，厉行节俭。
在精简机构方面，例如在晋察冀根据地我平西部队，在 1942 年初，部队实行了“精兵简政”，撤销了挺进军和区党委领导机关，萧克调晋察冀军区任副司令员，平西改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一军分区，黄寿发任司令员，肖文玖任政治委员，熊奎任参谋长，潘峰任政治部主任。第六团和第一团已先后调出，主力团只有第七团和第九团，团取消了营的编制，直辖 6 个连。
在厉行节约方面，晋察冀根据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勒紧裤带节约粮食。为了战胜天灾敌祸，摆脱饥饿，机关、部队普遍制订了节约粮食的计划，号召所有脱产人员，每人每天从定量 l.2 斤中节约一二两粮食当时的粮食供应标准，原规定每人每天 1.5 斤，后降至 1.2 斤。
在形势好转的时候能按标准供应吃到定量，就很不错了，但至 1942 年，由于环境残酷，冀中的粮食运不到冀西，山区群众又无粮可交，l.2 斤的标准根本无法保证。
有一段时间部队吃黑豆、吃野菜，而且连食盐都没有。指战员们由于营养不良，体质下降，夜盲症突增，以至早操都坚持不了。
由于黑豆不好下咽，不好消化，部队后勤工作人员就想方设法把黑豆做成豆腐，生豆芽，煮豆粥，再配上野菜吃，并设法到敌占区采购食盐，同时发动群众制小盐。
通过各种努力，冀中区部队的粮食供应得到基本保障，营养条件得到基本改善，北岳区部队直至 1943 年底，粮食供应才得到改善。
二是精打细算节约服装。1943 年 2 月 24 日，晋察冀军区发布《关于棉衣、夏衣收缴与保管》的训令，规定每年只发 1 套单衣，不做新棉衣，把旧棉衣交上来，由供给部进行拆洗和缝补，然后再发给部队继续穿。
军区发布这样内容的训令，在抗战中是仅有的一次。可见，当时财政物资的困难。各个部队接到这个训令后，都积极贯彻执行，为渡难关贡献自己的力量。
那年边区政府发给部队 20000 双鞋底布，当收到边区政府发来这个通知后，负责供应的赵铭就考虑，是否可以把这批布换做棉衣面料，把换下来的旧棉衣面，做成鞋底。这样，既解决了部队的鞋底布，又解决了棉衣布料。
于是，赵铭请军区军实科长杨直亭、军区被服厂厂长张峰云和技师赵连光算了一下账，仅此一项，就可节省很大一笔经费。
赵铭把算账的结果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封信，聂荣臻看了很高兴，打电话把赵铭找去。
赵铭见到聂荣臻司令员以后，把详细算账过程又向他作了汇报，聂荣臻高兴地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为节约布匹出了个好主意，给部队和人民办了一件好事。”就这样，聂荣臻批准了赵铭的这个计划。
三是充分利用废旧物资。为了节约开支，晋察冀根据地学习和办公使用的墨水，是用颜料自己配制的；没有笔就用子弹壳自制成钢笔；一张纸、一个信封都要正反两面用，或用旧报纸，自己糊信封用；医院的纱布也是用了洗，洗了消毒反复用；部队穿的旧鞋也要收集起来，送到造纸厂造纸；只要能用的物资，大家都充分利用起来，没有炕席，就发动各机关、部队打草自己编；没有毛巾，就用粗白布。
总之，为了节约每一个铜板，共渡难关，晋察冀根据地的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
根据地军民开展的生产节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使我军度过了艰苦岁月，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面对严重的精简困难，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节约运动和货币斗争等反对敌人经济封锁的活动，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使根据地度过了艰苦岁月，而且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大力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1940 年农腊月二十，山西大地一片天寒地冻，就在这一天，日军对山西五台县的铺上等村进行扫**。
此时担任区委书记的吕世芳和齐白女夫妇正在铺上开展工作，也被敌人包围了。
为了搜出吕世芳和齐白女，日军见门就进，见洞就用火熏，还高声喊道：“一定要搜出出区长和区长的老婆”。
面对凶残的敌人，当地群众都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把全村人赶到一个场地里，四面架起机关枪，鬼子们的枪上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威吓群众：“不说出区长和他的老婆，就一齐杀死！”
为了保护区长，保护群众，面对敌人的残暴行为，齐白女挺身从人群中走出来，从容地说：“区长没有来，我就是区长的老婆，你们要怎么样？”
日军狞笑着问道：“区长到底在哪里？”齐白女坚定地回答：“不知道！”
日军又问：“你不怕死？”
齐白女斩钉地回答：“怕死不出来，要杀要剐由你们！”
说着，齐白女就扑向敌人，与敌人撕斗。敌人着了慌，连忙向齐白女开枪，齐白女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其实，8 年抗战时期，这种人民群众爱护干部而不肯向敌人说出谁是干部、干部为保护人民群众勇于献身的事例，在晋察冀根据地并不少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军民一心的感人场面，和我党一直奉行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早在 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就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晋察冀根据地建立之初，正是由于紧紧地把握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聂荣臻等人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
在此后的对地作战中，经常会出现根据地群众给军民送粮的场面。他们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聂荣臻回忆说： “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
当时，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 10 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在晋察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
毛泽东看到后，确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后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分别为它作了序。
至 1940 年至 1941 年，日军对根据地连续进行报复“扫**”，施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残酷地屠杀我根据地人民。这个时候，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显得更为重要起来。
至 194 年“五一”大扫**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的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根据地的7000 多个村庄，有4000 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
为扭转此不利局面，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的“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
1942 年 1 月，党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
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其数量也越来越多起来，由最初每个军分区一个而变成三五个甚至更多。
武工队的存在需要依赖当地群众帮助，同时武工队也帮助了当地人民群众，所以武工队的出现，成为根据地军民一家的一个很好证明。
例如，当时日军控制了蔚县桃花川各“联庄会”，并建立了大量据点。敌人自认为桃花川是他们的“巩固的占领区”。我根据地就派出的武工队进入桃花川。
武工队来到桃花川，打开了黄土梁据点，对伪军和各“联庄会”震动很大，纷纷派人或写信前来联系。
一天，北山地区一个较大的“联庄会”会首，派人送来一封信，大意是：听说贵军米到桃花川，我热烈欢迎，我也不愿受日本人的压迫，但又无办法，望今后多加联络，避免发生误会。
武工队领导考虑，争取“联庄会”和伪军同情抗日，是开辟桃花川，特别是北山地区的关键，于是决定由政委李水清亲自前去会见这个姓李的会首。
恰在这时，得知上寺村村长要给儿子娶亲，准备邀请各 “联庄会”会首和伪军头目前来赴宴。于是武工队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宣传党的政策，进行争取工作，并派武工队王队长找到村长，说明意图，取得了他的同意。
这天，李水清带一个排隐蔽在村内，留两个排在山口，身着便装的武工队员散布在喜棚内外。各“联庄会”会首和伪军头目陆续来到，姓李的会首骑着马，带着五六个护兵也来了。
酒宴开始后，李水清突然走进喜棚。村长赶忙请到上座，喜棚里所有的“宾客”，看见李水清身着佩戴“八路”臂章的军装，各个都惊呆了。
村长急忙向前敬酒，李水清接过酒说：“我是专程来为村长祝贺的，请大家一起干杯。”
接着又说：“我们八路军到桃花川来，是为了抗日，你们都是中国人，绝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希望你们与八路军合作，共同抗日。只要你们不帮助日本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保证不去打你们……”
李会首率先站起，恭敬地说：“你讲得太好了。我们一定照办。可是……黄土梁……”
李水清立即回答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联系，不知是你的人，那是误会。”
李会首又结结巴巴地说：“可是，那 28 只枪，还是……还是弟兄们出钱买的…… ”
李水清当即回答：“误会已经发生了，人，我们当场就释放了，枪吗，3 天以后，你派人到这里来取。”在场的许多人，发出一片赞叹之声。
李会首十分感激：“多谢首长，既然贵军这样关照，往后，我们当尽力效劳。”
事后，我武工队果然得到了“联庄会”的掩护，很快又开辟了几十个村庄的工作。有了这几十个村庄群众的支持，根据地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明显轻松了很多。
除了依靠群众，发动对敌斗争外，依靠和发动群众在物资方面支援根据地，也是让根据地大为受益的一件事。
当时，根据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许多热血青年目睹敌人的血腥暴行，不甘心其侵略压迫，要求抗日报国，纷纷投奔抗日根据地，赵连光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连光本是北平缝纫工人，抗战爆发后，他由北平带出 7 名工人和 7 台缝纫机，来到根据地。当时根据地正需要这样的技术人员和机器，他们的到来犹如雪里送炭。根据地就以他们为基础成立了缝纫组，为部队赶制棉衣。
后来，又从河北省阜平县城和山西省代县城裁缝铺、成衣局动员出来一部分工人和缝纫机，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以后又有冀中过来的被服厂并入，共有 140 多人，30 多台机器。工人同志们昼夜不停地为部队生产棉衣、棉帽、单衣、衬衣、单帽、手套、被褥、挎包、米袋、子弹袋等。
随着日本侵略者三天两头对根据地进行“扫**”，尤其在 1942 年，冀中“五一大“扫**”以后，日本在华北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更加频繁地“扫**”根据地，被服厂也遭遇了非常艰难的局面。被服厂在敌人“扫**”期间不得不停下生产，把机器坚壁起来，人员则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
部队所需的棉衣只好交给当地群众分散制作。全区部队 1943 年的棉衣，就是这样由群众完成的。那次做棉衣的数量很大，分给阜平县第九区 40 多个村庄的群众制作。
当时敌人正在“扫**”，经常进村抓人，各村妇女只好搬到野外缝制，有时饭也吃不上，忍饥挨饿，日夜赶制。
当敌人搜山时，她们将做了一半的棉衣片往胳肢窝里一挟，就钻进山窟窿里隐蔽起来。等敌人走了，她们又从山窟窿里钻出来，继续缝制。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她们圆满地完成了为八路军赶制棉衣的任务。
在反“扫**”中，根据地被服厂的机器、衣料，也是靠当地群众的帮助坚壁保存的。
1943 年，我党在平山县深山沟里的下盘松村，也就是子弟兵的母亲一戎冠秀的家乡设立了一个油厂，存油两三万千克，坚壁了军呢布料和机器。
当时，全村群众把坚壁工厂的机器和原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每当敌人“扫**”时，在村支部书记赵忠和戎冠秀的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动手，拆的拆，装的装，背的背，扛的扛，把所有的机器都埋在沙滩里，把布匹和衣料以及油料，分别抬进山洞里。
当时，敌人很注意这个山沟小村，不论是从陈庄西进，还是从蛟潭庄东来，也不论是从平山县城北上，敌人都要到下盘松村搜查一番。尽管如此频繁地“扫**”和搜索，但在村党支部和群众的保护下，军区在这里存放的机器和物资，从未受到损失。
在军鞋方面，当地群众也为根据地出了大力。本来晋察冀军区办有鞋厂，但每年只能制作几千双，远远不能满足部队的需要，大批的军鞋都是靠群众制作。
经与地方政府商定，工厂将做好的鞋底毛坯以及纳鞋底所需要的麻绳，经各地的交通站，转运给负有纳鞋底任务的县、区人民政府，由其将任务合理分配到各村，村再摊派到有生产能力的妇女群众，由她们作为一种应负担的战争勤务，在规定时间内，义务完成纳鞋底的任务。
当地群众把些纳好后，再由村、区、县按级集中起来，交给交通站辗转运回鞋厂，然后配上鞋帮，制出成品鞋，分发给部队。
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民群众为坚壁保存我们的机器和被装而不惜牺牲生命。
有一次，在平西上西岭村一个姓赵的基本群众家里坚壁了 700 多套棉衣，在敌人“扫**”时，汉奸向敌人告密。
敌人把赵老汉抓住后严刑拷打，但赵老汉始终没有说出。后来，敌人在他家里搜出棉衣，用残酷的手段把赵老汉折腾得半死，最后将棉衣点着，将老汉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惨不忍睹。
当地群众不仅为根据地生产、保存物资，有时还要承担物资运输任务。当时，边区被服厂所需的大批布匹、棉花、染料，都是从冀中根据地送来的，生产出来的服装，又需要送往各部队驻地。
山区道路不平，交通不便，全靠人背、牲口驮，实在不容易为了把采购来的物资运回后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转运站之间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的行程，以便使参加运输工作的群众能在当日返回住村。将成品运送各部队，同样是在沿途设置若干运输站。
这样，在晋察冀根据地，就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庞大的运输网。边区人民为了完成运输任务，千辛万苦，流血流汗，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 1942 年春的反“扫**”中，有一次，日军突然袭击灵寿县牛庄。牛庄村党支部书记为了掩护军用物资外运，不幸被敌抓住，先是捆在树上打，最后被投入柴火中活活烧死类似这样的事，在边区时有发生。
不仅在物资方面，在弥补干部不足的问题上，当地群众也帮了大忙。
晋察冀从成立之初，就存在干部紧缺的问题。当时河北、山西农村知识青年，目睹日军的残暴罪行，纷纷报名参军。有了这批知识青年的带来，晋察冀军区党委就决定开办干部训练班。
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条件很差，没有课堂，没有教员，又缺乏教材等。这些问题，根据地都是依靠群众，想方设法，自己解决的。
没有教室，就把当地群众的打谷场作为课堂，遇到刮风下雨就借用群众的戏台上课。
没有黑板，就借用当地群众的门板，刷上一层锅底灰和胶熬成的黑色**，晒干后用来当黑板。
生活艰苦，条件简陋，但学员们的学习热情相当高，学习很刻苦认真，很快掌握了业务知识。
从 1938 年至 1943 年，先后办了 4 期供给干部训练班，培训学员 300 多名，其中第一期主要培训对象是新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第二、第三、第四期主要是在职干部轮训。
帮助治疗伤员，也是晋察冀根据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军民一家亲的又一表现。
抗战初期，敌人只控制着铁路沿线，其他地区基本上掌握在我军手中。根据这种形势，晋察冀根据地先后建立起了一些后方医院。
但随着敌人对冀中的“扫**”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反“扫**”斗争中，医院要经常带领伤病员转移，目标大，行动也很不方便。
1942 年，日军“五一大“扫**”后，冀中斗争更加残酷。当时，敌人占领了冀中大部分城镇和村庄，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出动大批兵力反复“扫**”、“清剿”，敌人所到之处，烧光、抢光、杀光。
恶劣的斗争环境，给我军收治伤病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此，我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了分散治疗，就地收治的方法。
分散治疗，就是把原来实行集中治疗的休养所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两三人，以医生或护士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就地收治，就是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
每个医疗小组都划定活动地域。在敌人“扫**”、“清剿”的时候，各小组就在指定的地域与敌周旋，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与敌人绕圈子，但又不跳出圈子、各医疗小组紧密依靠群众，利用两面政权，独立工作，各自为战。
医疗小组在选择住宿村庄时注意了三个条件：一是两面政权确实掌握在我们手里，村长和联络员绝对可靠；二是群众基础好，没有投敌叛变分子；三是有良好的地道。
选择住户一般是选择在靠近村边的抗属、干属、贫雇农和堡垒户家中，家里有秘密的地道口。
为了保证分散治疗，就地收治，安全隐蔽，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化装成农民，与住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事先协商好是什么亲属关系。这样万一遇敌盘问，就能对答如流，使敌人找不出破绽。
伤员分住各村，医护人员到各村给伤病员换药或巡回治疗时，男同志一般化装成下地做农活或赶集做小买卖的，女同志梳起髻来，化装成回娘家或去婆家的。
在分散治疗中，医疗小组一般只能做到为伤病员治疗换药，伤病员的饮食、护理和安全，则全部由房东包下来。冀中人民对子弟兵有着真诚、纯朴、深厚的感情，他们把伤病员当做亲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并尽一切可能，为伤病员做可口的饭菜吃。
一次，一个下肢骨折的重伤员，住在任丘是东王庄刘大娘家里，伤员因为发烧，吃不下饭。
刘大娘就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香油给伤员烙饼、炒鸡蛋，伤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遇到敌人搜查，发生危险情况时，房东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掩护伤病员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伤病员的安全。
女护士王桂平小组，住在蠡县杜各庄。一天拂晓，突然被敌人包围。她们把 5 个重伤员隐蔽在夹壁墙内，而后与轻伤员迅速钻入地道。
地道口在牛棚里，她们钻地道后，房东的老牛正好卧在地道口上。这时敌人窜进院子，逼房东老大伯要八路，老大伯坚定地回答说：“没有！”
敌人就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地道，还到牛棚想把老牛赶走，老牛就是不动，牵不动，就打，老牛还是纹丝不动。
敌人找不到地道，便气急败坏，毒打老大伯，老大伯被打得死去活来，周身是伤，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了。”
在高阳，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北窝头村，挨门挨户地搜查八路军。住在村南头焦大娘家的伤员在炕上动不了，屋里的药味和脓腥味很大。
敌人在大娘邻居那边的翻箱倒柜声、打骂声和小孩的哭声隔墙传来。
怎么办？
出于对人民子弟兵的高度热爱，大娘急中生智，从厕所里拿了个大尿盆，捞上半盆屎尿，倒上半盆水，在炕上、地上倒了一片，药味、腥味被臭味代替了。
等敌人要进门时，满脸泪痕的焦大娘端着尿盆和敌人碰了个照面。“可别怪我老婆子，儿子正闹病，看把这屋弄得不像个样子，可苦了我老婆子了！”
敌人嘴里骂着，捂着鼻子争先恐后地跑了。
在献县军王庄，一个下肢骨折的伤员住在王大嫂家里。一天，王大嫂正给伤员喂饭，突然闯进来一个伪军，指着伤员问道：“他是什么人？”王大嫂回答：“我男人！”
伪军用刺刀挑伤员的被子，王大嫂厉声说：“不准动他，他害的是伤寒病！”
伪军一听是伤寒病，吓得扭头便走。
在蠡县握扭庄，一天，敌人要把一个轻伤员抓走，村长齐振耀挺身而出，以性命担保，说伤员是本村的“良民”，敌人看村长态度坚决，信以为真，就把伤员放了。
分散收治，大体上坚持了两年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军无数个伤员，通过分散收治的方式，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帮助。
有的当地群众还到苇塘内打鱼、捕野鸭，积极为伤病员改善生活，使伤病员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粉碎日军“铁壁合围”
1941 年 7 月 22 日，晋察冀军区发出了反“扫**”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训令下达后，各部队立即抓紧时间进行反 “扫**”准备工作，还主动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有力地打击敌人。
之所以下达这个命令，和当时的抗战形势有关。
从 1941 年开始，晋察冀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极为困难的阶段。这个斗争形势的变化，是同全国抗战形势的变化密切联系着的。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这个致命弱点，它要对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并不那么容易。
1941 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扭转在华北战场屡遭挫折的局面，由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出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是个极其狡诈凶残的家伙，上任伊始，他便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即所谓军、政、会、民为一体的“总力战”。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日军先后调集 70000 余兵力，采取 “分区扫**”、“梳篦式清剿”等所谓“新战术”，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地区，发动了一次秋季“铁壁合围”大“扫**”。
为发动这次大“扫**”，日军第二十六、第一一零师团，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五旅团，早在二三月间，就不断对我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进袭、分割、封锁，并在晋东北与冀西边境建立起一条南北 250 多千米长的封锁线。
7 月上旬，日军又开始向我第一、第二、第四军分区的易县、满城、五台、井隆、行唐、平山等地发动连续进攻。
7 月下旬，敌人又在石家庄、正定、娘子关、寿阳、孟县、五合、广灵、浑源等地集结了大批部队，还在铁路沿线大修公路，挖封锁沟，建碉堡至 8 月，仅在北岳、平西地区，敌人的碉堡就由 283 座增加至 613 座，公路由 2000 千米增加至 3000 千米，封锁沟由 219 千米增加至 800 多千米。
同时，到处建立伪政权，强化伪组织，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并大肆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毁灭我根据地。
正是鉴于敌情有这些重大变化，晋察冀军区才于 7 月 22日发出了反“扫**”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
反“扫**”训令发出后，第一军分区于 8 月 1 日至 9 日，在易县、满城间，易县、沫源间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9 天中，摧毁敌碉堡 4 座、桥梁 9 座，破坏公路数千千米、电线杆 100 余根，平毁封锁沟近百千米。
第二军分区第四团 8 月中旬，伏击从五台县城开往柏兰镇之敌，阻击从横岭增援狐峪沟之敌；第二十六团伏击从盂县城开往卜社之敌石察绥支队在白水岭袭击搜山之敌；第十九团袭击上社之敌等，均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第三军分区于 7 月底至 8 月 9 日，展开了破路、填沟和收割敌电话线活动，并主动打击敌人，先后进行大小战斗 20余次，歼敌 107 名。
第四军分区于7 月下旬至8 月初，进行大小战斗 24 次，歼敌 330 余人。
8 月 13 日，敌人的“铁壁合围”大“扫**”开始了。这次大“扫**”，日伪军集中了 70000 余人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分进合击”。
敌军以 20000 余人，分别从正太路西段和同蒲路北段的灵丘、五台、代县、繁峙等地出动，由西向东，进占冀晋两省边界的上寨、下关，高洪口、柏兰镇、上至娘子关各点，控制恒山、五台山主峰，居高临下，逐步压缩。
欲将我第二军分区和其他军分区割裂，并沿线建立据点，不断对我进行“扫**”、“清剿”，同时向平汉线以东我第七军分区投入万余兵力，进行佯攻，使我造成错觉，以隐蔽其主攻方向，妄图将我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合围在长城两侧加以消灭。
面对敌人的疯狂“扫**”，晋察冀各部队遵照上级的指示，一面化整为零，适时分散、隐蔽，与敌人周旋，一面采取广泛的游击战，运用伏击、阻击、袭击等手段，积极打击进犯之敌。
在此期间，敌人曾数度寻找我第二军分区第十九团、第二十六团决战。我第十九团、第二十六团则避开敌主力，巧妙寻机主动打击分散之敌。
同时，我第四团在横岭、狐峪沟及门限石附近先后阻击和袭扰进犯之敌，我特务团和第四军分区第九区队在淳沱河南岸辛庄、建都口一带阻击北犯之敌，歼敌百余名我第三军分区第七区队在羊山庄歼灭小股进犯之敌 30 余名。
我第七、第九团在易县、沫水一带，结合开展地雷战，先后与进犯之敌激战 5 次，毙伤敌 150 余名由于我广泛开展游击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迟滞了敌人的进犯。
8 月 23 日至 28 日，敌人的第二步“扫**”开始。果然，这次敌人的“扫**”目标是我北岳、平西地区，运用的战术是“分区扫**”。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步“扫**”计划，晋察冀军区于 8 月23 日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主力部队按地区范围适当分散、隐蔽，极力避免与敌决战。
但可派出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机动灵活地主动出击，阻击、侧击敌人的“清剿”搜山活动，袭扰敌据点，破坏交通运输，迟滞、疲惫、迷惑、消耗敌人，掩护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
同时，加强侦察警戒，严密监视敌人行动。防止敌人突然合击。
转至外线的部队，则应积极向敌人据点和封锁线展开活动，平毁沟墙，破坏交通，牵制和分散敌人兵力，同内线互相配合，粉碎敌人的合围“扫**”。
晋察冀军区的指示下达后，各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准备。
敌人第二步合围“扫**”，首先向我第一分区所在地易县娄山地区实施了远程迁回，层层合围。
至 8 月 25 日，各路敌人向我发起猛烈进攻，先以炮火轰击，然后在飞机的掩护下，各路敌人同时向我进犯。在接近合围目标时，敌人又一路变两路，两路变四路，最后分成数十路，从四面八方直扑娄山，形成“铁壁合围”。
为了割断我友邻各区的相互支援。敌还对正太线、平汉线等，以重兵严加封锁。
然而，当各路敌人进到娄山时，我驻娄山地区的第一分区机关和第二十团、第一区队，早于 24 日夜间按照预定计划向外转移到煤斗店地区。我第三 、第六团和第三、第四区队也同时跳到了外线。
所以，当敌人到了娄山后，除了疲惫困惑之外，什么也没有捞到。
向其他地区合围的敌人，也像绿头苍蝇一样，到处碰壁。相反，我军在适时转移跳出敌人合围的同时，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在敌人对我合击时的必经之路，巧妙地进行伏击、阻击，给敌以很大杀伤。
总之，敌人在第二步合围“扫**”中，始终处在我抗日军民的夹击和打击之下，最后又以失败告终。
从 8 月 29 日至 9 月 6 日，敌人倾巢出动，又开始对我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合围“扫**”。
这一次，敌军首先对以阜平为中心的沙河两岸地区和以蓬头、小峰口为中心的平西地区，进行多纵队多梯次的大合围，企图以重兵同我最后决战，一举消灭我晋察冀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
反“扫**”以来，军区机关一直只带第一分区第一团留在中心区，这既是指挥全局的需要，也是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部队和各军分区部队跳到外线作战，打击敌人。
当敌第三步“扫**”向纵深发展时，为了指挥方便，军区机关开始由阜平县娘子神向西南方向转移，27 日夜到达马驹石村时，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当场亡 7 人。
为了进一步观察情况，军区在这里停了 4 天。
8 月 31 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除西线、北线的敌人仍在原合围地区进行反复“扫**”外，合围第一分区的敌军，分两路进到徕源县的银坊、齐家佐；合围第三分区的敌军到达阜平县的迷城、五丈湾；合围第四分区的敌军，占领了团泊口、陈庄、岔头、口头一线，并有一股敌军已绕道王快进到平阳。
这样一来，三方面的敌人，距我军区机关所在地马驹石只有 20 至 25 千米左右，平阳一路只距 10 多千米。因此，军区首长马上决定率领机关南渡沙河，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转向第四分区的西部去。
部队刚过沙河，就遇上了晋察冀分局和北岳区党委机关的队伍，原来敌人在沙河以南一线设下了层层包围圈。
了解了这个情况后，聂荣臻马上决定，由军区机关保护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再折向沙河以北。过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发现了我军，开始连续轰炸，情况显得非常紧张。
雷堡在阜平以北三十里，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个时候，侦察员的报告，情报站的电话记录，一个接一个地送到聂荣臻手里。
东面，敌人已经到达距雷堡十里的柏崖；西面，敌人已占领安子岭，距雷堡不足 10 千米；北线敌人，已进到与雷堡仅一山之隔的段家庄；南面的敌人，也到了马棚、温塘一线。
很明显，我军处在了一个东西南北都陷入敌人重兵合围的圈子里。如果只是军区机关，应付这种严重的情况，问题不是很大。
可是，眼前有边区政府、晋察冀分局、北岳区党委、分局党校、抗大二分校、北岳区党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近 10000 人，都是后方机关人员，而且带有许多行装马匹。
打不好打，你一打响，各路的敌人会立刻靠拢过来；走也不好走，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怎么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去呢！原地不动？一旦受到敌人的合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个时候，聂荣臻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敌人的飞机怎么总跟踪我们呢？马驹石第一次被炸，雷堡第二次被炸，敌人对我们的行踪捕捉得为什么这样准呢？
“嘀嘀嗒嗒”的电台呼叫声，不由得使我猛醒。哎呀！恐怕问题就出在电台上。司令部的几部电台，始终同各分区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一个台，是专门同延安联络的。
敌人很可能熟悉了我们的呼号，知道这是军区首脑机关的电台，测定了我们电台的方位，准确地找到了我军的位置，然后它的飞机就来轰炸，部队就尾随我们进行合击。
想到这里，聂荣臻立刻把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找来，向他交代说：“敌人很可能通过无线电测向，找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就给它来一个将计就计，帮助敌人坚定合击的决心。军区电台很快要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小分队、一部电台到雷堡东边的台峪把电台架起来，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罗文坊立时明白了聂荣臻的意图，他说：“给敌人继续留个空中目标，造成错觉，要它向我们几十个人合击，继续把它们拖住。”
聂荣臻说：“正是这样。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你们一定要做到：既要使敌人向你们合击，又要叫他的合击扑空；既要使敌人跟着你们走，又不能叫它追上你们。”
回到侦察科，罗文坊立即按照聂荣臻的指示，组织起一支通信、机要、侦察等人员参加的 50 多人的小分队。当大家知道了这个任务之后，莫不欢欣鼓舞，一致表示坚决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
电台的一个小鬼打趣地说：“司令员可真想得妙，用我们的电台指挥起敌人来了。”
侦察参谋廖明证，是个知识分子，他斯斯文文地接上去说：“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嘛！现在我们有无线电台，因此，司令员便从空中投下一条无形的绞索，要用电波来套住敌人的脖子。”
就这样，罗文坊率领 50 人组成的小分队，带着电台到台峪去了。
罗文坊带领的小分队，用电台迷惑敌人成功了。敌人的飞机开始轮番轰炸台峪，各路敌军也以进攻作战队形，向台峪逼近。
入夜之后，聂荣臻率领着另一支近万人的队伍，悄悄开始穿插，擦着段家庄的南山脚，在离敌人不足一里路的空隙中，从它眼皮底下，秘密迅速地向西运动。
部队一夜插出 40 千米路，路上，聂荣臻下达了军区电台停止对外联络的命令，然后继续前插。
9 月 2 日，部队终于到达常家渠。
为了不再暴露目标，聂荣臻命令各部队各单位分别隐蔽在山沟两侧的巨石下，草丛里，一律不准烧火做饭，所有电台继续停止对外联络，外台不论如何呼叫，不准回答。
有趣的是，当时敌人的北平电台广播说：“聂荣臻总部的电台已被英武的皇空军炸毁了”，“今天已是第三天听不到聂总部电台出现了”。
聂荣臻自然也非常担心焦虑，因为他明白，在严重的敌情面前，我军不能久拖不动。因为，军区的电台停止对外联络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各分区的电台，无时无刻不在向我军呼叫。此时，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一定非常好晋察冀军区的处境，各分区也要及早联系上。
事后，聂荣臻才知道，那几天，因为延安电台呼叫不到聂荣臻的部队，党中央很焦急，还派了一个电台主任带着密码，出发来寻找聂荣臻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明白，部队在常家渠不能久待，需要迅速跳出包围圈。
怎么跳出呢？
经过慎重研究后，大家决定，为使以后行动轻便灵活，各机关学校分散行动，部队进一步轻装，除分局、边区政府与北岳区党委等主要领导同志随军区指挥机关一起行动外，其余人员均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分散活动。军区机关仍按原来的计划，转向第四分区西部滹沱河两岸地区机动。
9 月 5 日黄昏，部队从山上的树林草丛中集合出发了。刚走了两三千米，便发现由阜平来的敌人正顺着大道向西开进。如果再向前进，就要与敌人遭遇，聂荣臻马上命令部队返回常家渠，继续隐蔽。
次日，部队再度出发，但情况又变了。由阜平向西运动的敌人，宿营在大道上的安子岭、东西下关、大教场一线村庄。我军穿插正要经过这一线，被敌堵塞，于是又决定原道返回。
9 月 7 日，经侦察发现，在通龙泉关方向有个小小的口子，敌人白天来，晚上就撤了。
于是，我军就利用夜间，部队与机关的数千人马，从这个口子顺利地插了过去。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进三出常家渠”。
出了这个口子，我军就跳出了敌人在阜平至五台一线设的大包围圈。
出了这个包围圈，并非就万事大吉了。聂荣臻了解到，第二分区那边还有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不走大路，穿行在荒山野岭间。
部队到达第二分区与第四分区交界的地方，碰到了第二分区司令员郭天民等人。最后，部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到了平山的蛟潭庄一带。
至此，日军动用 70000 多兵力的第三步“铁壁合围”，被我彻底突破，我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先后安全转移到了外线和深入到敌后，寻机打击敌人。
例如，第二分区、第四分区，在五台城以北伏击了由大峪口向豆村进犯之敌；第一分区侦察营在东邵地区阻击了由姚村、解村出动之敌，均给敌很大杀伤。
为了配合晋察冀军区的这次反“扫**”作战，第一二零师、第一二九师的部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命令下，也连续向敌展开猛烈的进攻。
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敌人对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铁壁合围”大“扫**”被彻底粉碎。组织指挥这次“铁壁合围”大“扫**”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
反“蚕食”与反“扫**”
1941 年 5 月 4 日，冀中部队全军上下，一片喜气洋洋，因为他们刚刚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称赞冀中部队是： “坚持平原游击战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
冀中部队能够获得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称赞，这当然是由原因的。
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华北抗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与冀西山区根据地互为依托，互相配合，沉重地打击着敌人。
从 1938 年秋至 1940 年 6 月，冀中部队先后经过了 5 次围攻、3 次反“扫**”作战和青纱帐战役。通过这些恶仗，冀中根据地终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然而，这些战争仅仅是冀中遭遇恶仗的一个序幕，至 1941 年，一场更为艰苦的战争来临了，那就是反“蚕食”斗争。
1941 年 7 月，冈村宁次接任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对冀中根据地除了更加频繁、残酷地“扫**”外，还极力推行碉堡政策，采取高度分散配备，大量筑碉建点，挖沟修路，进行分割、封锁，逐步“蚕食”，企图扩大和巩固面的占领。
敌人的“蚕食”，一般采用两种形式：一种是分散的普遍的，即依靠原有的据点，原有的兵力，逐渐向根据地推进；一种是有重点地突击某一个地区，即以较大的兵力推进 5 至10 千米，建立若干据点。
“蚕食”一般又分为 3 个步骤：第一步，秘密地进行各种准备，派遣特务侦察预定“蚕食”地区，利用我之弱点，寻求可供利用的对象，培植内奸，制造谣言，动摇人心，挑拨离间。
第二步，进行军事突击，反复“扫**，驱逐我武装部队，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残暴地烧杀抢掠，制造血腥恐怖；同时，依靠内奸，对地主富农等上层分子加紧诱降活动，直接往村里派“联络员”“成立“维持会”，成为“爱护村”为止。
第三步，以政治进攻为主深入“清剿”，实行“自首”政策，破坏我各种地方组织。建立伪政权，包括伪保甲、大乡、伪自卫团、伪合作社等政治、军事、经济组织。
面对日军疯狂的“蚕食”，冀中军民齐心协力奋起投入反 “蚕食”斗争。
晋中的反“蚕食”斗争首先是从第十军分区开始的。第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
同时，这里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
敌人把这一地区当做进攻的重点，经常驻有 10000 多名日伪军，建立了 204 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米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 3 米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百十来个村庄。
4 月 l 日，驻保定、徐水、固城、新城、安新、定兴的日伪军 2000 多人，以容城为中心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扫**”。同时，又从高碑店经新城到霸县修了公路，建立了一线据点，把本来已经非常狭小的第十军分区根据地，又做了进一步的分割。
这是敌人全面“扫**，和“蚕食”的前奏。从此，我军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受到很大限制。
6 月 10 日，日伪军 20000 余人由保定、固安、安新、新城出动，又对我第十军分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扫**”。
敌人首先将大清河、拒马河和周围的公路控制起来，建立了一些临时据点，然后向大清河东地区节节进逼，企图将我军分区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一举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