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分区领导机关和部队，在大清河东分散地同敌人战斗了 5 天，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然后西渡大清河转到了容城以西。
敌人跟踪追击，在容城以西地区又组织第二次合围。我军再次分散南下转移到白洋淀附近地区。敌人分成多股，划分区域进行反复“清剿”时，沉没渡船，严格控制各个交通路口，并设游动部队巡逻，然后以密集队形，在狭小的地面上进行“梳篦式”搜索。
每搜索一个村庄，都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地方干部和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
敌人的残酷并没有让我革命群众屈服，当时，有的群众宁死也不暴露我党我军秘密，宁愿在野外风餐露宿也不愿受敌人奴役。
留下的共产党员、地方干部、游击队员，日夜往来于星罗棋布的点线之间，潜身在青纱帐里，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在这同时，冀中其他几个军分区反“蚕食”斗争也很激烈。津浦线方面的敌人由东向西，“蚕食”子牙河以东的大城、青县、献县、交河地区。保定的敌人由北向南，“蚕食”高阳、新安、清苑、张登地区石家庄的敌人分别由西向东，“蚕食”平汉路以东溥沱何、沙河之间的莫城、无极、宁晋、赵县、栗城地区。石德线、沧石线敌人分别向南北两侧扩张。
这些地区，地理环境要比第十军分区好些，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坚实，人民武装已经普遍建立起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较巩固。
因此，敌人向这些地区“蚕食”时，当即遭到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有力反击，同时还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顽强抵抗。敌人每“蚕食”一小块地区或者一个村庄，都得经过较长时间的反复争夺。
在极为剧烈紧张的反“蚕食”斗争中，群众性的游击战有了很大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地雷战，地道战和利用河湖港汉，开展水上游击战，给进犯之敌以狠狠打击。
据不完全统计，冀中地区反“蚕食”作战 1100 多次，毙伤俘日伪军 14000 余人，缴获各种炮 13 门、轻重机枪 27挺、长短枪 1700 余支。
尽管如此，在 1941 年，敌人‘蚕食”还是取得一定的结果，他们据点增至 1026 个，封锁沟增至 1765 千米。在被“蚕食”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冀中根据地基本区的面积和人口减少了约 2／3。
日军的贪婪是无限制的。当时的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敌人“蚕食”至一定程度，必然要发动大规模的“扫**”。
为了坚持平原根据地，迎接更严重更残酷的斗争，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聂荣臻个人，曾指示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要他们结合反“蚕食”斗争，认真做好反“扫**”准备。
在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下，冀中部队普遍拟定了反“扫**”方案，接受北岳区反“扫**”的经验教训，将部队和机关适当分散，增加机动性。同时，为分散活动的部队划分了活动区域，准备迎接残酷的反“扫**”斗争。
这次“扫**”，敌人集中了 3 个师团的主力和 5 个混成旅团的大部以及各地伪军达 50000 多人，并配属了飞机、坦克、炮兵、骑兵、自行车队，敌军的机动性和火力都比较强。
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用所谓“纵横合击”、“对角清剿”的办法，或故意留下空隙地区作钓饵，企图用“张网捕鱼”的毒计，一举歼灭冀中我军主力。
敌人的这次大“扫**”，因开始于 1942 年 5 月 1 日，所以也称“五一大扫**”。
大“扫**”分为 3 期：5 月 1 日至 10 日，为第一期；5 月 11 日至 5 月 15 日，为第二期；5 月 16 日至 6 月 20日，为第三期。其中，第三期又分为两个阶段：5 月 16 日至 25 日为第一阶段；5 月 26 日至 6 月 20 日为第二阶段。
这次大“扫**”日军的作战方针是：对以吕正操为司令员的冀中地区的共军主力，进行突然袭击的包围作战，摧毁其根据地。同时，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采取各种措施，以便将该地一举变为治安地区。
1 月 1 日至 10 日，敌人由北而南、由东而西，开始对冀中区压缩、封锁、包围。
这次“扫**”与过去不同，敌人并不立即深入冀中的中心区，也不同我主力决战，而是先在边缘地区反复“扫**”，稳扎稳打，逐步增建据点，形成包围圈，步步向根据地中心压缩。
当时的形势是，冀中区的边缘地带战火纷飞，而腹心地区却异常平静。这就是敌人的所谓“诱导圈”，企图把冀中所有部队和领导机关，全部诱迫、压缩到中心地区，然后再收拢包围圈，一举歼灭。
冀中区的领导同志识破了日军的这一阴谋，针对其企图，作出了主力部队避开敌人锋芒，先机转移，挺进敌后的部署。
但是，我冀中部队对敌人这次动用重兵，进行如此规模的围攻“扫**”，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资上，都是准备不足的。主力外转的安排还未实现，敌人的“扫**”就进入了“连续合击”的阶段。
5 月 10 日，我警备旅第一团第二营，在深县护驾池村遭到四五千敌人围攻，并有敌装甲车坦克、飞机助战，我第二营与敌人展开村落战，顽强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 300 多人，我仅伤亡 40 余人。
在我军积极与敌人周旋的时候，冀中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斗争。
5 月中旬，敌人在“扫**”中进攻定县北盯村，遭到县大队和群众武装的沉重打击，并破坏了敌人在沙头围修炮楼的计划。因此，北盯成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5 月 27 日 6 时许，日军第一一零师团驻保定的第一六三联队主力，连同安国、定县敌人，共 200 多人，在联队长上坂雄率领下，包围了北盯村，接着，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驻北叮村的县大队和群众武装，在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下，沉着应战，坚守村沿工事，打退敌人 3 次冲锋。
下午，我方依托地道与敌逐屋争夺，先后毙敌五六十人。最后，敌人冲进村，挖开地道，施放毒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用军犬撕咬活人，把人填入井内。
但北盯村人民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是杀不完的！”视死如归，光荣殉国。
不久，日军驻定县东车寄据点的黑田，又纠集了定县、安国、伍仁桥等 20 多处据点 3000 多日伪军，对沙河两岸村庄的群众进行了血腥镇压，先后在西叮村、王褥林、齐家庄等 32 个村庄，杀害群众 1189 人，还抓走群众 2000 多人。在“五一大扫**”中，日伪军经常轮番突然包围村庄，把全村群众集中到广场上，男女老幼分别站队，威逼指认八路军和抗日干部；供认不出，就灌凉水、压杠子、刺刀挑、火烧、军犬咬、装入麻袋摔等各种凶残手段，直至折磨死。同时，挨户搜查，奸污妇女，抢劫财物，抓浦壮丁充当伪军或服劳役。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人民群众总是舍死忘生地保护我党的干部和战士。当时，许多青年妇女往往把我们的干部、战士、游击队员认作自己的“丈夫”兄弟”、“姐妹”，有的老太太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也要保护我党的干部。
因为遭遇到冀中军民的强烈反抗，日军的“扫**”进行的颇不顺利。
5 月 11 日起，敌人以捕歼我主力部队为目的，开始连续合击，反复“扫**”。当时，冈村宁次还亲自坐着飞机，在冀中上空飞来飞去，指挥着向根据地中心区的围攻。
敌人每次合围，几乎都有五六架飞机配合，采取多路并进的拉网战术，兵力梯次配备，纵深很大。一进入根据地腹心地区，便全面展开，逐村“扫**”，步步为营。因为平原地区交通方便，只要一路与我军接触，其余各路便蜂涌而来。日伪军为了捕歼冀中主力部队，将它的兵力划分为“封锁部队”与“扫**部队”。其中，“封锁部队”数量相当大，专门担任“封锁”任务，形成所谓的“铁环阵”。
这样，就隔绝了冀中区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隔绝了冀中部队与其他部队的配合，使他们回旋困难，不能互相支援，形势异常严重。
但是，从敌情分析，敌人合围我主力部队，事先并没有明确目标，而是发现哪里有八路军，就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这样，所谓的“铁环阵”还是有空隙可钻的。冀中的大部主力部队，就这样依靠良好的群众条件，抓住敌人的空隙，胜利地从“铁环阵”中突了出来。
当然，仍然有一些部队外转不成，陷入敌人合围的纵深之中，在万分险恶的情况下，不得不浴血苦战，受到了比较严重的损失。
面对空前残酷的大“扫**”，冀中军民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那种临危不惧的战斗气势，那种宁死不屈的英勇行为，都可称为抗战史上的光荣一页。
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中，共作战 270 余次，毙伤敌 10000 余人，粉碎了敌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但我损失也十分严重。
作战中，我冀中部队伤亡也非常严重。冀中军区部队减员 46.8％ ，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冀中主力部队 10 余个团，有的到北岳区，有的刻冀鲁豫区冀中只留下一个第二十四团，还是个小团。各县、区的游击队仅能在少数村庄活动，各军分区留下的少量部队也仅能在本试很少儿小块地区隐蔽活动。
作战中，部队指挥员伤亡了，下级自动出来代理指挥。有些部队一次再次地被敌人冲散，又一次再次地集结起来。有的部队一时找不到部队，临时遇到哪个个单位，就和那个单位在一起战斗。有时候，几个单位的零散人员碰到一起，就主动组成一个新的战斗集体。
当然，不管环境多么险恶，生活多么艰苦，冀中部队的战斗意志十分坚定。
尤其是 6 月 9 日那天，几个不同建制单位的 200 多名干部战士，临时汇集在深泽县北宋庄，成功地进行了村落防御战，连续击退日伪军 2500 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日伪 400多人。战斗从白天至黑夜，坚持了 14 个小时，最后胜利突围。
反“扫**”之后，敌据点增至 1635 个，公路增至 6000千米，封锁沟增至 3000 多千米，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 2670多个小块，形成“ 格子网状”。
很显然，冀中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和困难的阶段。下一步冀中部队该怎么办？
其实，根据冀中区斗争形势的变化，八路军总部早在 5月中旬就发出指示：为了长期坚持冀中，某些地区要改变斗争方式，减少损失，一部分主力部队，与其被迫撤退，不如先机转移山区。
当冀中形势显著恶化以后，6 月 4 日，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作出决定，只留一部分基干团和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其余机关和部队则离开冀中区分别外转。
离开亲手开辟的根据地，冀中同志们的痛苦心情是难以抑制的，挥泪告别了冀中的父老乡亲，抱着一定要打回来的决心，陆续向外转移。
当时，敌人发现冀中部队的行动后，就利用稠密的点线封锁、阻拦，加紧追击、堵击。冀中部队灵活穿插，避实就虚，使敌人疲于奔命。
有时，部队即便遭到合围，由于指挥处置正确，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给敌以严重杀伤之后，大部分突围成功。
虽然主力部队虽然撤离了冀中，但冀中平原上的抗日战火并没有熄灭，留在冀中的武装和广大的抗日群众，在极端残酷的情况下，在反敌连续“清剿”的斗争中，逐步成功地转变了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坚持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使侵占冀中的日本侵略军没有得到一天的安宁，继续陷在深深的泥潭之中。
这一切，都为冀中区的重新恢复创造了条件。
狼牙山五壮士谱写壮歌
1941 年八九月间，日本侵略者调集日伪军 70000 余人，向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平西根据地进行了历时 66天的大“扫**”，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开始“扫**”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代团长宋玉琳和政委陈海涵，奉命带领全团，在狼牙山麓、易水河畔活动，寻机打击敌人。
为保护军区和边区机关、首长的安全，8 月中旬，军区决定，第一团随军区机关和边区机关一起行动，在狼牙山只留下七连坚持战斗。
当时，七连的任务是，采取多种斗争方法，袭击和迷惑敌人，掩护我军主力和地方干部群众转移，并配合主力部队粉碎敌人的大“扫**”。
七连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山上开进，攀到半山腰一个稍平坦的山坡时，全连停下来，指导员蔡展鹏进行战斗动员，连长刘福山带领班、排长勘察地形，一切安排妥当后，连长带领一、三排，指导员带领二排，还有 20 多个民兵配合，从山脚到山腰，凡是敌人可能经过的山路和险要地段都埋上地雷，并选择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
在七连进行埋伏的时候，我第一团及当地群众，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
清晨，日伪军误以为我第一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 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七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伪军丢下 50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
日军指挥官深信我第一团已被围住，便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
激战中，七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为了让大部队及七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所在的六班 5 个人留下来坚守。
马宝玉坚定地说：“指导员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蔡指导员又给六班补充了一些弹药，然后带着全连向姑姑沱和菜园方向突围。
六班军政素质好，是一个响当当的尖刀班。班长马宝玉是共产党员、红军老战士，作战勇敢，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并多次参加狼牙山预备战场演习，对山上大大小小的山头和道路很熟悉。副班长葛振林也是共产党员和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同志。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不仅作战勇敢，枪也打得很准。
为了把众多的敌人吸住、顶住，并不断给予杀伤，马宝玉带领全班把连里留下的几箱手榴弹捆成一束一束，象埋地雷似地埋在敌人可能经过的险要路段上。
葛振林乐呵呵地说：“咱班长想得真周全，连鬼子的早点都准备下了，让他们尝尝这‘狼牙山牌’的地雷是啥滋味！”
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山下就响起了枪声，影影绰绰看到大约有五六百名敌军，正向山上移动。
马宝玉忙对大家说：“准备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5 个人同时揭开手榴弹盖，把子弹推进枪膛，目不转睛地盯着上山的敌人。
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又响了两声。顷刻间，响声隆隆，烟尘四起，一个个敌人随着硝烟飞上了天，又摔进山谷里。
硝烟过后，敌人战战兢兢地向山上爬来。伪军在前面开路，日军随后，似一条长蛇顺着山路蠕动。
只有二三十米了！
“打！”马班长猛地挺起半截身子，把手榴弹狠狠地投向敌人。紧接着，其他 4 个人的手榴弹也一齐飞向敌群，手榴弹带着战士们的愤怒，在敌群中猛烈地爆炸着。
“同志们，快！跟我来！”马班长料到敌人定会用炮击来报复，所以迅速带领全班向“阎王鼻子”转移。
“阎王鼻子”是通往狼牙山顶峰棋盘陀最险要的地段。从“阎王鼻子”到棋盘陀，只能用手指和脚趾抠住长在石缝里的小树，攀缘而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悬崖。
“轰！轰！”果然不出马宝玉所料，敌人开始向山上炮击。大概是敌人摸不清山上的虚实，以为山上埋伏着千军万马。因此，炮击很猛烈，一刹那间，“阎王鼻子”等几个山头浓烟滚滚，土石四溅，硝烟弥漫。
密集的炮火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炮火停止，硝烟渐渐消散。六班 5 位战士抖掉满身灰土，睁开眼睛四处察看敌人的动静。
马班长关切地问：“同志们，没伤着吧？”
副班长葛振林一边摆弄着手榴弹，一边不紧不慢地说： “要咱死，可不那么简单，我还要亲眼看看日本鬼子怎样投降，亲眼看看新中国呢！”
胡德林、胡福才也风趣地说：“炮弹可能长了眼睛，见到咱八路军都绕道走了。”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们一边说笑，一边把手榴弹、滚雷、石头，一排排放在阵地上，准备再次迎击敌人。
这次敌人变换了战术，不再一窝蜂似地向上冲，而是分 5 路进攻。敌变我变。马班长命令全班每人对付一路，要尽量放近打。他们每人死死盯住自己要打的那路日军，心里默默地估计着：“ 50 米、40 米、30 米…… ”
“打！”马班长的手榴弹“哩”的一声飞了出去，正好打在他这一路敌人的中间，把一个挥舞洋刀的日军军官和一个机枪手炸倒。
其他同志也向敌群投弹、射击。
刚刚进入“阎王鼻子”的敌人被打情了，他们上不来也下不去。前面的被打倒，后面的也一连串跟着摔下悬崖见了 “阎王”。
几个人一起把敌人往山上引，当到达一个山坡的拐弯处时，马宝玉突然停下来，看了看地形，然后对大家说：“为了使转移的战友和乡亲们的安全更有保障，我们在这里再给敌人摆一个战场。”
大家立刻分散隐蔽在乱石和草丛中，揭开了手榴弹盖，摆成一溜，等待敌人的到来。敌人两次进攻失利，又摸不清我山上有多少兵力，所以再也不敢横冲直撞了。
只是一会儿用机枪扫射，一会儿用炮轰，一会儿又用少数兵力轮番冲击，企图寻找能攀登上山的道路。
我六班战士们心里明白，唯一上棋盘陀的路我们扼守着，让敌人慢慢找吧，只要靠近了，我们就送他们“回东洋”。
敌人号叫着，向山上冲来，马宝玉立即命令：“葛振林、胡德林负责正面阻击，宋学义、胡福才随我到左边侧击。”
“打！ ”5 个人同时开火。
马宝玉一枪一个，弹无虚发葛振林也不示弱，每打一枪，都要大吼一声：“哈哈，小鬼子，尝尝八路军的厉害吧！”
“来吧，上来多少，我们收拾多少！”宋学义的子弹不多了，他抡起手榴弹狠狠地抛向敌人。胡德林和胡福才脸绷得紧紧的，一枪一枪地瞄准敌人射击。
就这样，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越打越勇，接连打退敌人几次进攻。
马宝玉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抬头看看太阳，估量时辰已过了 12 时，便下命令：“撤，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但他刚迈出两步突然又停住了。他望了望棋盘陀顶峰，又望望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心想，眼下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向南，一条向北。向北是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到部队。
可这样，敌人也会马上跟来，会给转移的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造成威胁。
向南，是通往棋盘陀顶峰的路。到了顶峰，三面都是悬崖绝壁，上去后再往其他地方转移就困难了，在这生死关头，该走哪条路？
马宝玉毫不犹豫，带领全班向棋盘陀顶峰攀去。走了不远，他们遇到山下峡谷王庙子村的中年农民冉元同，他是在战斗打响后，背着我军一位伤员上山隐蔽的。
谁知，当他把伤员安置在一个山洞隐蔽起来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为了把敌人引开，他跑上了狼牙山。马宝玉关切地对老冉说：“老乡，敌人追上来了，快找个地方藏起来。”老冉也关切地对马宝玉说：“前边有个山洞，很安全，快跟我进去躲躲。”
“谢谢，我们还要打鬼子。”
马宝玉谢绝了老冉的关心，又带全班继续向上攀登。 太阳还有一竿子高，六班战士登上了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敌人也像一群疯狗似的跟了上来。
怎么办？马宝玉沉思了一下，果断决定：“抢占牛角壶！”牛角壶位于棋盘陀的右侧，异常险要，一对尖刀似的山峰直插云天，活像一对牛角。
“马班长，去不得，那是绝路！”紧随六班的冉元同焦急地喊着，“快！往山梁左拐，那里有一条小路可以绕到山背后。”
六班战士们再次谢绝了老冉的关心，抓住石缝里伸出来的小树、踏着突出的岩石，继续向牛角壶攀登。
敌人紧紧追上来了，马宝玉瞅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说：“在这儿顶一阵子！” 于是，5 个人忙隐蔽在乱石和草丛中，做好战斗准备。
“砰！”一声枪响，马宝玉的“38 大盖”第一个“发言”，一个端机枪的敌人往后一仰倒了下去。紧跟在后面的两个敌人正要俯下身去扶。
“啪！啪！”宋学义一个点射，两个敌人又一齐倒下。稍停片刻，看样子是敌军的一个小头目，拿着一面小旗晃了几下，紧接着下面又上来 30 多个敌人，在一棵松树下架起了一门小炮，东侧还有一挺重机枪，朝着六班猛烈射击，半人高的山草被打着了，大火弥漫，硝烟滚滚，熏得眼睛直淌泪水。
葛振林的棉袄被烧着了，他连扣子也没顾得解，使劲一撕脱下来扔掉。
敌人的第四次冲锋又被击退。就在这时，山峰脚下又集结了 100 多敌人，还有两架敌机呼啸掠过山顶。之后，山脚下的一群日伪军又往山上冲来。
马宝玉率领全班奋力登上了牛角壶之巅。他们抬头仰望，蔚蓝的青天，飘浮着朵朵白云，向四下看去，三面万丈悬崖，一面是刚才走过的小路，沿途已堵满了日伪军。
“副班长，还有手榴弹没有？”胡德林问。
葛振林一摸，没有了。班长和宋学义、胡福才摸了摸也没有了。
敌人向顶峰爬来了，马宝玉吸了一口凉气，狠狠地扣紧38 式枪的扳机，子弹没有了。葛振林拉开枪栓，枪膛里也空空的。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摸了摸子弹袋，也都打光了。
突然，胡福才从草地上捡起一枚手榴弹，他正准备投向敌群，被马宝玉夺了过来，用牙把手榴弹盖咬掉，拉出了半截弦又按进去，然后别在腰间。大家明白，这是班长最后的一着。
葛振林搬起一块 10 多千克重的石头，狠狠地向敌人砸去，正好击中一个日军的天门盖。
“好啊，砸吧！”全班一齐举起石头，向冲上来的敌人砸去，霎时间，敌人号叫着滚下山。
不一会，身边能搬动的石头用光了，敌人在督战官的威逼下又爬了上来，眼看快要到六班跟前。
敌人狂叫起来：“抓活的，抓活的！”
马宝玉从容地从腰间抽出那枚手榴弹。大家明白了，都自动向班长靠拢，昂头挺胸，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越爬越近。几个日军已经爬到断崖边，“哇啦哇啦”直叫：“八路的，快投降吧，优待优待的。”
马宝玉看着凶狠残暴的日军，听着这鬼哭狼嚎的声音，民族仇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他拉掉手榴弹弦，大吼一声： “他妈的，老子优待你们一枚手榴弹！”
随着“轰”的一声，几具日军尸体滚下深谷。这时，敌人已知道我六班战士弹尽路绝，所以又组织兵力向峰顶逼近。
马宝玉毫不畏惧，立即带领全班撤到悬崖边，坚定地对葛振林说：“老葛！我们牺牲了，有价值……光荣……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当俘虏！”
葛振林深知班长的意思：5 个人中只有他和班长是共产党员，应该做出榜样，他说：“人牺牲，枪也不能叫敌人得到。”
话没有说完，山崖边已经有敌人的钢盔乱晃了。马宝玉随手抡起那支从日军手中夺过来的“38 大盖”扔下山谷。葛振林举起手中的枪往石头上摔去。宋学义、胡德林和胡福才也喷着泪水举起心爱的枪，狠狠地摔坏扔下山崖。
把枪扔进深谷，马宝玉与葛振林交谈了几句，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匆匆写了几行字，**地对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说：“同志们，我和葛振林商量了一下，认为你们入伍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通过这次战斗，证明你们都已具备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所以，我们俩介绍你们 3 个人入党。这是我俩写的证明，将来同志们找到我的尸体，在我衣兜里发现这证明信会吸收你们人党的。现在让我们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党的无限忠诚吧！”
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听着马宝玉那充满深情的话语，不由得心潮翻滚，激动不已。
崖下又传来了敌人的嚎叫。马宝王从容地整了整军帽和八路军臂章，然后，像每次向敌人发起冲锋时那样，大喊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第一个纵身跳下悬崖。
接着，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和宋学义也一个一个跳了下去。
隐藏在山洞里的棋盘陀寺庙的李老道和隐蔽在一旁的冉元同，看到了这一切。他们还看见日军爬上崖头后惊呆了，与其五六百之众激战一天的八路军，仅仅 5 个人！
5 位英雄战士跳崖后，班长马宝玉、战士胡德林、胡福才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负了重伤，后在战友和乡亲们的援救下返回连队。
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第一分区，传遍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司令员在军区一次会议上，高度评价了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行为他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我们要继续下去，发扬光大。”
为纪念和表彰 5 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主峰建起了纪念塔。
聂荣臻元帅亲笔题词：
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
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1942 年 9 月，冀中的天气逐渐转凉了，绿油油的树叶，也开始一片片的转黄，原野上的大豆一片金黄，一个金色的收获季节即将到来。
然而，这个时候，无论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还是与日军作战的我晋察冀根据地战士，心里都没有丝毫即将迎来金秋的喜悦。因为自从敌人实施大“扫**”之后，冀中根据地的形势变得极为困难起来。
日军“五一”大“扫**”后，我抗日军民伤亡很大，根据地面积丢掉很多，冀中抗战形势急剧恶化。
这个时候，敌人变本加厉，更加强化了“总力战”，采取、点、线、沟、墙相结合的堡垒政策。村村建立伪政权，加强特务组织，扩编伪军，大肆抢掠，实行奴化教育。
当时，日军还狂妄地断言：冀中地区的游击战火必将扑灭，冀中百姓只能在太阳旗下当顺民，冀中平原定可成为“王道乐土”、“理想的粮仓”！
其实，当时遭遇困难的又岂止冀中一个地方，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维持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对我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惊夺。他们妄图把华北建成所谓 “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自然成为他们的掠夺重点。
为此，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接连发动了第四、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和北岳区，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复“扫**”。
敌人所到之处，房屋被烧，庄稼被毁，牲畜、粮食和人民财产，被抢掠一空，人民被惨杀者不可胜计。
同时，敌人还在边区内外修筑了数万里铁路、公路、封锁沟墙和数千个据点、碉堡，制造了上千千米“无人区”，对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和细碎分割，使边区巩固区大为缩小，财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因此，在敌人的一轮大扫**之后，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
晋察冀根据地出现的这种困难局面，自然引起了党中央、八路军总部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的重视。
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按照中央指示，晋察冀进行了全党整风运动，实行了党对军、政、民系统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厉行了“精兵简政”，实行了调整各抗日阶级的关系的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
1943 年 1 月，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完善健全了边区“三三制”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系，使边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加强，从而团结广大群众渡过了难关。
在军事方面，一个更为大胆的计划逐渐形成了，那就是向“敌人之敌后”挺近。
这个大胆军事行动的形成，自然会有一个过程。
早在 1942 年 1 月，在晋察冀分局召开的分区以上干部会议上，聂荣臻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人对华北增兵的可能性己减少，其堡垒推进的结果，必然造成兵力土的分散配备和后方空虚。”
加之，我根据地民族战争又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上敌人孤立，我们占绝对优势。因此，我们转到封锁线外向敌后展开活动，将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很明显，从这个时候起，根据地就已经有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初步想法，只是那时候的说法是“到敌人侧后去开展游击战争”。
随着一轮大“扫**”之后，敌人以堡垒推进为核心的“蚕食”活动，对我根据地威胁很大，他们的据点、堡垒、封锁沟、封锁墙，有的一直伸到我军的腹心地区。
尽管我军每天都派出部队打击敌人，拆毁碉堡，组织群众破坏封锁沟、墙，可是日伪军不断抓民丁抢修，步步进逼，使我根据地日益缩小。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提出的挺近敌人后方显得更为必要。
当年 9 月，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会议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这次会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针对敌人在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的弱点，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
“到敌后之敌后去”应该如何理解呢？我根据地本来就处在敌后，而到“敌后之敌后”是指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的地区去活动。
按照会议要求，“到敌后之敌后去”是当时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地方部队要这样做，主力部队也要这样做。必须组织大量的游击队，向敌后展开活动，把敌人从面的占领压回据点去，在敌占区建立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以阻止敌人继续进行面的占领。
对于被分割的区域，特别是封锁沟外地区，必须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
具体实施就是，敌后活动同正面斗争相配合，平地与山地的斗争相配合，地方军与主力军相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斗争的关键则在于，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敌后站住脚，打破敌人单方面向我“蚕食”推进的局面。
在冀中根据地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冀中区的恢复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部队，在寨北会议后，组织了多支武装工作队，深入敌人统治的村庄，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开辟和恢复根据地的工作。
当时，冀中我党我军正确地掌握了对敌斗争要求上的高度坚定性和策略上的很大灵活性，既敢于在敌重兵围困下，为保卫群众利益，坚决打击敌人，又讲究战斗的艺术，坚持打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
首先打击四处抓丁、抢掠、**烧杀，对群众危害很大的小股敌人。打击小股敌人的办法主要采取“挑帘战”、“院落伏击”和“捕捉战”等。
每当夜幕降临，身穿“夜行衣”、矫健如飞的游击战士，如从天而降地出现在敌人面前，常常一枪不发就解决了战斗。白天，以屋内院内作战场，坚决打击穿堂人户的敌伪军。
等敌人掀起门帘时，隐伏的战士突然跃出，大喝一声，就使他们束手就擒，或叫他们在刺刀和木棒下丧命。
当时，还广泛地展开捕捉战，零散活动的敌伪军进得来，回不去。
这种群众性的小型的歼灭战，使敌人无从知道藏何处，而又防不胜防，迫使小股之敌不敢到处横行这样也就直接地保卫了群众的利益，锻炼了群众武装，又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武装了群众。越打，群众的斗志越高，力量越大。
用敌人的拳头敲敌人的脑壳，是冀中人民对日军斗争的又一个精心杰作。当时，日军企图利用伪军、伪组织巩固它的统治，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但由于发挥全民力量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伪组织，逐渐把大部分伪军和伪组织都置于控制之下。许多伪组织成了“白皮红心”，表面支应敌人，实际掩护抗日斗争。
当日军“清剿”时，“村长”用“殷勤招待”、“主动引路”的办法，掩护我军安全地转移或隐蔽；巡更员“平安无事”的喊声，成了我夜间活动的小分队突袭敌人的信号。
我军经常通过“联络员”侦察敌人内部情况，向敌人假报情报，制造战机。许多伪军成了抗日的两面派，在封锁线两旁的伪军，有些反而被我利用监视日军的活动，使我军能在敌占区畅行无阻。
由于冀中军民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善于把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粉碎了日军 “以华制华”的阴谋，星罗棋布的敌堡陷于我人民的海洋之中，形成一个个的孤岛，使敌人处处挨打。
日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又采取“驻屯清剿”的手段，调集重兵，重点突击我游击战争最活跃的地区，企图根绝八路军和一切抗日力量。
在粉碎日军“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创造的地道战，大显神威。“五一”反“扫**”前，冀中人民就挖了许多土洞和地窖坚持斗争。“五一”反“扫**”后，随着斗争的日益残酷，党领导人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发展成家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
村落地道再向四野延伸，与邻村的地道衔接起来，构成了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地道内设有许多秘密瞭望孔、射击孔，可以眼观四方，枪打八面。
有的地道挖成上下两层，平行几条，可以上下翻，左右翻，既利于隐蔽转移，又便于出击歼敌。
许多地区还把发展地道与改造村落相结合。在村的四周筑起围墙，在村内用墙堵塞街口，临街的房屋垒起夹墙，层层构筑工事；在坚固的高房上构筑房顶堡垒，各幢房屋之间架搭天桥，互相连接。
各家掏墙连院，构成了房顶地面、地道和村沿、街内、院内纵横各三层的交叉火网，再以野外地道为纽带，把村庄、野外、地道组成了一个连环的“立体”的作战阵地。
敌攻我一村，各村即予支援，展开村落连环战，陷敌于层层包围之中还可以依托四通八达的野外地道封锁敌人的岗楼，实行“堵门伏击”。
饱尝地道战苦头的伪军，企图以优势兵力和装备，焚毁我村庄，捣毁我地道。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
著名的“斧头战”，也使日军闻风丧胆。我军曾利用敌人抽派木匠修碉堡的机会，让部队人员化装成木匠，带着锋利的斧头进入敌碉，抓住敌人晚上不敢睡觉要在白天睡觉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斧砍杀熟睡的敌人，夺占碉堡。
化装袭击的运用更是奥妙无穷。利用敌人的各种矛盾和弱点，有时化装日军袭击伪军，有时化装伪军袭击日军，有时化装这一部分日伪军袭击那一部分日伪军，使敌人真假难辨，经常中计。
当时，我军曾以化装出殡的妙计巧歼日军，在特制的棺材里藏着机枪，部队人员化装成抬棺材的，穿孝袍送殡的……为敌人摆下迷魂阵。突然一阵猛打，将敌全歼。有时化装娶亲的，诱敌出碉，将之歼灭。
冀中根据地还广泛地利用我在伪军、伪组织中的“内线”关系为内应，采取里应外合的手段袭击敌碉。有的则趁我军胜利的声威，对孤立、动摇的敌人据点碉堡，采取政治攻势配合军事围困、威胁，将敌逼退或消灭。
在青纱帐季节，各地游击队更是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使日军惊魂未定，风声鹤映，草木皆兵。
从寨北会议至 1943 年年五六月间，冀中部队在平原上作战 400 多次，毙伤日军 1900 百多名、伪军 2000 多名，恢复整顿了各级组织，发展和壮大了武装力量。
同时，我军的小部队和党政干部已能在冀中区 4／5 的区域里活动，各项工作已经渗透到敌占城镇和伪军伪组织内部，不仅熬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把平原的斗争坚持了下来，而且形势不断向前发展。
这样一来，疯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又深陷在冀中人民游击战争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北岳区，当时，北岳区主力部队的 1／3 至 1／2 的兵力，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
要到敌后去，首先要通过“封锁沟”，穿过“封锁墙”。敌人的“封锁沟”一般深达五六米，宽 4 至 9 米，“封锁墙”高 7 至 10 米。沟内、墙边设有地雷和其他障碍物，间隔有据点、碉堡，由日伪军日夜把守，一有情况就发警报，用火力封锁或出来袭击。
但是，由于我军事先周密侦察，同时发动群众报信带路，就使敌人如聋子瞎子，沟墙起不到作用。
至 9 月中下旬，我北岳区几十支武装工作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我军的工作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宣传队。他们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通过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以瓦解伪军。
他们还抓汉奸，做群众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了抗日的火焰。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武装袭击和宣传工作，日伪军越来越孤立，日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普遍受到极大震动。
这时的日军，已不同于侵华战争初期，许多士兵是强征来的，新兵比较多，没有受过严格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用日语向他们喊话，讲些道理，还是能起作用的；而伪军和伪组织人员，死心塌地为侵略军卖命的只是少数，我军的活动，促使他们更加恐慌或转而向我们靠拢。
在我北岳区武装工作队的打击下，1943 年初，日本侵略军的“蚕食”政策，被迫由“逐步蚕食”改为所谓“跃进蚕食”，就是拼凑一两千人，突然分进合击我兵力比较薄弱的地区，占领后，立即突击筑堡固守，达到“蚕食”边区的目的。
可是，因为敌人兵力不足，我军经常乘敌立足未稳，给予袭扰打击，在人民群众的广泛配合下，经过三四个月的斗争，日军的“跃进蚕食”计划也宣告破产了。
经过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共收复和开辟了 1000 多个村庄，其中许多是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或隐蔽根据地，北岳区就出现了“敌进我进”的新局面。敌人的“蚕食”推进计划被制止住了，成功扭转了从 1941 年敌人进行“蚕食”破坏以来的被动局面。
在冀东地区，这一地区在“扫**”时，我军受到的冲击很大，被迫向长城一线山区转移。
接到寨北会议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指示后，冀东部队一面继续向东北部方向发展，一面组织多支小部队，采取各种方式重返冀东腹地——丰润、遵化、迁安、滦县等地，开展反“清剿”、反“集家并村”和开辟新区、恢复基本区等一系列斗争。
经过反复较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恢复和开辟了一些地区，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察根据地。
就这样，“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冀中和冀东 3 个战略区，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经过这轮向“敌后之敌后”挺近后，我军扭转了敌人实施“封锁”“蚕食”后的被动局面，恢复了部分根据地。
后来，这一方针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赞同。
彻底粉碎大“扫**”
1943 年 9 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其第二十六、第六十三、第一一零师团大部，第六十二师团及独立第一、第二、第三混成旅团各一部和伪军共 40000 余人，采取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战术，对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的北岳区，开始了历时 3 个月的“扫**”。
这次“扫**”被认为是历时最长、最野蛮、也是最后一次的“毁灭扫**”，又被称为是“北岳秋冬大扫**”。
而就在不久前，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第三次反共**，准备以 40 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
情况非常危急，7 月中旬，晋察冀军区接到党中央命令，派吕正操率 6 个团开赴晋西北担负保卫中央的任务。
8 月 1 日，党中央又通知聂荣臻，准备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并决定由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由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
同时，根据中央精神，根据地决定将北岳、冀中两区党委取消，工作集中于晋察冀分局；原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合并于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由军区直接指挥。
为了迎击敌人的这次大“扫**”，萧克等人一面布置战前准备工作，一面研究制订反“扫**”的作战方案，决定仍采取内线同外线结合、主力同民兵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
为此，军区划分了内外线部队的活动地区及物资掩蔽地区、补给地区和内线部队应控制的制高点；为了加强了情报工作，军区把重要的电话线路更多地改成了隐蔽线路；设立了宣传站，印制宣传品；正规军连队还组织了飞行射击组和飞行爆破组，民兵进行侦察编组和爆破训练。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和秋收、秋耕、秋种的各种准备。
至 8 月底，北岳区全体军民，包括 40000 多部队和 18 万民兵，对敌人每年都要进行的“秋季扫**”，都已严阵以待。
但就在准备反“扫**”期间，代司令员萧克突然身患重病，整天高烧不退。聂荣臻去延安时，还以为萧克的病会很快好起来，但到反“扫**”开始时，萧克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了，所以这次反“扫**”大多是由程子华和唐延杰负责组织和指挥的。
敌人这次大“扫**”，先从平北开始。
8 月 8 日，敌 6000 多兵力突然向平北根据地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进攻来得突然，平北党的领导机关和部队仓促应战，一度呈现混乱。
但他们很快调整了部署，由被动转为主动。
至 9 月中旬，“扫**”平北的敌人在我军的打击围困下，大部退出了平北中心区。
北平“扫**”最多只能算是这次大“扫**”的前奏，紧接着，敌人对北岳区的所谓“毁灭扫**”，终于正式开始了。
9 月 15 日，日伪军近 20000 人分别由保定、石家庄、阳泉、五台、张家口、宣化等地出动，以奔袭动作，很快占领了我根据地的松山、蛟潭庄、唐梅、会口、下关等地。
9 月下旬，敌人深入北岳区地区后，除四处“搜剿”外，还以飞机在空中侦察，发现哪里有我军的踪迹，就进行轰炸，地面部队立即前往合围。
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部署是，以 1／3 的兵力转到外线，从侧翼打击日伪军；将 2／3 的兵力留在内线，以连为单位分散配置，同民兵结合，开展游击战，消耗和疲惫敌人。
当时，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地区，是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军工厂也设在这里。敌人人进入根据地后，主力就朝着这三条河流之间的地区突击。
25 日，日伪军侵入根据地腹地进行重点“清剿”。日军30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围攻驻神仙山地区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军区后方机关和部队。
当时，病重的萧克代司令员和其他军区首长转移到了神仙山。神仙山地处沙河、唐河、滹沱河之间，位于阜平城北约 30 千米。神仙山主峰奶奶尖海拔 1800 米，兀立在群山之间，地势险要，日寇历次“扫**”都不敢轻易进入。
神仙山在军区划分防区时，属第三分区防地。萧克在神仙山养病时的警卫都由第三分区负责。但这里北邻第一分区，反“扫**”一开始，第一分区第一团政委亲率一个连来担任警卫。
敌人围攻驻神仙山地区时，第三分区政委王平等人很关心萧克等人的安全，经常向萧克等人通报敌情。
一天晚上 22 时，王平打电话给萧克，说敌人将分四路围攻神仙山，让萧克等人当晚就要离开那里。
至此，敌情完全清楚了。王平最后的电话中说，敌人将在拂晓前形成对神仙山的战役包围圈，情况十分紧急，萧克等人在拂晓前必须突出去。
当时，萧克还发着 39 度的高烧，医生、护士提出让萧克坐担架走。萧克说：“坐担架走山路很难，行动迟缓，拂晓前出不去；骑骡子天亮能突出去，还是骑骡子。”
就这样，夜色中，萧克等人从敌诸路分进的间隙中，悄悄地向外线插去。当时，侧面一两千米处敌人的哨兵在烤火都能看到。拂晓前，萧克等人终于顺利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在萧克等军区首长成功完成转移的时候，我军对敌人的反“扫**”也在同时进行。
当时，第三军分区第四十二团 4 个连凭险扼守，经 12昼夜的作战，毙伤日伪军 200 余人，将其击退。
与此同时，转至外线的部队积极配合内线部队作战。在孟县侯党伏击日军，一度袭入望都、行唐城关和定县车站，攻克或拔除上陈驿、西坂村等据点 10 余处，迫使“扫**”的日军抽调 3000 余人回防。
在北岳区军民不断打击下，日伪军于 10 月上旬将分散 “清剿”的部队收缩至主要交通线上。
10 月中旬，日伪军集中主力 9000 余人在唐河、沙河、滹沱河沿岸产粮区，抢掠粮食，破坏秋收，并寻歼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在三岔、营里、旦里等地，连续打击抢粮的日伪军，掩护和帮助群众完成抢耕抢种。
在萧克等人从神仙山成功突围后，保卫神仙山的部队，依山据险，居高临下，以事先布设的地雷和机枪射击，节节抗击敌人，经过一番苦战，终于将敌人击退。在这后不久，萧克等人又返回神仙山。
至 10 月底，2000 多日伪军再犯神仙山。萧克等人与当时隐蔽在这里的机关、学校和群众一起再次转移。途中，为了能随时行动，警卫战士们天天晚上和衣就寝；马匹每到一处，只卸下马鞍稍休息一下又重新放上。
有一天，萧克等人刚刚突出包围圈，敌人便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下，蜂拥扑向神仙山。我守山的部队在外围部队配合下，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此之后，敌人的“扫**”已成强弩之末，从 11 月中旬起，日伪军的主力陆续转移到沟线外抢粮，只留下一部分在根据地内，以临时据点为依托，奔袭、合击我机关、部队，并大肆烧杀破坏，交替掩护撤退。
面对已经逐渐削弱的敌人，晋察冀军区部队采取奇袭、伏击等战术，运用地雷战打击撤退的日伪军。
12 月 10 日，日伪军经孟县、平山地区撤退，5 天内触发地雷 270 余枚，伤亡 300 余人。至此，侵入北岳区腹地之日军全部撤回五台、党城、涞源等地，北岳区的这次反“扫**”，取得很大胜利。
3 个月中，我军民共作战 5600 多次，毙伤日伪军 11000多人，攻克据点、碉堡 200 多处，一度袭入保定、望都、唐县等 13 座城镇，炸毁火车 18 列，击毁坦克、汽车 240 余辆、击落飞机一架。
此次反“扫**”后，北岳区非但未缩小，反而向察南、雁北伸展，开辟了新区。
与此同时，冀东区也实施了秋季“反扫**”作战，毙伤俘日伪军约 600 人，攻入马兰峪金矿。
这接连反“扫**”的胜利，标志着日军“蚕食”、“扫**”政策的彻底破产。从此，日军再也组织不起对边区中心区的大规模“扫**”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