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19日，在陕北延安的一个会议室的门外，地上的积雪刚刚被很多人踩踏过，部分积雪融化了，和黄色的泥泞交织在一起，并又重新结上了冰。
此时，在屋内，陕甘宁一场由边区党、政、民、学各伙食单位管理生产工作的干部举行的联席会议，正在隆重召开。
戴着眼镜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因为边区一级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几年来已经获得很大成绩，今年要在现有基础上求得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为实施反攻做好准备
1945年1月19日，陕北大地天寒地冻，起伏不平的黄土高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阳光照射在积雪上，又反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格外刺眼。
在陕北延安的一个会议室的门外，地上的积雪刚刚被很多人踩踏过，部分积雪融化了，和黄色的泥泞交织在一起，并又重新结上了冰。
此时，在屋内，陕甘宁一场由边区党、政、民、学各伙食单位管理生产工作的干部举行的联席会议，正在隆重召开。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因为边区一级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几年来已经获得很大成绩，今年要在现有基础上求得更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看着台下与会同志都兴奋地看着自己，林伯渠继续说道：“我们必须以最大的热忱和积极性参加生产。这不单是为了改善后方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保证健康的革命体魄，坚持抗日工作，同时，也是对于前线抗日的支持和配合，保证战争的供给。”
怎样来完成这一任务呢？
林伯渠说：“第一，需要总结去年的生产经验，订出今年的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立即开始实行；第二，各机关重要负责同志须亲自参加，提高大家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并领导大家努力；第三，要利用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和方法，抽调强有力的干部从事专门生产，并勖勉生产干部廉洁奉公，不贪污，不浪费。”
在林伯渠的带领下，陕甘宁边区积极发展经济，为支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实施对敌大反攻，除了要大力发展经济之外，进行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事素质，也是必需的。
贺龙刚刚上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时，他就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军分区视察。看到联防军组成部队，军事素质参差不齐，贺龙就决定对联防军进行一次大的军训。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暂时打断了贺龙司令员的计划。直至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后，贺龙才开始着手解决部队训练问题。1943年6月，酷暑刚刚向陕甘宁边区袭来的时候，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第一二零师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联防军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
贺龙不顾天气炎热，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
首先，训练要为战争服务。贺龙认为，过去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情况设想，作为训练的依据。
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
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
其次，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三倍的兵力的敌人。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
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
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的倾向和军事训练与作战脱节的现象”，并对1943年下半年的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
这次会议之后，一场大练兵运动，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开展了起来。
炎热的夏季过去了，金色的秋天徐徐到来，联防军的大练兵搞的怎么样了呢？
1943年10月，贺龙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检验联防军的大练兵执行的效果。
中央军委领导也很重视，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
毛泽东还要求，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具体说明。
这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
于是，这次高级干部会议，成为边区部队冬季练兵的良好开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贺龙把与会的高级干部编成班、排，下到操场，首先学习三大技术，统一训练要求。
贺龙说：“别人能做到的，高级干部一样能做到。毛大帅不是号召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吗？我们自己先动动手，就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也很高兴，兴趣盎然地来到操场，观看高级干部操练，对与会者的情绪鼓舞很大。
贺龙司令员历来重视练兵，他一贯认为部队训练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艺高人胆大”，训练出战斗力。
在这次军训中，他提出了“人人参加，个个都练，以技术训练为主”的冬季练兵方针，要求部队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充分调动干部、战士的高度积极性。
后来还强调，部队训练一定要严格，要扎扎实实；要提倡苦练、巧练，多练几手硬本领；要注意思想、作风、纪律的训练，全面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于是，在贺龙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个蓬蓬勃勃的以学习三大技术为主的大练兵热潮。
联防军1943年冬季大练兵至1944年3月结束，成绩显著，收效巨大。这次群众性大练兵，极大地提高了部队近战、夜战和野战的能力，提高了射击、刺杀、投弹三大技术的水平，增强了英勇、迅速、机智、顽强的战斗作风。
此外，经过这次大练兵，战士们个个勇猛顽强犹如出山猛虎，人人敢于刺刀见红，个个惯于近战夜战，部队里涌现出成批的优秀射击手、投弹能手和刺杀标兵。例如，这次第三五八旅考核的结果是：全旅步枪命中率由48.5％，提高到了90.3％，重机枪命中率达到了84％，轻机枪命中率达到了68％，山炮命中率达100％，手榴弹投掷距离由平均25米，提高到了40.69米，并创造了72米的最高纪录，刺杀和超越障碍，也都比较熟练。
对于联防军的这次大练兵，中央也是高度认可。1944年7月1日，为了迅速将联防军的练兵经验向全军推广，党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应在不妨碍战斗和生产的条件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间隙，轮番整训部队，训练大批干部，为发展军队准备条件。
7月20日，新华社专门介绍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群众练兵经验。
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联名发出《对华中整训部队的指示》，进一步明确部队整训“以练兵为中心”，并指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打破陈规，采用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在这种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各根据地领导机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相继发出了整训部队的指示和计划。
通过这次大练兵运动，陕甘宁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发展全国武装力量，实行战略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准备了条件。
也台山痛击国民党顽军
1945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已接近最后反攻阶段。4月，苏联废除了《苏日中立条约》；5月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向盟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处在接近覆灭的境地。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支持，积极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企图夺取关中，威胁延安，牵制八路军开赴日军后方扩大解放区。
按照上级命令，7月10日，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从驻地出发；7月24日，旅直率第七一五团、第八团从驻地出发，踏上了新的征程。
久久盼望的大反攻终于来到了，广大指战员精神振奋，士气高昂。一路上，尽管骄阳似火，尘土飞扬，但是“参加大反攻，赶走鬼子兵”的歌声仍不绝于耳。“消灭鬼子立功劳”，成了广大指战员共同的心声。
7月26日，当部队进到清涧、延安、甘泉一带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令第三五八旅停止向晋西北开进，回师关中，反击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进犯。
原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在美国政府侵华政策的支持下，妄图牵制边区部队东进，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从7月15日至19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了11个师，集结在陕甘宁边区边境的淳化、耀县、旬邑等地域。
7月21日，分兵三路向我关中分区发动进攻。
我关中分区军民英勇自卫，战至27日晚，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终因众寡悬殊，撤出了爷台山阵地及其以西的41个村庄。
爷台山，位于关中分区的分界线上。这里，山岭连绵起伏，像一条铁臂一样，横卧在边界上，成为关中分区的天然屏障。这座山，山势巍峨，是周围群山的主峰，是屏障的门户。国民党占据它，进可以窥视延安，退可以保守西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国民党侵占爷台山以后，为了巩固这个前哨阵地，并把它建造成进一步进犯边区的跳板，派整编五十九师第三团4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排组成加强营重点驻守。
整编第五十九师师长亲自下令让他的内弟黄日升任加强营营长，坐镇指挥。黄日升立即到处抓夫，加紧构筑工事，在爷台山两侧的山头上，一字排开修筑了10多个碉堡和一部分掩护工事，碉堡之间有堑壕相通。
在主峰爷台山上，借助陡峭的山势，把山头削成两人多高的大碉堡，上面修了炮楼，四周密布枪眼。
他们还把从山头上削下来的土，从大碉体周围向外翻挖，筑成一条一丈多深，6尺多宽的环形外壕，在壕上构筑了明暗火力点。
从外壕到炮楼，上下三层工事，形成了强大的交叉火力网。
关中地区，形势危急，因此，中央才考虑急调第三五八旅奔赴这一地区。
接到中央命令后，第三五八旅旅部即令第七一六团在延安地区集结待机，旅部率七一五团、第八团经3天急行军赶到关中。
一路上，部队情绪有很大变化，欢声笑语没有了，歌声听不到了，大家默默地向前走着，偶尔也有人小声议论。
一个战士说：“这么久在陕甘宁憋了几年，一听下山，心里非常高兴，想痛痛快快打几个胜仗，早点打下太原，想不到刚走几天又回来了，也不知是怎么搞的？”
这些话引起了时任第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重视，余秋里想这绝不是个人的想法，可能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
为此，在行军休息时，余秋里找来第八团的团、营级干部，开了一个小会。在会上，余秋里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就要进攻延安了，我们还有些人一心想着进太原，党性到哪里去了？”
接着，余秋里还要求团、营两级干部亲自做思想工作，在行军休息时向广大指战员讲明关中地区的严重形势。
干部战士听说国民党反动派把枪口对准人民，疯狂进攻边区，个个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决心书、请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了各级领导的手中，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自己，用正义的铁拳痛击进犯之敌，夺回每一寸土地。
就这样，大家顶烈日、冒风雨，越过座座高山和道道河流，日夜兼程，3天行程近300千米，按预定时间赶到了爷台山附近的照金、凤凰山地区集结。
当时，敌将黄日升带着营部和四连，守卫在爷台山上。这个四连被国民党称为“常胜连”，曾在江西“围剿”红军时守过碉堡。
我军兵临爷台山后，敌第五十九师师长向这个连许愿：如能坚守3天，当官的连升3级，当兵的赏洋10000。因此，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当时，贺龙、徐向前、萧劲光、关向应等人通电全国，宣布淳化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进攻，撤返原防地；并主张组织公正的社会调查团体，考察真相。
8月2日，《新华日报》又发表了《吁请调查淳化事件真相》的社论，新华社也接连发布和报道了大量消息，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各界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首先获得了政治上胜利。
在军事方面，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为了制止内战，收复失地，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政委是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指挥部设在马栏，并抽调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第三五八旅共8个团参战。
临时指挥部决心在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全歼爷台山守敌，打击敌人的气焰。决定新四旅5个营配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警备第一旅第三团配合，消灭爷台山、老庄、宋家洼之敌，尔后扩大战果，收复全部被侵占的村庄。
第三五八旅为第二梯队，集结于凤凰山、照金地区机动，必要时可以越境作战，但不宜突出太远，得胜后迅速撤回准备打击反攻之敌。
教导第一、第二旅集结在岭湾、上珍子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并严密监视东、西两面之敌，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各参战部队在马栏集结后，临时指挥部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这次会议主要讲了我军作战意图和战役战术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密切协同，隐蔽接敌，速胜速决。
8月7日，部队从马栏出发，向预定作战地域前进。
临时指挥部也从马栏村移到距爷台山10千米的凤凰山下的免鹿村。
8月8日黄昏，我军部队向爷台山敌人前沿阵地运动，进入冲击出发阵地。
午夜时分，反击战总攻开始，各部队全线出击，向爷台山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国民党军依托工事，凭险据守，负隅顽抗。
战斗至9日凌晨4时，只新四旅第七七一团攻占孟户原、熊家山两阵地，歼敌一部。其他部队的攻击均未奏效。
为了迅速结束战斗，前线指挥部命令由第三五八旅发动进攻。旅部当即决定由八团担任主攻，第七一五团待机使用。
随后，第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余秋里来到第八团，向连以上干部作了动员。
余秋里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在葫芦河养兵700多天，今天正是我们用武的时候。这次战斗，是对我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决心的检验，是对我们大生产、大练兵成果的检验，我们一定要打好，把进犯的敌人干净、彻底地消灭在爷台山。”
在动员会上，同志们个个慷慨激昂，3个营的营长纷纷要求担任主攻的任务。
最后，我军决定以第八团第二营主攻爷台山阵地，以第三营向老庄子、宋家洼进攻，第一营为第二梯队。
第八团确定第二营担任主攻任务以后，第二营选择了大生产、大练兵中表现最好的六连作突击队。这叫“针锋相对”，敌人以固守阵地闻名的四连，碰上了我们的敢打硬仗、能攻善守、勇猛顽强的六连。
9日上午10时，进攻爷台山的战斗打响。这次战斗，第三五八旅吸取了兄弟部队攻击失利的教训，他们集中全旅的山炮3门，两个团的迫击炮8门，以猛烈的炮火压制敌人。步兵则利用炮火支援的效果勇猛前进。
攻击一开始，第二营六连在炮火支援下，利用地形隐蔽跃进，向主碉堡进逼。敌人以所有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对六连进行密集的拦阻射击，在冲锋道路的一片开阔地上，织起一道道火网。多数同志被敌火力压住不能抬头。
一班战士尹玉芬、孙正中、赵春霖，在副班长张殿山带领下，继续前进。在接近外壕时，冲在最前面的孙正中牺牲了，紧跟在他身后的尹玉芬、赵春霖朝敌碉堡甩出两枚手榴弹，敏捷地冲进了外壕。
附近工事里的敌人，又用一挺机枪把战士们压在外壕边上，冲在前面的副班长张殿山，是大生产中的劳动英雄，练兵中的模范，他摸到敌人工事跟前，猛地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滚烫发红的枪管，一使劲，把机枪从工事里拖了出来。消灭了封锁开阔地的暗火力点，六连战士全部冲了出来。
冲进外壕的尹玉芬、赵春霖正在前进，突然从右边窜出一名敌兵，赵春霖猛扑上去，一刺刀插进了敌人的胸膛。
这时，战士王世英也冲了出来。3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端着刺刀沿环形外壕搜索前进。
突然，尹玉芬发现一张木梯，他立即攀登上去，见工事里一个敌人正向我后续部队射击，他一扣扳机，敌人应声倒毙。
不一会，连长李存金、指导员肖良田带着一排、三排冲上来了。连长命令一排从西边、三排从东边搭人梯上碉堡。
尹玉芬奋勇当先，他踩着人梯，接近碉堡顶时，先往里投了两枚手榴弹，消灭了3个正在疯狂射击的敌人。接着，翻身登上碉堡顶，朝通往碉堡内的豁口连续投进了几枚手榴弹，碉堡里的枪声沉寂了。
全连冲了上来，与敌人抵近展开了白刃格斗。尹玉芬一人连续刺死几个敌人。王永泉战斗小组3人与13名敌人拼杀，王永泉一人就刺死7个。排长李振珠一人刺死3个。
战斗将近结束时，已经炸死、刺死和击毙6名敌人的尹玉芬，发现碉堡一侧的破房子里，突然窜出一个提着枪、身穿浅黄色衬衣的敌人。
尹玉芬意识到是敌军官，一个箭步窜上去，猛喝一声，用刺刀从敌人的背后戳到了胸前。经查明，他就是爷台山敌军最高指挥官、加强营营长黄日升。
这一天，爷台山主峰的每一段堑壕，都闪现着六连指战员的身影。他们端着带血的刺刀同顽抗的敌人奋力拼杀。战士们身上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溅上血迹，杀得敌人魂飞胆裂，有70多个敌人死于六连勇士的刺刀之下。
战后，不少俘虏心有余悸地说，八路军的手榴弹、刺刀真厉害。
在第二营攻占爷台山的同时，第三营在警备三团的协同下，以勇猛果敢的动作攻克老庄子、宋家洼等5座碉堡，歼敌一部。余敌狼狈逃窜，我军直追至我边区的边缘，将敌驱逐出我边区外。
8月10日，战斗胜利结束。这次战斗，我军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全歼入侵的国民党军5个连及一个营部，毙伤敌100多名，俘敌营长以下36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及大批弹药。
这次战斗对第三五八旅来说是两年冬训成绩的实际考核，步兵对炮兵的精确射击非常满意，炮兵称赞步兵能利用炮火支援的效果紧跟着勇猛前进；步兵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熟练的投弹、拼刺、抵近射击的技术，战俘们都说八路军的刺刀、手榴弹厉害。
这次反击作战之前，为了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贺龙曾以联防军司令员的名义，向蒋介石、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
反击作战后，美军调查组迫于舆论谴责，妄图找到指责我军的借口，装出一副公正的样子，来到爷台山进行调查。
结果，他们看到的到处都是印着“美国制造”英文字样的弹药和弹壳，还有我们缴获的美国制造的武器。这样的调查结果，使调查组扫兴而去。
支援其他根据地反攻
1944年姗姗降临了，陕甘宁边区的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此时，国际反法西斯局势已经逐渐明朗。
日本在一系列海战中战败，位于欧洲的轴心国也陆续于北非战役以及伏尔加格勒战役中节节败退，意大利最终投降。
这时，盟军决定登陆法国以开辟第二战场，而苏联除了成功收复过去被占领的领土外，也开始转往攻击德国与其同盟国家的土地。盟军开始两面夹击德军，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从1944年春季开始，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
因为此时的日本侵略军已经对陕甘宁边区构不成太大的威胁，所以在开展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攻行动中，陕甘宁边区的主要表现就是支援其他根据地。
1944年4月毛泽东指出：“我党我军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的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遵照这一精神，以贺龙为首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集体，除指导晋绥军区进一步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加紧拔除根据地内的敌军据点和向敌占交通线发动攻势外，还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先后组织了多支部队，北上、南下，深入其他敌后根据地，实施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
194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到正在延安附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向他交代一项特殊任务：“最近党中央准备派900名干部到南方去，路线是经河南先到新四军第五师，再南下广东，与东江纵队会合，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因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想从你的第三五九旅抽一名团长带上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南下。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王震说：“抽一名团长和一个加强营是毫无问题的，不过正像主席说的，路途遥远，沿途情况复杂，以一个加强营护送这批干部，兵力是否少了些请主席再考虑一下！”
回到旅部后，王震旅长立即找来几位团长商议，大家都感到这次护送要通过日、伪、顽军占领区责任重大。于是，王震再次去延安，主动向毛泽东请缨：“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亲自带部队护送！”
毛泽东思忖着说：“你去嘛，我就另有打算喽，党中央研究一下再说！”
事隔一天，毛泽东又找到王震。他先仔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然后对王震详谈了国内外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他说：“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的第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护送从广东、广西等地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南下。共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就在这时，毛泽东突然把话停住，异常严肃地分析了南征的两种前途：“一种是乐观的，即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第三五九旅可以在华南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稍顿了一下，毛泽东说：“第二种是不乐观的，或者说是残酷的……甚至可能全军覆没，都不得生还，包括你本人在内！”
听到这里，王震激动地表示：“有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地完成任务！”
就这样，在10月初由第三五九旅的部分兵力，加上中央派往南方的干部大队，总计5000人组成了“南下支队”。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何维忠调任支队供给部部长，左齐任供给部政委。
11月1日，南下支队在延安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叶剑英、聂荣臻都到会讲了话。
作为联防军的司令员，贺龙讲话时，举起十指张开两只大手说：“同志们！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就是说，最初我们没有一支枪、一枚子弹，是靠自己一双手起家的。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才有了人民军队，才发展成为现在的八路军、新四军。”
11月10日，王震率部告别延安，开始了南征。正如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预料的那样，南下支队的这次南征注定了要面对一系列的浴血奋战。
南下支队从1944年11月由延安出发，至1945年10月北返中原解放区共历时11个月，他们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严冬涉水渡过黄河、汾河，在大雨滂沱、酷暑炎热的盛夏翻越湘赣粤的崇山峻岭，克服了疲劳、疾病、饥饿等重重困难，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7省，和日伪顽作战100多次，长途跋涉近10000余千米。
他们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宣传和发动群众，开辟湘粤赣边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以配合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反攻。
除了南下支队外，抗战7年多一直在陕甘宁边区作战的八路军留守兵团，于1945年3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绥远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配合当地人民武装，开展对敌作战。
在春季攻势中，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当地晋绥部队一起，对离——岚公路、五——三公路沿线敌据点发起攻势。
在夏季攻势中，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当地晋绥部队一起，从6月19日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并对公路沿线的日军展开进攻，基本上把敌人挤到铁路沿线和少数几条公路线附近，使绥西、绥中和绥东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5月，德国已经投降，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基本结束，这时，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5月中旬，党中央从八路军留守兵团抽调炮兵旅和第三五九旅的一个团，从延安出发，经晋绥、太岳南下，最后开赴东北。
至6月中旬，党中央又将留守边区的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第七一九团和第三五八旅教导员，约2000多人，组成南下第二支队。
南下第二支队离开时，贺龙跨上检阅台，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他要求第二梯队全体官兵，在党的七大精神指引下，团结一致，不怕牺牲，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坚决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光荣任务。
贺龙讲话之后，毛泽东挥动右手，向部队发出了命令：“出发……”
锣鼓敲起来了，鞭炮响起来了，欢送的人群挥动着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送‘南征’的全体同志……”“祝战友们一路顺风……”
官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过主席台前，接受毛泽东等人的检阅。看到这令人鼓舞的欢送场面，眼望着频频招手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战士们的眼窝湿润了，心中百感交集：“再见了，我们曾经保卫过的党中央、毛泽东。”“再见了，和我们情同骨肉的陕北父老兄弟。”
“再见了，我们进行过大生产、大练兵的山山水水。”“再见了——延安。”
6月10日，南下第二支队40000余健儿，迈着坚定的步伐，由延安出发，东渡黄河，翻越吕梁山，直插晋东南。
7月5日，当支队前卫第一大队进至山西文水县敖坡附近时，与日军一部遭遇。为保障支队主力安全顺利地前进，第一大队令二连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狙击敌人。
二连指战员英勇无畏，顽强战斗，以短促火力和手榴弹狠狠打击敌人，毙伤敌人一部，击退了日军一个营的攻击，有力地保障了支队主力安全前进。
南下第二支队顺利通过同蒲路敌封锁线后，迅速沿交口、张店兼程向南迁进，此时，得悉日军战败投降，但支队尚未接到党中央停止南进的命令，部队继续向南挺进。
直至攻克新安县城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停止南征的命令，南下第二支队才做短暂休整补，随后，部队挺进东北，成为后来解放东北的一支重要力量。
南下第二支队南征中，历时3个多月，纵横转战陕西、山西、河南3省，历尽千辛万苦，翻越吕梁山脉，冲破敌同蒲路封锁线，粉碎了日军多次阻拦，3次强渡黄河，攻占新安、孟县等城，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党中央还决定，将第三五九旅留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团，加上军委炮兵学校和由延安抽调的大批干部，开赴东北，配合东北抗日联军向拒不投降的日军开展反攻。
就这样，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反攻阶段时，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武装，既保卫了党中央、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又积极支援其他敌后根据地实施反攻，有力地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早日到来！
七大召开与喜迎胜利
1945年，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艰苦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就在抗战积极胜利前夕，一场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的重要盛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始在延安紧锣密鼓地筹备。
七大距1928年召开六大，历时达17年之久。其实，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召开七大，但因为遭遇国民党“围剿”，召开七大之事便被搁置下来。
党中央抵达陕北后，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七大，可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反共**，以及整风运动，党的七大又延迟了下来。
直至1944年5月，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召开七大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议，8个月内开大会。
就这样，一再延迟的党的七大，至此终于提上了日程。
七大要召开了，不仅党中央的相关机关忙了起来，党中央所在陕甘宁边区也忙了起来。
边区政府首先要想方设法筹措粮食、蔬菜、纸张、药品等物资。这是因为，党的七大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物资是否准备充裕，直接关系到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
为了不使七大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再次延期，从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物资供应很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延安数量实在有限而不能满足供应的，就到附近的解放区筹措。
会议需要印制大量材料，而延安当时又极度缺乏纸张。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土法上马，以当时遍地都是、具有韧性、叶子又扁又长的马兰草做原料，利用比较简陋的设备，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因此，后来七大的会议材料都是用马兰纸印制的。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已可供应会议，但粮食缺口很大。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
这一战绩使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加坚定了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心。闻此喜讯，他们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解决了粮食问题，边区的蔬菜、水果、猪羊肉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这就使得代表们每天可以吃上四五两肉；保证8人一座的桌上有8个菜，荤菜主要是猪肉、羊肉，他们还吃过几次黄河鲤鱼；蔬菜供应尤为充足，代表们在饭后还可以把西红柿、黄瓜当水果吃；主食是小米，每隔两天可以轮换吃上一顿馒头或大米饭。
就这样，陕甘宁边区配合党中央，顺利地把物资筹备工作提前解决，这为大会的如期召开、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在物质筹备充足、会场布局精当、各位代表集聚延安的同期，文件材料写作、大会程序安排、历史决议修改、代表资格审查等组织、思想准备工作也接近尾声。有了缜密而扎实的前期准备，党的七大终于如期召开。1945年4月23日下午17时，大家期待已久的党的七大终于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分为中直、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等8个代表团。
大会还特邀了一些外籍人士参加，其中有：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他是绕道美国到达延安的；朝鲜独立同盟代表朴一禹；驻延安苏联情报组负责人兼塔斯社记者孙平等。
党的七大足足开了50天。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党的七大上，选举产生的中央书记处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时人称之为“五大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党的七大另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这次大会正确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党的路线，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大会后，陕甘宁边区和来自其他敌后根据地的代表，随即分赴各个战场，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贯彻、执行七大路线，各根据地出现了党政团结、军民一家的和好局面，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此外，就在七大召开期间，国际上喜讯不断。
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法西斯头子希特勒服毒自尽。
5月8日，德军无条件投降，协议在柏林郊区签字。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消息传来，整个延安沸腾了，激动、兴奋的人们唱起了“信天游”，扭起了秧歌，敲响了震天的锣鼓。
为了庆祝胜利，七大会议休假一天，代表们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晚上，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
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取得胜利之后，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枚原子弹，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出兵中国东北，攻击关东日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出7道命令，命令各抗日根据地部队向日军及其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期投降，敌伪武装如拒绝投降缴械，坚决予以消灭。
在中国人民的有力打击下，日本侵略者已经无力再支撑下去，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0日晚，延安清凉山新华通讯社的报务员像往常一样接收电讯时，突然收到了发自路透社、合众社有关日本向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发出乞降照会的电讯。
副社长吴文涛接过电讯稿，激动万分，直接拨通了枣园毛泽东的电话，报告了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日本乞降的消息在延安不胫而走，人们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奔走相告。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战士、学员们自发地扎起了火把，从垴畔、窑院走出来，汇成一条条火龙游进延安城。
看到此情此景，诗人艾青情不自禁、饱蘸笔墨写下了**洋溢的诗篇《人民的狂欢节》：迎接欢乐，款待欢乐，
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
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整个延安城再次沸腾了！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大街小巷贴满庆祝胜利的标语，商铺店号门前挂起吉祥喜庆的大红灯笼。
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震撼山谷，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欢呼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最后胜利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当晚，延安各界群众再次举行了盛大的火炬庆祝游行。人们潮水般地涌来，火红的巨流从东、南、北三道大川涌向延安城区，映红了波光粼粼的延河水和巍巍的宝塔山。
机关、部队和群众的各种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奔跑、欢呼、歌唱、呐喊……许多市民和商人也扎起火把加入到游行队伍中。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也乘汽车赶来，他们高唱着中美两国歌曲，随秧歌队扭起秧歌。
在游行队伍中，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被高高举起，在火把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醒目。延安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群众极度兴奋的欢呼声中，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等赶到新市场，与军民共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游行的群众向他们拥来，人们捧起大碗向这位抗战功臣敬酒。
彭德怀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接过群众递上的一碗酒，饱含深情地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
说完，双手托碗，将酒轻轻地洒在黄土地上。
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宴请在延安的盟国友人，庆祝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9月５日下午，延安各界20000多人在南门外广场举行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会场气氛极为热烈。
下午14时，庆祝大会在欢呼声和抗战歌曲声中开始。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林伯渠、李鼎铭等陕甘宁边区等领导同志，共16人组成大会主席团。会上，朱德总司令在热烈的掌声中首先发表讲话，强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下取得的。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接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教育家黄齐生、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劳动模范吴满有等先后讲话。
随后，《解放日报》发表艾青、萧三、萧军等讴歌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诗篇，并发表题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歌颂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歌颂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军队在抗战中的卓著功勋，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
八年抗战中，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对此，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因为边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各一部，西接甘肃、宁夏，北接绥远，东邻山西，所以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
加上陕甘宁边区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使党中央有条件集中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对抗日战争具有重大影响的洛川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中央军委制定了无数的作战指示和命令。
同时，党中央的许多决策和重大方针政策都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试行，以取得经验，然后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推广。
毛泽东集全党智慧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战略、策略，科学地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规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武器。
因此，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被后人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的圣地”，它们的光辉业绩将载入史册，彪炳史册，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