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1939年至1941年底。在第一阶段，因为这时学员班次已由20多个班发展至55个班，经常在校学员有五六百人至千人左右，人员多，生产任务重。
全体学工人员每年要有3个多月时间停止学习和工作，手拿锄头面向荒山，去开荒、播种、锄草或参加秋收。这时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其他工业性生产，除挖窑洞、盖礼堂以外基本没有开展。
这段时期的吃饭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不至于再饿肚子、吃黑豆了，但生活还是相当困难的。
第二阶段，1942年初至1943年上半年。在第二阶段，因中央决定延安中央党校停办县级干部培训班和文化班，改为培训地级以上和部队旅团级以上干部的高级班。
中央党校原有班次的学员，符合新学员条件的继续留在党校学习，不够条件的则一律分配工作。这样在校学员人数就减少了许多，全校只有300多学员，差不多是两个工作人员一个学员。
由于学员减少，生产任务相应减轻，这时党校的大生产运动不但没有新的发展，反而较前还有所收缩。
第三阶段，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下半年。在这一阶段，延安中央党校大生产运动达到**，而且全面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不仅中央党校，当时，在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延安各大中学校也都纷纷参加了大生产运动。他们的具体做法包括：召开生产劳动动员会，组织师生展开讨论，想办法，提建议，为完成本学校生产任务出谋划策。
为了加强对师生生产劳动的领导与管理，不少学校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订本学校年度生产劳动计划，以保证大生产运动有领导、有计划的顺利进行。
广大青年学生除了参加本校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生产劳动外，还开展多种个体生产活动。主要形式有：个人生产、小组生产、以班为单位生产等。
陕甘宁地区的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42年比抗战前夕耕地由800万亩增至1200万亩，植棉900万亩，民间手工业开始发展，公营工厂由两个发展至62个。
至1945年，耕地扩至7500万亩，植棉35万亩，民间纺织业有纺妇15万人，织妇40000余人，工业上能年产布15万大匹，造纸10000余令，还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制造三酸、玻璃和瓷器。
由于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贫雇农上升为中农，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多数家庭的生活都有改善。而部队、机关和学校的干部、战士和学生的供给标准，也大有提高。
总之，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陕甘宁边区克服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粉碎了敌、伪、顽的封锁，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经济工作干部。
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还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在陕甘宁边区的带动下，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一面战斗，一面生产。
至1943年，敌后各根据地的部队和机关生产的粮食一般能做到两三个月的自给，蔬菜做到全年自给，达到了党中央要求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目的。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已替代国内阶级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政策上的一个大转变。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即提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这是由土地革命政策向减租减息政策转变的开始。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列入随后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至此，减租减息的政策基本确定。
洛川会议以后，减租减息政策开始在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起来。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然而，这项政策直至1942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具体表现为：首先，虽然有减租减息的政策，但没有减租减息的法令，因此基层干部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尽管一些地方政府根据“二五减租”颁布了相应的政策，但由于对中央政策解读不透彻，所颁布的地方法规执行起来受到了农民的很大抵触。
其次，减租遭到了地主的各种抵制。1940年党中央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模式，一些地主当选为乡村、县乃至边区参议会的参议员，有的被选进政府工作。其中有一部分地主出身的参议员、政府工作人员只谈“农民交租交息”，不谈“地主减租减息”。
地主抵制减租的另外一种办法是“撤佃”，就是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
再次，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
正因为以上原因，1937年至1942年秋季，在陕甘宁根据地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乡村，地主照样收租，农民照样交租。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了减轻前线压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扫**”，中国的抗战进入非常艰苦阶段，进一步调动社会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显得更加迫切。
为此，1942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总结各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对实施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执行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文件制订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除了重申“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和“减租减息之后又必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两项基本原则之外，进一步提出了“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的原则。
决定指出：“承认富农的生产方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党的政策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也有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
以上三项基本原则阐述了减租减息政策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奖励富农发展生产。
《决定》的附件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政策和办法：减租：不论任何租地、任何租佃形式均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少于“二五减租”，只减两成，一成五或一成。多年欠租应予免交。保障佃户的佃权。
减息：只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两倍者本利停付。抗战后的借贷息额，应依据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
2月，中央又发布了《关于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策略指示》，使减租减息政策、策略进一步完善，有力地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
新的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地主依然采取各种方式试图逃避和反对交租，其方法包括：用抽佃来报复农民，使农民因害怕没地种而不敢提出减租；用解除借贷契约来威胁农民，使农民因害怕逼债和今后借不到钱(粮)而不敢要求减息；改变租佃形式，以达到逃避减租的目的；有些地主利用农民不识字，曲解政府减租法令，欺骗群众，少减租息。
地主这种阳奉阴违地做法，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为了保证减租减息政策顺利推行下去，党中央要求各地要下派工作团，领导、发动群众同不法地主进行斗争，粉碎地主的破坏活动，坚决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法令。
工作团的工作具体怎么开展呢？
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在《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一文中说：“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两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两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
而等到“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时，“中心区、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到非中心区。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
按照中央的要求，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发动农民都地主的活动。
首先是在农民群众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当时，在西北局的督促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组成各种工作团到农村去工作，组织基层党支部秘密串联，动员那些对地主抱有成见的农民，给他们打气，希望带头减租。其次是培养农民的阶级意识，使其对地主产生“恨意”。减租工作团成员深入农家，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动员，使农民明白地主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剥削，让农民认识到减租是应该。
最后，在乡村组织各种减租组织，如租户会、减租会、减租保地会、伙子会、农会、检查小组等，参加这些组织的都是被动员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在农民发动起来之后，就是如何斗争地主，让其减租减息的问题了。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开展和地主的说理斗争，由佃户当面揭露顽固地主抗拒政府法令、破坏减租减息的不法行为，把他们的百般花样、万端欺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打落其威风。最后是处理问题，进行退租退息，翻地换约。
后来，为了保证减租减息得到落实，在边区部分地区还推行了“查减”运动。查减运动中，工作组开展了反恶霸、反贪污、算旧账、清查“黑地”的农民群众斗争。这场斗争的兴起，势如破竹，汹涌澎湃，给予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斗争果实大部分都分配给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既不是佃户，又不是雇工的赤贫农民，使他们从长期的赤贫地位中解脱出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查减运动全面深入的展开，使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成绩，使农民身受的封建剥削大为减轻，从而充分调动了他们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保证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由于措施得力，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得非常迅速，至1943年，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普遍的群众运动阶段。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原则灵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的产物。这一政策在陕甘宁边区的贯彻执行，大大削弱了农村的封建势力，鼓舞了农民的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对巩固根据地，争取抗争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减租减息运动，不少无地和少地农民都增加了土地，农村中农救会的威望在根据地中日益提高，农民提高了保卫和巩固抗日政权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同时，党在减租减息运动中采取了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既要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又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政策，取得了开明士绅对抗日民主政府的信赖。
并且党对地主采取的反对其封建顽固的部分，团结其抗日的部分的区别对待策略，都有利于团结地主阶级抗日。在党的正确的土地政策下，许多外逃的地主纷纷回到家园，使许多地主加入了抗日行列，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次，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减租减息的实质就是减轻封建剥削，改善群众生活。
通过双减，农村中的土地关系有所改变，原来地主手中的土地逐渐向缺乏土地的广大贫农、中农手中分散。无地的农民有了土地，少地的农民增加了土地。农村中封建势力得到削弱，农民负担大为减轻。
再次，形成了组织武装和参军热潮，扩大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地创建初期，由于强调抗日为主要任务，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所以群众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也较为模糊。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党领导群众对地主的反攻倒算进行斗争，使群众渐渐认识到组织武装的重要，开始自发地组织民兵工作。特别是成立农救会的村庄，民兵工作发展尤为迅速。
同时，农民武装积极配合主力军作战，在反“扫**”和反“蚕食”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陕甘宁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抗日生产积极性，巩固了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力开展整风运动
19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经历了许多次失败和挫折。
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从组织上保证了党能够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上前进。
1937年7月，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正确判断形势，从实际出发，制订了正确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敌后抗战和党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次年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要求和任务，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大力从事理论工作，研究中国国情，把党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使党的理论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然而，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党内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党的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党内的“三股歪风”，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较为突出。
同时，抗战以来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使大量新党员、新干部加入党的队伍，他们常常把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成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滋长的温床。因此，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这就更为迫切地需要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和更加巩固，这是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战的决定性因素。
整风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首先在延安开始的。
1941年初，党中央首先组织和领导党的高级干部120余人在延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
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
9月10日至10月22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
党内部分高级干部做了初步的自我批评。
这次会议使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
9月26日，党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示在中央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成立高级学习组。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942年2月至4月，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思想动员。
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订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作了思想动员。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运动的开始。
党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立即投入了这一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他认真回顾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深入地解剖自己；同时，也满腔热情地帮助同志。
林伯渠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掩盖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襟怀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就像古人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林伯渠还说，批评同志就像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瘳”，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帮助有毛病的同志，在那“天人交战”的关头，有走向正确方向的勇敢精神。
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为延安整风的第二阶段，这阶段主要是整顿“三风”。
４月３日，党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明确的规定。决定了全党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５月下旬，党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领导整风运动。同时，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文委系统和中央党校都建立了学习委员会。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
1942年12月中旬至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在中央的部署下，在整风运动的第二个阶段，陕甘宁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至1942年秋，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了把边区干部的思想水平再提高一步，彻底克服各方面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党中央西北局于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期间，进行了整党、整政、整军、整民(人民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整关(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整财和整学。在这“七整”中特别贯彻了精兵简政政策。
会议过程中，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就整党、整政等“七整”问题，作了多次长篇发言。
当时，在如何认识陕北苏区党的历史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意见。林伯渠肯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开辟陕北苏区的功绩。
林伯渠说，由于王明冒险主义的错误，“白区的党十分之十都失败了，许多苏区也没有了，只有这个苏区存在着。这使得革命事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全世界人类改造事业的一部分，在中国今天还继续着。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我看，我们陕甘宁边区是最明白这句话的意义的，因为在这里保留着民族的阶级的不亡的一线生机。”
林伯渠还说：“今天边区不仅是仅存的一个苏区，而且有很大的力量”，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担落在我们每个党员的肩上，我们要使党员的“质量更精一些”。
最后，林伯渠指出：“在边区党内有许多坚强的很好的干部，使得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然而，也的的确确还有那样一些人，在思想上享乐腐化，闹独立性，自由主义，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这样的人就不像一个共产党员，是我们共产党的耻辱。如果教育后他还不改正，那就不能不用纪律和一些别的办法来处理。”
这次高干会议，贯彻了整风精神，接受了林伯渠的许多正确意见，讨论了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以往边区党的斗争历史的认识，检查了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又确定了边区党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阶段，时间是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在这一阶段，全党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对1931年年1934年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总结。
1944年3月初，周恩来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
4月和5月，毛泽东分别在党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和中央党校作了《学习问题和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结论。
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结束。
针对整风运动的影响，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党的七大会上发言时说，他很早就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即使到大革命失败以后，也“不懂得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有些盲从”。
接着，林伯渠还用了大量史实说明毛泽东是如何赞同搞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如何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组织农民运动和建立农民武装，如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把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幅员辽阔的中国，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
最后，林伯渠得出结论说：“我们全党同志应当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学习毛泽东。”
诚如林伯渠所言，延安整风运动意义深远。它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1942年3月25日，党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第一二零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
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
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他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刚刚回国不好意思讲，只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
谢觉哉转身请贺龙讲话。谢觉哉风趣地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
谢觉哉道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贺龙是个共产党员，他只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没想到，自己做了一点工作，竟受到延安人民如此盛情的欢迎。他十分激动，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这样盛大欢迎的。”
党中央为何这个时候要让正在晋西北指挥对敌反“扫**”的贺龙回延安呢？
这与中央打算组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有关。这支军队的组建，和当时负责的抗战形势有关。
1942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在苏德战场，1942年5月，苏军在哈尔科夫地域的进攻作战失利，数个集团军被全歼。随后德军攻占了苏联黑海舰队的主港塞凡堡，接着，德军挥师直逼伏尔加格勒和外高加索，企图从东南方向迂回莫斯科，并攻占外高加索的苏石油产地。苏军节节败退，被迫再次转入防御。
在太平洋战场，至1942年5月，日军在半年时间里先后攻占了菲律宾、关岛、威克岛、马来亚、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香港等地。
日本法西斯的军事魔爪南到澳大利亚海岸，西抵印度，东北直逼阿拉斯加，其气焰十分嚣张。至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前，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一直处于劣势。
国内形势同样十分严峻。在东北，鼎盛时期曾发展至40000余人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日本关东军的连年清剿下损失殆尽，于1942年被迫撤入苏联。
在华北，“百团大战”后日军对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
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对华北各根据地发动的千人以上“扫**”就达77次，其中万人至50000人的大“扫**”多达15次。1942年日军的“五一大扫**”使我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八路军伤亡10000多人，群众被杀被捕达50000余人，10000多青壮年被日军抓走充当苦力。
在晋绥，从1941年7月至1942年6月，日军对我晋西北根据地和大青山根据地连续进行疯狂的“扫**”和“蚕食”，并在根据地增设据点，扩大占领区。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被迫撤出绥中退至晋西北偏关地区，斗争陷入极端困难。
根据地原来的游击区大部分变成敌占区，原来巩固的根据地一部分变成了游击区，一部分变成敌占区。晋绥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3，人口减少了2/3。
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北、西、南三面被胡宗南等部数十万大军压境，东面除了日占区外，其他皆为阎锡山部队驻防。国民党顽固派为达到取消边区政府的目的，不断派出武装，配合当地反共势力频繁制造摩擦与流血事件，并伺机大举进犯边区。
与此同时，根据地的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了军饷，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边区的一切外援。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加上1940年至1942年陕甘宁边区及附近地区连年遭受的自然灾害，使边区经济困难更加严重。
毛泽东在回顾当时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曾把经济困难比作“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
为加强保卫边区的力量和统一陕甘宁、晋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和军事建设，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1942年1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的决定》，文件指出：由于延安与华北华中的联系更加困难，陕甘宁及晋西北两个边区更加重要，特决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直接管辖上述两个边区的部队的政治工作。
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联防军副政委及联防军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兼任联防军政治部副主任；第一二零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兼联防军政治部第二副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撤销，并入联防军政治部。方强为第三八五旅及陇东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伍晋南为第一二零师第三五八旅及第三分区政治部主任；张平化为第一二零师及晋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在甘泗淇不在晋西北时代理第一二零师及军区政治部主任。
谁来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呢？毛泽东想到了贺龙，这也是中央把贺龙从晋西北招到延安的原因。
参加完会议之后，毛泽东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
在随后的几天里，贺龙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作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又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的反映，仔细阅读了留守兵团3位领导写的工作报告，并在1942年3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作了坦诚的发言。
最后，贺龙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又严肃地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尤其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党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
朱德在他所作的检查工作的结论中，肯定了贺龙的看法。通过这次检查，贺龙熟悉了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也为担负联防军司令员做好了思想准备。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林枫为副政委。
联防军司令部任务为：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统一协调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6月8日，联防军司令部正式成立。
新成立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下辖多支部队，其中驻守陕甘宁边区的主要有：联防军直属团。联防军直属炮兵团、保安第一团、保安第三团、保安第四团，是于1942年6月随留守兵团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
其中，炮兵团团长兼政治委员邱创成，1942年冬整编后全团为781人；保安第一团团长刘懋功，政治委员杨中行，该团在1942年冬的整编中编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保安第三团团长陈国栋，该团在1942年冬的整编中编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保安第四团团长杨文谟，政治委员王再兴，该团在1942年的整编中编入警备第三旅警备第七团。
第三五九旅：第三五九旅于1942年6月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编入前该旅驻于陕甘宁边区，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苏进任副旅长，唐子奇任参谋长，袁任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一七团、第七一八团、第七一九团。
同年冬奉命进行精简整编，增辖特务团、补充团，此时共辖5个团，兵力8502人，驻防金盆湾、临真、马坊、九龙泉、南泥湾等地垦荒生产，成为屯田模范。
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一旅于1942年6月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批调防陕甘宁边区。高士一任旅长，朱辉照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旅长，谷志标任参谋长，杨琪良任政治部主任。旅辖第二团、第七一五团。
第三八五旅：第三八五旅于1942年6月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王维舟任旅长，甘渭汉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副旅长兼参谋长，谢扶民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七零团、第二团、第七团，驻防合水、庆阳一带。
教导第一旅：1944年，为了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抽调第三、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九、第三十二团和回民支队，组成西进支队，开赴陕北，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4月下旬到达甘泉县，部队分别驻清泉镇、三岔口、麻子街、李庄沟等地。
教导第二旅：1944年初，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的第一、第五、第九、第三十四团和独立团、骑兵团组成机动旅，于二三月开赴陕北地区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
是年秋，改称教导第二旅，邓华任政治委员，陶汉章任参谋长，袁少平任政治部主任。旅辖第一、第五、第九、第三十四团和骑兵团、独立团等6个团，共4750人。驻防于洛河川东起王家坪，西至瓦子川一带。
新编第四旅：辖第七七一团、第十六团，1943年冬调入陕甘宁边区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担负保卫边区和中央机关的任务。
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1942年6月，警备第一旅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年底，警备第一旅与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合并，称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司令部。
1943年3月，原关中保安第一、第三团合编为警备第三团。这时，警备第一旅兼关中警备区辖警备第一、第二、第三团和由原关中分区保安司令部所辖的赤水、淳耀、新宁、新正4个保安大队及中宜保安中队编成的保安纵队，共6389人。
绥德警备区：绥德警备区于1942年11月3日成立，吴岱峰任司令员，白治民任政治委员，高朗亭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治洲任参谋长。
刚一接手联防兵司令员一职，贺龙就发现，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些杂乱，有第一二零师的、有留守兵团的、还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
因此，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党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4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的统一指挥之下。
9月15日，党中央命令，将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指挥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部队。增任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张经武接任参谋长。不久，又任命谭政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接着，贺龙又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
此外，贺龙还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就这样，陕甘宁边区的军事指挥权和军政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加强了重点防御方向上的力量配备。
经过一系列的整编，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出现了一个新面貌，这有力地支持了边区的反侵略、反摩擦斗争。
再次开展反摩擦斗争
1940年3月，蒋介石向边区周围国民党各战区长官和驻军首脑下达了严密封锁边区的命令，随之各地便开始强拉民夫。
这是继第一次反共**被打退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地对我边区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我边区军民。
1940下半年，敌人在陕甘宁边区南北两侧构筑了5道封锁线，正式实行封锁围困政策。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有野战工事、永备工事，而且每隔一定即离都依托地形筑有碉堡。
在南线，除严密的工事外，还部署了重兵，重要地段都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就在这时，国际形势变化也给国民党积极反共提供了可乘之机。
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与德、意法西斯结成同盟之后，为放手向太平洋进军.配合德军进攻英国，急谋解决中日战争，以便把中国变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
为此，日本侵略者一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一面变本加厉地“扫**”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为妥协投降做准备，进一步推行其反共政策。
于是，在1941年1月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第二次反共**。
这次反共**的重心在皖南，但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蠢蠢欲动，遥相呼应，又进一步加强了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这一次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投入的总兵力达40万之众，而且都做了进攻边区的准备。
1941年5月间，周恩来陪同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从重庆经西安去延安途中，曾到关中分区警备四团的防地。
陈嘉庚详细询问了边界上国共双方的情况，周恩来手指国民党军队的防地说：“那边碉堡林立，哨兵遍布，大小村庄都住满了军队，真是大军压境，内战临头。”
陈嘉庚非常气愤地说：“这么多的国军，不开到前方去抗日，却调到陕北来专门进攻共产党，真是岂有此理!”
当时，国民党顽军阴谋是首先夺取我关中囊形地带，然后向北进攻，直取延安，同时在西北、西南夺取我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和陇东地区。
胡宗南为了制造大举侵犯我陕甘宁边区的借口，不断在我关中分区的边界上挑起摩擦战斗，并侵占了我关中分区的一部分地盘。
为了对付胡宗南的进攻，1941年春，中央军委命令第三五九旅的主力进驻延安南面的南泥湾、甘泉等地区，进行屯垦，又令文年生的警备一旅全部进入关中分区，并正式成立了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汪锋、张仲良任副司令员。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保安独立团。
警备一旅下关中后，文年生率领警备三团、八团和一些县的保安大队，首先在邠县县北的义石村、风王山一带，与来犯的胡宗南部和国民党保安旅激战3天，将他们赶回风王山以南。接着，我军又转战栒邑县土桥镇和正宁县，把来犯之敌赶回了原地。
从此，关中方面的国民党顽军就修堡据守，不敢轻举妄动了。但边区南线的摩擦斗争基本上平息下来，而北线的摩擦斗争又起。
1941年10月，驻绥远伊克昭盟地区的国民党顽军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突然南下向我三边分区进逼。
三边分区是延安的北大门，又是边区的生产基地。分区内的盐池有着丰富的食盐资源，定边和盐池一带还盛产甘草，名扬海内外，素有“天下甘草数定盐”之称。
三边分区未专门设置分区机构，当时由警备一团兼管分区工作。
为对付何文鼎部，确保三边分区的安全，毛泽东亲自召见王震和贺晋年，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由王震任司令员、贺晋年任副司令员，组建一个野战兵团，立即开赴三边前线。”
野战兵团由第三五九旅的第七一七团和四支队、留守兵团的警备一团、边区保安司令部的保安第二团和骑兵团等部队组成。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以急行军速度奔赴前线。
11月6日，在靖边的张家畔召开了参战部队动员大会，王震司令员作了战斗动员，随即将战斗部队配置在安边以北一线，野战兵团的指挥部设在安边西30千米处白泥井的一座教堂里。
当时，在安边地区还驻有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的第十一旅，我军对邓宝珊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已取得了其保持中立的承诺，这就为我军抗击何文鼎部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何文鼎得知我军已有充分的准备，便未敢继续推进，至1942年1月14日，他又悄悄地龟缩回绥远原防地。
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二次反共**中，对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的阴谋就未能得逞。
同时，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陕甘宁留守部队和边区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开展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使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困死我边区军民的罪恶企图，也遭到了彻底破产。
国民党顽固派在两次反共**遭到失败后并不甘心，总在伺机作新的冒险。为发动新的反共**进行舆论准备。
为此，蒋介石于1943年3月间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为“奸党“、“奸军”、“新式割据”。
同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发表，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向共产党大举进攻的时机已到。于是，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反共舆论攻势，大肆叫嚣“第三国际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等。
同时，在蒋介石的授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下，西安的特务头子、劳动营训导处处长、著名托派分子张涤非，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召开座谈会，并打电报给毛泽东，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的狂妄要求。
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中央社竟公然于7月6日将这种明目张胆的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言论通告中外。山雨欲来风满楼。国民党顽固派酝酿已久的第三次反共**来势凶猛，重点是进攻陕甘宁边区。
为此，国民党顽固派除令包围我边区南线的10余个师都做好进攻准备外，还从陕西大荔、华县一带将对付日军的河防部队第一、十六和第九十军3个军中的两个军调往边区。
具体部署是，第一军之主力第七十八师和第一七六师从华阴、渭南开到邓州、淳化一带；第九十军之第二十八师、第五十三师，从韩城合阳开到洛川；第五十七军之第八师由西安开到陕西中部，第十六军的重炮营也开到耀县，原驻西安的炮兵旅也开到了淳化。
这时，封锁我边区的国民党顽军猛增到60万人。而且还有许多部队正在待命出动。
在陇海路上，咸——榆、西——兰公路上，一时车轮滚滚，尘嚣满天，国民党顽军就要大举进攻边区了。
还在6月初的时候，何应钦、白崇禧等到西安，同胡宗南一起研究了进攻边区的战略部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的计划是：南线先夺取关中囊形地带，再攻占陇东，然后沿宜川、洛川、耀县、淳化、栒邑、固原之线，兵分九路闪击延安。在北线则由第二十二军配合进攻神木、府谷。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了师以上指挥官会议，对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又做了具体部署。
从7月初开始，他们在完成了进攻的各项准备之后，便开始在我关中分区制造各种摩擦事件，为其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寻找借口。
7月4日，国民党顽军第五十三师一个营，向我边区富裕口进行袭击，被我军击退。
6日，国民党顽军第一六七师师长到关中分区南部边界职田镇察看地形，进行挑衅。
7日，顽军第八十军之第一六五师两次向我关中分区警戒阵地发射迫击炮弹10余发。
14日，顽军第一六七师一个营炮击我陇东分区阵地，顽军第九十军之第十六师又向我警戒阵地发炮10余发。
23日，顽军第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连续3次向我郡县境内阵地发动进攻，均被我军击退。
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我党采取了彻底揭露，坚决斗争的方针。
1943年7月9日，延安各界30000余人举行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贺龙等出席并讲了话。
大会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并向国内外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就胡宗南部突然撤出河防，进攻我边区的行动，朱德总司令于7月4日和8日分别致电蒋介石、胡宗南，对其发动内战的行径提出严正的抗议和警告。
7月6日，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员也致电边区周围国民党驻军将领，呼吁团结，消除内战危机。
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
与此同时，我军在军事上迅速做好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作战准备。6月，中央军委调第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赴陕甘宁边区。
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副总司令，令晋察冀、太行等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准备应变。
10日，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之冀中军区抽调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
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除令第三八五旅仍坚守陇东地区，警备一旅仍坚守关中马栏镇囊形地带，警备三旅仍坚守三边地区外，将第三五九旅配置在南线的固临、甘泉地区，独立一旅配置在北线的葭县、米脂、绥德、宋家川地区进行防御。
同时，令三五八旅和骑兵旅集结于郎县以西黑水寺、直罗镇之葫芦河地区，以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人民也紧急动员起来，做好了随时反击国民党顽军进攻的战斗准备。
由于我党彻底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内战的阴谋，使其在全国人民中孤立起来，在国际舆论上也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我边区军民又充分做好了迎战准备，故使国民党无机可乘。加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转折关头，苏联、英国和美国都反对中国内战。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不得不暂时搁置闪击我边区的阴谋。就这样，来势凶猛的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也就被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