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6日，陕北进入深秋季节，大路两边的树叶有的一片火红，有的一片金黄。一阵秋风吹来，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让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诗意。
这一天，沐浴在金秋凉风的延安人民格外兴奋，因为大家渴盼已久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延安召开了。
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站在主席团上，背后是巨幅孙中山画像，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建立“三三制”政权
1941年11月6日，陕北进入深秋季节，大路两边的树叶有的一片火红，有的一片金黄。一阵秋风吹来，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让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诗意。
这一天，沐浴在金秋凉风的延安人民格外兴奋，因为大家渴盼已久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延安召开了。
这次会议到会议员219人，其共产党党员123人，民主党派人士25人，无党派人士61人。
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站在主席团上，背后是巨幅孙中山画像，他严肃地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主观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打破，革命将不能成功。”
毛泽东在这段话中所指的“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指的就是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策。“三三制”的实施，需要有一个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作为基础。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意味着政权不再仅仅归属于工农，而应归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
1936年9月，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又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并指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至1940年初，党中央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这些政权中，尽管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工农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人士数量还比较少，但其已基本改变了此前的苏维埃政权模式，初步具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从而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之后，推动“三三制”政策出台的就是“三三制”政策的实践。在陕甘宁边区，最早实行“三三制”的是延安县。
1940年初，延安县中区五乡在突击完成征粮工作时，乡政府提出用民选方式组织征粮委员会，由每十二三户居民公选一名代表。
全乡共选出27名代表，组成征粮委员会。其中国共产党党员9人，其余18人为非党人士。这些非党人士中包括有富裕户和绅士。
征粮委员会在延安县委、县政府和延安工作团的指导帮助下，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解释和动员，精确调查统计，积极组织粮食人仓，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征收公粮的任务。
此外，该乡各界人士都认为公粮出得公平合理，也自觉自愿。
延安县的这个做法立即引起了边区和党中央的注意，党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及时总结了这一新鲜经验，并号召在边区各地推广运用。
当时，毛泽东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批示指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员在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则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
同年3月6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关于政权问题的指示。
当天，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题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指示还要求：“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
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题为《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对“三三制”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作出《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要求在陇东分区、绥德分区和鄜县进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试点工作。
根据“三三制”原则，这些地方先后选举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从这个时候起，直至当年底，为边区“三三制”政策的试行阶段。
至这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
“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1／3，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2／3。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
经过几个月的试行之后，边区党和政府在总结了上述试行三三制的经验后，正式决定在陕甘宁全边区普遍实行“三三制”。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明确指出：此次选举中“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
随后，边区就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其中心就是贯彻“三三制”政策。
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选举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1／3，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2／3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在边区提出实施“三三制”后，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的反应却大有不同。这是因为“三三制”是一个新事物，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均不大习惯，既无经验，更无规章制度，因而有时出现某些隔阂。
例如，在当时的一次政务会议讨论一个文件时，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主持会议，最后他说：“俺没意见。”可是事后要签发文件时，他却不肯划行。
原来他说“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
为解决这一矛盾，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让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找李鼎铭交谈，倾听意见，弄清症结所在。
李鼎铭侃侃而谈，最后他尖锐地提出：“你们党决定了……”、“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
原来问题的症结是党外人士认为工作中有职无权。林伯渠、谢觉哉和边区政府党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商定了改善关系的两条办法：一是每周举行一次向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汇报工作会，参议会常驻副议长和政府正、副秘书长参加，由各部门主管人员轮流汇报。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
二是部门向政务会议提出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党组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
从此以后，边区党内外关系日趋融洽，李鼎铭也不说“你们党”而说“我们团体”了。
后来，中外记者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谈话，边区政府给他配了个翻译，让他自己直接找李鼎铭谈话。
在谈话中，这个英国记者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
李鼎铭爽朗地笑了，回答说：“我有职有权。”
这位英国记者事后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回答我们的问题，面笑心也笑了。”
在“三三制”的政权中，有时也发生原则性分歧。在当时的一次边区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条例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
李鼎铭主张将“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虽经反复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后来林伯渠同李维汉等一起商量，认为原则要坚持，但方式可以灵活，于是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李鼎铭也表示同意。
不仅边区政府领导层对“三三制”的实施有不同意见，边区内的地主、普通百姓，对“三三制”也有不同的看法。
在土地分配已久的区域，以前的那些地主和士绅，他们从绝望的地位见到“三三制”，就显得格外意外与兴奋。
他们说：“共产党宽宏大量，仁义治国。”“从前以为革命不要咱们这号人了，今天咱也能管政权。”“迩刻事情真不同了，咱们也有权利，也能干事，同别人平等了。”“真的，迩刻真正实行了“三三制”了，咱的名字也能上红榜，土地革命时咱可没权。”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清楚地记得，当时华池有一个地主感激地说：“1937年选举，咱们没有选举权，现在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看得起咱们了，又给咱们选举权，咱今后一定要选好人。”
但农民方面，尤其是贫农、雇农，他们对“三三制”就多怀着疑惑或忧虑的心情。他们说：“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跑进来，谁保证不会上当？”“没有他们该可以省去多少麻烦！”
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一部分地区未分配过土地，一部分地区则在土地斗争中经过长期的反复。于是，这里的群众对“三三制”反应则更为多样化。
一部分较开明的士绅，他们赞同我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和“三三制”，愿意同我党合作，但有些观望：“三三制是不是摆个样子？”
而当地的工农积极分子和工农干部，他们怀着传统的成见与不信任，提议：“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有被选举权”。或者说：“民主是好的，但人民文化低，粗鲁简单，解决不了问题。”
另一部分较反动的地主，起初是不信任、观望态度；随后“三三制”果然是事实，他们想着机会来了，就马上从观望转为积极，为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出来竞选，他们就宣传穷人“不识字，家里又没办法，过去又没干过事，这些人办不了事”，以打击农民。
更坏一点的分子，就同国民党特务勾结一气，明里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暗地威胁和欺骗穷人。
而当地的富农多取冷淡态度，因为“在经济上他们同贫雇农有矛盾，同地主也有矛盾，又担心白军有一天还会开来”，处于两者之间。
清绥等地的农民经过长期反复的痛苦经验，很不高兴地主们又进入政权，甚至愤慨地说：“让一些坏东西进来看看咱们的主张也好，但为啥要那么多呢？”
至于土地未经分配区域的贫苦农民，他们热望着翻身，积极参加选举，可是，他们没有选举经验，对地主、士绅们还多少保留着传统的胆怯心理，有些农民“望见财东向自己走来，手里东西不自主地往下落。”
因此，贫苦农民们，就更加迫切地要求党的支持：“你们不做主，咱们啥也不敢言传了”。
面对陕甘宁边区社会各界对“三三制”的质疑，边区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各种方式的宣传，来打消群众的疑虑；另一方面，边区政府也知道，要想打消大家的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继续实施下去，通过政策的实施，来化解大家的各种疑虑。
在边区参议会、政府的推动下，1941年的这次选举运动于当年1O月份基本结束，乡、县两级初步建立起了“三三制”的政权。
11月6日至21日，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
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讲话，这也就是文章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接受边区中央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为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同时根据“三三制”的原则，选举了新的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委员。
在选举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时，出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
当时，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自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
后来，经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其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占7名，略超过1／3。此时，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
谢觉哉、徐特立主动退出这件事，给边区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显然，共产党通过党的各级组织的严格自我约束，通过共产党员自觉带头实行“三三制”的做法，成功保障了“三三制”在组织上的圆满实现。
就这样，在这次会议之后，陕甘宁边区一级的“三三制”政权也建立起来了。
在1941年的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委员共产党员超过1／3，甚至更多。
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又发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符合“三三制”要求的要用共产党员退出和增补党外人士的办法进行调整。
同年9月1日，边区政府又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此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以上指示均得到了贯彻。因此，至1942年底，“三三制”政策在边区普遍得到实施。
“三三制”政权在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意义非常重大。
“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此外，“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提出与实施精兵简政
1938年10月侵华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掀起反共**，加紧封锁与破坏抗日根据地。
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打击下，抗日根据地日渐缩小。加之，由于党、政、军、民机构庞大，脱产人员过多，难以适应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使根据地的供给能力不胜负担。
于是，从1940年开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至1941年，陕甘宁边区进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极端困难时期。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召开，会议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如何克服陕甘宁边区所遇到的财政经济困难问题。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他就是李鼎铭。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任。1941年后任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李鼎铭非常激动，第二天，他对人讲：“昨天毛先生的几句话，真叫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就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
李鼎铭还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泽东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
就是在毛泽东那番话的鼓舞下，李鼎铭等人正式提出了为后人熟知的那份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在提案中，李鼎铭等人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至于实施精兵简政的理由，提案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也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订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
提案还提出了实施精兵简政的具体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
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
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
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李鼎铭等人的这个提案，引起了边区参议会的激烈争论。当时，有的议员说：“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精兵简政，不是叫我们束手就擒吗？”
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的这个提案动机不良。
但大多数议员认为，这个提案切中了陕甘宁边区的要害问题，因此，最后以165票的绝大多数通过，并决议：“交政府速办！”
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人的这个提案后，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同年12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要求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切实进行整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之一。
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
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
此外，党中央还要求，各级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各级领导人员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1942年9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阐明党中央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是根本解决庞大机构与战争情况的矛盾，粉碎日军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最后战胜敌人的重要办法。
12月，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目的。
在党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首先实行精兵简政，并先后进行3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就开始进行。
1941年11月27日，边区政府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
从1942年4月初开始，陕甘宁边区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普遍实行整编。为此，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的总编整委员会，以加强领导。
这次精兵简政，缩减了一些机关和人员，充实了区乡政府组织。但由于不少干部推行不力，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作风仍然存在，致使精简工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从1942年9月，陕甘宁边区开始了第三次精兵简政，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是精兵简政的完成阶段。
在正式实施之前，党中央与边区政府用了3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组织、思想、宣传工作。党中央还派出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搞好边区团结，带头完成精兵简政工作。
12月上旬，边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次年3月公布执行。《纲要》对第三次精兵简政的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实施方法、注意事项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由于这次精简，措施得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初基本结束，大致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精兵简政的目的就是减轻人民负担，节省民力，克服困难。通过精兵简政，党政军一大批编余人员和革命干部投入到了生产一线，这不仅减轻了人民负担，也提高了边区经济收入。
同时，通过精兵简政，党政军机关的人员减少了，某些领域存在的人浮于事的现象不见了，机关的办事效率得到明显提高，机关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精兵简政不仅从物质上，还从精神上，为中国共产党克服困难，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武汉后，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
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
尤其是1940年，边区遭受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灾民达60万。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曾联名致电国民党重庆赈济委员会，请求拨款救灾，未得结果。
正当边区军民为战胜困难寻求对策的时候，一天，毛泽东把萧劲光和林伯渠、高岗找去，对他们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但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林伯渠、萧劲光等人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又对大家说：“战士们不也都有两只手吗？你们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好了!”
就这样，为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日本侵略者，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动员抗日根据地全体党政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同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
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边区生产问题，决定成立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同年2月2日，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
4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求“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11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至1940年、1941年，陕甘宁边区遇到的困难更为严重。
1942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
此后，又发表了《开展根据地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等文章和讲话，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张闻天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
李富春提出了机关、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还用10天工夫深入到边区下辖的志丹、安塞两县农村进行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与要求，倾听群众意见，写出《农村十日》一文，号召大家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生产斗争中的英雄。
林伯渠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学习的地方还多。”
就这样，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了。
总的来说，陕甘宁边区进行的生产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总的说，边区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热潮，取得了一定成绩。
从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困难形势迫使机关、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劳动的任务极其艰巨。
为了自己动手，共渡难关，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骤，比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组织领导。
同时，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种类，从前一阶段的以农业为住，转到以工商业为主。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但是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1943年1月8日，党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
党中央要求各机关、学校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里达到丰衣足食。当然，不管大生产运动进行到哪一阶段，都离不开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支持和带头。
当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不仅制订政策，正确领导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而且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躬行，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
例如，毛泽东于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山坡边开了一块地，种植蔬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
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其不要劳动。
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领导。”
年近花甲的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劳动的模范。他和自己的特务组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地，种植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精管细作。蔬菜长势与收成良好。
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积极参加。比赛结果，任弼时获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在中央领导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时，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自然也不甘落后。他们也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
在开展大生产的过程中，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制订了奖励移民垦荒政策，决定新开荒地3年免征公粮，并对劳动模范给予奖励；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实行减租政策；大力提倡劳动互助，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积极发展生产、消费、运输、信用等合作社；在甘泉、富县、延长、延川等10余县号召并组织种植棉花；发动群众食盐运出边区，换回布匹等日用品等。
边区政府的这些正确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的制订与执行，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此外，林伯渠还带头参加生产。
1944年新年，他在边区政府的墙报上发表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主要内容是：一是从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二是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是从1月25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是今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褥、手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
为此，林伯渠还写了下面这样一首《生产节约诗》：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
淡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
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
发动男耕和女织，广辟草莱增良田。
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在大生产运动中，林伯渠严格要求自己，订出计划就坚决执行。当地有个叫惠疙瘩的农民，见林老每天早上拾粪，便领着儿子挑起两担粪倒在他的粪堆上，说：“你老年纪那么大了，政府事情又多，以后我们就帮你拾了。”
林伯渠说：“你的好意我理解，但我还要每天拾粪。虽然我年纪大些，在政府中有工作，但我也要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党中央和边区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给广大军民树立了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榜样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当时，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首先从军队开始的。为了鼓励部队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40年2月，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1939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1年3月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
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起窝棚、挖窑洞，甚至露宿野外。粮食不够吃，就挖野菜、采野果、打猎来解决。开荒没有工具，就收集废铜烂铁、自己制造。
夏天没有衣服，就光着肩膀开荒干活。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第三五九旅的将士们的不仅战胜了上述各种困难，而且一开始就抓住开荒生产这个中心不放。
当时，第三五九旅从旅到团都制订了生产计划，规定了生产任务，上至只旅长，下到马、伙夫，都编入生产小组，创办了“新中国”的大农场。
王震旅长身先士卒，和战士一起开荒，双手打满血泡。
第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把团部搬到山顶上，架上电话，白天劳动，晚上办公。一次他患了重病。大家劝他下山休息，他却说：“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开荒任务，我宁死也不离开山头。”
政委左齐在抗日战场上失去了双臂，不能拿镢头，就给战士做饭，烧开水，并挑送上山。
在干部的带动下，全旅出现了感人的忘我劳动场面。天未亮，许多战士就上山开荒，天漆黑了，还不肯收工下山，领导不得不定出中外罕见的劳动纪律，即“生产时不得早到和迟退。”
在一次有175名突击手参加的开发竞赛中，第七一八团的班长李位，创造了日开荒3.6亩的记录。
不久，第七一九团的刘顺义又以4.1亩的记录超过李位，而尹光普又以4.2亩的成绩超过了刘顺义。在指战员们的艰苦奋斗下，1941年，全旅就开荒11000多亩，每人平均种植粮食蔬菜6亩。
1942年，广大指战员们总结了前一年生产的经验教训，置备了足够的农具，开荒25000亩，开垦水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
此外还种植了旱烟、胡麻等经济作物，做到了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给，也解决了战士打草鞋用的麻和吸烟的需要。
战士们还利用当地草木旺盛的条件，各单位分工养牛、羊、鸡、鸭、猪、兔等家畜家禽，保证了每人每月吃1.5千克肉。他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挖出一排排窑洞，建起一幢幢新房，兴建纺织、木工、造纸、制鞋、肥皂等工厂，开办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
原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第三五九旅战士们一年多的建设面貌为之一新。
1942年7月，朱德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看到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兴奋地赋诗《游南泥湾》。
他写道：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1943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
毛泽东看到第三五九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第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生产自给的成绩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1943年2月，党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毛泽东亲自为该旅4位领导干部题词，给王震题词“有创造精神”，并嘉奖了第三五九旅全体将士，命名为“发展经济先锋”。
同年3月，延安文艺界劳军团和鲁艺秧歌队80多人赴南泥湾劳军，萧三、艾青、田方等致慰问词。
贺敬之作词，马可谱曲的歌舞《挑花篮》唱道：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满（呀）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
从此，这首脍炙人口的名歌南泥湾诞生。后来，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一唱，这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唱得家喻户晓，都知道陕北还有个好江南——南泥湾。
不仅军队，学校也是大生产运动的一支主力军，尤其是中央党校。延安中央党校的大生产运动，是从1939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逐渐结束的。
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