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被迫于1月4日晚开始向东撤退。我河防部队乘胜东渡黄河发起追击，至大宁以西地区与敌激战，歼敌一部。
至1月7日，大宁、吉县也为我河东部队收复，河防部队安然撤回河西。
这次战斗共毙敌8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马数10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8人，10多人中毒。
这次战斗后，我河防部队召开了作战会议，对一年来河防战斗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交流了作战经验。
经过一年来的河防战斗，我们取得了不少的可贵经验。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还写了《河防战斗的检讨》一文，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四期上，对河防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作了介绍。
比如，每个指战员应该具备沉着、勇敢、机动的战斗精神和素质；保持良好、顺畅的通讯联络；自卫军和人民群众自愿配合守备部队积极参战等。
然而，更为可贵的是，通过这几次战斗，我河防部队已经基本找到了河防战斗中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所应采用的有效战术。
主要有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这是由在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当时，我方的主要火器是轻重机枪、在敌人未达到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不过早开火，否则，既是无谓的消耗，又会暴露我方的火力点。
待敌人进人我武器有效射程，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全部火力，或击敌于对岸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之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以达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我们能够实行这条战术，是因为有坚固、隐蔽的河防工事。
再加上指战员的沉着、勇敢，能够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
另一条叫“主动出击”。我河防部队打的是防御战，但不是单纯防御，消极地等着挨打是守不住也打不退敌人的进攻的我们要善于选择时机，或在敌立足未稳之时，或于敌遭我火力打击处于混乱之际，派出精干得力的部队迂回渡过河东突击敌人的侧后，以配合正面的防御。
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在这方面，边区自卫军的配合起了很好的作用。
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情况。
就在萧劲光、曹里怀总结河防作战经验后不久，1939年6月上旬，日军由于数次西渡黄河遭到失败，决定由太原向汾离公路增调更大兵力威胁我黄河河防中段，在河防南段也同时进犯，发动了对黄河河防更大规模的进攻。
6月4日至5日，日军15000余人分两路沿汾离公路两侧山地轻装隐蔽迂回前进，驻防柳林地区的阎锡山部队，只注意对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阴谋得逞，柳林、军渡、碛口、孟门相继失守。
日军另一路约一个联队，由隰县、大宁西犯，也于6日晚侵占圪针滩、马头关渡口对岸的阵地。
随后，日军即用大炮、飞机对我河西阵地实施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有了以往的作战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凭借工事用有效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敌人企图在大炮、飞机掩护下强渡黄河，均被我击退。
战斗中，河东的八路军部队也猛烈袭击敌之侧后，破坏交通运输线。
日军腹背受敌，运输补给困难，于8日开始全线撤退。这时，我河防部队从边区内地急调的援军，一天行军50余千米，及时赶到。
这支增援部队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部队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我军乘胜收复了河东失地，粉碎了日军对黄河河防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
当时，跟着这支部队渡河追击的，还有随萧劲光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采访萧劲光，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这些文艺战士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地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日军的威胁一步步逼近，国民党顽固派也蠢蠢欲动。1939年9月，为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党中央决定调八路军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边区。
王震旅长率第三五九旅回到陕北后，驻防绥德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在这之后的河防战斗中，第三五九旅吸取和发展了何防部队总结的“半渡而击”、“生动出击”等经验，又大力加强了主动出击、渡河作战的力量。
同年11月下旬，日军又出动10000多人分四路侵占了碛口、孟门等地。
当敌一部2000余人集结宋家川对岸河滩，放船渡河时，第三五九旅河防部队突然以机枪猛烈扫射。
敌人强渡不成，又以大炮轰击。第三五九旅立即派出一支部队从左翼乘机渡河，袭敌侧后。
激战约5小时，日军支持不住，分头退去。这一仗，我军毙敌100余人，我军仅伤亡12人。
其后，第三五九旅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坚守河防的任务，而且，当日军“扫**”晋西北时，积极卞动地派出部队，配合河东部队连续作战，打击敌人。
自1938年春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对我留守兵团部队驻守的黄河河防进攻23次，每次使用兵力少则2000余人，多则20000余人。
此后，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然还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是强弩之末，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威胁不大了。
就这样，我河防部队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沉着勇敢地战斗，在河东八路军部队的有力配合下，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取得了河防各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
建立完备防空设施
为了更好地巩固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预防日本飞机的轰炸，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建立了完备的边区防空设施。
首先建立了防空机构，成立了边区防空协会。1937年8月19日，边区政府领导主持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防止日机空袭各界联席会，成立了边区防空协商委员会，选出了高如华、张际春、向仲华、李朝炳，王群、任耀贵、曹庶华、汤平、黄祖炎、饶正锡、王耀超、宋玉和等人为委员。下设宣传、检查、设施各股，并作了如下决定：（1）编写防空防毒常识，供军民作防空防毒教材；（2）划分区域防范，推选各区防空组长，将延安市划分为六个防空区，即东区、西区、南区、北区、城南区、城东区，每个区内的机关团体、群众组织推选一位组长指导防空防毒事宜；（3）建筑防空掩蔽部，又名防空洞、飞机洞，由各区按照各地距离，在城墙脚下或山脚底下寻找适当地点，挖防空洞，城市中心的防空洞选挖在附近的空坪中央。
（4）由抗日救国会和八路军组织宣传队，召集驻地附近群众进行防空防毒宣传，指导建立掩蔽部的具体要求与注意事宜；（5）延安与边区城镇建立防空警报所，以击钟为号；（6）防空掩蔽部均应在下令后的一个星期内完成，违者必究。
其次，建立延安防空司令部，司令1937午12月为保安司令高岗，副司令周兴兼任，1938年12月由滕代远担任防空司令。
第三，为了保障敌机袭击财时，不受到无谓之牺牲起见，1937年12月特规定纪律如下：（1）警报以打钟与吹号为号，在清凉山、嘉陵山上和钟古楼的钟，平时绝对禁止敲打，违者拘禁。
（2）第一次警报发出后10分钟内，务须躲入防空洞内，店铺要把门关好，乡下入城的人，应就其所在地区之道路旁入防空壕，万勿迟疑。
（3）第二次警报告，街上应完全断绝行人，否则，岗警即予拘禁。
（4）第三次警报后，才恢复交通，但不准在街上跑步、免生误会、违者岗警即予拘禁。
（5）第一至第二次警报之间，各户不准弄出烟火，违者严予处罚。
（6）第一次警报起至第三次警报止，城门断绝交通。
（7）躲入防空洞或壕后，无论何人，不得擅自出外张望。
（8）晚上闻警报时，应立即熄灯，否则，即执行防空纪律。
上列各项规定，甚为紧要，不容忽视，如不按此执行，势必遭受无谓之牺牲，在执行这一纪律上，各机关人员应作群众模范。
特此布告
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自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向中国的全面进攻。不久，华北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沦陷于敌手，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山西的太原和同蒲铁路，沿线建筑了几个飞机场，直接威胁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陕甘宁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这里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指挥中心和总后方。因此，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最痛恨的地方。
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早就开始了做准备。从1937年秋天开始，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师生，就在延安城外大规模挖窑洞。一方面为了扩大校舍，以便更多地接收学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
原来抗大的校舍大部分在延安城内，小部分在延安城东关的清凉山下。1938年窑洞挖好之后，就逐渐向外迁移，搬到了北门外和东门外的几个山沟里。听中央首长做报告、讲大课等大型集会，也都在这山沟里进行，上级一再提醒，要注意防空。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侵略者将魔爪伸向了延安。
粉碎日军轰炸延安
1938年11月20日，这是一个星期天。初雪后两天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延安市。结冰的地皮和一片片亮晶晶的雪开始融消化了，到处显得水汪汪的。
延安市泥泞的街巷里，坡道上，这儿那儿人们走着，照例在9时以后开始拥挤了起来。正在这时候，只见几架日军飞机呼啸着钻过云层，随着平地“轰——”的几声暴雷巨响，烟雾升腾起来，弹片疯狂乱窜，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了。
后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队长曹慕尧在《日机对延安的轰炸》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第一批日本飞机15架，自东向西，直扑延安城，接着就看见飞机抛下一连串的炸弹，形状像黑色的棒槌临空而降。立即使延安城处于灾难之中，黑烟冲天，火光四射，轰隆！轰隆！连续的爆炸声，冲击着耳鼓，撕裂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肺。
延安市被疯狂的日军飞机轰炸了。随着，整个延安市上空响起了紧急的号声。随即有人短促地叫着：“警报！警报!”
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山头高射机枪发出了怒吼，愤怒的火焰直冲日军飞机。日军飞机嗡嗡地震**着延安市的空气，人们谎乱地奔跑着。
在延安市的大东门附近，只有三四十步泥泞的街道，在短短的街道上，人们四散拼命地奔跑着。人们都往城门洞里跑，后边从日机上掉下的炸弹就扑通扑通地跟着爆炸。随着炸弹的巨大声音，城门洞顶上的石屑和土末便簌簌往下掉，好像那城门洞马上要塌下来的似地。
城门洞里人们挤得满满的，都充满了死亡的恐怖。这情景使人想起：一群野雉在头顶上有老鹰呱呱地叫着的时候，都想找到一个可以隐蔽的土洞。
一个老婆婆哭叫着，她的脸上血肉模糊的，扭住一个男的衣角不放。一个男孩挤在人们的缝隙间，他的一只腿已经没有了，他是痛得哇哇大哭。
飞机转头一圈的轰炸过去了，人们死命地挤出城门洞。有些人跑过延水的板桥，跃过稀泥汪水的河滩，爬上清凉山去，钻进一个大石洞里。
过了一会儿，日军飞机转了一圈又飞到了延安城上，扑通扑通地又扔下一些炸弹，使得整个小小的延安城都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了。
人们躲在石洞里，石洞也被震动了。但是，当日军飞机声音渐渐远去的时候，人们就都凑在洞口，看看外面的情况，但都不敢走出洞来。
人们看见西山下的延安城，简直是尘土飞扬，都笼罩在熊熊的火焰与腾空的浓重硝烟中。延安这座古城，倾刻间就被法西斯们毁灭了。
曹慕尧在《日机对延安的轰炸》中接着记述到：第—批飞机刚投完了炸弹，第二批第三批接踵而至，每批都是15架，持续轰炸没有喘息和救护的机会。延安属于不设防城市，当时的防空力量很薄弱，不但没有高射炮、而且没有高射机枪，只有步兵作战的重机枪来对付成群结队的大批飞机。
日本人有恃无恐、飞机飞得很低，投弹的命中率很高，数十枚重磅炸弹，投掷在小小的延安城里，倾刻间房屋倒塌，四处起火，到处断垣残壁，尸横街头。伤者乱爬乱喊，哀声震天，惨不忍睹。
城里跑得快的人，在城外的河渠里，荒草中避难。在大石洞里的人们，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一共有10多架飞机。人们开始惊讶地说着：“西山上，你看，几个山嘴都落了弹，连山尖都炸平了啊！”
“那里！那里！光华书店被炸了啊！”
“南大街着火了，你看，烧得简直天都红了啊！”警报解除了以后，人们还是不敢进城，有的人吓得傻呆呆的样子，有的人诉说着日军的罪行，有的人在哭喊着自己的亲人。
延安城里，前几天用石块铺砌成的平坦的南大街，已经变成了一条战争的壕堑。除了布岗的警察站立在每一个街口之外，除了救护队抬着受伤者的担架飞奔之外，许多人仍然急跑着，想要跑出城外去。
延安城唯一大的饭馆和旅馆在南大街，那里是并排着的“机关合作社”和“西北旅社”。要是平时的星期天，这是两个十分热闹的场所，而且，南边对面就是交通局，不时地有汽车停在场里。
今天，日军飞机来空袭，显然就是要把它们变做轰炸的牺牲品。但是，日军飞机弄错了，他们把炸弹接连投到了附近的骡马店、小茶馆和杂货铺。
有一个杂货铺被燃烧弹炸了，熊熊的大火燃烧了半个钟头，然后剩下了一片灰烬。有一个小茶馆加上后面的洗澡房，也被炸得一塌糊涂了。有一个骡马店里，几十匹大牲口被炸得血肉横飞。
在这个区域的街面上，房屋倒塌了，电线像麻绳一般缠绕着。街道上躺着没有脑盖的，没有腿和手臂的，五脏六腑流了出来的人。他们有的倒在血泊里痛苦地倦缩着，有的一半被压进倒塌下来的泥瓦中已经没有了气息。
救护队员们抬着单架，还有抢救的医生跟着，他们挨个地翻看着死尸，看看有没有可救的。一队穿着黑色棉制服的警察，由南边街头开了过来，穿过这一块死亡之地，开到市中心去了。
在南关，日本轰炸机投下了8枚炸弹。他们在这里的目标是柴市上的乡下人、牛、驴、垃圾堆、体育场和已经收割过的菜园。
日本轰炸机气势汹汹地狂轰滥炸，用8枚炸弹使得—个小商人没有了一条腿，一个过路的白胡子老人背着小行李包，跑着跑者跌倒死去子，一匹小毛驴的肚皮裂开了，一只小猪从石坡上滚下来摔死了。
曹慕尧在《日机对延安的轰炸》中接着记述到：大轰炸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解除警报。我们随即参加了上级组织的抢救队伍，开进延安城。这座古城的外貌呈矩形，南北长约3里，东西宽不足3里，西城墙偎依凤凰山，所以没有西门，东城墙滨临延水河，有两个东门。从南门到北门的笔直大街，两个东门向西山的横贯大街是全城的主干。主干大街两旁到处是尸体，横七竖八暴露街头，有的被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两山脚下新华书店附近尸体最多，鲜血在街头横流。轻伤员向城外跑，被炸断腿脚的人向外爬，重伤员不能动了，只能哭喊呻吟。
炸得最惨的是西山脚下的光华书店，书店院内有书籍部、文具部、用品部等。在平时的星期天，这是一个最拥挤的地方。大多数来这里的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陕北公学院的、艺术学院的学生等，他们来这里都是买书和学习用品的。
这些青年，他们即将奔赴抗日前线，打击野蛮的侵略者。因此，日本法西斯刽子手残酷地杀害了他们，真是恶毒啊！
日军飞机轰炸这里后，书店院子里横横竖竖地摆着男男女女的残缺的死尸。死尸有倒在刚刚从汽车上卸下来的货包上的，有倒在地下不成形的，有倒在烧成灰烬的书堆里的。
有三个抗大的女同志，大概是在日机轰炸时拉在一起跑的，此时，她们是抱在一起死于炸弹之下了。那些死尸的旁边，零落地撒着抗日的书籍和笔记本，而它们的主人，那些朝圣样远远赶到陕北来学军事、学政治的以及学艺术的蒙难者，怀抱一个灿烂发光的希望和民族最后胜利的信心死去了。
那些七零八落的死尸，被救护队和同学们翻看着，呼喊着，他们的脑汁涂在地上，血到处流淌着，手足四肢血淋淋地抛撒着。
许多人携家带口，慌慌张张地往城外跑，到了城门口，才知道城门禁止人们进去了。许多人聚集在延水岸上，许多人聚集在菜园里，许多人聚集在石坡上，路旁边，都茫然不知跑到哪里去。
在延安城的东关，一会儿就抬过去一副担架，一会儿就抬过去一副担架，抗大有一位女同志哭喊着，嘟嚷着说：“我们八大队的同志在光华书店那里死了好几个，死得好惨啊……”
别的女同志则安慰着，悲伤地说：“死就死了，不要哭了啊！”
“谁知道日本鬼子今天来呢？几天是星期天啊！”接着，有许多男男女女的青年，他们都把拳头捏出了水，高喊着：“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延安当时缺少交通工具，不但没有汽车，而且没有马车，老百姓的驴车也寥寥无几。伤员靠人背，尸休靠人抬，工作量非常大。
在抗大学生聚集的东关，有一个抗大的同学在城里受了重伤，被抬回东关来。当受伤同学觉得他非死不可的时候，他挣扎着喊着口号：“打倒日本！打倒日本……”
这是他简单的神圣的遗言。他尽他最后的一点点生命力说道：“同志们！加紧学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然后，这位学习战线上的英雄，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眼睛还圆睁着，那是一双永不瞑目的双眼。在当天晚上，延安所有的机关、团体和学校都开了会。在这个会上，同志们向死难者致了哀悼。
正在开会的时候，漆黑的街上响起了敲锣声，接着有人喊叫着：“明天防空啊——人们都赶早出城去啊！”
其实，在空袭解除后，中央机关的干部就全部出动了，挨家挨户动员延安城区的居民撤离，大家告诉老百姓：“乡亲们，一定要走哇，明天日本飞机还要来！”。在夜里，人们把箱子、行李等所有的东西打捆起来，第二天早晨鸡还没有叫的时候，人们就带着东西，趁着天黑出了城。男男女女的学生们，职员们，商户们，一群群向三条城外的大道走去，一会儿就消失在荒芜的山沟里去了。
太阳照例从东方升起，却破例照耀着延安市这座空城。这天，日本飞机来得更早，太阳升起不久，日机就气势汹汹地来了。但是，他们却扑了一个空，狂轰乱炸了一通后，就悻悻地离去了。
日机空袭延安的第二天，轰炸机的投弹更多，那些罪恶的炸弹炸毁了一些房子，还炸死了两个至死不离他们岗位的卫兵。大多数的炸弹，落在了东边的平日猪狗们游历到那里撒尿拉屎的里外城墙根，和光溜的延水两岸。狡猾的日本鬼子以为它们昨天炸了西山，今天人们一定躲在东边的城墙根，可惜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炸中的只是泥滩和粪堆而已。
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部长，他们机关当时尚未搬迁，住在西山半腰的若干孔黄土窑洞里。大轰炸的时候，西山脚下是重灾区，陈云同志的窑洞也被轰炸了。但是，窑洞没有完全倒塌，却炸开了一个缺口，因而幸免于难。
但是，组织部的招待所，住着许多过往的干部，有一孔窑洞全部塌坍，里面有数十人，埋葬在很深的黄土堆中，呼吸窒息，等到挖出来的时候，早已断气了。当时担任延安军事学院教员李德的翻译，也在轰炸中遇难身亡了。
抗大第七大队的大队长徐德操同志，戎马一生，爬过雪山草地，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后才找了对象，刚刚结婚。
徐德操的爱人张放问志，是从北平来到延安进了抗大的一名女学生，她端庄秀丽，漂亮大方，精通音律，能歌善探，能唱一口优美动听的京剧，经常在大型集会上表演节目，着实令人喜爱。
就在星期六的晚上刚刚结婚，度过了“洞房花烛夜”，第二天早饭后，大妻俩高高兴兴上街，准备去买些东西，哪里料到日本飞机投掷的炸弹，夺去了这位新婚妻子的年轻生命。
徐德操悲痛万分，他把爱人埋葬在宝塔山下，立了一块石碑，上写：“亡妻张放之墓”。徐德操和他的战友，经常路过这里，每次他们都在墓旁伫立良久，发誓要报仇血恨。
两次日机大空袭，延安市各级防空委员会与防空人员，严格履行防空纪律，尽职尽责，紧张而有秩序的疏散转移，把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保障了军民的基本安全，保障了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领导同志的安全。
如，在1938年11月21日敌机轰炸那天，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陪毛泽东清晨起就进了防空洞。在防空洞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记笔记，在书上写批语，整整在防空洞内安全办公待了一天时间。
延安市政府还于12月2
两次日机空袭后，延安市公安局总结了两次空袭中损失的情况：敌机二日共投弹159枚。我死伤人数140余名，死伤牲畜90余只，炸毁房屋380余间，商民损失货物约值五六百元。
自从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在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率领下,由当时的保安县进驻延安城。那时的延安城,街市繁华,城墙巍然矗立。日本侵略者对延安进行大轰炸后，整个延安古城残垣断壁,一片瓦砾。延安城内,上至中央首长，下至普通百姓,都不得不迁徙山沟,远离城廓。
唐代宝塔为延安古城的标志性建筑。1938年11月前,宝塔与同矗山上的三圣娘古刹寺、龟王庙、嘉岭书院、东岳大殿等文物景观交相辉映。除了宝塔外,这些古建筑均被日机夷为平地,**然无存。
日机轰炸延安两天后，边区政府即致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政府急电》，其中写道：延安于本月号（20日）、马（21日）两日连续遭受敌机轰炸，共投弹159枚，死伤军民152人，毁房屋380问。边区人民在此残暴轰炸之下，益加激愤，誓死灭此仇敌。属府本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之抗战方针，紧张一切工作，领导全边区人民为动员民众，驱逐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各斗到底。现对伤亡军民已给予抚恤救济，市面恢复常态，一切工作照常进行，刻正加强防空设备，以防敌机再次轰炸，惟边区向属疾苦，属府力有未逮，敢祈俯府予赞助，俾有所遵循。职林祖涵有叩。
日机轰炸延安两天后，《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加紧防空与锄奸》指出：边区为敌人最切齿痛恨的地方，而延安又为边区的重心，敌人要破坏边区，而首先从延安破坏起，亦是我们所意料的。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今天已为事实所证明。据说敌人将以60架飞机，来轰炸边区各地，屠杀边区人民，这一方面证明敌人滥施轰炸我不设防城市，屠杀无辜平民的残暴，另一方面证明敌人将以更毒辣手段来破坏边区，扰乱抗日后方的治安。因之，加紧防空与锄奸工作，是如何应当引起边区人民的严重注意呀！
在连续两天遭受敌机轰炸中，表现最英勇的是公安局的警察和救护队的人员，他们在敌机狂轰滥炸中，不怕牺牲，坚守自己的岗位，担负着维持治安与救护伤员的任务，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其中，有两位至死也不离工作岗位而牺牲的卫兵，他们这种不怕死亡的献身精神，实为全国警察人员与救护队员的楷模。
群众要求公安部门对在防空工作中有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为了满足人们的渴望和更好地做好防空工作，延安市公安局长刘护平呈书边区政府，建议除给予精神表扬外，再给以物资奖励，并做了物资奖励预算。
经边区政府的审核批准，召开了表彰大会，除精神表扬外，还进行了物质奖励。通过这次大会奖励，既勉励了活着的人们，更加英勇顽强做好防空工作，也是对在敌机轰炸时，至死不离工作岗位而献身的英烈们的一种慰藉。
经过了日本飞机的大轰炸，大家的防空意识极大增强了。城外各山头的黄土窑洞也挖得更深了，几个窑洞之间，增加了人行通道。万一某孔窑洞被炸弹封闭了，人员经过通道，可以从其他窑洞出来，保证了居住的安全。
又过了几天，一群八路军的工兵来排除未爆炸的日军炸弹。炸弹钻进黄土，留下了黑洞洞的大窟窿，四周的黄土被挤出了许多裂缝。工兵们挖掘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整个炸弹暴露了出来。
在拆除引信的时候，八路军工兵们设立警戒线，清理现场。工兵们拆下来的引信像一只长长的冬瓜。然后，战士们在炸弹的尾翅上栓上大绳，几十个战士“嘿哟嘿哟”喊号子，一寸一寸地把炸弹拖拽出深坑。
炸弹长约3米，像大水缸一样粗，通体涂灰色油漆，印有几行黑色字母。有人辨认说，这炸弹是美国制造的，卖给日本人的。从炸弹壳里掏出数百斤黄色炸药，一筐一筐地抬下了凤凰山，并用马车运走了。以后，这些炸药当作了染料，染出了黄色的布匹，缝制了军衣。炸弹壳敲成碎块儿，打造了开荒用的钁和锄。
日本飞机从1938年11月首次轰炸延安到1941年10月最后一次空袭止，在这长达近3年期间，共空袭17次，出动飞机257架次，投弹1690枚，死伤人员398人，毁坏房屋15628间。轰炸最残酷的是1939年，总计空袭了10次，出动飞机187架次，投弹1189枚，死伤229人，毁房7882间。
为了积极反击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保存抗日的有生力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和延安防空司令部做了认真的具体部署，延安《新中华报》在1938年12月5日，发表了题为《加紧防空与锄奸》的社论，号召全体军民加紧防空，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和恐慌情绪，做好锄奸和各项工作，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开展一场波澜壮阔的反轰炸斗争。
日本飞机几次空袭，都未达到预期目的。于是，变本加厉地对延安采取了更残酷、更频繁的轰炸，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
敌机由开始的每天7架增加到10余架，最后达到71架。投弹每天由数十枚增至200余枚，轰炸时间由上午改到下午，最后发展到全天。轰炸次数由开始的1天1次，最后达到1天4次的轮番轰炸。
如1939年9月8日晨5时30分，当市防空司令部接到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报告后，立即发出空袭警报，不久，敌侦察机3架、轮番3次飞到市上空盘旋侦察。
大概9时许，更有重型轰炸机15架，由东南飞来，投弹后向东北方向飞去，接着又有28架，由东面飞来进行第二批轰炸，直到11时才解除警报。
日本侵略者两批43架轰炸机，共投弹200枚，多数炸弹落在城内北街和西山上，共计毁房150余间，死伤58人。其中遇难的有晋察冀军区宣传部副部长钟蛟盘，他是奉命来延安汇报工作而被炸牺牲的。还有一二九师政治部第三科科长钟方申等人也牺牲了。
9月10日下午6时，延安各军事机关代表百余人，在八路军政治部举行“为敌机轰炸死难之钟蛟盘同志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一层沉痛而愤恨的表情。会场布置得朴素肃穆，正中挂着钟蛟盘的画像，下面一张白纸上写着50名死难者的名字，两旁有很多花圈和挽联。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致悼词并报告了钟蛟盘的简历。他愤怒地说：延安这个小小的地方，为什么日军会出动几十架飞机，频繁地进行轰炸呢?这是因为敌人对坚持抗日的人们，怀着刻骨的仇恨!敌人早就宣布了，要把延安炸平，把边区炸平，还要放毒瓦斯……我们今天开这个追悼会，一方面表示我们的沉痛、悲伤和义愤，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下一次不要让一个人，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我们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用我们的伟大胜利来替他们复仇，化悲痛为力量，加紧做好防空、防毒的准备……最后，追悼会在沉痛与愤恨的气氛中结束。不久，敌机又疯狂肆虐。于10月15日出动71架飞机轰炸延安。
当天上午8时，市防空司令部接到有敌机向延安飞来的情报，当即发出警报，约一个小时，日机第一批36架进入延安市上空，盘旋投弹l03枚，即向东逃去。下午1时30分，敌机二次来袭，防空司令部再次发出紧急警报，约15分钟后，敌侦察机一架窜入上空，往返盘旋达一小时之久，于2时40分，轰炸机35架分三批相继窜入，轮流轰炸，总计投弹122枚，直到下午4时30分才离去。据统计，这次轰炸死伤60余人，大批房屋被毁，使延安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
直到1941年10月26日最后一次轰炸，日机共计空袭延安17次之多。延安与陕甘宁边区人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防空设施一次更比一次完备起来，终于制服了日本空袭的暴行，破灭了日本以飞机轰炸侵占边区的妄想。
后来1946年3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关于日寇轰炸延安损失》的文章：延安市南关乡代表顾宗仁，提出要求日寇赔偿轰炸延安损失案，并请国内外救济机关、团体救济以重建延安市。兹将损失情况调查统计如下：轰炸次数：17次(投弹1690枚)；
伤亡人数：伤184人，死214人；
毁建筑物：公共房产1176间，石洞5座，民房14452间；另有基督教礼拜堂1座，房室75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死牲畜：197头；毁粮食：34.4万斤。
此外，尚有其他损失，总计金额合边洋约28亿元。
日机对陕甘宁边区和革命圣地延安的狂轰滥炸，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所公布的损失对那些矢口否认侵华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也是一种有力的控诉。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篡改。日本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中国人民将水世不忘。
多种措施治理匪患
1937年底，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
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大力剿匪，以除暴安民。要剿匪首先要了解边区土匪的情况。
当时边区有多少土匪呢？
据统计，当时陕甘宁边区23个县境内，共有土匪40余股，计4000余人，2000多支枪。
匪情的日益严重和基层政权不断遭到破坏，不仅导致边区乡村秩序混乱，更重要的是影响到边区政权的稳固，这引起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土匪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惯匪，即以抢劫为生的经济土匪，没有政治性，是所谓的社会土匪；二是受国民党地方政权支持的政治土匪，成分以豪绅、地主、流氓、团丁为主，加上边区内外的一些无业游民、二流子。
由于土匪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有的为生活所迫，有的是血亲复仇，有的是打富济贫，还有的是政治投机。因此，对于匪患的治理要采取综合的方法。
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宽大与严惩相结合。为严厉打击土匪地嚣张气焰，边区采取主力部队、地方部队与自卫队紧密配合，分区驻剿与集中进击相结合，穷追猛打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法，迅速掀起了一场剿匪锄奸的群众运动。
早在1935年11月，党中央初到陕北，就成立了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剿匪总指挥部，由谢唯俊担任三边特委书记兼剿匪总指挥。
1937年9月，边区独立师和蒙汉骑兵团对志丹县内的王子元、李天才等股匪进行了围剿，击毙10余名，俘获百余人，其余溃散，逃离边区。
八路军留守兵团成立，为了尽快肃清匪患，兵团司令萧劲光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
当然，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兵团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
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兵团首先集中了警备一团、警备二团、警备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60余支。
1938年2月，八路军留守兵团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对黄龙山股匪发动进攻，消灭100余人，少数逃入国民党统区。在安定南区一带有彻底剿灭了刘志清股匪。
截止1938年底，边区军民共剿灭40多股大小土匪，毙伤土匪800人左右，俘虏400人左右，缴获枪支1000多支。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来到毛泽东住处。此时，毛泽东照例还在灯下工作。
寒暄之后，萧劲光向毛泽东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
萧劲光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虽然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但萧劲光明白，虽然剿匪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剿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
1939年冬天以后，土匪中的“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
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
于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在陕甘宁边区，再次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其中，清剿陇东土匪赵老五的行动非常具有典型性。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
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萧劲光司令员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的体制。
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
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那种社会，本来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
当时，萧劲光等人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萧劲光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
同时，毛泽东在修改萧劲光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土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
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
接着，萧劲光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但朱绍良继续装聋作哑，不给我方回电。
于是，萧劲光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
朱绍良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
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边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4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9人。
我驻军警备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仅赵匪负伤逃脱。
土匪抓住以后，该如何处理呢？
当时，边区的做法是，对于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要进行公审，严加惩办，而被迫胁从的群众给予教育，宽大处理。在定边就公审与枪决了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与枪决了土匪霍生福。
对于胁从者，边区政府指出:“切实加强对土匪之瓦解工作。如经过其家庭宣传，土匪中之士兵回家，回家后发动群众欢迎慰劳，政府对之应予优待，如不咎既往，取得土地等。”
陇东镇原县回民土匪余长延、李占荣、马金山、马文标等被捕后，除匪首余长延因系兵痞惯匪处以死刑外，余皆教育释放，目的是在汉回杂居区域内，争取回匪转变，影响该地回民的向善之心。
除了军事清剿之外，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形成剿匪的强大声势和社会氛围，也是陕甘宁边区对付当地土匪的一个办法。
1937年11月，《新中华报》发表《消灭土匪巩固后方》的社论，大张旗鼓地揭露汉奸、土匪罪行，提高群众的政治警觉性和认识奸匪的危害性。
同时在广大边区还进行了动员：
一是剿匪动员，宣传土匪的危害性，并指出土匪是日寇的别动队；二是地方武装动员，要求对土匪必须坚决进攻，猛打穷追，势必达到消灭目的；三是匪区人民动员，要求紧紧依靠地方自卫队肃清散匪，对易于为匪的豪绅、地主、流氓、团丁等分子，应给其分地和房屋，使之安居乐业，不至于铤而走险，从而消除土匪的社会基础。
在大力动员下，边区保安队、自卫队和少先队都积极加入到群众性的剿匪锄奸运动中。人人武装，就地设岗，严密警戒盘查，侦察匪情，清查户口，监视可疑分子，加强对土匪亲属、亲戚的教育，争取匪徒弃暗投明。
当时，陕甘宁边区每个乡都设锄奸委员会，每个村都建锄奸小组，全边区共有1000个以上锄奸委员会，9000多个锄奸小组，10万多锄奸成员。
颁布一系列剿匪法规和指示，加强法制威慑，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付土匪的一个重要举措。
针对土匪的猖狂作乱，1939年，边区政府颁布《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规定凡以抢劫为目的，聚众持械抢劫，暴力抢夺他人财物，掳人勒赎，贩运军火，窝藏分赃，伤毙人命、强奸纵火、破坏交通者，均为土匪，视情节轻重，处以徒刑或死刑。
在对付边区土匪过程中，边区政府还特别注重地方人民武装建设，整顿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加强边区乡村社会控制。
当时，地方保安队由红军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改编而成，约有5000人左右。
为提高其战斗力，边区政府于1938年3月28日决定：整理保安队，保证成分纯洁，将一切政治面目不清者洗涮出去；加紧保安队的政治教育及军事训练；重新审干和教育干部；加强党对保安队的绝对领导。
同时，对乡村自卫军也加强整顿。自卫军是由苏区赤卫队发展而来，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地方政府、清剿敌探土匪、警戒盘查，维持社会治安等。
此外，自卫军对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实行军事化的联保制，是组织、团结群众的中坚组织。
边区政府、保安司令部还发出了《关于重新整理自卫军工作》的命令；为了做好自卫军的整理工作，边区还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指出:凡年龄在19岁以上50岁以下的边区公民，不分阶级、性别、籍贯、宗教、党派、职业、民族，一律参加自卫军。
1943年11月，西北局发出了《关于整训自卫军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加强对自卫军的军事政治领导，建立健全自卫军的领导机关。县级政权设自卫军大队，县长兼大队长，县委书记兼政委；区设自卫军营，区长兼营长，书记兼政委，设专职副营长一人。
自卫军的整顿，效果明显，仅1939年至1940年参与和独自破获的奸匪案就打1000余起。这进一步加强了边区政府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能力，使边区乡村社会逐步稳定。
联络会党，改造土匪，是边区政府对付当地土匪的一个重要举措。当时，边区土匪和会党就密不可分，因此有会匪之称。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曾于1936年4月25日向国民党、青帮、红帮、哥老会、理门、会社等党派团体发出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指出为了抗日救国共赴国难，所有中国人都要联合起来。
这是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时第一次向秘密社会发出的团结抗日的呼吁。
7月15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对哥老会宣言》，其中表示：“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因此，“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讲义气，共担国难。”
宣言还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一同商讨救国大计。
这里的“四路好汉”自然包括土匪，即所谓的绿林豪杰。这个宣言集中反映了共产党对待会匪的政策和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对边区土匪加紧争取和改造政策：“争取团结抗战，交朋友，逐渐说服改造，帮助进步，保存枪支，准备在时局变化时作为开发游击战争的力量。”
具体做法是“先从上层入手，利用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交私朋友，结拜兄弟，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问题，建立自己的威信，态度要诚恳爽直，义气豪侠，不要求过高，但仍须时常提高警惕性。”
同时，一些土匪也激于民族大义，自动归正抗战。如甘肃康县匪首张俊耀，后来就被编为第四区专员公署游击队。
后来，党中央西北局民运部还提出了“做文明土匪”的口号，要点是“图财不害命，图大财不图小财，好兔不吃窝边草，受编不受调，团结不分裂，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反映了抗战中在国共摩擦加剧的情况下，共产党对土匪争取和改造政策的变化。
最后，为了彻底清除匪祸，边区政府还大力进行社会改造，消除为匪的社会土壤。
首先是改造“二流子”。二流子是陕北农村对那些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盗窃、赌博、阴阳、巫神、土娼等为谋生手段的人的统称，即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沿门乞讨，抽大烟，耍赌博，当巫神”之类的人。
二流子的存在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形成极大干扰，也是对边区乡村社会生活和秩序规范的挑战。少数生活无着的二流子甚至沦为汉奸、特务、土匪、兵痞。因此，改造二流子能有效的消除土匪滋生的社会土壤。
二流子在边区有相当的数量。据当时调查，当时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占近80000人。
为了改造好这一类群体，边区发出了《五一施政纲领》，纲领指出：“给社会游民分子以土地耕种，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员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
在对二流子改造的过程中，各地严格执行边区政策，促使二流子的转变。
改造二流子的成功，使得边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好转，为匪之风大为减少。
禁绝烟毒也是改造社会土壤的一个重要举措。陕甘宁边区所在陕甘两地，曾是鸦片生产基地，烟毒泛滥最为严重。
烟毒成为土匪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查禁鸦片毒品犯罪活动，1942年1月，边区设立禁烟督察处，在重要城市设立禁烟督察分处，并通过《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及《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严禁种植鸦片烟苗，严禁买卖或贩运、吸食或注射烟毒。
雷厉风行的禁毒斗争，有效地遏制了陕甘宁边区的各种毒品犯罪活动，基本上消除了吸毒现象。
不到半年，陕甘宁边区烟民的人口比例即已降低20％，不到两年，烟民就从降低20％而到达将近绝迹了。
陕甘宁边区成功的禁烟禁毒运动，基本上革除了社会恶习，挖掉了人民病弱的祸根，断绝了土匪的经济来源。
当然，治理土匪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彻底的剿灭匪患，还需要更多的社会改革。但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在全力支援抗日的大环境下，处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断挑衅下，所做的这些治理土匪的措施，已经算是非常得力了。
至1943年1月，边区政府就大体上把边区内的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7名土匪头子。至此，祸害了陕甘宁一带多少年的土匪，随之灰飞烟灭。
三五九旅驱逐何绍南
1939年8月的一天，在革命圣地延安，酷热的夏下已经逐渐接近尾声，但高温还没有降下来，知了不住地在枝头发着令人烦躁地叫声，像是在替烈日呐喊助威。
此时，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里，毛泽东正一边吸烟，一边和朱德总司令商讨问题。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我看能吃苦，能打硬仗，调他们回来怎么样？”
朱德点了一下头，说：“我同意，调‘王胡子’回来，巩固一下黄河防守，再到绥德，整治一下那个‘摩擦专家’何绍南！”
毛泽东抽了一口烟，笑着说：“行，就这么定了！”
这个时候为何要调在前线作战的第三五九旅回来呢？这和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我抗日人民政权的挑衅有关。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制订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
从此，国民党反共活动越演越烈，6至11月相继制造了平江、鄂东和确山等惨案，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八路军以及抗日群众。
与此同时，逐步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军事摩擦，并以重兵集结于陕甘宁、晋西、晋冀豫根据地附近，伺机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在这些对我抗日政权发起进攻的国民党顽固派中，何绍南是非常突出的一个。
何绍南是江苏武进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历任陆军第三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师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第三集团军第十六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等。
抗战时期，何绍南是国民党派任的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也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在他任职的两年中，制造了大量的摩擦事件。
何绍南所在的这个绥德分区，地处黄河之滨，是延安通往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门户，又是延安北边的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一分区所辖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和清涧5个县，原系陕北苏维埃区域，自1936年受到国民党军攻击后，即渗进国民党势力。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绥德等5座县城划为八路军河防警备区，隶属陕甘宁边区。由留守部队第一二零师第七一八团、警备一团、警备三团负责河防。
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执行协议，不但不配合工作，反而不断进行破坏活动。何绍南的到来，更让绥德的形势变得越发严峻。
这个何绍南曾被毛泽东指责为“摩擦专员”，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与侵华日军将领板垣师团长是日军士官学校的同学，两人感情甚笃。
何绍南反动透顶，颇得蒋介石赏识。何绍南来到绥德后，当上了“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主任。
1939年5月，何绍南授意安定县县长田杰生指挥保安队袭击我杨家园子，打死打伤我官兵数十人。
不久，何绍南面喻吴堡县县长黄若霖，组织暗杀队，杀害我第七一八团第三营副营长尹才生。
接着，何绍南指令清涧县县长艾善甫组织哥老会码头和黑军“政府”，串通土匪，到处抢劫等，无恶不作。
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动行径，起初，我警备区首长和各团领导，为维护团结抗日，力求通过谈判解决，曾多次找何绍南和其他头面人物商谈，要求他们放弃摩擦，一致抗日。
但何绍南一伙视我们的规劝为软弱可欺，继续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军就不得不改变斗争方式。
一方面，我军利用谈判等各种公开场合，与何绍南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派出小部队下乡，深入到群众中去，揭露何绍南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
另一方面，我军对何绍南保安队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还击，通过多种方式的斗争，何绍南一伙的反动面目昭然若揭，其反动势力逐渐在群众中被孤立。
正是为了消灭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毛泽东和朱德才商量决定调第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到绥德，进而保护陕甘宁、保卫党中央。
1939年8月12日，党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零师、晋察冀军区。
电文指出：“为破坏国民党以增援河防为名，实为反共部署的计划，巩固陕甘宁边区与河防并准备将来万一起见，我兵力应有一部调动。望速准备从第一二零师抽调有战斗力的一个旅(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之线。第一二零师师部及冀中所属部队移至现在王旅位置，并准备师部再移至晋西北原地，以利指挥。”
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后，王震即旅三五九旅旅直和717团，通过雁门关、同蒲路，于10月4日抵达绥德地区。抵达以后，王震旅长率第三五九旅就驻扎防绥德地区，有力地加强了河防守备力量。
得知第三五九旅到来后，反共顽固分子何绍南很是吃惊，他知道，第三五九旅是共产党大本营的机动部队，此次回师陕北，非同小可。
于是，狡猾的何绍南一边向胡宗南、阎锡山等人报告，一边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对王震部表示“欢迎”。
在欢迎会上，何绍南振振有词，先对八路军一二零师第三五九旅表示欢迎，然后，话锋一转：“现在中日双方正在激战，第三五九旅不在前方抗日，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就回师陕北，这是违反军纪！”
何绍南话音刚落，王震拍案而起，大声驳斥：“我们是奉毛泽东主席命令来加强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的！”
顿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
会后，何绍南派出亲信，在群众中处处散布谣言，说：“第三五九旅在前方打败仗了，第三五九旅是‘溃军’……”
何绍南在绥德坏事做尽，被我党一一揭露后，何绍南一伙已经陷入“人心背离，孤立无援”的境地。王震在吴堡、绥德两县视察河防时，就有许多群众向王震控告保安团残害人民的罪行。
王震旅长对何绍南的行径异常愤怒，决定先发起政治攻势，若何绍南执迷不悟，立即动用武力，予以消灭。
10月底，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到延安，亲自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了警备区的反摩擦斗争情况，中央和边区中央局作了明确的指示，决定成立“军政委员会”，王震为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警备区的全盘工作。
不久，第一二零师政委关向应路过绥德，也传达了党中央反顽固分子斗争的原则。胡耀邦、傅钟先后去前方途经绥德时，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
1940年春，警备区军政委员会在王震的领导下，遵照中央关于“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群众力量，向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的指示，决定对何绍南一伙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总体反击。
1940年正月初十前后，以警备区政治部剧团为主组成武装宣传队，将何绍南八大罪状的具体事实，以照片、画像和由演员化妆的各类人物，在绥德城内外大张旗鼓地进行揭露。
同时，第三五九旅的两排战士全副武装，一排走在宣传队前，另一排走在宣传队后，保护宣传队从南关开始，在城内大街小巷宣传了一天。
第三五九旅进行的这次武装宣传震动很大，把反摩擦斗争推向了新的**。
看到大势已去，为了抢占先机，顽固分子何绍南召开秘密会议，准备用13个保安中队偷袭第三五九旅。
得悉这一情况后，王震旅长立即命令全旅做好自卫的军事准备，同时召开群众大会，公布何绍南的罪状。
何绍南见第三五九旅已有准备，他的罪行又被揭露，在绥德已无立足之地，便煽动清涧、安定、吴堡等地保安队哗变为匪，袭击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第七一七团在团长刘转连指挥下予以还击，全歼了这批土匪。
1940年2月28日半夜时分，他们将其库存的弹药、物资、文件档案全部放火烧毁，遂即偷偷逃走。
当得知何绍南一伙逃走的消息后，我军立即组成追击部队，急行军堵截何绍南部。
何绍南率队从二郎山西南下山，绕七里铺翻山到五里湾、苗家坪向横山、榆林方向逃窜。我军的堵击部队绕郝家桥走偏了路线，后急速返回到苗家坪北面，只堵住了他们的后尾约200人左右，其中有何绍南的骨干20余人。
过了几天，瓦窑堡的子长县伪县长和保安大队也全部逃到横山、榆林，同何绍南汇合。
就这样，何绍南这个“摩擦专家”被赶走了，第三五九旅有力地保障陕甘宁的安全。
何绍南哗变逃跑后，我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联名致电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立即逮捕何绍南，交由民众公审，同时，建议绥德警备区5县行政事宜隶属边区政府，并委任王震为司令员为专员，以利保卫河防。
王震旅长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委任，当即召开了绥德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施政事宜，并按三三制原则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公众一致推举他兼任绥德专员。
从此，绥德地区5县面貌一新。
对于绥德发生的一切，蒋介石曾给毛泽东主席打电报说：第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破坏国共合作，要受到军纪、国法制裁。
毛泽东立即回电：王震将军抗日救国有功，请委员长传令嘉奖。
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回师延安，驱逐何绍南，和之前的陇东事件、栒邑事件、淳化事件，都是我军在国民党顽固派主动挑衅的情况下，而主动予以反击的。
通过这些有力的反击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在陕甘宁边区渐告平息。
这期间，我留守兵团各部队和第三五九旅以及边区保安部队取得了很大胜利。在绥德分区，清除了何绍南的反动势力，巩固了边区的东大门在陇东和关中地区，我方虽退出了5座县城和一些区乡、但我方的力量却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政权建设上，新设了庆阳、合水、镇原3个县的政权机关，任命了县长，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理。
在军事上，我军兵力也大有加强，如陇东分区的正规军就增加了3000余人，地方武装增加了1000余人，装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