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毛泽东把萧劲光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高岗等人找去，商谈机关、学校开展生产的问题。
大家刚坐定，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
讲到这里，他稍作停顿，接着讲道：“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是不愿意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个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大家一致说，我们只能按照第三种办法干。
积极应对经济困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后，党中央将各部队留下的兵力与地方武装编在一起，成立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驻守陕甘宁边区，萧劲光任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各留守部队。因留守处对内又称留守兵团，萧劲光也被称做留守兵团司令员。
1937年9月，在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之下，成立东地区与西地区两个留守处。
以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
以定边、盐他、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栒邑、淳化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留守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留守兵团成立后，肩负着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但由于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他们很快遇到了财政经济困难的严峻现实问题。
按照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红军改编后，军饷由国民党政府统一拨发。
当然，供给标准非常低：伙食费，每个指战员每天五分菜钱，一斤半毛粮；津贴费，战士每月一元，最高级的长官，如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等，每月五元。
至于办公费用，一个连队每个月只有几块钱。按当时的物价，官兵的伙食费，“每天要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要买到柴火、油、盐，就买不到蔬菜”。
战士的津贴，连必需的日用品如牙刷、手巾、袜子等都难以购备。
就这样的标准，从开始就没有按期、如数发给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变化，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在这方面，给萧劲光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是1938年春节前到部队检查工作的一次亲眼所见。
那天，萧劲光到陇东地区部队视察，住在三八五旅七七○团。时值隆冬，这里缺少御寒的柴、炭，被子破烂，每天两餐还吃不饱。
清晨起来，萧劲光循着哨声来到一个连队的操场，眼前的情景更令人震惊：披着雪花出操的队伍，官兵们有的只穿一件棉上衣，有的只穿一条开了花的棉裤。另有十几个人，有战士也有干部，则全身都是夹衣。还有五个战士几乎是赤着脚站在雪地里。
部队粮食紧张、被装不足，这些萧劲光也是知道的，但他却没有料到竟至如此地步。
萧劲光问团领导有关情况，团长张才千说，服装缺口很大，不少连队几个战士共用一条毛毯。有些战士的子弹带破了，子弹就放在挎包里。绑腿、挎包烂了，没法补。这个月都过去三天了，粮食还没到。像这种情况不是这一个连队。这些天，后勤部门的同志天天在外边跑，我们也在想办法。
回到机关当天，萧劲光连夜召集参谋长曹里怀、政治部主任莫文骅等留守兵团首长开会，研究解决办法。
萧劲光首先心情沉重地介绍了部队粮食、被装供应情况，然后他说：如果实在没其他办法，就从机关抽，从干部中抽。宁缺机关，不能缺战斗部队。有棉衣又有棉大衣的先拿出一件。大家一致赞成萧劲光的意见。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莫文骅又提出，这种情况不是一个连、一个团，也不是仅此一次。这次解决了，下一次怎么办？要有个长期打算。
萧劲光说：这个问题提得好。等不行，我们自己必须想办法。上一次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就讲过，要多想想困难，往后经济上的问题、供给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毛主席考虑得远，我们要跟上。
1938年春天，留守兵团机关对部队装备和生活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通过这次调查，进一步发现了军需、军备供应方面存在的问题。
同时也发现，有些单位已开始自行想办法克服困难。有的团、营开了磨坊，自己加工毛粮，既多出了面粉又不浪费麸皮；有的单位自己做豆腐、做豆芽，不但改善了生活，还节约了伙食费；有的单位还利用驻地的条件，养猪、种菜。
对于留守兵团的行为，萧劲光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又怕党中央得不到中央支持。于是他决定向党中央毛泽东进行汇报，看一下党中央的态度再做决定。
生产运动的初步开展
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萧劲光陪同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时，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情况。
对于留守部队的独立自主精神，毛泽东非常欣慰。其实，这是他一贯赞成的。
早在抗战开始之初，毛泽东就致电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
1937年11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并告朱德等人：不要希望和依靠国民党方面，“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坚持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毛泽东高兴地对萧劲光说：对部队的这些做法，要给予鼓励，要注意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我们部队必须学会搞生产，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把生产、学习与战斗结合起来。
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支持，萧劲光自然非常高兴。1938年7月初，萧劲光主持召开第二次后方留守兵团首长会议，各留守部队和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军政首长参加，重点研究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萧劲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生产、学习”的口号。会后，留守兵团发出电报指示，对部队生产作出具体部署。
电报明确提出，留守兵团各部队在完成战斗、警备任务的同时，必须执行下列工作：(一)立即创办各种合作社，以盈余红利来改善部队生活。(二)大量种植各种蔬菜，不但要能立即自给自足，且能储藏一部分过冬。(三)开设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做豆芽。(四)9月底之前，做到全部战士能打草鞋。除现用之外，每人要存一双以上，并尽量发动做布鞋。各班分工合作，11月底做到全部自给，并存一双以上。(五)在节省之伙食内，抽出存洋一部，收买羊毛、驼毛，分给各班战士，织成毛袜手套、毛鞋等，保证10月底每人各样完成一双。如能自打毛背心、毛衣裤则更好。(六)提倡战士自己缝补破衣，自上袜底。(七)对事务人员，加紧节约教育，防止浪费。
电报指示受到了官兵的热烈欢迎。许多部队在接到电报当天，或召开党委会讨论贯彻执行办法，或召开军人大会进行动员教育。
有的团在贯彻过程中，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之间还展开竞赛。原本有基础的单位，进一步扩大了规模，尚未开始的，迅疾部署上马。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种类繁多的生产活动便在留守兵团各部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转眼半年过去了，留守兵团的多数单位超额完成了计划指标。一些单位不仅粮、菜问题，御寒的鞋袜、衣物基本解决，有的方面还有盈余。
庆阳地区的部队，由于自己养了羊、猪，每周可以吃到两餐肉食。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军备物资如皮带、挂包、裹腿、子弹带等，也得到了补充。
留守兵团部队供给问题的改善，使毛泽东感到欣慰。然而，就在这时，新的经济危机产生了。
根据地遭遇严重经济危机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日本开始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损失巨大，虽然迟滞了日军的大进攻态势，彻底打乱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导致中国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对抗日前景悲观失望的情绪，国民党积极抗日的政策至此也开始出现动摇。
1939年1月，在日本军国主义诱降分化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会后，国民党又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反共文件。
为配合其反共政策，国民党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周围增加兵力，加强军事封锁。1939年，直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北线有等3万人；西线有10万人；南线有近18万人。
1939年11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行把“政治限共为主”改变为“军事限共为主”的政策，并发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密令，蓄意制造反共摩擦。
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制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了大小几十次军事摩擦事件，较为突出的是：陇东分区的两次事件；关中分区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绥德警备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的叛乱事件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使边区的面积和人口锐减。
1940年蒋介石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分驻在边区周围各县，形成北起府谷、横山，西至宁夏、甘肃，南接泾水，东到黄河的五道包围封锁线。
在这几道封锁线中，靠近边区周围的封锁线特别严密，不仅含野战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离，依靠地形筑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规军把守。还在边区周围增修了20多个飞机场。
为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在进出边区的大小路口，设立哨卡，严密监控，切断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采取各种办法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
他们不准边区的农副产品向外输出；又以法令禁止国统区的物资，特别是棉花、布匹、粮食、药品、火柴、电讯器材等物资进入边区，为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
他们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由于敌顽的包围封锁，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使本来生产就比较落后的边区的物资异常匮乏。
加之1940年至1942年的连续自然灾害，使边区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尤其以1940年的灾情最为严重，致使当年的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群众生活艰难至极。
此外，由于抗战以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了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吸引大批国内革命青年以及海外侨胞，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各种障碍，纷纷来到边区；为了粉碎敌顽军事威胁，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陆续从前方调回一批部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这样，就使边区一度脱离生产的人员大量增加，延安城区占的比例更高。同时，由于战争和灾荒，附近战区和灾区的难民也不断逃入边区。这也更大大加重了边区的财政支出。
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描述的：“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总之，外援断绝，灾荒严重，脱离生产人员剧增，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全部军饷，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在这样一种客观形势下，革命需要生产，生产就是革命，大生产运动已经成为关乎抗日战争乃至我们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战略决策和中心环节。
中央大力号召生产运动
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坚定地回答：
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1938年12月，毛泽东把萧劲光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边区参议会参议长高岗等人找去，商谈机关、学校开展生产的问题。
大家刚坐定，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侵略军、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
讲到这里，他稍作停顿，接着讲道：“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个是不愿意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个是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听了毛泽东的一席话，大家一致说，我们只能按照第三种办法干。
毛泽东笑笑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我们来一个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决心，发展生产，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今年留守兵团抓了一下，现在看完全有可能。”
接着，毛泽东又请萧劲光介绍了部队开展农副业生产的情况。
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会议确立留守兵团的工作方针：“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是保证今后战斗任务完成的重要条件。”
1939年1月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
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
同时，毛泽东在刚刚创刊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再次严肃地讲到了发展生产的问题：“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高到认识的高度。”
《八路军军政杂志》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文刊载了萧劲光的署名文章《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文章分四个大问题：一、生产运动的提出。二、半年来的生产运动。三、今后开展生产运动的意见。四、结论。文章有事例，有统计数字，有心得感受，洋洋万言。
一石激起千重浪。随着《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出版发行，毛泽东的发刊词、萧劲光的文章传开了。在1939年春节期间，开展生产运动成了延安党政军各界议论的中心话题。
1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讨论了边区生产问题，最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生产运动委员会，专门负责领导边区的生产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边区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延安城内的军民与来自边区各县的各界代表数千人，聚集在北门外广场。
毛泽东亲自作动员，他说，今天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200万居民，还有4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204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204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毛泽东的讲话简洁明了，鼓舞人心，一次又一次被掌声和口号声打断。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办公厅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此次大会影响极大。会后，大生产运动便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各界热火朝天地展开了。垦荒种地的、开办手工作坊的、开展经营的，都行动起来。
3月19日，毛泽东就目前战略部署、生产运动等问题致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并告朱德等人：陕甘宁边区正在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前方注意银行、税收问题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
4月10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
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他又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个根据是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
他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同年7月1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
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
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和号召，明确提出“自给自足”的生产目标，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
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勇于改革，善于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曾先后发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总方针。
这个总方针，符号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以及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
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发，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资需求。
这个总方针，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主张。
总之，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费用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是领导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根本纲领，保证着这一运动的正确方向。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为开展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和政策。
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实行了“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在农业生产领域，实施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累进税制等政策以及“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在处理各种关系问题方面，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和政策等。
这些方针和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经济实际，兼顾了不同群体和集团的利益，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指导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顺利发展。
总之，顺应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边区党与政府的号召和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中央领导带头进行生产自给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这标志着大生产运动的正式开始。
指示中说：
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各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指示中还介绍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后方守备部队1939年的生产成绩：“平均解决了2个月的粮食，一套夏衣，全部冬季鞋袜。给养大大改善，大部能维持菜蔬肉食，商业利润除总合作社外，全部约在12万元以上。使机关部队学校在物质艰难状况下，解决了可能和必须解决的困难，弥补了公费的短绌。”“现当阳春开始，应就这一经验在前线部队中广泛开展起来。”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生产委员会，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在延安，党政军学各界人士都被动员起来，数万人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掀起了“人人动手”的大生产热潮。
一时间，延安的沟沟岔岔都是锄头的碰击声、人畜的嘈杂声，每个机关、每个部队、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生产计划、生产任务。
“到生产战线上去”，“我们要做劳动的先锋”，“我们要做劳动的英雄”成为当时大家的誓言。作为党政军负责人的毛泽东，不仅是大生产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
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向大家发出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号召。他在窑洞门前选了一块空地，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众所周知，自长征以来，毛泽东喜欢在夜间办公，一直到次日凌晨。因此，一大早，延安城和周围的窑洞还在沉睡中，劳累了一夜的毛泽东在未睡觉之前，就扛着镢头出来开荒了。干一会儿后，他才回窑洞休息。办公一阵，又出去挖地。
警卫员、勤务员一见毛泽东下地，急忙回到窑洞里，拿起锄头跟上去，和毛泽东一起挖。毛泽东立刻阻止说：“你们有你们的生产计划，我有我的生产任务，就这点地，你们都挖了，我没有挖的了。”
大家一边笑，一边挖。毛泽东满脸淌着汗水，衬衫都被浸湿了，还是不肯放下锄头。
手握锄头，毛泽东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他六岁时就开始学着干轻微的体力活；13岁时，家里缺少劳动力，父亲让他停了学，翻田、锄草，什么活儿都干。
他锄草特别认真，别人的田只锄两遍，他的田却总要锄上三遍，有时根本不管遍数，见了草就锄。结果，他种的庄稼总是比人家的好。
毛泽东这位种地能手现在又派上了用场。挖了不多久，他根据小时候种田的经验，认为有一亩地，挖得差不多了。叫人来一量，果然一亩地。
地挖好了，毛泽东和警卫员们在地里垒起了个小水坝，用来引水浇地。几天后，毛泽东的地里就种上了洋芋，栽上了茄子、西红柿以及他最爱吃的辣椒。
菜种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拍拍手，乐呵呵地把警卫员及临时来帮忙的警卫排其他战士叫过来。
“来吸烟，来吸烟。”毛泽东逐一给战士敬烟，然后关心地问，“你们天一明就上山生产，夜晚还要放哨，很辛苦吧？”
大家争着回答说：“我们青年人，都是庄稼汉出身，不觉得辛苦。”
毛泽东细细地问着:“你们警卫排订了生产计划没有？除了开荒种谷子、糜子之外，是否还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呀？”
排长回答说：“根据大队部的指示订了计划，养猪、打柴、烧炭，我们去年就这样干了。”
毛泽东接着说：“耕田种地也要讲究技术，深耕细作，多犁地、多除草、多上粪才行。老百姓不是说‘一籽下地，万籽归仓’吗，你们说对不对？”
大家一齐回答：“对，一点也没有错！”
毛泽东接着问：“你们谁会种菜？”
排长指着一位班长说：“他是延安县的人，在家就种过菜。”
毛泽东笑着说：“那很好，我就拜你做师傅。西红柿我还不会种，你教教我好吗？”
那位班长脸色忽然变得通红，低着头，羞羞答答地笑着对毛泽东说：“务菜我是务过，但务得不好。”
毛泽东笑着说：“经验不多不要紧，我们大家一齐来研究研究吧！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呀！”
一场春雨过后，毛泽东的那块地里的菜齐刷刷地出了苗，谁看了都夸奖。村里的人从地边经过，都要好好看看周围，怕有猪呀、鸡呀的把毛泽东的这块苗给毁了。
第二年，毛泽东请来杨家岭的老乡当顾问，他一有空便到菜地里施肥、浇水、锄草，不久，地里便有了黄瓜、白菜和丝瓜。
最让毛泽东感到高兴的，是地里种出了他最喜爱的红辣椒，吃着自己种的红辣椒，心里特别舒坦。除了供自己吃外，他还经常拿这些劳动果实来招待客人，或送给周围的同志。
毛泽东种菜虽也算行家里手，但与朱德相比，还逊色一筹。
抗日战争初期，朱德一直在前线指挥八路军抗击敌人，1940年5月才回到延安。一到延安，他和陕甘宁边区的军民一样，面对着严峻的经济困难，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经济工作上。
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视察中，他勉励在南泥湾开荒的三五九旅的干部战士们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要用自己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他还经常深入工厂、田间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生产。
不仅如此，朱德自己也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在里面种上了白菜、冬瓜、土豆、南瓜等各种蔬菜，就像一个“蔬菜王国”。
几位勤务员年纪很轻，没有种过菜，而朱德却是个种菜能手。就像指挥作战一样，他种菜也很有一套。
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掏地、点籽、浇水，每道程序都有条不紊。为了积肥，他还大清早就带头出去拾粪，而这时毛泽东才刚刚睡下。
因为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所以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他的菜园成了边区的样板，经常有人参观。
朱德带头种菜，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大家认为他领导全军进行作战、生产与训练，工作十分繁忙，每天还要批阅文件、考虑问题、参加会议、接待来访者等等，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加之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老百姓中，集体、个人纷纷来信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保重身体，在生产的时间内稍稍休息一下，但总司令总是婉言谢绝。
他说他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但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他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他的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有保证的。
总司令在生产中的这种模范作用，成了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鼓舞着大家去创造奇迹。有些不积极生产，游手好闲的后进战士，也被朱德的精神所感动而有了转变。
1943年11月底，陕甘宁边区召开劳动英雄大会，举办边区生产展览会。
会上，朱德展出了他亲手种出的一个大冬瓜，大家看后都称赞不已。有一个干部当场写了一首诗：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
延安县劳动英雄杨步浩在会上听说朱德工作这么繁忙，还要每年生产三石细粮交给公家，表示愿为朱总司令代耕一石，使他有更多时间处理大事。
第二年6月，他给朱德送来了为他代耕的一石新麦。朱德热情地留杨步浩吃饭，并亲自带他去参观自己经营的菜园。第二天杨步浩回去时，朱德又送给他一口袋自己种的西红柿。
中央领导除了自己种菜，还带头纺线。毛泽东在自己的炕上放了一架纺车，有时请人教他纺线。但他的纺线技术实在不敢恭维，纺出的线总是粗细不匀。
这一点又没法跟朱德比了，朱德纺的线连纺了一辈子线的小脚老太太们都称赞不已，说没想到朱老总这么个指挥千军万马打鬼子的元帅，还干得了这么好的线活。
提起纺线，就不能不说说周恩来和任弼时。他们分别从重庆和苏联回到延安后，也在杨家岭下开了一片地，种了玉米和蔬菜。由于他们精耕细作，多施肥，多浇水，秋天获得了丰收。
冬天，王震送给任弼时一架平江区纺车，他就学习纺线。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都是他妻子陈琮英手把手教的，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
周恩来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
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周恩来对任弼时非常羡慕，他也虚心地向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请教，从卷棉花、打弦的方法，装锭的高低，摇车、抽线的均匀配合，直到摘渣、接头等全套技术，一步步地认真学习实践，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纺出了头等线。
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带动下，中央机关掀起了一个纺线**。每天天还没亮，有些人就摇起了纺车，吃饭时间到了，还要多抽几下。星期天也不休息，特别是到了晚上，在灯光下、月光下，到处响着“吱扭扭”的纺车声。
这一天，周恩来又坐到了自己的纺车前。他挽起袖子，右手握住摇柄慢慢地摇动纺车，左手扯住棉花，纺车越转越快，发出一阵阵“嗡嗡”的响声。
纺了一阵子，周恩来抢了抡右胳膊，这只胳膊受过伤，所以有些伸屈困难，但他不顾伤痛，休息了一下子又干了起来。
这时，警卫员从屋外进来，见周恩来双手配合灵活，纺车转得飞快，不禁高兴地叫起来：“周副主席，您一只胳膊受过伤还纺得那么好，那么快，真棒！”
周恩来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大声说：“我还敢跟你们小伙子比一比呢。”
于是，在任弼时和周恩来的提议下，中央机关决定来来个互相评比、互相监督和互相竞赛的纺线比赛。
1943年3月的一天上午，在杨家岭一个台院里整齐地排列了几十辆纺车，一场紧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在评判委员的陪同下，也来参加比赛了。
9时正，比赛在统一的哨音下开始，全场几十辆纺车齐鸣，“嗡嗡”的响声在杨家岭上空震**。
观看的人屏住呼吸，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周恩来的身上，生怕他那只受伤的胳膊受不了。
周恩来和任弼时沉着应战，他们把一条条均匀的线抽出来，上到穗上，不一会儿，一个像萝卜那样大的线穗就退下来了。
接上线又纺起来，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熟练，在旁边观看的人们都赞不绝口。
12时，比赛结束，比赛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周恩来、任弼时纺的数量、质量都很好。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
评比以后，当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同时决定，把他们纺的线送到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上去展出。
任弼时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
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亲自参加纺线比赛的消息，给陕甘宁边区的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军民大生产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了。
雷击事件的经过和影响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主要讨论征粮问题。
外面，天正下着雷阵雨。突然，随着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另有7人受伤。
此外，一个农妇拴在礼堂边的一头驴也被雷击而死。安葬这个县长时，这个农妇就借这个事情发牢骚：“哎呦，把这个县长劈死了，雷公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劈死。”
这位农民的话不禁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反映我们的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保卫部门听说后极为震惊，就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并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知道后，急忙制止并要求放人，认为农民不满肯定另有原因，应该调查清楚。
经过了解，发现此事起因于边区政府来自外部的财政收入基本断绝，而巨大的军政开支难以减少，不得不大量增收公粮：1937年和1938年每年仅征收1万担，1939年增至5万担，1940年增至9万担，1941年竟然增至20万担，人民由于负担太重而强烈不满。
雷击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从党群关系的高度，深刻认识到了进行生产自救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决定走生产自救之路，发动党政军学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建议，边区政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从计划的20万担减少到16万担；边区参议会作出了关于改进农业税征收工作的决议。同时，通过进一步开展生产运动、扩大贸易和精兵简政等方式减轻群众的负担。
由于各方面措施比较得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粮食、各种日用品的产量和经费不断增多，不仅保障了军政开支的需要，也使军民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人民的负担大为减轻。
从1942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迅速好转，除了1944年略有赤字以外，每年都有不少结余。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书面报告中，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情况和经验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生产运动。
1943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喜欢。”
194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指出：通过生产自给，“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
同年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减租和生产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出1946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灾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
雷击事件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此后他多次在正式场合郑重提及此事，深深地引以为教训，反复强调注意农民的税收负担问题。
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1941年边区要老百姓出20万担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
同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说：“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20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公粮减少了，1943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