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德听说在边区发现了可以开垦的土地后,立即委派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见乐天宇,专门了解烂泥洼的详细情况,并要他分别向毛泽东、朱德当面汇报。

经过详细了解后,朱德又亲自同乐天宇三上“烂泥洼”考察,并与乐天宇攀谈:“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天宇同志,我看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

乐天宇讲:“你的意思是——?”朱德一字一顿说:“叫它南泥湾。”

朱德号召进行军垦屯田

1937年2月,能征善战的红二方面军六军团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王震任旅长兼政委,并立即开赴华北前线转战于晋察冀、晋绥各抗日战场上。

1939年9月6日三五九旅奉命由华北前线调回陕北,担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任务,驻防在绥德、米脂、蔚县、吴堡一带。

王震旅长把部队安排好以后,立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对于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问题,毛主席再次强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的精神。

贺龙司令员一次来绥德巡视工作时,也亲自作了指示,他说:“劳动是工农大众的固有品质,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生产不仅可以改善军民关系,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抗战,生产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从实际中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最后他强调指出:“生产任务就是战斗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轻视。”

王震旅长立即号令全旅:“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在不影响战斗、训练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全旅生产自给”。

王震旅长找到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仔细研究了这件事,叫何维忠积极进行准备,拟出生产计划。何维忠和几个科长加班加点很快草拟出生产计划,交旅军政委员会审查修正。

旅军政委员会决定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原则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在经营方针上,决定以农业第一,工业与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其他如副业和小型手工业等,只要条件允许也不放弃。全旅生产业务,由旅供给部负责领导。并提出“不让一人站到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

1940年春,三五九旅的将士们立即披甲力田,在驻地周围开展起生产自给运动。第一年生产收效不大,三五九旅的官兵大多为南方人,把南方的耕作方法搬到陕北,庄稼怎能长好?最主要的还是当地土地有限,不够耕种,因而当年农业收获不大,除了种子以外,仅够添购工具之用。全旅将士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

正在这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同时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

1940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工作的农业专家乐天宇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得到了李富春的重视和支持。

经过考察,乐天宇在延安东南约45公里处发现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纵横一、二百里,与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

这里,百年前曾是个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树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间,清朝政府派重兵在这里血腥镇压了回民起义,从此便成为草木丛生、荆棘遍野、鸟兽纵横的荒凉地区了。

但是,这里不仅军事地位重要,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而且地广人稀,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是一个极好的屯田区域。如果能把烂泥洼开垦成良田,种上粮食,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

经过详细考察,考察团提出了开垦烂泥洼增产粮食的建议,得到了李富春的高度评价。

5月26日,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非常关心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工作。为了尽快解决边区最紧迫的吃饭问题,他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军垦屯田。

朱德早年曾熟读《三国志》,很赞赏曹操“开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屯田”的作法,认为“军垦屯田”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

朱德指示说: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多万老百姓,我们这样多的机关、部队,如果都靠人民负担,那怎么能行呢?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同时还可使我们指战员,在劳动中得到锻炼。要想把生产自给运动开展起来,必须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要鼓起大家的信心,要用我们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当朱德听说在边区发现了可以开垦的土地后,立即委派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见乐天宇,专门了解烂泥洼的详细情况,并要他分别向毛泽东、朱德当面汇报。

经过详细了解后,朱德又亲自同乐天宇三上“烂泥洼”考察,并与乐天宇攀谈:“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天宇同志,我看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

乐天宇讲:“你的意思是——?”

朱德一字一顿说:“叫它南泥湾。”

朱德还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前往延安西川、南泥湾等地考察。了解到边区的北边联结着晋西北根据地,受顽固派军队的威胁较小。可边区的南边,胡宗南的部队总在蠢蠢欲动,必需加强边区南方战线的防御。

正好南泥湾与胡宗南的地盘不过一水之隔,一个开发南泥湾的总体计划在总司令的胸中形成:把三五九旅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泥湾,既可防备胡宗南军队向边区发动进攻,又可实行军垦屯田,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当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询问王震对军垦屯田的看法,王震很赞同,但提出,这么多部队到哪里去找开垦的荒地呢?

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就是南泥湾一带,你们要不要?不过开垦起来难度较大。”

王震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总司令,如果有土地,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

朱德立即提出准备让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去屯田,他说:“这个地方从前有些机关、学校去看过,因为困难太多,他们力量有限,所以都放下了,如果你们去搞,倒是一块肥肉,希望你们好好搞。”

适值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兴起之际,朱德总司令为给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屯田”及防务区,两次专门赴南泥湾勘探考察,在有了肯定的结论之后,征求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的意见时。

揭开南泥湾大生产的序幕

1940年11月,正当朱德加紧准备“军垦屯田”的时候,国民党顽军却企图侵犯边区东南的宜川地区。

朱德和毛泽东研究后,亲自下达了三五九旅“军垦屯田”的命令,立即将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调往南泥湾以东的临镇一带,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带领七一七团全体将士一面准备迎击顽军,一面开荒生产,至此拉开了南泥湾大生产的序幕。

皖南事变后,朱德加快了军垦屯田的步伐,亲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人员,再次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

1941年2月初,又令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三营九连修筑一条从三十里铺到南泥湾的平坦大道。以后,就是通过这条路,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抗日前线。

1941年3月,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以“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雄心壮志,唱着“开荒好似上火线,要使陕北出江南”的战歌,浩浩****开进了南泥湾。

初进南泥湾的战士们面对的是乱木杂草丛生,山禽野兽成群的荒凉世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出“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战斗口号,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去克服所有困难。

最初官兵们的生存条件是异常艰苦的,为了不误农时,按时播种,官兵们放下背包就立即抓紧时间开荒挖地。没有住的地方,只能露宿狼、豹成群的荒山野坡,用砍来的树枝搭起漏风、漏雨、漏光的“三漏”茅屋。旅党委及时提出“建造我们的阵地,建造我们的家园”的口号,一边抓紧开荒,一边抽出一定的力量自己动手打窑洞。

没有粮食、油盐就组织人力冒着风雪严寒,到50公里以外的延长县等地去背粮。背粮时布口袋不够用,战士就将自己裤子的两条裤脚扎起来当口袋用。

一路上要穿过长满蝎子草、狼牙刺的大树林和行走十分困难的羊肠小道。沿途老乡看到这支背粮部队,都感动地说:“你们八路军真太辛苦了,本来我们应该送的,你们却来背了!”“要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送还送不赢呢!”

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木耳、蘑菇、地皮菜、金针、苦菜、野蒜、水边的水芹菜等,都成了官兵们经常的菜食。还可收野鸡蛋,打野猪,下河摸鱼改善生活。

冬天被褥单薄,就砍柴烧炭御寒取暖。学习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面对这样大的开荒任务,最大的困难就是工具不够。王震旅长提出每人一把镢头,一把锄头,每个单位四犋犁,八头耕牛的号召,并责成各级供给机关负责筹备。

但是经费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拿钱购买远不能解决问题,仍然得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到各地拾废铁、收毛铁,并组织一些铁匠出身的同志配合旅、团修械所、铁工厂进行加工制造。当时在驻地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口土埋半截的老破钟,特务连刘连长带领大家将它抬了回来炼铁打成了工具。

至于粪筐、扁担、绳子等小用具,全由各连队自行解决。战士们利用柳条,榆条编粪筐,熟练的一天就能编四五个。面对所有困难都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精神,一切困难均迎刃而解。

开荒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头一道关。全旅同志,上自旅首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毫无例外,一律参加。在开荒生产中,干部都以身作则,和广大战士一起生产劳动,既起到带头作用又密切了官兵关系。

七一七团政治委员晏福生,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臂,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

他一方面做好全团的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积极想办法亲自参加开荒种地。抡不动镐头就采用火攻,天刚蒙蒙亮,大家还在熟睡,他已上山点火烧荒,一只空****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

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伙房挑水,烧开水,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禾苗出土后,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

于是,他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汗水浇出丰硕果,在晏福生政委的带领下,当年七一七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

七一八团是三五九旅的主力团,团长陈宗尧打仗是员猛将,在开荒生产中也绝不示弱。他把团部搬到山头上,架上电话,白天与战士同劳动,晚上办公。

在冰天雪地里,他亲自带领战士去延长背粮。经过延水时,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破冰涉水走了过去,使战士们深受感动,都说:“团长都这样,我们更不能叫苦了。”他还担任了团部生产小组长,组员有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他们八个人一天挖地十一亩多,每人每天平均挖地一亩三分多,是该团模范小组之一。陈团长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扛着镣头从这山到那山,去各连队督促检查。是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生产模范。

在各级干部带动下南泥湾掀起空前高涨的开荒热潮,朱德发出指示:要认真发现在开荒生产中的先进人物,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

在劳动竞赛中,涌现了许多“劳动英雄组”和劳动英雄,如七一八团有名的劳动英雄赵占奎,在大竞赛中,挖地成绩达到四亩七分四。

他第一个响应上级“每人种三十亩地”的号召,领导全班十个人共开荒地三百八十亩,超额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团模范班之一。

俗话说的好,“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在开荒生产中,王震旅长特别强调要虚心向当地老农学习,南泥湾附近三台庄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朱玉寰,是个种庄稼的好手,王震旅长亲自出马请他来部队指导生产,特委任他为本旅的农业生产副官。

王震还发给朱玉寰一个执照,上面写着:“南泥湾劳动英雄朱老汉,现年七十一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部巡视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的招待。”

朱老汉很热心的执行他的职务,经常为部队看地、撒种,殷勤指教,看到同志们耕作中有不到的地方,立即就跑来纠正,对部队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军民齐努力南泥湾屯垦胜利在望。

总司令亲自指导大生产

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旅长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

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朱德勉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6月20日,他致函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七一七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成绩;要求他们在开荒结束时,抓紧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工作;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

1941年7月,朱德再次来到南泥湾。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

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

然后他又来到七一八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喂的猪、鸡和新挖的窑洞。他高兴地说:“几个月时间你们就把南泥湾改变样子了。”

在吃饭时,他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连声说好。他说:“屯田政策初见成效,你们也有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能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锄草、背粮、施肥,干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啊!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

正是凭着上下同心、艰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块试验田终于在三五九旅游屯垦官兵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1941年初战大捷,种地11200亩,收获粮食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八成;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

1942年2月,朱德又来到南泥湾七一八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你们新年后的生产打算。”

当朱德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多一倍时,非常高兴。因为当时正是农历春节,七一八团在驻地召开春节军民联欢会。

朱德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我们的部队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拥政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

他还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再次来到南泥湾视察。他们检阅了七一七团,并给干部作了报告。

7月10日,抗日战争5周年之际。朱德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位老人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三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变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到1942年底,南泥湾已面貌一新,开出良田25000亩,水田近千亩,收细粮5451石,蔬菜全部自给,粮食部份自给。

1942年,旅首长提出了“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的口号,百人以上单位,还要喂三至四头母猪,以繁殖小猪。至于鸡、鸭鹅、兔等,能饲养多少就饲养多少,每人每月平均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官兵们不仅能吃饱还要吃好,吃饭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官兵们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极大的改善,在半山坡上,开凿着一排排整齐的窑洞,窑壁粉刷着白灰,嵌着花格门帘,窑与窑之间都凸出半圆的土柱。

特别是七一九团的驻地九龙泉一带,窑洞挖的最好。他们先把山坡削直,然后在上面挖上几层窑洞。晚上各窑洞一点灯,远看真象城市里的一排排大楼。

七一九团的第二、第三营在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的带领下一直在北线执行河防任务,42年8月也奉命开进九龙泉与一营汇合,全团上下拧成一股绳,掀起新一轮开荒生产的新**,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1942年,三五九旅开荒地2.67万亩,粮食自给96.3%,旅总生产值为6000万元,经费、物资自给达到90.2%。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五九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旅长兼政委王震是当之无愧的旗手。旅供给部全体同志则是排头兵。

王震是个顶天立地的勇者,一生胆识过人、刚正坚韧。从未在强敌和困难面前低过头,他带的部队在红军和八路军中一直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所以朱德才选定他来啃“南泥湾”这块硬骨头。

王震也是智者,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向陕北老农学习在干旱的土地上取得农业丰收。向书本和专业人才学习,指导供给部开办“军人合作社”,开创性的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模式,正是这位智勇双全的旗手带领全旅官兵扛起了大生产运动这面旗帜。

旅供给部的本质工作就是保障全旅的一切物质供应,解决好官兵的吃、穿、用。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供给部的全体同志日夜战斗在各条生产战线的最前哨。

全体工作人员克已奉公,没占公家一分钱、一寸布和一滴油。供给部筹办了一批被子,尽管自己的铺盖破旧不堪,分配时仍坚持“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群众,后党员。”的原则,被官兵们誉为模范供给部。

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在大生产运动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参与具体领导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开荒屯田,兴办工厂,组建运输队,创建股份制的“军人合作社”等,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

何维忠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创造性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各项任务。以清正廉洁的品格为官兵树立了榜样。

在1941年1月至3月,何维忠每天都到“大光纺织厂”亲自抓职工的教育和生产制度的建设,很快建成了一整套半军事化管理的“兵工制度”,使工厂的生产迅速走上了正规。

在纺线运动中还有一段趣事,何维忠按照湖南平江老家特有的纺车,改进了延安低效率的土制纺车,王震旅长亲自参加试验,从各方面对这架纺车的性能作了考查,从晚上八点钟一直搞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

最后,王震旅长高兴地说:“马上集中工人仿造,制好后先送一架给毛主席。”并起名叫“平江式纺车”。后来,毛泽东就是用这架“平江式”纺车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纺纱任务。

旅供给部政委罗章负责组织全旅开荒生产,随身带着一个大镢头,走遍了全旅十万亩土地的各个生产点。由于过于劳累,他跌进了深沟,受了重伤,无法行动,还是他心爱的战马独自跑回部队,带领人们找到他,把他抬回驻地。

王震旅长称赞他是“无论打仗、还是生产,什么事情,干起来都是不要命的硬汉子。”

为了全面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旅供给部在何维忠部长的带领下,还组织人力开展了多种经营,兴建了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制鞋厂、造纸厂、榨油厂、酒厂,挖煤,烧炭,熬盐,只要是部队需要的就千方百计自已动手生产。

到1942年春,纺织厂已有很大的发展,平均每月出宽面布千匹左右,毛巾约五百打,毛毯约一千五百条。

1942年冬,同志们穿的棉衣面,就是用自己织的毛呢布做的,穿起来不但很暖和,而且很好看。战士们兴奋地说:“将来打起仗来,只要穿上这衣服满身都是劲,到火线上打几个冲锋,就可以使敌人崩溃。”

随着工厂的迅速扩建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需要大批的绵纱和毛线。为此又在全旅掀起了纺纱热潮。

“男耕女织”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家庭分工方式,家属们自然成为了纺纱热潮的主力军。

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李信的妻子柳惠明,特务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均被评为“特等模范家属”。

补充团供给处吴成恩七岁的女儿吴萍,利用寒假学会了纺纱,每天可纺一两头等纺。有人问她:“小鬼,干吗哪么费劲?”她撅着小嘴说:“干什么?我也要自给自足哩!”

特别要说一下大光肥皂厂的厂长刘光武,他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只懂带兵打仗,对生产肥皂、管理工厂一窍不通。

但他不畏困难、苦心钻研,虚心向专业人才学习,在工作中边摸索、边改进,很快提高了肥皂的质量,大光牌肥皂受到边区军民喜爱。刘光武也成长为懂生产,会经营的管理干部。受到了领导上的表扬。

生产的布匹、肥皂不仅满足了本旅的需要,还卖给榆林、三边等边区老百姓,甚至于远销到山西省沿黄河一带。

为此旅供给部又组建了骡马运输大队,42年已有600头驮骡,常年往返于边区的延安、延川、绥德、米脂等地,并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将边区土特产品运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口岸临镇、马头关等地,换回药品、工业品和日用品。骡马运输大队保证了陕北高原的运输和贸易,受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

在王震旅长的具体指导下,何维忠带领供给部相关人员将“军人合作社”改成股份制经营模式,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

全旅军人拿出两个月津贴入股,工人们拿工资、奖金入股,股金既可是现金也可是实物,节省下来的衣服,自己制造生产的各种用品,都可照价折钱入股。

所有股金、利润,皆以小米价格折算,以保证社员股金不致因物价涨跌而受影响。商店的私人股金占全部股金63.3%。仅1942年9个月就获利600多万元。

在三五九旅这面旗帜的带动下,在中央领导身体力行的感召下,一场边区全民参加的大生产运动在军队、学校、机关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三五八旅旅长王维舟、政委马文瑞一起带领三五八旅在合水县大凤川小凤川大规模开荒种地,马文瑞同志当时还任陇东地委书记,同时发动地委机关干部开荒种地,还积极发展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外贸。

还在在陇东成立了盐业公司,大力组织盐业生产,把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用盐换回根据地所急需的棉花、布疋、火柴、办公用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上的困难。

1940年11月,惠中权同志调任靖边县县委书记,上任后即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栽树、种草,对沙地“引水拉沙”,在涧地“引洪漫地”,营造出一个水草丰茂的绿色小环境,在寒冷干旱的陕北高原,居然种出了一年三茬的庄稼。

到1942年,靖边县的粮食产量猛增10倍,不但养活了本县百姓,还拿出节余支援边区其他县。

华池县在李丕福县长带领下,在“大生产”运动中,全县开荒12万多亩,实现全县机关干部经费伙食自给。征兵、征粮、兴办工商业,发展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均走在前列,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培养树立了张振财、高隆清、乔连珠、李湖等劳动英雄。

1940年秋季的一天,县政府通讯员的马受惊踩坏了一位农民的西瓜,李丕福得知后与这位通讯员一同来到农民家向他赔礼道歉,并用自己的津贴赔了瓜钱,这位农民连呼他是“清官”,并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从此“县长赔瓜”的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普遍实现了部分自给,有的自给部份已超过了取之于民的部份。

1942年,边区经济遂步苏复,即将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

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做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全面总结了几年来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成绩,进一步明确了边区工作的中心是发展经济,加强干部教育。

报告提出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决定财政,在公私关系上,要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上要坚持“组织起来”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要坚持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的方针。

在1943年1月14日高干会议闭幕式上,表彰了三五九旅、延安县和延安南区供销社三个先进集体,并授予三五九旅一面“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

毛泽东亲笔为三五九旅题词“生产模范”。王震等22名干部因在领导生产时做出显著成绩,受到边区政府嘉奖,毛泽东亲笔为他们题词。

毛泽东给旅长兼政委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供给部长何维忠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给供给部政委罗章的题词是:“以身作则”、给某团原政委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成功召开总结了经验,明确了方针,树立了榜样。

1943年,三五九旅的战士们再接再厉,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浪潮,从临镇到九龙泉,长50余公里,宽10多公里的地区,满山遍野都是开荒种地的人群。

1943年全旅种植面积达100000亩,收获细粮12000石、洋芋,南瓜等折合粮食3000石,共15000石;蔬菜收获590多万斤,粮食蔬菜完全做到自给。

全旅共养猪4,200多头,牛820余头,羊7,800余只,达到王震旅长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指标”。

1943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遍了陶宝峪、杨湾和九龙泉等地。

毛泽东看到三五九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制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

12月16日,朱德在边区劳动大会上也肯定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成绩。

在党中央的肯定下,三五九旅再接再厉。1944年,开荒种地260000多亩,产粮35000石,收棉花5000斤,实现了年初给每人下达的生产粮食6石1斗,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一头牛的计划。

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但不要政府一分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交纳公粮10000石。可以说达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使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诗人贺敬之和作曲家马可有感而发,共同创作了民歌《南泥湾》。数日之间,边区处处响起了优美的歌声: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呀,遍地是牛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