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4年5月21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
1942年6月2日，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和全党的整风运动。康生负责具体工作。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直接领导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学习委员会。
同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同意李富春所提巡视团会议中各巡视员的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同志都可参加。
会议决定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工作。
关于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会议还决定由总学委在学习时期轮流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同时增加中央学习组的人数。以后总学委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
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
会议要求，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小组，毛泽东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
会议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毛泽东和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笔记。
会议决定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22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22个文件。
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决定全党均应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运动，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均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这一运动。
指示具体指出：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在学习22个文件期间，应把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期规定为四个月到五个月，起止时间由各地自行决定。
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6月13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
6月15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各机关学校在学习期间互相参观时，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各系统大机关的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之；对墙报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不得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要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等。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学习组组员的名单。
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43名高级干部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毛泽东编在第一组。他当时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毛泽东则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具体指导。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7月1日，聂荣臻写了《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文章指出目前在晋察冀边区全面开展三风的学习与检查是纪念党的21周年的伟大献礼。
文章具体分析了边区三风不正现象的主要表现，要求根据边区的特点进行整风、学习与检查同时并进，学习过程中同时反省自己，反省工作，并全面展开对工作的检查。加强组织领导，及时纠正整风中的各种偏向。
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你7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
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
1943年6月，毛泽东撰写《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深入总结整风中领导方法的经验，指出每一个单位的整风必须形成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领导骨干，并使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许多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陶铸、彭真、陆定一、凯丰、李富春、王若飞、聂荣臻、李维汉等在《解放日报》及其《学习》副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学习方法和心得体会。
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在病中坚持学习，深感“大文如大餐，丰富复精美；使我饥肠人，欲罢不能已”。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连续十几次给党员干部作系统的党史报告，并邀请郭沫若、翦伯赞等人给党员干部讲授历史。
中央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延安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西北局高干会议召开
1942年8月2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于10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其中心内容之一，就是整风问题。
9月1日，西北局发出关于召开高干会的通知。10月6日和15日，西北局两次召开常委会，讨论研究高干会的准备工作，决定了高干会的时间、参加人数、会议程序、议程及向大会提交的主席团名单。
在延安整风的关键阶段，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开幕。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266人，其中有陕甘宁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分区党、政及军队旅一级的负责干部52人，县级党、政及军队团一级的负责干部117人。参加旁听的有209人。
大会开幕式由林伯渠主持，选举高岗、林伯渠、贺龙、谢觉哉、陈正人、徐向前、萧劲光、贾拓夫、方强9人为大会主席团，贾拓夫为秘书长。
高岗致开幕词，说明了这次高干会的重要意义及其任务。在开会期间，延安中央高级学习组的全体成员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部学员也都到会旁听。
在会议开幕、闭幕和讨论边区经济财政问题时，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参加大会讨论，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开幕会上，毛泽东讲了三个问题：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关于整顿三风，关于边区的建设。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讲话和《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关于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讲话中，逐条作了阐述，指出：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
这次高干会议也算一次检查，会后要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政、整经济、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去检查。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这个十二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
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
刘少奇作了关于领导艺术问题的讲演，任弼时作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的讲演，朱德作了关于生产问题的报告。陈云、彭真、叶剑英、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大会并作了讲演。
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负责同志主持了大会。陈正人作了整党整民报告，林伯渠作了整政报告，贺龙作了整军报告，高岗作了关于整顿关系问题的报告和总结报告。有100多人在大会上讲了话。
会议对王震、马文瑞、习仲勋等22名在生产建设上作出成绩的干部进行了奖励，对6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进行了惩处。
这次会议历时89天，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分清了路线是非。
会议指出，陕甘宁边区历史上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长期以来未能彻底解决，主要是因为许多同志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通过整风文件的学习，广大党员和干部提高了觉悟、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陕甘宁边区的流毒，分清了路线是非。
会议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偏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会议指出，陕甘宁边区党的思想偏向虽不是路线问题，但也是必须解决的原则问题。这种思想偏向主要表现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处理问题主观片面，政策上的糊涂观念，实行“三三制”政策中的关门主义残余，错误地解释宽大政策，组织上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下级不执行上级指示、各自为政；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和军队中的军阀主义残余等。
会议用大会讨论的方式集中火力揭发批评了边区党在工作中的思想偏向，从县团级干部起，直到边区许多高级干部，都做了很深的自我批评，发言的有70多人。这样，使边区党不仅有了路线上的统一，并且有了政策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因为，只有一个路线上、政策上、组织上完全统一的党，才能称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才能更有利地支持抗战，支持团结、才能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感到大有办法，前途光明。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大会决定：第一，边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西北局，分区一级的党政军民工作都统一于党的地方委员会；第二，更加亲密军队和地方的关系，为此由留守兵团发起拥政爱民运动，由边区政府和各民众团体发起拥军运动；第三，克服党政军民各部门本身组织关系上的缺点，如党的某些下级对上级不尊重，军队中某些干部的瞒上不瞒下，政府系统林立，各自为政，脱离群众等。第四，整顿党的组织，重新登记党员，把不可挽救的坏分子清洗出党。
会议确定了今后的任务是更有计划更有效的建设，就是生产与教育。确是继续贯彻大会已讨论通过的整党、整政、整军、整关、整财的“五整”报告精神，加强思想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抗日救国斗争。
会议批评了不顾边区实际条件，而要“百端并举”、“样样作模范”、“样样是中心”的糊涂思想。确定今后应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把生产和教育作为边区建设的两大中心，以发展生产为边区建设的基本任务。
1943年1月14日，会议胜利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领导问题的讲演。毛泽东用“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两句话阐明领导的真实意义，指出党的领导就是集中人民意见，经过思考研究变成党的意见，然后又把党的意见拿到人民中去实现，这就是所谓群众观点的领导艺术，就是真正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是党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陕甘宁边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会议。它全面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当时党内的思想偏向，统一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党的团结，明确了今后的任务，从而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对当时全党的整风运动也起了促进作用，对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党中央进行领导机构调整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后，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重要成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已得到全党的公认，并且也为国内其它党派和国际舆论所公认。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
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
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1943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
经过几天的讨论，3月20号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的决定》。
文件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
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
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进行了一次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
4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经过这次人事调整后，毛泽东成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开始全面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这时，整风运动在学习文件、检查工作的基础上进入个人反省、干部鉴定阶段，开始初步审查干部。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文件，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对于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问题，毛泽东强调：“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
对于肃清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主要是做好干部审查工作。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
对于干部审查工作，党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
7月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负责日常事务的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
毛泽东指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尽管如此，由于党中央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审查干部运动依然出现了严重偏差。劝说运动、控诉运动、个别谈话、大会、小组会等各种斗争形式，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大规模地展开了。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名为《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将已经出现错误苗头的审干工作继续推向歧途。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习仲勋也致电党中央和西北局，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错误偏向。
历史证明，所谓的“抢救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中审干期间发生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抢救运动”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果极为严重，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指示“抢救运动”停下来，转个弯子把“抢救运动”改为“自救运动”。他说：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9条方针，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做法。
10月9日，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政策。这样才把这场运动停下来，最后一审定，全是假的。党中央及时地做了善后工作，给被审查受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
有一次毛泽东去党校讲演，在讲到“抢救运动”时，他脱下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向被“抢救”的同志表示道歉。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在场的同志非常感动。
抢救运动伤害了一些同志，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一些情况。但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从而使整风运动得以继续顺利开展下去。
进入整风的最后阶段
1943年5月，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是一个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独立发展的好消息。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与共产国际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共产国际成立后派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鲍罗廷、李德来到中国，指导工作。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
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让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问题，1943年5月22号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对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都给予了很大帮助。但同时，也把一些不适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经验和理论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曾使中国革命蒙受重大损失。
在共产国际宣告解散前夕，毛泽东接到了季米特洛夫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电报。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
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的决定公布后，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成绩的同时强调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依靠，趁机发动新的反共**。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
不仅如此，党中央毛泽东还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声势巨大的政治反攻，取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有力支持。
同时，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更加有力地团结起来。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
在大量的事实面前，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总结阶段。
1943年8月3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
同时，鉴于王明在1941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九月干部整风会议开幕
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整风会议，这次会议是1941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是党史上的第二次“九月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关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和抗战初期的右倾路线错误。
会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为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一阶段。
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博古、邓发，共11人；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胡乔木，共19人。
由于王明没有到会，会议主要采取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判王明“左”倾路线错误。
会议相继由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陈伯达、康生等发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
博古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抗战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
他说：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
林伯渠批评王明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是新陈独秀主义的手法。叶剑英批评王明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是身在毛营心在蒋，不能不犯投降主义错误。
朱德批评抗战以来的王明路线的错误。他认为，在不要革命的领导权，不要武装力量，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忽视游击战争，害怕统一战线破裂这五个方面，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有相同之处。
毛泽东发言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早些时候，他就提出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
这次发言中，毛泽东更深入展开地讲了这个问题。指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错误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
在谈到经验主义宗派时，他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
毛泽东关于“两个宗派”的论述，为会议的整风主题定下了基调。
会议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康生、张闻天、任弼时举行书记处会议，就检讨党史问题作了如下决定：(1)待彭德怀到延安后，再继续开中央会议。(2)组织在延安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3)在讨论期间，边参加讨论边照顾日常工作。(4)由康生负责拟定研究党史计划。
这时，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准备回延安。9月30日和10月6日，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中央的会议暂停，准备前方负责人到来再开。
暂停期间，党中央继续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
在10月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通报了书记处会议关于整风检查暂停，高级干部先行学习的决定。接着，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
毛泽东认为：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
刘少奇主要讲了党内斗争的传统问题。他强调，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朱德回顾亲身经历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
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整风会议的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党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最后，毛泽东在会上作小结，他又讲了团结问题，强调我们是要团结的，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
他还讲了党内斗争的方法，强调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方法；这次整风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中央领导层进行党史学习的同时，中共西北局于1943年10月12日至16日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
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公开点名批评王明路线。毛泽东指出，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这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但王明并不认错，还批评中央不对。毛泽东告诫全党，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准备。整风会议暂停了一个多月。
九月会议进入第二阶段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下决心将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到枣园。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8公里处，原是陕西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因枣树多而得名，园内有枣树、梨树、桃树、杏树千余株，生长繁茂，春花夏荫，秋实冬银，环境幽静，风光秀丽，堪称延安一景。
搬到枣园，离杨家岭的中直机关是远了点，确实给毛泽东工作带来一些不便，但因其清静与秀美，终于使它成为书记处的所在地。
枣园有五处彼此独立的院落。毛泽东住在上方的院子，他的左边住着周恩来与张闻天，右边住着朱德；其下方则是任弼时、刘少奇、彭德怀的窑洞。周围的群众说：“枣园上空有七颗明亮的星，那是真正的北斗星”。
毛泽东住处的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常到那里读书、看报。
在枣园时，毛泽东有时坐宋庆龄送的一辆救护车去杨家岭办事，只要车子一启动，许多青年人就往上爬，凡是挤上来的都可以上，毛泽东从来不干涉。
一路上，毛泽东与搭车的年轻人亲切交谈，问他们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有时还说一两句笑话，惹得满车欢笑。
1943年11月13日，暂停一个月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再次开启。这一期间的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主持。
这是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二阶段，参加人员与九月会议相同。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
毛泽东首先发言，严厉批评王明宗派。他回顾党的历史说：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十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
毛泽东指出：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他又讲到：一九三七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毛泽东还说：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作了否定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1941年九月会议时，曾具体指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四个原则错误，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
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
毛泽东又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在结束发言时，毛泽东说：“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毛泽东还讲了一些原则意见。
毛泽东作完动员之后，博古首先作第二次检查，他表示：在教条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内战时期，他在国内是第一名；抗战时的投降主义，以王明为首，他是执行者和赞助者。
作为长征初期最高军事领导“三人团”的主要成员，博古深有体会。他开诚布公地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长征是搬家，抬轿子，使红军受到很大削弱。”“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长征军事计划全是错的，使军队有消灭危险，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之后，李维汉、张闻天等先后再次作整风检查。任弼时对自己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自我批评。
任弼时特别讲到自己对毛泽东有一个认识过程，直到1938年从莫斯科回国前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毛泽东处理国共关系和领导整风运动等，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在27日的会上，周恩来结合参加革命实践的丰富经历作整风检查。在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当中，他是参与党中央核心领导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了解情况最多的领导人，他的发言讲得最细、时间也最长。
周恩来从大革命后期，一直讲到当时。他作为长征初期最高军事领导“三人团”的一名成员，自我检查说：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错误。“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周恩来认为，王明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所有这些归纳起来，这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
王明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29日由李富春代表中央与王明谈话，告诉他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宗派错误，包括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他认真作出检查。
随后，王明给毛主席并中央政治局写信，承认1941年九月会议时的错误，完全放弃自己原来的那些意见。并表示：“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领导和教育之下，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克服自己的弱点。”
自此以后，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2月初发出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文件的通知，旨在认识统一战线与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提高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自觉性。
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各地高级干部学习研究。
毛泽东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九月整风会议胜利闭幕
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暂停了一段。根据学习计划，安排1000多名干部学习七本书。1944年开春后，开始政治局整风会议的第三阶段。这是对整风进行总结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性的阶段。
这时，整风学习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
同时，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例如：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
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他非常清楚，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因此，党中央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
1944年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党中央对党的历史问题在五个方面统一了认识：一是王明博古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二是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三是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是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是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
随后，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专门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回答干部学习中争论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3月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上述党史上的几个问题作了阐释，实际上对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明确总结。
毛泽东说，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
对六大的估计，毛泽东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性质，分析了革命形势，反对了速胜论，提出了十大纲领，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毛泽东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
4月12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
毛泽东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研究历史经验的正确态度是：既要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又要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取宽大方针；不要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尽量避免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
根据上述精神，进入5月中下旬，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讨论六届七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这样，经过三个阶段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历次会议上的报告与讲话，进一步肃清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团结党内大多数特别是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及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历史决议的最终形成
从1944年5月21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邓发、陈云、博古、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陈郁、李维汉、孔原等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等12人。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与全党的整风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会期长达11个月，期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六届七中全会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为党的七大作准备，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
1944年5月10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有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由任弼时负责召集。
当月，任弼时依据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历史草案》和1943年“九月会议”的讨论，写出了草案初稿，题目叫《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
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
其后，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
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人感到不满意。其时，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具体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非常忙，因此中央指定张闻天进行修改。张闻天参考以前的草稿，重新构思，提出了新的修改稿。
为了完善这个决议，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抄清件”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修改，前后达七次之多。
在第一次修改时，他把题目由以前的《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对第一个问题加了很多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等。
在第二次修改时，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打击所谓“右派”的错误，对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受打击的同志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指出遵义会议实现的转变对克服张国焘路线，挽救一部分主力红军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第二次修改后，排成铅印稿，分送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和其他40多位领导征求意见。
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李富春、高岗、朱瑞、林枫等负责的小组，连续开会讨论，对修改稿提出很多意见。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又连续对《决议》稿进行了三次修改。在修改中，毛泽东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大会上提出了关于《决议》的重要意见：一是建议《决议》由七中全会讨论通过。这是原定七大会议的一个议程，之所以提出变动是为了使七大能够集中精力，同心同德地讨论当前的政治、军事等重大问题。
二是对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不作结论。毛泽东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
会后，任弼时连续主持召开多次座谈会和各代表团负责人会议，收集对《决议》稿的意见，征询对在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看法，并将这一《决议》稿送给王明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先后和王明谈话，听取意见。
此后，胡乔木汇总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作了第六次修改。毛泽东在此基础上又作了第七次修改。至1945年4月15日，《决议》稿的总体布局和主体内容大体确定。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决议》草案。
任弼时向会议报告了各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的情况；与会代表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决议》草案的内容，对《决议》草案未提宗派问题、品质问题和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不作结论等意见，表示完全赞同。
博古等表示真诚地拥护这个《决议》，并向曾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王明致信会议，表示对《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与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
会议经过表决，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决议》，个别意见委托七大后的中央去修改。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任弼时组织继续对《决议》进行修改。他们在7月24日、8月5日连续两次修订后，提交8月9日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讨论。
会议没有再提出重大修改意见，一致通过了《决议》。
8月12日，《决议》正式印成党内文件下发。
《历史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
《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思想上作好了充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