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延安，阳光灿烂。1942年5月2日的午饭后，延安文艺工作者们从蓝家坪、桥儿沟等地汇集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
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方面的工作者一百多人，显得济济一堂。
当毛泽东和任弼时、洛甫、凯丰等中央领导进入会场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含笑同与会者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朱德、陈云、贺龙、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凯丰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讲“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为文艺界整风做准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会聚到延安，这些文化人有的是受党组织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他们的到来，使这个只有秧歌、信天游等文化落后的地方，很快成为当时的文化名城。
1938年到1941年，是延安文艺界最自由、最活跃的时期。桥儿沟大教堂的鲁艺校园占据了延安最好的建筑，这里汇集了从沦陷区和大后方来到延安的许多艺术家，这里弥漫着西洋音乐的琴声，漫画和木刻引领全国潮流，周立波讲授的安娜?卡列尼娜吸引着全校师生。这里不但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而且还上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科夫的《蠢货》、莫里哀的《伪君子》、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中外名剧，甚至把苏联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也引入戏剧教学之中。
1940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
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1940年6月，朱德在纪念鲁艺成立两周年大会上特别指出：“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
朱德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希望文化人“要习惯过集体的生活”，不要做“渺小”的个人，应当学习军事，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
文艺界不切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抗战现实需要的演大戏、古戏、洋戏的艺术倾向引来许多老干部尤其是军队干部的反感，也让延安的老百姓敬而远之。
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
除了创作上脱离群众的倾向外，延安有些作家对延安的批评也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
1941年4月，中央青委机关的几个年轻人在延安的文化沟口办了一份墙报，取名《轻骑队》，对延安出现的一些现象进行讽刺和批评。有些文章甚至像过去上海小报上登的黑幕新闻，把延安描写的似乎到处都是黑暗。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日战争也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陕甘宁边区陷入极端困难之中。
当时严酷的军事、政治斗争和农村环境，给文艺工作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产生了许多需要迅速加以解决的新矛盾，归根到底就是文艺是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为这些人服务的问题在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上没有得到解决。
此时的延安，文艺界多年存在的理论纷争和文学家、艺术家们表露出来的某些创作倾向，引起毛泽东的忧虑。
然而，由于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外部日军的疯狂扫**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中共中央一直没有专门的时间与精力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1942年春，在解决了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危机之后，中共中央腾出手来进行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的“延安整风”运动，下决心解决文化合力问题，确保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
1942年3月13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毛泽东看后大为生气，拍桌子质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打电话批评报社。
3月15日《谷雨》杂志一卷四期上又发表了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3月19日《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
同时期各报刊还发表了一些被读者议论纷纷、褒贬不一的杂文，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认为写光明就是歌功颂德；有人甚至提出采取鲁迅对敌人的方式用杂文来讽刺革命。
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盛极一时，影响与阻碍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的深入宣传与到位落实。
针对这些现象，毛泽东于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即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地、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
当时的到会者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也是表态了。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对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偏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了。
1942年4月初，毛泽东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毛泽东赞赏欧阳山提出的意见很好，并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打算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
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决定由毛泽东、凯丰与博古负责。文艺座谈会就此提上工作日程。
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的一贯工作作风。为了召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当时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
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
对于上述文化人中间的一些重点人物，如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如此广泛地找人谈话，足见毛泽东当时要弄清文艺界问题的决心之大。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泽东的器重。
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
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毛泽东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峰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泽东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
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泽东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明确提出：“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问道：“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与艾青的这次谈话坚定了毛泽东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想法。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一封信：“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在“反面的”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圈。
艾青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
毛泽东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泽东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他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泽东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
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
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
临行前，萧军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
随后，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
毛泽东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泽东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泽东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
在同毛泽东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泽东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4月13日与17日，毛泽东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请他们就“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同样的信，艾青、萧军、舒群、罗烽、于黑了都曾收到。
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作了最充分的准备，这又一次显示了他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工作指示的伟人风范。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4月27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作者参加文艺座谈会，而鲁艺受邀师生占到半数左右。
延安文艺座谈会顺利召开
五月的延安，阳光灿烂。1942年5月2日的午饭后，延安文艺工作者们从蓝家坪、桥儿沟等地汇集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大院，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
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等方面的工作者一百多人，显得济济一堂。
当毛泽东和任弼时、洛甫、凯丰等中央领导进入会场时，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含笑同与会者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朱德、陈云、贺龙、康生、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凯丰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讲“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生动地表明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高度评价。
接着，毛泽东讲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和学习社会五个问题。毛泽东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毛泽东指出：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最后，毛泽东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
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
在丁玲的鼓动下，萧军第一个发言，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对于胡乔木的反驳，毛泽东非常高兴，开完会后，专门让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随后，其他文艺工作者也发了言，毛泽东则是边听边用铅笔作笔记。最后又进行了分组讨论，为下一次大会做准备。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四十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
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泽东第一次会议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10天后作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举行第二次座谈会，整天讨论，主要是文艺工作者发表意见，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并认真听取大家意见。
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欧阳山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毛泽东对这个发言很满意。
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泽东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也有作家在会上讲，不歌功颂德，爱是文艺永恒的主体等。
毛泽东靠着一张白木小方桌坐在人群里，不停地做着笔记，蓝布衣袖破了一块的右肘，迅速地在桌面上拂动着。听到诗人萧三引用了一位苏联诗人的警句，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地写不出作品时的窘态：“把手指头都绞出了水来”，毛泽东爽朗地哈哈大笑。
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发言，毛泽东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临近下午讨论结尾时，朱德发言。
朱德在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批评了划不清“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的界限的错误观念。
朱德还现身说法，指出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朱德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
朱德的讲话简短有力，切合实际，很受欢迎。朱德讲话后，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晚饭之后，毛泽东对几次讨论作总结性发言，中央机关的很多人都赶来了。因听者增加，会场由室内改到室外广场，照明换用煤气灯。
这次总结会议上，毛泽东以他一贯的幽默和比喻把深刻的理论问题阐述得透彻明白，人群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
毛泽东说，朱总司令的讲话是会议的总结，他的意见和朱总司令的差不多。接着他很谦虚地说，他对文艺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他出题目让大家做文章，这次是大家出题目要他做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结论》。
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毛泽东直指根本。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以及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毛泽东自信地认为，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
毛泽东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这样集中地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他把文艺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这也是毛泽东1942年年初发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延安文艺座谈会顺利结束。在召开座谈会二十多天里，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
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
座谈会虽然结束了，但是毛泽东指示的文艺方向成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面向工农兵，普及为主，政治第一，与群众结合，向群众学习，使陕北的文艺运动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文艺界的整风虽然在座谈会之前就已开始，但真正开展起来，则是在座谈会之后。从这时起，文艺界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的自我反省、相互批评的风气。
座谈会后的一周内，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作进一步申述。
5月28日，在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
讲话中，毛泽东还指出，在文艺创作上，不仅要反对只讲艺术性而抹煞革命性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的倾向，应该把革命性与“艺术形态”这两者很好结合起来。
5月30日，毛泽东在鲁艺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提出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
鉴于鲁艺曾有过的片面强调提高的倾向，毛泽东说：长征经过的毛儿盖地方有许多又高又大的树，那些树也是从豆芽菜一样矮小的树苗苗长起来的。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事前备有一份提纲。提纲是他本人在同中央其他负责人和身体工作人员商量后亲自拟定的。讲话时有速记员作记录。整理的时候主要是调整一下文字顺序，使之更有条理。
对于整理稿，毛泽东表示满意。但是，稿子整理后并没有立即发表，其原因，一是他要对稿子反复推敲、修改，而他当时能够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二是要等发表的机会。
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发表
这次座谈会，报纸上没有正式发表消息，只是在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时，用编者名义写了几句按语。
按语中说：“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在当天的《解放日报》中，萧军发表了《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之我见》，文章开头也提到了座谈会：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座谈会上毛泽东的引言和结论，当时报刊也没有发表，只是在各个区域的领导机关和文艺团体中进行了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
结合座谈会精神，各区域都进行了文艺整风。文艺工作者经过整风学习，逐步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纷纷要求下乡、下场、下部队，深入实际工作，改造自己，进行创作。
为了适应这种要求，给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锻炼以正确的指导，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联合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与会五十多人，会上凯丰和中组部部长陈云分别作了报告。
凯丰在讲话中提出并回答了“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的问题，陈云则批评了党的文艺工作者所存在的特殊和自大两个主要缺点，他希望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地向群众、向生活学习，虚心地接受批评并经常进行自我批评。他们讲话的核心内容都是作家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几个在认识上需要彻底转变的根本观念。
刘少奇也讲了话，强调知识分子除了有书本知识，还要有实际知识，并勉励大家在实际斗争中长期学习。这次会议对于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提出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会后，为了深入贯彻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周年时，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讲话》全文。
领导全党整风的中央总学委还于次日发出通知：“解放日报十月十九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典型示范。”
通知对《讲话》作了客观、合理的价值评判，并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在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10月17日，中宣部也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不但对《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指出，这个文献的精神不仅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部门，也完全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讲话》的发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引起了划时代的变化。
这之后，正如毛泽东在《讲话》中所预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了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文艺整风的巨大影响
延安整风以及对《讲话》的广泛宣传和学习，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1943年春节，全边区开展了“拥军优抗”和“拥政爱民”的运动。在延安开展的《讲话》宣传活动中，新的文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秧歌舞。
秧歌队的演出成了文艺工作者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的最方便形式。每当秧歌队一出现，就会聚集成千上万的观众，许多观众尾随秧歌队之后，看了一遍又一遍而不觉厌倦。
有的在大秧歌舞演出过程中，看着看着也自动地参加到行列里跳起来。那场面真是万人空巷，热火朝天！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宏，是空前的。
新秧歌舞很快就成为大众性的娱乐方式，延安到处都充满了这种歌声，边区每个偏僻的山村里也都响着新秧歌的锣鼓声。
与之相随，文学、音乐、美术、喜剧、舞蹈等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2月6日，延安文艺界二百余人举行了欢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座谈会。会上文化界一致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他们学习，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后，文艺界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
延安音乐界也提出了音乐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要求，使音乐进一步与人民的生活相结合。
延安戏剧界根据中央号召，也纷纷下乡下厂，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演出，使戏剧进一步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农村去塑造农民的形象。
3月10日的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各地区的党委、文艺团体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研究，订出了日后的工作办法。
晋察冀边区4月24日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会议。5月6日至10日晋察冀边区文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
两次会议都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成绩予以肯定，对缺点进行了反思，并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了过去的错误做法或不良倾向。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省文协文工团立即对《讲话》和中宣部的《决定》作了认真阅读，并展开热烈讨论。6月初，在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的主持下，又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对党的文艺政策进行了学习和讨论，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到群众中去，长期和群众在一起，改造自己，做好工作。
华中地区，也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讲话》和中宣部的决定。新四军直属部队11月27日举行了首次文艺座谈会，对上述《讲话》的决定进行了详细研讨。
中共中华局于11月27日和12月4日连续召开了两次文艺座谈会，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和工农兵结合在一起，建立血肉关系，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政治。
敌后其他地区，也都进行了类似的宣传工作。在国统区，尽管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讲话》的宣传广度和深度都受到限制，但是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讲话》还是得到了大力的宣传。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讲话》的部分内容：《文艺的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和政治》。
报纸同时发表的编者按指出：《讲话》“系统地说明了目前文艺和文艺运动的根本问题”。
次日，《新华日报》又在《读者与编者》栏中写道：“毛泽东同志在文艺运动中所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是在文艺运动上，而且也是一般的文化工作上的方针。
《新副》在今后也将以这个方针为它的基本原则。”
这是党通过新闻媒介在国统区传播和推行《讲话》的最初努力，在重庆和国统区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此后，在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种种压制，也曾以各种形式发表过《讲话》的部分内容，或出版单行本。
1944年4月，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受党中央的派遣，从延安来到重庆，向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传达《讲话》精神，并调查国统区文艺运动的状况。
1945年11月，周恩来利用与国民党谈判的间隙，大力宣传《讲话》精神，号召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检查、改进自己的工作。
到抗战胜利前后，在国统区的进步文艺界，学习、研究《讲话》一时形成热潮。郭沫若、茅盾、以群、林默涵、何其芳等人都发表过文章，尝试运用《讲话》指导国统区的文艺运动。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大军的南下，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以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为主要阵地，集中发表了一批学习和宣传《讲话》的文章，如穆文的《略论文艺大众化》、冯乃超的《文艺工作者的改造》、荃麟的《新形势下文艺运动上的几个问题》等。
受此影响，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一些脍炙人口、深受欢迎的文艺作品，如沙汀的《还乡记》、抗敌演剧队四队创作的歌曲《革命的苗家》等。
尽管《讲话》在国统区的学习和宣传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状态，对《讲话》的研究和实践也不能与解放区相比，但《讲话》还是获得了日渐深入的传播，加上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渐渐有了向前行进的正确方向。
不仅如此，《讲话》发表后，还很快引起了国际关注。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有三十多个国家用数十种文字将其翻译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出版的是全译本，有的同时还出版了多种译本，也有不少国外报刊介绍了讲话的内容或选择了其中的某些部分。
尽管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其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公认它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文献。
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讲话》的精神得到很好的贯彻，文艺工作领域的面貌为之大变，社会收效显著。
对此，1943年4月25日的《解放日报》以社论的形式总结了文艺工作中取得的喜人成就：一、文艺与政治密切结合。文艺工作者开始把抗战、生产、教育等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二、文艺工作者走向了基层。文艺工作者开始下乡，深入群众，其作品的内容也力求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形式也力求为群众所接受，并虚心向群众学习。三、打破了普及与提高对立的观点，找到了二者发展的正确途径。
“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在当时是最有感召力的口号，而且，好多文艺工作者都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
例如，诗人肖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了解部队情况并进行劳动，作家陈荒煤到延安县参加工作，刘白羽和丁玲、陈学昭到部队及农村工作，高原、柳青已到陇东等地工作。
在文艺创作上，都以工农群众的斗争生活为题材，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且成果多，质量高。如当时的延安，创作的话剧就有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姚时晓的《民兵》，舒非的《军民之间》，鲁迅艺术学院戏剧部的《反扫**》，青年剧院的《刘家父子》、《贵娃》、《流动医疗队》，部队艺术学校的《保卫边区》，以及从敌后回到延安的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的话剧《晋察冀乡村》、《警备队员》、《自家人》、《求雨》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和人民的现实生活，普遍受到欢迎。
在音乐方面，鲁艺音乐剧社创作的《好日子》（大合唱）、《7月里在边区》、《抗战五周年进行曲》，以及以民歌体编写的《三绣英雄》等，都采用了现实斗争的题材；贺敬之等人还创作了《种菜圣人黄立德歌》、《赵占魁运动歌》等歌曲以颂扬劳动英雄，方式简单，宣传面广，收效显著，很受大家欢迎。随后出现的大型歌剧《白毛女》和《血泪仇》，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在美术方面，古元以木刻的形式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活，如运盐、割草、生产、学习、送公粮。
文学创作方面，尽管因受出版条件的影响，短篇居多，但名家名作也不少，如艾青的诗、孔厥的小说等，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标志着文学创作的巨大转变。
著名的有李季的诗歌《王贵和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和《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长短篇小说。
延安文化沟口上还建立了“街头艺术”台，节假日，那里张贴着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摄影新闻等，此外还有街头教歌、街头音乐、街头诗朗诵等活动。各文工团深入部队、乡村演出，如1943年，鲁艺的秧歌队曾轰动延安一时，群众大为赞赏。
总之，通过文艺整风运动，解决了1927年以前没有提出而1927年以后提出但却未来得及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是“为什么人、怎样为法”的问题以及文艺工作者的阶级立场问题，如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作家的生活体验问题；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各种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和克服方法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文艺工作者的文艺思想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