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是贵重之物。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这是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时代，振奋人心，蓬勃向上。因为自信、开放、宽宏、博大、发达，大唐声威撒播四海。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政局稳定，国力富强，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大唐帝国，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1．少年英豪，处处果断
唐代武德九年，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通过“玄武们之变”取得了皇位。既然太宗皇帝开了个头，那么后世子孙学一学先祖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于是，几乎随着每一任新皇帝的“诞生”，都大大小小地出过一些事情。玄宗也不例外，他正是靠政变起家的。
从开元到天宝，大唐政治舞台上最最主要的人物自然是玄宗。历史人物往往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玄宗一生大起大落的悲喜剧，从一开始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五王政变胜利后，李显重新坐上皇帝宝座，立韦氏为皇后。中宗复位，本来是大唐江山重振旗鼓的奸机会，张柬之等人称十宗复位为“中兴”，他们也以“中兴”勋臣自居，执掌相位，掌握朝中军国大政。然而，中宗的表现却令人失望。
中宗与韦氏是经历22年患难的夫妻。按理说，应该“鼎命维新”，有一番新的作为。可是，中宗是“愚暗”之主；而韦氏则别有野心。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违法卖官鬻爵也不加制止，大加纵容。在公元710年，中宗终于死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被她们合谋毒杀。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
刚刚恢复名号的大唐，又一次面临着被后宫篡权与名位的危机。
正当韦武集团得意忘形，积极策划夺取李唐政权之时，临淄王李隆基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打破了韦武集团的美梦。
李隆基出生于女皇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他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亲孙子，唐中宗的侄儿，他的父亲李旦当时被封为相王，在李旦诸子中扫行第三。李隆基3岁时被封为楚王；6岁时，武则天正式废唐改周，李旦被降为皇嗣，仍回东宫；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初。年仅7岁的楚王李隆基开始出阁，建置官属。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春天，李显复位时，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因参与政变有功，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做了宰相。皇族子孙量叙官爵，李隆基被升为卫尉少卿。这是卫尉寺的副职长官，从四品上，主要掌管武库兵器及守卫宫门的官属，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权调配禁军长官的要职。于是，李隆基利用职务的便利，与禁军“万骑”中的—些人有了频繁的交往。
韦后临朝称制的日日夜夜，也是李隆墓策划政变的紧张时刻。中宗被害，韦后临朝，形势的变化已在舆论上有利于李隆基，因为再也不必担心蒙受犯上作乱的恶名。当时京城恐惧，相传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韦氏之党鼓吹“宜革唐命”，闹得人心惶惶。而李隆基则以继承唐命相号召，于是关于“龙气”符瑞的说法广为流传。
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六月二十日，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韦后及安乐公主。
主要的事情干完了，剩下的，就是分享胜利果实了。作为本次事件的头号功臣，李隆基由临淄郡王升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也就是他仍然掌握着军权。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但他们现在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封赏，毕竟最大的主题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劝相王李旦登基。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请让位于相王李旦。李旦故意推辞一番，后经李隆基等人劝说，才答应下来。26年前当过皇帝的李旦，如今重新登上御座，是为睿宗。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
随着自己势力的强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她原以为自己支持过李隆基，而太子年仅26，没有多少从政经验，总会依照她的意图办事。但是，过了几个月，事实就使她改变了态度。皇太子很精明，自有一套政治主张，决不会屈居于姑母之下。拥护太子的—批大臣如姚崇、宋壕等，纷纷以革除弊政的姿态活跃于政治舞台。因此，太子与公主侄姑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后来，太平公主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到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决定把帝位让给儿子李隆基。
七月壬辰，睿宗下制传位给太子，诏文赞扬李隆基“有大功于天地”，“委之监抚，已逾年岁，时政益明，庶工惟序。”宣称：“朕方比迹洪古，希风太皇神与化游，思与道合，无为无事，岂不美欤!”
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八月三日，李隆基正式即皇帝位，尊父皇为太上皇。
李隆基即位称帝后，却面临着太平公主的咄咄攻势。太平公主在韦后时便已开始招权揽势，睿宗时更是权倾人主，朝野上下遍布私人亲信，禁军将领也有不少归附于她。睿宗李旦传帝位给李隆基后，太平公主倚仗李旦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擅权用事，与李隆基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太平公主经历了多次政变，自认为很有经验，加上有太上皇这个强大的后盾，便不怎么把皇帝放在眼里。她先与宰相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温等人密谋，要废掉皇帝，另立新帝。但遭到宰相陆象先的反对。随后，她又买通宫人元氏，想用毒药害死皇帝，也没有成功。最后，她决定破釜沉舟，干脆发动—场宫廷政变，把皇帝从台上赶下去。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决定七月四日乘皇帝在武德殿朝见百官之机，由常元楷、李慈率左、右羽林军突入武德殿，而窦怀贞、萧至忠和岑羲等在太极殿举兵响应，将皇帝及其追随者全部消灭。
就在太平公主党羽图谋作乱的前一天，即七月三日，李隆基领导了又一场政变。
政变那天，皇帝特地派郭元振“侍卫”太上皇。太上皇事先不知道皇帝的部署，一听到鼓噪声，就急忙登上承天门楼，并宣诏下关，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数百人前来侍卫。由于承天门楼下挤满了人群，任知古一时也无法入内。郭元振奏曰：“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惟陛下勿忧。”所谓“前奉诰”，自然没有那回事。太上皇的折衷态度包含有袒护公主的一面，不可能早就下令诛灭公主党羽。这里无非是把皇帝的行动说成是符合太上皇的旨意，敬请太上皇不必惊忧。
过了—会儿，皇帝带领王琚等人来到承天门楼上，拜见太上皇，陈述情况，并起草了一份诏令，以太上皇的名义宣布天下。
太平公主听说皇帝又一次发动了政变，知道大势已去，她逃到山中的寺庙里，三天后才出来，在她的府邸被李隆基赐死，数十名党羽被斩杀。太平公主自以为势力强盛，到头来却不堪一击。
七月四日，太上皇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颁布诏令：“自今已后，军国政刑大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朕方高居大廷，缅怀汾水，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同日，太上皇徙居百福殿。此后，他才真正过上—了太上皇生活。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太上皇驾崩，终年55岁，庙号睿宗，谥号玄真大圣大兴皇帝，葬于桥陵。
七月三日事变无论是对李隆基个人还是对大唐皇朝，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年前，李隆基虽然即皇帝位，但有太上皇在上，还有太平公主集团牵制。如今，他才真正掌握了大唐政权。
七月六日，皇帝登上了承天门楼，大赦天—下。此时，他真正成为能够号令天下的皇帝，史称玄宗。十二月初一，大赦天下，改元为“开元”。
平定了太平公主之乱，结束了中宗李显以来王室、贵戚的纷争，朝廷纲纪得以肃清，大唐政权方得以步入正轨。
2．高明的政治手段
唐玄宗有种与生俱来的政治素质，敢于在铁和血、生和死中进行角逐。他对传统政治有着出神入化的理解，把舆论视为玩物，凭需要而定取舍，炼就了高明的政治手段。
唐玄宗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他所继承的帝国，不是平平稳稳地按“父子相传”的惯例得来的，而是经过了他自己的不懈努力，长期奋斗，在宫廷斗争中夺取而来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具有开国皇帝的某些特色。夺取政权的经历，为他谋求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兴盛发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开元之初，玄宗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消除武周以后政变迭起、内乱不止的根源，彻底解决兄弟纷争、祸起萧墙、宫闱干政、功臣擅权等弊端。武则天的统治，使唐朝在政治、经济以及政府的行政管理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为唐朝的社会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遗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因皇位继承权的争夺而造成的政局动**。这一系列政变和内乱，伴随着一次次的皇帝更替和权力转移。李隆基自己是通过政变上台的，深知政变对在位皇帝的威胁。他当了皇帝后，绝对不能允许这种现象再度出现。
一次次的政变和内乱，对政治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政变中，产生了一批善于窥测政治风向、密谋策划、采用非常手段拥立新主的功臣，造成了皇族宗室中部分成员图谋皇位、觊觎大权的心理，还使得政变中所倚重的禁军由此而专横跋扈、干预政治。这些，都是正常的政治统治秩序所不需要也不允许存在的。唐玄宗深知，自己如果要想当一个安安稳稳的皇帝，就必须彻底清除有可能滋生或萌发内乱的各种因素。有意思的是，有些对玄宗的皇位构成潜在威胁的因素，正是玄宗本人在争夺皇位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植起来的。
一块石头，当它刚被放在河上游时，有棱有角，毫无规则。河水不断地冲击着它，推到中游，急流冲下的石块相互碰撞，并被水侵蚀，不断地磨擦，它逐渐变小变圆。当它被冲到下游时，棱角已都被磨去，变得圆溜溜了。
人性又何尝不是这样?刚开始棱角分明，却总要受到社会的挤压，冲击，一次次地挫折碰壁磨炼，使得人性最终圆滑起来。
圆滑，恐怕是人性中的最高境界——就个人观点认为。一个人只有拥有圆滑，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能够灵活地在社会中穿梭，熟练地驰聘于社会，那样才是真正的“人中之杰”。
玄宗是个奇才，奇就奇在不管在什么局面场合中，都能扮演相应而又出色的角色。他所扮的角色，不是矫揉造作，而是发乎内在秉性的自然进入，圆滑和不失中庸。
现实需要什么角色，他就进入什么角色。现在，角色发生了变化，轮到玄宗自己来对付过去是自己所依赖的力量了。
由于政治背景不同，唐玄宗追求的“治世”，既不同于汉初文景，又不同于唐初太宗。汉代文帝和景帝所面临的是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凋零，因而以“休养生息”为治世第一要策；唐初太宗面临的是隋末暴政导致的社会反叛，因而求贤纳谏、宽刑简法、镇抚四夷诸策并用。汉代文景和唐初太宗，无一例外地把加强政治统治的重点放在解决社会问题上。而唐玄宗面对的统治难题，不是出在社会上，而是出在朝廷内，再加上唐玄宗本人有着丰富的组织、领导政变的经验，深知宫廷内乱的危害，且自己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嫡长子，所以，他对“内乱”格外留心。在开元之初，玄宗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升平的政局得来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减不叮与共治平哉!”
对于帝王来说，如何对待功臣是一大难题。特别是政变中的功臣，与建国时期南征北战产生出来的那种功臣有所不同。如果不用他们，似无以回报他们的拥立大功；而如果重用了他们，他们那种颠覆政权、策动内乱的能力，又会使君主觉得如同芒刺在背。在玄宗亲政后，就有人对玄宗建议说：政变中的功臣，如王琚、麻嗣宗等，是“谲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最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713)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忤旨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今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琚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这样，只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把直接参与当初政变的功臣从朝廷中枢内几乎清除殆尽，从而为稳定政局铺平了道路。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三日，玄宗亲政。从此时开始，诛灭韦氏集团的功臣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的功臣逐渐被玄宗排挤出中央政治核心。
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为此，玄宗对李唐宗室管制甚严。即使是他的同胞兄弟，也只以恩礼相待，而不授予要职，免其掌握实权，从而削弱皇室内部发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
玄宗对待兄弟诸王，一方面是伺察与防范，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管禁军，宋王成器为闲厩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成义为右卫大将军；岐王、薛王也分典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邠王守礼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714)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岐州刺史，申王出为豳州刺史，邻王出为虢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使。玄宗还“令(诸王)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上佐”指州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守，但并不掌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人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惟岐王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恃功骄恣，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说、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说、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岐王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邀宠，无碍兄弟之谊。”玄宗旧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筑第。玄宗常常登楼与堵王欢娱作乐，对榻坐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郊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游。
另一方面则是大力鼓吹友爱之道。玄宗与他的四个兄弟在青少年时代曾共居一个大院，人称“五王宅”。那时同开邸第的生活情景，后来成为皇帝鼓吹友悌的话题。开元初，皇帝在大殿中设五幄，与兄弟共处其中，号“五王帐”。显然，“五王帐”是附会了“五王宅”，用以表示兄弟亲爱。后来皇城改造，房屋拆迁，旧五王宅改为新的宫殿，诸王自然不能住在原处了，皇帝便又赐给宁王宪和薛王业胜业坊，赐给申王和岐王安兴坊。这些宅院邸第相望，环于宫侧。这样的布局同样有兄弟共处的寓意。皇帝听政之暇，常常召诸王登楼同榻欢宴，礼仪悉如家人。有时候，还亲赴诸王邸第，赐金分帛，大家同乐。
为了表示愿与兄弟永远分享欢乐，玄宗还将自己服用的仙药，分赠给诸王，并附上一
封信说：朕每思服药而求习习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手!顷因余暇妙选仙经，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必验”。今分此药，愿与兄弟等同保长龄，永无限极。这里，把“骨肉兄弟”看成是“天生之羽翼”，反映了玄宗的真诚愿望。因为“同保长龄”总要比互相残杀好，也更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大唐历史上有过追谥“太子”的先例，但像玄宗那样几乎给每个兄弟赠谥“太子”，却是罕见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友爱姿态。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申王揭病逝，皇帝下制表彰他温恭孝友，说：“用表非常之荣，少寄天伦之戚。可追赠惠庄太子。”开元十四年四月，岐王范病逝，皇帝甚为悲伤，手写《老子经》，为之追福，下制云：“可追赠惠文太子。”开元二十二年七月，薛王业病逝，赠谥“惠宣太子”。
兄弟友爱共享天伦之乐的最突出表现是对待长兄的态度。李隆基为太子，也是嫡长子李成器相让的结果。后来，李成器改名宪，封为宁王。他尤恭谨畏慎，未曾干预时政及与人交结，皇帝对他尤加信重。这也是他的聪明处：一不干涉时政，不任以职事；二不与群臣交结，专以声色娱乐。如此，皇帝当然是放心了。申王、岐王、薛王先后去世，惟宪独在，皇帝尤加恩贷。每年一到宪的生日，皇帝必幸其宅，设宴鼓乐。平时也常赐酒酪及异馔等。每逢尚食总监及四方有所进献，即分一部分赐给兄长。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宁王宪病逝，皇帝悲涕交集，追谥曰“让皇帝”。册敛那天，特令高力士带手书置于灵座之前，书称“隆基白”，表达了“家人之礼”。手书强调：“大哥嫡长，合当储贰，以功见让，爰在簿躬。”“大哥事迹，身殁让存，故册曰让皇帝，神之昭格，当兹宠荣。”这里表彰大哥的谦让精神，也是出于巩固皇位的需要。
玄宗对待皇亲的政策与措施是十分成功的，既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祸变，又有利于开元政局的稳定，同时又使皇亲之间和睦共处，避免了骨肉相残的悲剧。宋代史臣称赞他：睿宗有圣子，一受命，一追帝，三赠太子，天与之报，福流无穷，盛欤!
3．开元盛世：大唐极盛的顶点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这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李隆基继位后的第二年改元“开元”，开元时期(713—741年)唐朝达到了极盛的顶点，于是，历史上一个名为“开元盛世”的时代向世人发出吼声——我来了。
大唐诗圣杜甫有—首著名的诗作——《忆昔》。诗中述及开元盛世。诗人赞颂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杜甫的诗是对开元盛世的形象描述。开元盛世，历来有口皆碑。大唐著名的政治家陆贽说：“朝清道泰，垂三十年。”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玄宗本纪》赞扬说：“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更从上下历
史的比较中得出结论：“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矣。”
玄宗不但内部宗亲和睦安定，在朝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臣。这因为唐玄宗经过两次政变才得到政权，所以他很注意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他即位的第二年就规定：在京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派到外地任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有本事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出入人数相差不大。后来把这种调动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从而达到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效果。
在唐玄宗继承帝位之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他感到必须有一名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唐玄宗很看中被贬到地方的姚崇。一次，唐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唐玄宗接见。唐玄宗问他：“你会打猎吗?”姚崇说：“臣20岁的时候，经常外出打猎，后来才读书。如今虽然到了残年，还能骑马射箭。”唐玄宗让他参加打猎，姚崇竟然箭无虚发，玄宗非常高兴，约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大事。姚崇谈古论今，谈得头头是道，唐玄宗听得入神，竟忘记了吃饭。
最后，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是个人才，请您做我的宰相吧。”姚崇推辞不干，唐玄宗感到很奇怪，问他什么缘故。姚崇跪下说道：“臣有十件大事，恐怕陛下未必同意，所以不敢接受任命。”唐玄宗说：“你说说是什么大事?”姚崇说：“第一，以仁义为先，不要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要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要任国家重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都得受罚；第六，取消租税以外的一切额外征收；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部下要以礼相待；第九，允许大臣对朝政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干预朝政。这十件大事，陛下能同意吗?”唐玄宗—卜分诚恳地说：“这都是关系社稷安危的大事，我都同意，你不必担心。”姚崇马上叩头谢恩，表示愿意接受任命。
在唐玄宗的时候，和姚崇齐名的贤相，还有宋璩、张九龄等，他们为唐朝的政治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重用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十分能干，把国家大小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们把他俩跟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比，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玄宗开元这20多年，就是历史学家所称誉的、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开元盛世”。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直到中唐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有纸的国家。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二十四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二十一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二十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起，这一天被定为法定节日“千秋节”，全国都要放假，大肆庆祝。“千秋节”的时候，玄宗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宴会，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
有一年千秋节，汇集到广场上的人太多，争着往前挤，负责维持秩序的金吾卫士兵已经无法控制局面，眼见一场拥挤踩踏的惨剧就要发生。玄宗在楼上目睹这一情景，急忙问高力士：“现在海内五谷丰登，四边没有大的战事，形势一片大好。朕因而举办了这么盛大的集会，想与万众共享欢乐，没想到会出现拥挤喧闹的局面。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高力士一时也想不出办法来。动武肯定是不可能的，那样只会破坏节日欢乐祥和的气氛。不过，高力士想到了素以执法严厉出名的河南丞严安之，便立即向玄宗推荐。严安之奉诏命紧急赶到现场后，立即用手中的笏板在楼前场地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大声宣布：“谁敢越过这道圈，处死！”乱哄哄的现场一下安静下来。人们把这条线叫做“严公界限”，没有一个人敢超越。现场秩序这才稳定下来。
节日的盛况是空前的。然而，众人争相拥挤的原因却不是要争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宫伎的风采。念奴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歌技出色。她的歌声激越清亮，被玄宗誉为“每执行当席，声出朝霞之上，二十五人吹管也盖不过其歌喉”。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念奴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节一般是三天欢庆，念奴的表演结束后，还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要求继续听念奴唱歌，导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无法正常进行。到了这个时候，就连严安之这样手腕严厉的官员也无法应付躁动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让高力士出面宣布：“念奴将会再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现场喧闹声即刻消失了，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那架势，绝对不亚于当今任何的追星场面。白居易曾有诗道：“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可以看作是香山居士对盛唐歌者的盛誉。
念奴所唱的曲调后来演变成词调，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宋朝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垂千古。当着后人乐道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时，是否曾想到，这个词调其实出自天宝年间的一个出色的女歌伎？
唐诗和宋词并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唐诗的成就自不必说，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唐玄宗前期，国家政治生活像唐太宗、武则天时期一样，保持着相对宽松与开放的面貌。也正是因为有了从初唐至盛唐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所以，在进入中唐以后仍然出现了像初、盛唐时的魏征、姚崇、宋璟那样敢于讲真话的诤臣名相，和一大批敢于评论当时政局的官员和文人，如颜真卿、刘晏、杨炎、陆贽、王叔文、杜黄裳、李绛、白居易、斐度、孟简、王涯、李训、郑注等。
那时，由于政治相对比较清明，文禁较为宽松，所以诗人群体对于皇帝与朝廷权贵的批评大抵都是直抒其言，无所忌惮的，有时甚至达到嘲讽挖苦甚或侮谩的地步。如白居易任左抬遗之前的元和元年，他在盏至县(今陕西周至)任上，就曾写下著名的《长恨歌》，公然拿玄宗与杨贵妃情事开涮，“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李商隐也在《马嵬》诗末尾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也是讽刺玄宗贵为天子多年，却保不住爱妃，反倒不如普通百姓能够夫妇长相厮守。如此群体性地张扬皇帝隐私，亵慢帝王尊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大概只能出现在大唐帝国时代!
4．安于享乐，晚景凄凉
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个比较有争议的皇帝，他前期的成就与后期的反差判若两人，他把唐王朝推向了顶峰，但也是他为唐王朝的衰落埋下了种子。
唐玄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流芳百世的“开元盛世”。但是开创了盛世之后，唐玄宗逐渐开始满足了，沉溺于享乐之中。
当皇帝的时间一长，年龄一大，难免就有所懈怠。开元中期，玄宗励精求治的劲头已大不如前，而且对于大臣们的劝谏，也渐渐感到厌烦了。没有了先前的励精图治精神，也没有改革时的节俭之风了。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人先后被罢官，小人李林甫爬上了相位。自从有了李林甫，玄宗以为天下太平无事，大政全委于宰相，显露出了一种“退居二线”的苗头。到天宝三载(公元744年)，玄宗当皇帝已经当了三十年，年龄也满了六十岁。一代治国明君，开始沉湎于现实的爱情和虚幻的成仙之中，政务则交给了李林甫和杨国忠，致使酿成了盛世掩盖下的严重危机。
如若不是记载得清清楚楚的史事，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古怪复杂的人。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内外矛盾，前后矛盾，在矛盾中成一代伟业，又在矛盾中沉沦下去。
理性足，理智强，他懂得事情可想、可说、可做的界限，能及时纠正不妥的行为。上台后反对奢靡，提倡俭朴；中止江南采鸟扰民；拒献中外器玩等等，都表现出极强的明智态度。他也有浓郁的人性，当人性焕发时甚至有些调皮。他会玩，斗鸡、打球、弈棋、畋猎，无一不精。太常卿姜晦主持的杂技队，有一演员以头顶长杆舞蹈闻名，从未失手，玄宗令人用铁鞭暗击其杆，对左右说：“其杆马上就要折断。”当他的话应验后，拍掌大笑。
理性和人性不时地搏斗。在前期，他是理性战胜人性，造成了超然物外的光辉政治形象。到后期，人性压抑了理性，纵欲、享乐、奢侈，弃政，移情声色，堕落得一塌糊涂。
自古红颜多祸水，英雄总被美人误，像唐玄宗这样的一代明君，也难逃这样的劫数。
武惠妃死后，李隆基面对后宫数千佳丽，觉得无一人合自己的心意，后来竟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便有意强占。虽然这个女子是他的儿媳，可玄宗还是想把她收为自己的妃子，这真可谓英雄难过美人关。
于是，唐玄宗就把这件事交给高力士去办。高力士是皇帝身边的近侍，整天想办法给皇帝寻开心，遇到这样的事，他自然有的是办法。他给皇帝出主意说，如果直接把王妃宣进宫来怕人议论，不如表面上让她到庙里当女道土，然后再暗中接她人宫，玄宗觉得此主意很合心意，就同意了。高力士接下来就紧锣密鼓着手办理杨玉环“出家”的事情。杨玉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哪里愿意出家，无奈之下，高力士就说出真相，这才让她接受。她出家的地点是道观太真宫，是宫廷的庙宇之一，因此杨玉环的道号便叫“太真”。杨玉环坐上—乘轿子，但却没进太真宫，而直奔骊山。那里有一泓泉水，叫作华清池，事实上是一座叫温泉宫的离宫，皇帝这时正在那里等她。第二年8月，唐玄宗便册立杨玉环为贵妃。那时宫中没有皇后，杨贵妃便成了后宫中最高的妃嫔。
随着玄宗立杨玉环为贵妃，他便沉溺于与这位绝代佳人的爱情之中。问题在于，皇帝的爱情不同于一般平民的爱情，处理不好就会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恰恰给唐代的政治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本来，玄宗就腻烦了政治，再加上他把精力集中在杨贵妃身上，难免就会把国家大事搁在一边。“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玄宗整天泡在温柔乡里，不理政务，使唐王朝的统治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杨贵妃不像历史上的有些女人那样热衷于权势，平心而论，她对政治通常是不过问的，也不屑于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政坛上劳神费心，她只是专心致志地爱着玄宗。在杨贵妃眼里，恐怕首先不是考虑玄宗的皇帝地位，而是两人的爱情。如果杨贵妃时时刻刻把玄宗的皇帝身份放在首位，就不可能闹出后来的出宫风波。但是，杨贵妃个人不涉及政治，政治却会反过来牵涉她。自从杨贵妃得宠，杨氏家族便因此而飞黄腾达，不但影响到官场，而且也影响到社会。
由于一个杨贵妃，杨氏一家人都显赫一时，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当时，民间流传着两句民谣：“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封建社会本来是重男轻女，这歌谣说，生了男孩不要欢喜，生了女孩不用伤悲，你们看，杨家不就是因为有了个女孩子，才光大门庭的吗?
自从有了杨贵妃，唐玄宗完全沉溺于享乐之中，日日笙歌，夜夜专房，沉溺于声色之中，不再过问国事。而杨贵妃的三个姐姐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也“并承恩泽”，杜甫的名诗“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讥斥李隆基和虢国夫人有染。
李隆基不仅溺情声色，还酷爱戏曲。《资治通鉴》记载：“上皇每醣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演《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
连动物都能训练成演艺明星，李隆基的导演造诣真是够高的。所以李隆基后来被梨园(戏曲)行奉为鼻祖，代代供奉祭祀。
唐朝的统治从此越来越腐败了。这是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开始，前期的唐玄宗无疑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皇帝，他把唐王朝的统治推向了顶点，但同样是他又把唐王朝的统治领上了覆灭的道路。
虽说唐玄宗后期的种种失政不能都推到杨贵妃身上，但唐玄宗贪恋美色，致使他无心管理朝政，把朝政交给奸相李林甫，让几乎所有不听命于李林甫的正直大臣都遭到排斥，一批批钻营拍马的小人却受到重用提拔。唐玄宗还重用杨家外戚，弄得朝野动**，民不聊生。在军事上采取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的权力，那些节度使其实就成了各地的“土皇帝”。就在这个时期，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日渐淡化。
唐玄宗后期的统治其实已经危机重重、摇摇欲坠了，他的这些昏庸行为，也加快了“安史之乱”的步伐。本来十分强盛的唐朝，从此一蹶不振，在以后的一百五六十年里，一直处在动乱之中。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官军连战失利，叛军攻势则如摧枯拉朽。李隆基仓皇出逃至四川，途中杨国忠被愤怒的官军杀死，李隆基也被迫将贵妃赐死，昔日势焰熏天的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等也被杀掉。
李隆基逃到四川不久，又被留在中原的太子李亨在灵武巧妙地篡了位，只好在成都做了太上皇。这段日子虽然没有杨贵妃为伴，却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段舒适的时光了。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官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统领下击败叛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肃宗李亨接回太上皇李隆基，李隆基便回到自己当亲王时的老宅兴庆宫居住。后来肃宗受宦官李辅国挑唆，父子关系变恶，李辅国强行将李隆基迁往西内，把李隆基的亲信心腹高力士、陈玄礼流放边荒。李隆基一生最离不开的便是高力士，多少年来，高力士已成为他生活中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部分。高力士离开后，李隆基郁郁寡欢，开始厌食甚至绝食，对外说是修习道家“辟谷”术。在宝应元年(762)病逝于神龙殿，享年七十八岁。而高力士在被召返京途中听闻噩耗，呕血而亡。
唐玄宗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有着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能统筹全局，举贤任能，虚心纳谏，改革时弊。作为飘逸的才子，他有着浪漫主义的情调，好幻想，有些迂阔，易感情用事，沉浸在声色之中，把国家命运攸关的大事弃于一边。两种素质造成冲突，冲突得使他既获得了太宗式业绩之荣，又险些蒙受了李煜式亡国之耻。矛盾，既可调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使玄宗由明君变为昏君，从成功转入失败，把喜剧演成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