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一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大明帝国就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崛起。
胡蓝之狱
明太祖出身农家，对农民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好像初飞的鸟，不能拔它的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负担。以后，他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很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也巩固下来。
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天下初定，龙袍加身，朱元璋开始利用特务组织对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清洗。朱元璋设立一个叫做“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大臣在外面或者家里有什么动静，他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谁被发现有什么嫌疑，就有被打进牢狱甚至杀头的危险。明太祖对待官员极其严酷，大臣上朝的时候惹他发了火，就在朝廷上被按在地上打板子，叫做“廷杖”，也有被当场打死的。这种做法弄得一些大臣们个个提心吊胆，每天上朝的时候，都愁眉苦脸地向家里亲人告别。如果这一天平安无事，回到家里，亲人就高高兴兴庆幸他又活了一天。
朱元璋是濠州人，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如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汤和、胡惟庸等人都来自濠州及其附近地区（即淮西一带），朱元璋的这些老乡在朝堂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即淮西集团。淮西集团居功自傲，在朝政上为所欲为，极力排挤非淮西籍的大臣，在明王朝这个新兴的统治阶层内部，逐步形成了淮西功臣集团与非淮西功臣之间争权夺利的局面。
这时的朱元璋不但没有安抚群臣，制止党争，反而坐山观虎斗，放任这两股势力内斗，名臣刘基的被害就是这场斗争的恶果。刘基是浙东地主集团的代表，知识渊博，博通经史，是朱元璋建国过程中功勋卓著的军师谋士，屡出奇策。建国后，明朝的礼乐、刑罚、科举等典章制度的确立也渗透着刘基的见解和思想。刘基性格刚毅，疾恶如仇，与淮西功臣不合，被淮西功臣视为眼中钉，即便刘基告老还乡后，淮西人也不肯放过他。胡惟庸等人不断在朱元璋面前进谗言，最终革掉了刘基的岁禄。不久，刘基忧愤成疾，一命呜呼。当时也有说法是刘基生病时，胡惟庸派医生来看过，而刘基服药后不久就死了。不管刘基是否真的是胡惟庸毒死的，在刘基忧郁成病的过程中，朱元璋不闻不问，其用心是很明显的。
然而，淮西功臣集团的得意只是短暂的。当他们替朱元璋料理了其他功臣之后，他们最后的利用价值也就没有了。当这些功臣还天真地把天子当做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时，朱元璋早已为他们准备了杀戮的屠刀。
胡惟庸，淮西定远人，朱元璋的故旧。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进入中书省，任参知政事。在李善长的推荐下，几年内胡惟庸连升三级，官拜中书左丞、右丞相、左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已经变成了皇帝之下第一人，位极人臣了。
起初，胡惟庸还知道收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欲望不断膨胀，他开始专权用事，朝廷上人命生死、官员升降等大事都要得到他的批准才能处理，朱元璋自然对这种大权旁落的景况十分不满。再加上朱元璋发现胡惟庸和陆仲亨、费聚等淮西功臣往来密切，这种丞相和军事将领的勾结更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
于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抓捕胡惟庸，处以极刑，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数人同案被杀。但是，“擅权枉法”并不构成死罪，为了把此案定成铁案，朱元璋将胡惟庸的罪名升级，变成了私通倭寇，阴谋造反，而此时胡惟庸已经被处死，死无对证。
胡惟庸案成为一个引线，在随后的十年中，朱元璋以此为借口，同谋犯越查越多，无数功臣被冤杀。在胡惟庸案爆发十年后，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朱元璋以发现李善长和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线索为借口大开杀戒。已经77岁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被赐死，全家70余人被一同处死，只留下了朱元璋的亲生女儿临安公主和她的丈夫、李善长的长子李祺，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这也许是朱元璋大屠杀中唯一的一次例外。
朱元璋还特意编撰了一本名为《昭示奸党录》的书，附录李善长的供词，昭告全国。
至此，胡惟庸案才算告一段落。10年中，唐胜宗、陆仲亨、费聚、赵庸等功臣宿旧和依附胡惟庸的六部官属，约3万多人被株连杀害。
在处治胡惟庸案的当年，朱元璋趁机裁撤了中书省，收回了丞相权，不再设丞相一职，以防皇权旁落。此后，皇权兼并相权，国家政事由六部分别处理，再经“朝廷总之”。这样，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通过大臣之间的互相制衡来控制朝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但是，以皇帝一人之力要想处理天下之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明成祖朱棣继位后，命官品较低的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在午门内的文渊阁当值，以备皇帝在处理政务时商讨咨询之需。这个协理皇帝的部门就叫“内阁”，协理官员就叫“大学士”。
于是，逐渐形成内阁制。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遇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
胡惟庸一案使淮西集团文官势力被铲除殆尽，剩下的就是武将势力了。
为此，朱元璋又兴蓝玉之狱。
蓝玉是明初的一员猛将，骁勇善战，数次统兵出征，立了大功，被朱元璋比喻为大破匈奴的汉代名将卫青和唐代名将李靖，并封蓝玉为凉国公。但是，明朝建国后，蓝玉日益骄横起来，在自己的庄园里豢养了几千名庄奴和家丁，横行乡里，侵占民田，无恶不作。御史前来按问，也被他鞭打驱逐。此外，蓝玉北征归来，到达喜峰关关口，还不等关吏开门，便率领手下兵丁毁关而入。种种恶迹令朱元璋忍无可忍。
这第二次屠杀的过程和胡惟庸案大致相仿，只不过此时朱元璋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因此杀戮更为迅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告谋反，立即被逮捕入狱，第三天就被处死，满门抄斩。随后的两个多月里，15000人被族诛，其中有1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有的人早已死亡，但是朱元璋的法律是追溯既往的，于是这些人的子孙被株连抵罪。同样的，朱元璋又编撰了一本书，名为《逆臣录》，昭告全国。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共四万五千余人被杀。到朱元璋驾崩之时，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被他杀光了。
靖难之役
朱元璋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无情的大规模屠杀，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统冶和防范北元势力，他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亲王（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其中长子朱标立为太子；第9子、26子早死；第20子未到封国；第21、22、23、24、25子五人因年幼至永乐六年始到封地），并陆续派置到全国各地。
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非常高。
朝廷大员、地方官员遇见，均需伏地拜谒，不敢失礼。同时，每个王府都设有护卫亲军，人数少者3000人，多者达万人。尤其是驻守北部边疆的各位王爷，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地位尤高。
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平日训将练兵，战时可以直接指挥驻地部队。燕王朱棣、宁王朱权曾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除军国大事需上报朝廷外，小事可以自己临机处置。至洪武末年，朱棣已有重兵十万；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皆归其统辖，势力急剧膨胀。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储朱标病故，年仅38岁，史称“懿文太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并没有在其他儿子中选拔储君，而是立朱标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
朱允炆和朱标一样，性情十分柔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和众皇子皇孙一道游园，明太祖见微风吹动辇驾骏马的尾巴，心中一动，脱口吟出一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让儿孙们应对，朱允炆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一听不禁暗自皱紧了眉毛，脸色一沉，旁边的朱棣说道：“儿臣也有一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道：“日照龙鳞万点金。”明太祖一听，觉得朱棣的下联不仅工整，而且符合帝王之家的气魄，不由得大为赞赏。
朱允炆虽然年幼软弱，但并非昏庸无能，其实他对局面的认识相当清醒。一天，朱元璋得意地握住朱允炆的手，笑着说：“我已把可能威胁你帝位的大臣们都杀了，而且你的叔叔们也在四方给你戍边，一旦有什么叛乱，他们就会勤王的，大明江山永固，你的皇位高枕无忧了。”朱允炆反问道：“如果叔叔们造反，那该怎么办呢？”朱元璋顿时语塞，只好反问道：“你看怎么办呢？”朱允炆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意思就是说要用君主的厚待和仁德来安抚，用礼法来对他们加以约束。朱元璋这才比较放心。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去，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又叫建文帝。当时京城里就听到谣传，说几位藩王正在互相串联，准备谋反。建文帝听了这消息害怕起来，把黄子澄找来说：“先生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澄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黄子澄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朱棣兵力最强，野心又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澄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打草惊蛇，不如先向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朱校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就不难了。两人商量停当，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找个理由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朱校抓起来押到南京，削去王位，充军到云南。
接着，又查出三个藩王有不法行为，于是把他们一个个削去王位。
燕王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胡言乱语，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真的病了。但是齐泰、黄子澄却怀疑燕王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密。燕王得到消息，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皇帝，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个起兵的理由，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澄、齐泰。“靖难之变”由此开始。
燕王本来就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他起兵南下，很快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建文帝害怕起来，撤了齐泰、黄子澄的职，想要燕王退兵。燕王哪肯罢休。打了三年，到了1402年，燕军在淮北遇到朝廷派出的南军的抵抗，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
没多久，燕军截断南军运粮的通道，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燕军势如破竹，进兵到应天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又遭到燕王的拒绝。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打开城门投降，京城终于被燕军攻破。燕王带兵进城，只见皇宫大火熊熊，正在燃烧。燕王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命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到了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永乐大典》
靖难之役后，朱棣被方孝孺等士大夫们视为“大逆不道”。为了给自己正名，朱棣迫切的需要做一件事情来挽回士大夫们的心，这样一来可以消除朝野上下的抗拒力量，二来可以把士大夫们重新集结起来，笼络他们。朱棣实际上就是要做给别人看，你们都说我杀戮文臣，我就偏要向你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文治武功。朱棣率先想到的是，将天下分散在各种典籍中的文字分门别类的收集起来，做一本包涵天文、地志、阴阳、医算、僧道、技艺等多种资料的大百科全书，这样便于人们考索和摘录。想到做到是这位马上皇帝的特点，在他即位后，马上下诏，让解缙等人着手编著《永乐大典》。
想把古今典籍里的书全部编纂进去出来，并不是想想就能实现的，首先就需要搜集各种各样的古籍，有了这些古籍在编纂时候才能万无一失。朱棣问解缙难道文渊阁的藏书还不够多吗？解缙说，经史方面的书还算齐全，但是子集类的可就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朱棣马上交代礼部尚书说，不管是朝中的还是民间的，看谁家有古时传下来的遗书，只要是好书，奇书，不要过问价格，统统买回来。大规模的收集古书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可这不过是简单的准备工作而已。为了让编纂的朝臣们安心修书，凡是参与编纂《永乐大典》，朱棣都给予了他们非常好的待遇，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有的人每天来往与文渊阁不是很方便。朱棣就把文渊阁附近的房子都腾出来供他们居住。而且还下诏令给光禄寺每天为这些人提供酒肴、茗果，如果是朝中的大臣参与编纂，每天可以不上早朝。
好的待遇也是要讲究条件的，这些条件反映再严格的责任制度上。凡是参与编纂的大臣每天必须按时间到编修的集中地点，早进晚出，谁要是雇人代写，消极怠工，全部依法论处。官府每天提供笔墨纸砚，在抄写的过程中如果有一点差错发纸重来，不管抄多少遍，最后都只能算一页。一页稿件在抄写完之后，要写上编纂者的名字，谁是分校官员，谁是总校官员，这些都要标的一清二楚，职责非常明确。正是因为高标准，严要求，传到今天的《永乐大典》才没有一点涂改、挖补、添加的痕迹，可见编纂者之用心。
第一次编纂较为顺利，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编著完成。解缙拿着书给朱棣看的时候，朱棣心里非常开心，还专门赐名为《文献大成》。147个编纂此书的大臣都也受到朱棣的赏赐。可惜的没过多久，朱棣在翻阅的时候，觉得《文献大成》并没有自己想想的那么好，觉得还有“尚多末备”。于是下诏另重修此书，这下可把朝野上下都惊动了。第一次编书时，已经是人才汇聚，可是这样的书皇上还不满意，那究竟什么要的书才能皇上想要的呢？朱棣也想到这一点了，此书耗147个大臣一年之力，也仅仅如此而已，要想完美就得花大本钱。在第二次修书的时候，朱棣把管理阵容扩大了，以前只有解缙一人负责这个浩大的工程，这次他加派了姚广孝、刘季篪与解缙共同主管此事。在他们三人之下，又有总裁五人，副总裁二十余人，同时从礼部挑选中外官员和宿学名儒充任纂修，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学中善书的生员任缮写。第二次修书，规模之大可以说是亘古未有，朝臣文士、宿学老儒共计2，169人，缮写就多的无法统计了。
其实，在修书的同时，朱棣还是藏有一些私心的，他的侄子建文帝在靖难之役后一直也没有了踪迹，这让他始终有点耿耿于怀，担心总有一天这侄子回来找自己算账。所以这次是借修书知名，汇聚天下饱学之士，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在听说建文帝可以已经出家为僧的消息后，朱棣更是主张在《文献大成》里加录佛道两教的著作，借此来拉拢佛道信徒，根绝后患。
在耗费了六年的时间之后，《永乐大典》终于编纂完成。共计有22，87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0，095册，全书字数约3亿7千万字。在内容编排上，全书按照《洪武正韵》的韵母目排列单字，每一单字下详列读音，解释字意，再备录篆、隶、楷、草各种字体，把自古以来的各类资料整段、整篇，甚至整部地抄写下来。内容上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但是作为一项庞大的编纂工程，其中还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漏洞。比如在收录过程中，所收资料取韵缺乏规范，这大大的减弱了它的检索功能。后期的《四库总目》对此的评价是比较中肯：“割裂庞杂，漫无条理，或一字一句分韵，或析取一篇，或名分韵，或全录一书，以书名分韵，与卷首《凡例》多不相应，殊乖编纂之体。”
由于编修《永乐大典》的工程过于庞大，所以完成之后，迟迟没有能够刻印。而备份工作也迟迟没有展开，直到嘉靖末年才开始重录了一个副本。到明朝灭亡时候，《永乐大典》的原本不见了踪迹，有人说是在文渊阁中被全部烧毁了，也有的说是陪同明成祖下葬了，各种说法都有。副本得以传承，但是到了清朝时期，副本也损失惨重，到清朝末年经过英法联军的抢劫和八园联军的焚毁后，基本上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残本，不足全书的百分之三，但里面也保存着相当多的珍贵资料。而朱棣当初编纂此书，也实在是为祖国文化事业的传承立下了大功一件。
七下西洋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成为明朝第三位皇帝。最初几年，全国局势严峻，人心不稳。朱棣以他独特的政治手腕，以镇压和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在严厉打击怀有反抗之心的前朝大臣的同时，也对跟随他“靖难”夺位中立下功劳的文臣武将，给予充分的优待，追封战死的将士。对能真心归附的前朝大臣，也都量才施用。当然朱棣很清楚自己是藩王起兵夺取皇权，深知藩王拥兵过重对中央的威胁。最初，他为稳定局势，还是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号，但很快又找了些借口，逼他们把兵权上交。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外寇入侵。朱棣深思熟虑后，决定迁都北平。北平是朱棣发家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而且附近城市就屯有重兵。天子居中坐镇，内忧外患都不足为虑。
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改造北平城。至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正式迁都。首都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
成祖在位期间政通人和，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强盛，“北虏”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关外；“南倭”在明军的打击下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十分牢固。明成祖要向异域展示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海外各国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伴随郑和出使的随员有两万七千余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等。海船的性能、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船队中的大船舶名为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有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其船队仅有三艘船和九十名水手。
郑和率领船队，携带国书和大量金银、绸缎、瓷器等物品，从苏州刘家港启航，在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集结操练，待到入冬，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船队拔锚扬帆，第一站到达占城（今越南），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
明朝时以婆罗洲（今文莱）为界，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范围，即东南亚各国，故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都会和当地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冠服和珍贵的礼物，并赐给国王诰命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与之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招徕各国向明王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船队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
当然，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也会有纠纷，有战斗，但都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近30年间，郑和碰到过三次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腊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腊平灭叛乱，一次是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王企图抢劫郑和的船队。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明朝的外交关系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了解了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纷纷派遣使臣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的国家的君主还携妻带子亲赴中国访问。许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从未与中国有过交往的东非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了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就闻名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而没能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令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的文化交往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等记录了各国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麒麟”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珍禽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
此外，在科技上，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勘测实践绘制而成的《郑和航海图》，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调查活动（1872-1876年）早了四百多年。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登基。他们和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打破海禁，有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儒家风范。于是重新执行“海禁”政策，“罢宝船弊政”。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王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不过规模已大不如前。有说法认为，宣德八年（1433年），就在这次航海的归途中，一代航海家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了人世。也有记载郑和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卒于南京。
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闭门自守的岁月。
仁宣之治
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这个时期，大明帝国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间断的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尚武，一生御驾亲征无数。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改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母是徐达之女徐皇后。
洪武时期，朱高炽就被立为燕王世子，皇祖朱元璋很欣赏他的儒雅与仁爱。朱高炽身材肥胖，走路十分吃力，只能靠两个内侍搀扶着行动，行动慢慢吞吞，跌跌撞撞。对于生性好武的明成祖来说，相比这个以宽厚仁孝出名的长子，还是觉得次子朱高煦和自己相像。但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却文武双全，最得明成祖朱棣喜爱。加上长子继业的传统，所以最终还是朱高炽成为太子，永乐九年（1411年）再立14岁的朱瞻基为皇太孙。
洪熙元年，仁宗皇帝病发猝死，终年47岁，尽管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但他对大明江山的贡献毋庸置疑。明成祖初期热衷于军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朱高炽掌管朝中政务，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很好地推行，已经为“仁宣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仁宗驾崩时，当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皇叔朱高煦打算在朱瞻基奔丧的时候半路截杀，然后自立为帝。但朱瞻基在父亲病重后立即日夜兼程赶到了北京，赢得了先机。当时朱高煦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得如此之早，还没有将埋伏设好。
宣宗即位之后，着手扶植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抵御外藩的挑战。皇叔朱高煦当初在靖难之役战功赫赫，始终没放弃武力夺权的野心。现在仁宗病逝，新皇即位，政局未稳，正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像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举兵谋反。
早有防范的宣宗皇帝御驾亲征，声势压倒了叛军，而且朱高煦势力已被暗中瓦解，事先相约共同起兵的几路人马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平息了叛军，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弃城投降。宣宗展现了仁厚的一面，没杀皇叔朱高煦，仅仅将他软禁了起来。
明宣宗政治开明，任人唯贤，一时间人才济济。朝中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可以信赖的官员。再加上爷爷和父亲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当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时期的政治较为安定。虽然有汉王朱高煦的叛乱（1426年），但很快平定，也没有因此而广加株连。这个时期没有压倒一切的内部和外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重大政策方面的争论。在安定清明的政治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仁宣时期是明朝历史上第二个社会经济的恢复期，既缓解了永乐时的困境，又为明代中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土木之变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都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样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的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得罪王振的，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后先谎报人数，下令减其马价，想从中捞取好处，结果导致双方失和。其实瓦剌名为进贡，主要还是侦察，探听明廷的虚实。太师也先还曾提过与明廷皇室通婚，出于敷衍的目的，王振也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根本不同意，回复瓦剌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瓦剌觉得受到了愚弄，双方仇怨加深。
王振见瓦剌不肯就范，就取消了赏赐，瓦剌便以此为名发动对明朝的战争。明英宗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想御驾亲征。王振本人也想名留青史，于是就力劝皇帝御驾亲征。21岁的英宗和王振一样对军事一窍不通，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希望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时明朝的主力部队都在外作战，根本无法调回，朝中大臣们都力劝英宗不要亲征，但英宗根本听不进去，而且王振又大权独揽，根本不理会朝臣的意见。于是从北京附近东拼西凑了50万大军，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大军，浩浩****地出发了。
当时天降大雨，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军心涣散，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士兵饥寒交迫，一路饿死了很多士兵，将士们士气非常低落。前方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不知所措。只见被瓦剌杀害的明军尸横遍野，英宗和王振开始害怕起来，下令撤军。王振是蔚州人，离大军驻扎的大同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给他衣锦还乡的机会，让大军绕道蔚州撤退。尽管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所建的一所家庙但是有英宗做后台的王振根本就肆无忌惮，于是大军退向蔚州方向。这时王振突然变卦，原因是担心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那么自己反而背上骂名，于是又开始按原路撤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举动上。大军快撤到怀来时，由于补给跟不上，王振命令原地驻扎等待。
如果当时英宗能及时进驻怀来，瓦剌军也只能一筹莫展，但大军偏偏又在距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停顿了一天一夜，最终被瓦剌军赶上并包围。明军的水源被切断了，困于死地。瓦剌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防备松弛，发动总攻。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很快就全军覆没。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等人全部战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二十余万大军全军覆没，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英宗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就这样开始了一年的俘虏生活。
北京保卫战
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建议迁都南京。他的这一谬论当即遭到兵部左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王直、陈循以及商辂、王豌等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太后决心抗战，并把战守重任托付给了于谦。
于谦受任后，立即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局势，安定民心。
首先，调外省军队增援。土木之变中，京师精锐丧失殆尽，残兵不及十万，军心震恐，上下无斗志。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急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令将通州漕粮全部移入京师。当时通州仓存粮百万石，因担心落入瓦剌手中，起初打算焚毁。后来，于谦接受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粮食储备更加充足，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其次，清洗王振同党势力。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
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王振私党马顺呵斥群臣退下。
给事中王竑一跃而起，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激愤地说：“你们这些奸党，论罪早就当诛，到今天还敢如此嚣张！”
群臣随之一哄而上，当即把马顺击毙。并向郕王朱祁钰索要宦官毛贵、王长随，朱祁钰派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血溅廷陛，当场毙命。不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欲起身离开，于谦分开众人上前拦住，请他当场宣谕说：“顺等罪当死。”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随后，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捆送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老小一律斩首。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内部隐患一除，于谦即进一步加强战备。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二十五日，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封石亨为武清伯，总管京营兵马。
二十八日，下令将南京军械兵器运往京师，以备作战之需。
为进一步稳定政局，有利于对瓦剌的斗争，于谦等人以国家无主，太子幼弱为由，请太后立朱祁钰为帝。
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又称景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1450年）为景泰元年。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所以，他一方面继续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调整长城防守，另一方面又派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招募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同时，工部征集资财，命京内外军工厂昼夜加工，赶造攻战武器，以备作战之用。
十月，也先以英宗为人质，率军入紫荆关，过易州（今河北易县），到良乡，一路势不可当。十日，大军跨过卢沟桥，直抵北京城下，军队驻扎在于城门外。英宗被安置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于谦在景帝的支持下，布署北京城防，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布列于北京九门外。于谦亲自到城门上，决心和守城的将士们同生共死。于谦和石亨陈兵于德胜门外，以抵挡瓦剌军主力。身后城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官兵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
也先派出一万骑兵进攻德胜门，明军炮箭齐发，瓦剌军阵脚大乱，也先的弟弟也中炮身亡。乘敌人慌乱之际，明军冲入敌阵，杀得敌兵溃不成阵。
也先慌忙回撤土城，明军紧追不放，城外居民见瓦剌兵败，也爬上屋顶，向敌人投掷砖石，以助军威。也先又转攻西直门，也没能得逞，只得退下来。
继而率部向南转移，到彰义门土城（外城广安门）时，又遭到石亨义子石彪的截击，也被杀退。
也先环攻不下，只好挟英宗拔营退兵，由良乡往西，出紫荆关而去。于谦又派出骑兵一路追击，在清风店、固安等地又多次击败了敌兵，沿途斩获颇多，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十一月初八，北京城城门解禁，北京保卫战胜利结束。此后，于谦继续整顿防务，充实边关，严防也先卷土重来。
于谦率领军民力战九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战争中，于谦将火器部队与步兵和骑兵部队结合起来，协同作战，有效地抗击了瓦剌军的进攻，创造出明代城市阵地防御作战的特殊战法。京城中军民齐心，同仇敌忾，也是大败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驱除权奸
土木之变以后，明王朝开始衰落。明英宗以后的几代皇帝，都昏庸腐败。他们没有吸取王振误国的教训，一味依赖宦官。宦官专政的局面越来越严重。明宪宗朱见深在位的时候，宦官汪直专权，在东厂以外，又设了一个西厂，加强特务统治，冤死不少好人。
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他身边有八个宦官，经常陪伴他打球骑马，放鹰猎兔。明武宗贪图玩乐，觉得刘瑾等称他的心意，十分宠信他们。这八个宦官依仗皇帝的势力，在外面胡作非为。人们把他们称为“八虎”。
刘瑾是武宗朝“八虎”之首，因得武宗的宠信，胡作非为，一手遮天，甚至代替皇帝批阅奏章。后来刘瑾被武宗升为司礼太监，掌管了朱批大权。刘瑾诬陷曾上疏武宗诛杀“八虎”的谢迁、刘健是“奸党”，把他们统统赶出朝廷，充军边疆。那些为谢迁和刘健说情的大臣，也被革职查办。朝中大臣都在刘瑾的**威之下惶惶度日，曲意逢迎。如果哪位官员对刘瑾稍有微词，就会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
正德三年（1508年）夏天的一次早朝上，武宗把御道上出现的一封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交到刘瑾手中。刘瑾恼羞成怒，为了追查匿名信的出处，他竟然命令满朝文武三百多人跪在奉先门外，这真是历史上少见的荒唐事。当时，正值盛夏，骄阳似火，可是刘瑾却不允许这些官员喝水。其中有些年老体衰的官员中暑而死。一直跪到天黑，刘瑾也没有查出蛛丝马迹，于是又命锦衣卫将这些官员抓入天牢。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大臣们释放。
此后，更没有人敢对刘瑾的荒唐举动提出半点异议。刘瑾权势熏天，所有国家大政方针都由他一人决定。宰相焦芳、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都是他的心腹，无异于他的家奴，朝中大臣趋炎附势，称刘瑾为“千岁”。
这样荒唐的朝政自然叛乱频发，刘瑾当权五年后，宁王叛乱，打出的就是讨伐刘瑾的旗号。虽然这场叛乱仅十八天就被平息了，但是却给了宦官张永一个扳倒刘瑾的机会。张永本来也是“八虎”之一，但是一直遭到刘瑾的排挤，日久生怨，他早就想把刘瑾除掉了。于是，张永在慰劳平叛大军的庆功宴上，弹劾刘瑾十七条不法之事。武宗一怒之下下令逮捕刘瑾。
第二天又在刘瑾家中抄出无数金银珠宝和龙袍、御带等违禁物品。武宗雷霆震怒，以谋逆罪对刘瑾处以凌迟酷刑。
刘瑾虽然被杀，但是明武宗的昏庸腐败却是无可救药的。他杀了刘瑾之后，又宠信了一个名叫江彬的武官，在江彬的教唆下，他多次离开北京到宣府寻欢作乐。把朝政大权交给江彬，江彬又趁机贪污受贿，排斥好人。由于明王朝的腐败统治，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的赋税和劳役负担更加繁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510年，北京附近爆发刘六、刘七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延续两年，起义军横扫河北、山东、山西等8个省，四次逼近北京，给腐朽的明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
明武宗死后，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这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在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像限制宦官权力，整顿税收，等等。但是后来他迷信道教，在宫内设坛求仙，渐渐不大过问朝政。
凡是迎合他信道的，就得到重用，大学士严嵩，就是因为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逐步取得了内阁首辅地位的。严嵩并没有什么才能，他只知道奉承拍马，讨得世宗的欢心。他当上首辅后，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干尽坏事。当时一些没骨气的朝臣都投靠他，有三十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有了这些爪牙，他更加可以操纵朝政了。
严嵩掌权的时候，北面鞑靼部（蒙古族的一支）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很大的威胁。严嵩不但不想加强战备，反而贪污军饷，让兵士们受饥挨饿。鞑靼首领俺答好几次打进内地，明军都没有力量抵抗。1550年，俺答带兵**，一直打到北京城郊。明世宗派严嵩的同党仇鸾为大将军，统率各路援军保卫京城。严嵩怕仇鸾打败仗，指使仇鸾不要抵抗。结果，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财物，满载而归。京城附近十几万明军，竟一箭不发。过了一年，仇鸾又勾结俺答，准备和鞑靼讲和。这件事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愤慨，特别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为人正直，认为堂堂天朝大国不能损其国威。他多次向明世宗上奏，反对议和，只要朝廷上下能够发奋图强，富国强兵，驱逐鞑靼便指日可待。明世宗虽然也有心与鞑靼一战，但他性格软弱，经不起严嵩、仇鸾等人的夸大其词，最后杨继盛遭到排挤，降职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做典史。
杨继盛虽被贬到狄道，但他的心志丝毫没有因这点挫折所动摇。狄道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大多不识汉字。杨继盛到了那里勤政爱民，兴办学堂，变卖了家产帮助家境贫寒的青少年读书。当地百姓都爱戴杨继盛，呼他为“杨父”。
正当杨继盛把狄道治理得井井有条之时，鞑靼却屡屡破坏和议，多次进攻边境。仇鸾怕皇帝降罪，在惊恐中病发身亡。此时，明世宗意识到杨继盛的意见是对的，让他复职调回京城。此时仇鸾身死，严嵩也想拉拢杨继盛以便继续控制军权，哪知杨继盛对严嵩是深恶痛绝，认定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杨继盛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就揭发严嵩十大罪状，上奏章给明世宗，而且条条都证据确凿。他在奏章中尖锐地指出，严嵩之所以犯下了十大罪，还可以轻松蒙蔽皇上，是因为有“五奸”在暗中帮他，世宗身边已经布满了严嵩的间谍、爪牙、亲戚、奴才、心腹，所以圣聪蒙蔽，让小人可以为所欲为。
这道奏章无疑击中了严嵩的要害，严嵩恼羞成怒，继续在明世宗面前混淆黑白，诬陷杨继盛。最后，明世宗还是相信了严嵩，结果杨继盛被打了一百廷杖，打进大牢。
杨继盛虽然被廷杖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溃烂，连狱卒看了都心中不忍，但他却泰然处之，像没事儿一样，一身正气让人叹服。杨继盛不死，严嵩始终寝食难安，最终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杀害了。
严嵩掌权21年却不知收敛，一心只想着扩张自己的势力。他的党羽遍布朝廷各个重要职位，无法无天，终于也惹怒了明世宗。一次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一种迷信活动），蓝道行以扶乩的结果暗示世宗要除掉严嵩，迷信的明世宗这才下定了决心，暗中安排御史邹应龙逐步削弱严嵩的势力，在时机恰当时一举将他铲除。邹应龙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先从弹劾严世蕃下手。
严世蕃依仗父亲权势，无恶不作，早已怨声载道。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明世宗果然下令把严世蕃惩办，发配到雷州，并且以此勒令严嵩退休。
严世蕃和他的同党却不知悔改，他们在去往雷州的路途中逃出，悄悄回到老家，网罗了不少亡命之徒和江洋大盗，并和汉奸汪直一起串通倭寇，准备逃亡日本。这件事最后还是传进了明世宗耳朵里，于是，他下令把严世蕃及其同党斩首示众，严嵩革职为民。至此，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了。
扫除倭寇
古时的日本称为倭奴国，所谓倭寇是指由日本渔民、农民、商人、武士、浪人等组成的海盗集团的泛称。他们从13世纪初到16世纪末，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当地人民进行武装劫掠。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中国人与之相勾结。所以中国史书上将这些日本海盗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奸，统称为倭寇。从元末至明万历三百年的时间内，倭寇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极大地干扰了民生。
倭寇的活动自元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当时日本进入分裂时期，内战不断，许多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不得已流亡海外。而当时中国恰好也是即将朝代更迭，无暇巩固海防，倭寇屡次袭击滨海州县得手。洪武时，海防整饬，又下达了禁海令，基本控制了海防。经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一战，明辽东总兵刘江成功围剿了数千名来犯倭寇后，倭寇几乎销声匿迹。正统以后，因军事力量逐渐空虚，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和内陆勾结比较严重，他们如果遇见官兵就谎称要去进贡，乘守备不注意就开始肆行杀掠。但总体说来，在嘉靖以前，倭寇作乱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持续时间也很短，没有引起明朝的足够重视。
自嘉靖以后，倭寇活动猖獗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与日本本土的局势变化密不可分。首先，日本内战加剧造成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大多成为寇盗。其次，日本商业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萌芽开始产生。国内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物产和金银的需求增加。第三，这一时期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流落到了日本。其中有资本者开始进行走私贸易，无资本者就联和日本海盗一起进行抢劫。
这时，这些流落在外的中国人也成为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侨居日本的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都是此类汉奸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熟悉中国地理，在日本封建地主的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开始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肆掠夺。但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熜却无心过问这些事情，只专心研究道教。朝廷之上，严嵩一手遮天，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蒙古又不断骚扰边境，倭寇活动更加猖獗。1553年，汉奸汪直、徐海内外勾结，倭寇聚集了几百艘海船，开始想在浙江、江苏沿海一带进攻，他们细分成许多小队，分头进攻，很快就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腐败，兵士没有战斗力，一看见倭寇马上扭头就跑。
倭寇之患让躲在深宫里求仙问道的明世宗也无法回避，他只好叫来自己倚重的大臣严嵩商量对策。严嵩的党羽赵文华抓住皇帝喜好求神信佛的心态，提出要解决倭寇侵犯问题，唯有虔诚地向东海祷告，有了神明保佑，不愁倭寇不除。明世宗果然相信了赵文华的鬼话，于是就派他到浙江去祷告。后来，倭寇横行越来越肆无忌惮，只好选派了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前去平定。俞大猷到了浙江，连续大胜，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但很快，提拔俞大猷的浙江总督张经就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受到株连而丢了官职。沿海的防务再度陷入混乱，倭寇的猖獗活动又无法遏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得到改善。
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4000人。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知道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两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
张居正改革
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朱翊钧（万历皇帝）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好好辅佐朝政，教导小皇帝长大成人。其中最得明穆宗信赖的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原籍湖北江陵，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22岁时就高中进士。他在走上仕途之后，更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十分认真负责。富有才干的他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他的官职一升再升，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入内阁做了大学士。
接受了穆宗遗命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朝中的权臣。明朝从太祖洪武皇帝起就废除了丞相，增设了内阁，在内阁大学士中选出一人作为首辅，全权负责，地位相当于丞相。当时的内阁首辅就是高拱，权力还在张居正之上。但高拱为人过于自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尽管张居正是一个有革除朝廷弊端大志的人，也非常受穆宗器重，但始终有高拱压在上面，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张居正始终隐而不发。
但张居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人心不稳，高拱的独断专行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原来高拱得罪了宫中太监冯保，而冯保是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皇帝年幼，还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冯保联合对高拱早有意见的太后，罢免了高拱的官职，而张居正顺理成章当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大权独揽以后，随即针对嘉隆以来的社会实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目睹嘉隆以来“纪刚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以委徇”的颓败政局，张居正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为此，他于万历元年（1573年）颁布实施“考成法”，以加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考察。所谓“考成法”，就是对官吏的定期逐级考察制度。具体方法是：六部、都察院把应办事情酌量道路远近、事情缓急，定期限，立文簿，月终注销。同时另造文簿两册，一送六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抚、按奉行不力者，六部举之；六部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违制，内阁纠之。”这种逐级负责、层层考察制度的推行，保证了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张居正还大力精减机构，裁汰冗官。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对贪官污吏则坚决惩处，毫不留情。经过这阵急风暴雨式的整顿，官吏“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朝廷政令“号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自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贵族、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却大量隐瞒实际数目，拒不纳税，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却产去税存，因而导致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社会矛盾尖锐。同时，政府赋税征收日益困难，财政日益危机。为解决这一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清丈结果比弘治时期多出三百万顷，其中仅隐占田地即被查出八十多万顷。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赋税和劳役相结合，统一折算成银子上交官府，官府再利用这笔钱雇人来干活。这样一来，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而且交一次税就很长时间不用再交，既减轻了负担，又安定了生活。而且这样一来税收账目清楚，那些经常投机逃税的地主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官府交税。
一条鞭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确实利国利民。老百姓都拥护这项新法令，张居正深得民心。短短几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就成倍增长，粮食也有了充分储备。皇帝和太后也更加信任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更能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自己的改革。
张居正紧接着就打算惩治腐败的问题。当时许多贪官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成为吞噬国家根本的蛀虫。很快张居正就制定了“考成法”，就是对朝廷大小官员进行定期考试，不合格的官员就降职甚至罢官，合格的官员才能留任，成绩优秀者则给予奖励并且升职。
“考成法”实行以后，朝廷的用人制度得到改善。这样，很多尸位素餐的官吏不敢再混饭吃。百姓们更是拍手称快，他们以前经常受到昏庸官吏的压迫，而现在有了“考成法”，能为民办事的官吏越来越多，百姓怎能不高兴。很多有能力的官员更加努力工作，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升职的。
接着张居正的眼光又瞄准了国防。明朝在嘉靖皇帝时，解决了南方倭寇骚扰的问题，但北方常有鞑靼骑兵的侵犯，给京城北方造成了很大威胁。张居正对此煞费苦心。如果不消除边防隐患，明朝统治始终不能稳定，老百姓生活也无法安宁。必须要有一位得力将领才能胜任，张居正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身上，他相信能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戚继光。张居正能知人善任，这是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前任内阁首辅高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北方后，马上开始整备北方各镇的军务，重点防范鞑靼人。戚继光果然不同凡响，很快整顿了军队，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接着他命部队并征集民工在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上重新修了几千座堡垒相互呼应，防御能力大为增强。这一来让鞑靼骑兵寸步难行，他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勇猛善战，加上坚固的防御干事，接连多次让敌军无功而返。鞑靼人只好求和，表示永远和明朝友好，一直战火不断的明朝北方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戚继光继**平倭寇之后再次立下大功，同时，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也很大。
正当万历皇帝20岁，开始逐步接手朝政的时候，张居正患病死去。本来万历皇帝也很怀念这位教导自己的老师，但很快他就发现没有张居正在身边是这样无拘无束，不需要再为犯下错误而担惊受怕。很多恨张居正的小人立刻借机挑拨，万历皇帝开始痛恨这位张先生的严厉，很快他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把他的爵位也给撤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大明帝国政治又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