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明末三大疑案
明朝国力的衰退始于正德时期，至嘉靖时期进一步加剧。隆庆和万历初期，因能臣执政，励行革新，政治上一时颇有起色，国力也有所增强。
张居正死后，因万历皇帝长期怠荒，朝政不举，国力进一步衰退。关外努尔哈赤领导的女真部落已经开始崛起，极大地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而这时朝廷上下却不思进取，在北京后宫内围绕着皇帝宝座的争夺闹得不可开交。此时发生了三大疑案。这三个案子恰好分别发生在万历皇帝和儿子光宗朱常洛及他的孙子熹宗朱由校三个皇帝在位期间，这著名的三大疑案就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宦官李鉴，后被捕。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万历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
红丸案
在光宗还是太子之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分别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为得宠。郑贵妃与西李暗中交结，郑贵妃向光宗提请西李为皇后，西李提请郑贵妃为皇太后，后因大臣反对而作罢。光宗因过度纵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泻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所进的药物，结果病情加剧。西李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光宗召见内阁大臣，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首辅方从哲等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召李可灼进宫，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光宗服后获得暂时的舒适。黄昏后再食一颗，到半夜去世。后来，首辅方从哲拟遗旨赏了进献红丸的李可灼。此即为红丸案。结果，朝中谣言遍起。李可灼被罚回乡养病。更有大量弹劾奏章要求罢免方从哲。天启二年（1622年）四月，朝中又发生了对于红丸案的争论。最后方从哲仍然没有被判罪，而崔文升被贬放南京。
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太子朱由校看，导致强烈反弹。群臣也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宫。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黑白。
铲除“阉党”
明朝宦官为害，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而在这些臭名昭著的宦官中，魏忠贤是最有名的。
魏忠贤是河间肃宁（今河北肃宁）人，从小就不务正业，不读书不识字，是个惯于吃喝嫖赌的市井无赖。20多岁的时候，他因为赌博欠了一身的债，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索性自行阉割进宫当了太监。
进宫后，他投在太监魏朝门下，改姓李，名进忠。他以花言巧语讨得了魏朝的喜欢，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大太监王安。开始时，他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手下管理甲字库房，恢复原姓“魏”。后来魏朝把他推荐给王才人管理伙食，王才人是朱由校（即后来的熹宗）的生母，魏忠贤利用这层关系不时接近朱由校。
朱由校当时还只是太子朱常洛的长子，因为朱常洛并不得神宗万历帝的喜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受人冷落，有些太监甚至借故离去，而赌徒出身的魏忠贤却把赌注押在了朱由校的身上。他看到朱由校对奶妈客氏的感情十分深厚，就千方百计地去向客氏献殷勤，和客氏结成了名叫“对食”的假夫妻，客氏于是也经常在朱由校母子面前不断替他说好话。
朱由校当上皇帝后，魏忠贤倚仗皇帝的宠信，和客氏串通一气，将当初曾经提拔过他的太监王安、魏朝两人排挤出宫廷。司礼监是皇帝身边一个机要中枢部门，诏令圣旨都由这里签发。按规定，没有文化的宦官不能在这儿任事，但由于客氏的帮助，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代替王安当上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
魏忠贤虽然是无赖出身，但他很有心计，大权在手后并没有马上开始胡作非为，而是处处小心谨慎，因为他明白大权是皇帝给的，眼前的首要问题是要稳固自己目前的地位，只有把小皇帝掌握住了，自己才能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命令爪牙们四处寻找奇珍异宝、精巧的玩具献给小皇帝，这很快让熹宗更信任于他，眉开眼笑称赞魏忠贤的忠心。不仅让他代替自己全权处理奏章，还让他掌管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魏忠贤的声势如日中天，自然有势利小人迎合拍马，朝廷上许多文臣武将、地方上的官员都纷纷投靠了魏忠贤，结成了派系。许多厚颜无耻之徒还拜魏忠贤为干爹，一时间魏忠贤义子众多，号称“五虎”“五彪”。他这个“干爹”当然也不亏待这些干儿子们，而且他的确需要这么一批效忠于他的爪牙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很快他利用手中职权，将“五虎”“五彪”等人暗中派遣到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级职位上。这就形成了以魏忠贤为首的一个“阉党”完全把持了朝政，把皇帝架空了。
一次，有个善于阿谀奉承的官员把魏忠贤称为“九千岁”。魏忠贤听了以后，当即重赏了这个官员，既然皇帝称为万岁，九千岁比万岁还差点。正说明现在除了皇帝，天下就数魏忠贤最大嘛！这代表了魏忠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啊！九千岁的称号一下子传遍全国，连老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只比皇帝小一点的九千岁。
看见官员叫“九千岁”受重赏，许多势利的官员也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来想办法讨好魏忠贤。浙江巡抚在西湖边上造了一座魏忠贤的生祠。祠堂历代都是纪念先辈才修的，而魏忠贤还好端端地活着就开始受人供奉。生祠供着一座魏忠贤的塑像，每天香烟缭绕，大小官员们都逐个行礼叩拜。这当然令魏忠贤更加高兴了。这个讨好的方法立即被其他地方官员借鉴，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建起了魏忠贤的生祠，劳民伤财，百姓怨声载道。
魏忠贤领导的特务机构东厂更是一个残酷凶恶的机构，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胡作非为必遭天下人怨恨，就利用东厂的特殊势力，派出许多密探在全国各地刺探消息，不断向他报告有谁说了不敬他的话，有谁干了反对他的事。
四处捕风捉影，逮捕了许多人，这些无辜的人都被关在东厂大牢里。那里阴森恐怖，打手、爪牙一个个像凶神恶煞一样，只要抓进去就是严刑拷打，根本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东厂在魏忠贤手下就像一个人间地狱。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之后，随即展开了对政治反对派更大规模的迫害。顾秉谦、魏广征编《缙绅便览》，把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将黄克缵、贾继春、霍维华、崔呈秀等六十余人统称正人，进呈给魏忠贤，以作为进退百官的依据。其他阉党则进有《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为“东林党”人，并罗织罪名，逐一打击迫害。
与此同时，他们还数兴大狱，其规模较大者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被诬受贿，下镇抚司狱，倍受酷刑，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六君子”。第二次在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贤指示其党羽李永贞假造浙江太监李实奏本，逮捕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和在江苏、浙江家中的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七人。高攀龙投水自尽，周顺昌等六人均死于非刑，史称“七君子”。此外，阉党还派东厂番役四处侦探臣民隐事、民间戏语，凡被认为有触及魏忠贤的，一律逮捕入狱，甚至剥皮、割舌，杀人不可胜数，道路以目。为压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党人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对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过是非的官员一律予以惩处。为求名正言顺，他们又奏请熹宗同意，仿照嘉靖大礼议《明仑大典》体例纂修《三朝要典》，按照自己的意旨重新定立了三案是非。
“东林党”人被镇压后，魏忠贤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所有奏疏，提及魏忠贤都称“厂臣”，而不提其名；内阁要旨，也必称“朕与厂臣”，没人敢提魏忠贤的名字。
魏忠贤的辉煌并没能持续太久，其政治生涯在天启七年（1627年）秋发生了巨变。这年八月，明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是为崇祯帝。
崇祯为信王时素知魏忠贤罪恶，因而其继位后，“东林党”人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初一，崇祯帝下令削去魏忠贤官职，贬往凤阳。初四日，又下令逮捕究治。魏忠贤途中闻讯，上吊自杀。十七日，客氏在浣衣局被笞杀。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颁布《钦定逆案》，在朝阉党被或杀或罚，驱逐一空。
女真族崛起
在明王朝衰败没落的同时，建州女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州女真的领袖就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受过明朝封赏，担任过建州左卫官员。努尔哈赤自小学习骑射，练得一身好武艺。
十岁时母亲因病去世。由于继母的虐待，努尔哈赤很小就离家在外，闯**莽莽林海中。每天打猎、挖人参、采松子、采蘑菇，然后把山货带到抚顺去交易，以此谋生。
努尔哈赤从小就喜欢读书，尤其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大后，他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开阔了视野。由于他不愿老死山林，想从战场上杀出一条功名之路。便毅然投入明朝军营，他作战十分勇敢，从不退缩。艰苦的劳动生活和紧张的戎马生活，把努尔哈赤锻炼成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
万历十一年（1584年）正月，建州右卫古埒城主阿台，因朝廷无端杀害其父而兴兵反明。二月，明军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进攻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随军前往。就在攻陷古埒城时，尼堪外兰唆使明兵杀害了这父子俩。努尔哈赤知道后大怒，诘问明政府：“祖、父无罪，何故杀之？”对方诡称：“误杀。”明政府对努尔哈赤予以赔偿，并命他袭父职，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忿而离开明军，发誓要报此血海深仇。
同年，胸怀大志的努尔哈赤，以祖父生前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起兵攻打仇敌尼堪外兰，揭开了创立大业的序幕。他猛地跃上战马，拔刀大吼：“皇天做证，我攻不下图伦决不生还！”他率领一小队骑兵，旗开得胜，攻下了图伦城。尼堪外兰仓皇逃命。努尔哈赤以追杀仇敌为借口，只用5年时间，东征西讨，把建州女真各部征服了。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后，地域扩大、人口增多。于是他建立了一整套管理体制，其中包括著名的八旗制度，还命人依蒙古文字创建了满文。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制等政权建设逐步完善的基础上，他认为“帝业已成”，遂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清的前身），改元“天命”，与明朝分庭抗礼。
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开始把战略重点转向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明王朝为了巩固其在辽东的统治，进攻后金。
双方在萨尔浒展开激战。努尔哈赤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一胜利，不但保证了后金的安全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局势。从此，明王朝由进攻转为退守。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攻陷沈阳并迁都于此。天命十年（1625年），明朝辽东经略易人，新任经略贪财怕死，意欲退守关内苟安。努尔哈赤认为这是占领关外的“天赐良机”，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正月亲率六万大军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县），遇到名将袁崇焕的有力抵抗，自己还被炮击伤，后来只得知难而退。
努尔哈赤这次失败损失惨重。他回到盛京（今沈阳）后郁闷不乐，背上长了毒瘤。于是年八月死于沈阳城外的爱鸡堡中，终年六68岁。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率兵进攻明军重新恢复的宁锦防线，袁崇焕亲自督战，后金军先后围攻锦州、宁远不克，且死伤累累，被迫败退，时称“宁锦大捷”。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避开宁远，绕道蒙古，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驰援。此后，皇太极多次绕道，挥兵入关，掠扰河北、山西，抢掠人口、财物。
在对明朝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皇太极对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削弱诸王权力，加强汗权，同时模仿明制，先后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三院、八衙门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构，代替原来的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旗民分居、保护和奖励农业生产的政策。军事上，扩大军事编制，另编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使军力大增。皇太极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后金政权迅速集权化、封建化。
为剪除明朝羽翼，解除后顾之忧，以全力争夺天下，皇太极于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对朝鲜用兵，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往来，而臣服于后金。同时，皇太极恩威并施，经数年经营，先后征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成为满蒙大可汗。此外，皇太极又继续收复故土，统一了黑龙江中、上游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至此，后金政权达到极盛。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
皇太极称帝以后，即将主要力量转向明朝，展开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他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绕过北京，南下保定，连克13城，掳掠人畜18万而还。崇祯十一年（1638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等越过长城，绕过北京抵通州，分兵八路，扰河北，入山东，攻陷城池58座，俘获人口46万多人。
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起，清军与明军在宁锦防线对峙作战将近两年，至崇祯十五年（642年）三月，明蓟辽东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被俘投降。锦州守将祖大寿闻松山兵败，亦开城投降。至此，明在关外除宁远孤城由吴三桂驻守外，要塞尽失。
帝国远去
明朝自万历末年以来，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突出表现在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上。在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对百姓的疯狂压榨下，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全国各地反抗斗争层出不穷，尤其陕西地区更成为农民运动的核心。八百里秦川人口密集，物产富庶，全国的社会矛盾在这里更加集中地体现出来。明朝藩王对这里的农民横征暴敛，农民生活最为困苦。而且陕西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民族斗争复杂，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的矛盾很大。所以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明朝末年，以陕西为先声，全国各地农民起义、士兵兵变、手工业者罢工不断发生，明朝统治风雨飘摇。
明末农民战争始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其早期领袖为高迎祥，后期领袖为李自成、张献忠。
李自成（1606-1645年），乳名黄娃子，一作黄来儿，陕西米脂县人。幼年因家境贫寒，曾被舍入寺庙，后为姬氏牧羊奴；成年后，到本县银川驿当马夫。崇祯二年（1629年），明政府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丢掉了饭碗。因生活无着，又遭官府和豪绅欺辱，他遂愤而于崇祯三年（1630年）投奔了不沾泥张存孟的起义军。加入起义军后，因英勇善战，李自成很快成为八队队长，号称“闯将”。他“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
延安卫柳树涧人。少时家庭贫苦，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捕役。崇祯三年（1630年）参加农民起义，他“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很快成为三十六营起义军中的一营首脑，自号西营八大王。
崇祯四年（1631年），因受陕西官军压迫，陕西农民军大部分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李自成、张献忠部也被迫转入山西。
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合力攻占大宁。八月，又攻克隰州。这时，李自成已成为山西境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山东道御史刘令誉讲：“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勇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九月，李自成等部从宁山卫（今山西晋城）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明朝廷急调副总兵左良玉等率部赶赴怀庆，李自成等见状，便又回师山西，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举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县）。
由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旋抚旋叛”，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崇祯皇帝遂于崇祯四年九月将主抚派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撤职查办，改任主剿派洪承畴为总督。在洪承畴血醒镇压了陕西起义军后，明廷又调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杞四部重兵前往山西，围剿起义军。经一年血战，山西各部义军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以诈降冲破明军包围，履冰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西部地区，接着又南下湖广、四川，从此成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为统一指挥对农民军的征剿，崇祯七年（1634年）春，崇祯皇帝以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陈奇瑜以优势兵力，在河南、湖广连败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被逼退入陕西。起义军退至汉中时，误入栈道险地（一说为兴安车箱峡）。因山势陡峭，出口被官军封死，又适逢数十天阴雨连绵，起义军武器蚀毁，衣甲湿烂，人马无食，几乎面临绝境。为摆脱困局，李自成、张献忠等再次诈降，表示愿接受招抚。脱险以后，立即与官军厮杀，分掠西安、庆阳、巩昌、平凉，并重新进入河南，一时声威大震。崇祯帝恼羞成怒，把陈奇瑜削职逮捕，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晋、陕、豫、鄂、川五省军务。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洪承畴统陕西兵东出潼关，与中原各省官军共七万余人合剿起义军。为打破明军“围剿”，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小首领大会于荥阳（一说无荥阳大会），商讨作战方略。会议采取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战略计划，决定兵分五路，分头出击。其中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连下数城，攻占中都凤阳，焚毁皇陵，明廷举朝震惊。明思宗严令明军全力围剿高迎祥。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高迎祥战败被俘，不久被害。崇祯十年（1637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制定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并推荐熊文灿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具体执行实施。在明军的凶残围剿下，李自成部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在河州、洮州地区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伤亡惨重，队伍仅剩几千人，被迫长期转战，潜伏于陕、川、鄂接境山区。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南阳战败，受抚于谷城。其他各路农民军亦或败或降，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杀出了大批明军。他们依仗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一次次冲击。
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队伍被打散了。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才冲出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明军占领了潼关，派出大批侦骑，搜捕李自成，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明军才放松了搜捕。
1639年5月，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再一次起义。原来，张献忠曾经在谷城接受明朝的招安，并不是真心投降，而是暗暗积蓄兵力，准备再起。明朝将领发现张献忠的意图，准备派兵镇压。张献忠先发制人，在谷城杀掉明朝县令，焚毁了官衙，重新打起了起义的旗号。不久，罗汝才也起兵响应。
明朝总兵左良玉派兵进攻，被张献忠打得一败涂地，只留下几百残兵败将逃回，气得崇祯帝把主帅熊文灿和总兵左良玉都革了职务，另派兵部尚书杨嗣昌到湖广围攻张献忠。杨嗣昌带了崇祯帝的尚方宝剑，率领了十万人马，耀武扬威地到了襄阳。他派左良玉等将领把起义军四面包围起来。张献忠转移到玛瑙山的时候，由于起义军队伍里混进了奸细，起义军陷入敌人包围圈里，被左良玉军打败，损失了大量金银、战马。张献忠的妻子、儿子也被俘虏。
张献忠带了一千名骑兵，从湖北转移到四川。杨嗣昌派出大批官军到处追剿起义军，张献忠的起义军却是忽东忽西，叫官军捉摸不定，一直到第二年正月，官军才在开县追上起义军。当明军将领刘士杰拖着疲劳不堪的兵士赶到，张献忠的起义军绕到背后，从山上呐喊着冲了下来，官军全部崩溃，刘士杰被杀。
李自成养精蓄锐，迅速发展，于1644年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一百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此时的北京城上下乱成一片，城外的京军不断溃败，城上守城的有太监，也有禁军，兵部、五军都督府号令不一，各自为政，谁也管不了谁，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防御。城上兵士们的补给也供应不上，全军士气低落。太监们回报崇祯，崇祯也没有办法。
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投降的太监杜勋去传话给崇祯，愿意双方中分天下，只要崇祯再拿出800万两白银犒军，双方罢兵言和。守城太监曹化淳、王德化将李自成的意图转达崇祯帝，当时崇祯帝未表示意见。他命令亲信们与杜勋谈判，但李自成很快又不想再等了。三月十八日晚上，大顺军大举攻城，曹化淳打开城门迎降，李自成占领了外城。
崇祯帝听到外城陷落的消息，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他长叹一声，想不到自己一心励精图治，最后还是成了亡国之君。虽然自己呕心沥血十七年，但是惨淡经营的大明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即将毁于一旦，他不愿作为亡国之君苟活于世，决心以死向祖宗之灵赎罪，向万民赎罪。要像英雄一样壮烈地死去，不能让自己及家庭受到任何侮辱。于是他命令身边的太监向各宫传旨，皇后嫔妃速速自裁。
处理完后宫之事，他让太监王承恩架着出宫，登上煤山。进了寿皇殿，他让王承恩在梁上搭上一根白绫，让王承恩自己逃命去。王承恩倒是忠心耿耿，涕泪交流，表示要随皇上相殉，崇祯心中稍觉宽慰。他最后望了一眼紫禁城，看到远处农民军点起的熊熊战火，心中一片平静，自己慢慢将白绫套上了脖子。王承恩眼看着君主死后，自己也随即吊死在他的对面。
这时，1644年4月25日的黎明悄然降临，历经16帝276年的大明王朝终于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