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比较贤明的封建帝王，一生勤奋好学，励精图治，百折不挠，从一个贫苦的放牛娃成长为一代开国君主。后世对朱元璋评价不一，有人说他是“平民英雄”，也有人说他是“血腥皇帝”。但无论如何，他的传奇身世与创业史，总是令人好奇，引人深思。
乱世英雄
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在中国前后只有97年的时间，虽然蒙古的铁蹄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族在他们的统治中存在很多弊端，其中严重的民族歧视导致了他们末期的统治动**不安，同时宫廷内部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很多地方的人民都难以维持生计。特别是末代皇帝元顺帝（史称元惠宗）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更是荒**残暴。国库空虚，物价飞涨，导致官僚们也对农民残酷剥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在他统治的时候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多种问题归结在一起，最终引发连年战乱。加之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天灾不断，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民不聊生，一时间田地荒芜，人民痛苦不堪。在这样地不利、人不和的诸多条件下，元朝渐渐走向了灭亡的道路。
像其他朝代一样，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成了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自1194年黄河决口之后，自然灾害成了元朝统治最大的困扰。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决口就达两百多次，给中央财政收入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也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河南一段的黄河几乎是年年决口。元朝政府被迫年年征集民夫堵塞决口，加固河堤。由于连年来水患不断，元廷在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成立了督水监。这本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由于当时元朝政治腐败，各级官吏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用征役之名大肆掠夺民财，暗中克扣朝廷下拨的银两，导致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元朝末年著名的红巾军大起义。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浴血奋战的时候，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借机独自成军，逐渐发展势力。
朱元璋，本名重八，又名兴宗，字国瑞，安徽凤阳人，农民出身，家境贫困。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淮北大旱，其父母和大哥相继饿死。
因孤贫无依，朱元璋被迫入皇觉寺当了和尚。50天后，由于皇觉寺经济困窘，他又不得不离开家乡，当上了游方僧。
随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朱元璋在皖西、豫南四处云游乞食。他曾回忆这段生活说：“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至正十二年（1352年），皇觉寺被元军烧毁，朱元璋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由于其才略出众，深得郭子兴的器重。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率徐达、汤和等24人出略定远（今安徽省定远县），收编义军数万；七月攻占滁州。次年正月，郭子兴攻下和阳（今安徽和县），命朱元璋总领诸军。三月，郭子兴病死。韩林儿、刘福通建号大宋后，派使者招各路义军议事。五月，发布檄文，任命郭子兴长子郭元叙为濠州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分任左右副元帅。军中文告统用龙凤年号。
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朱元璋兼并巢湖红巾军俞通海水师。六月，由牛渚矶强渡长江，一举攻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太平（今安徽当涂）。七月，攻取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
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朱元璋于采石大败元军水师，打破了元军对长江的封锁。3月10日，朱元璋攻破集庆城（今江苏南京），元守将福寿战死，元水军元帅康茂才投降。
攻下集庆后，朱元璋即改集庆为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韩林儿的大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平章，后升为丞相。此后，朱元璋即以应天为根据略镇江、金坛等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
洪武大帝
朱元璋占据应天以后，一方面多方经营，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对外进行不间断的军事征伐。
朱元璋与其他红巾军元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知道用那些有智谋的人，而并非只知道用武夫莽汉。任何一个朝代的建立，都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能否成就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能不能笼络到优秀的人才。
早在渡过长江之前，朱元璋就陆续招集了一些随从起义的儒士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等用为幕僚。攻下太平后，又召用老儒李习为知太平府，陶安参幕府事。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破集庆，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朱元璋都加以录用。
朱元璋成功攻占徽州后，又听说附近有能人贤士朱升，便亲自去石门拜访他。当时朱元璋向他讨教治国平天下之策，朱升没有多说话，只是送给了朱元璋三句话、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就是这九个字，却成了朱元璋克敌制胜的法宝。其中“高筑墙”的意思是让朱元璋先要谋求自保，其次才是领土扩张。以当时朱元璋所处的形势，周围被各种势力所围困，虽然当时局面很好，但前景却非常凶险。
而单纯从防务上巩固根据地是不够的，防务和军需如同一个人的两条腿，“广积粮”的道理其实就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行军打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粮草要充足，俗话说得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同时以“缓称王”的方式减少自己的舆论压力。意思就是不要把自己过早地当成众矢之的，成了别人攻击的靶子，大力发展，但要低调处事。
这九个字，堪称为经典，对于朱元璋来说，字字都是无价之宝，朱元璋也是个识大局的人，将这九个字作为以后的行动纲领，最终指导自己走向了一朝开国皇帝的征程。
在各路群雄此消彼长的争斗中，朱元璋遵从九字箴言，实力逐渐强盛。
当时还有一股力量与他相当，那就是自称汉王的陈友谅，他自恃水军厉害，1360年，想凭借自己在水军方面的优势力量，沿江顺流东下，进攻应天府，想要一举吞并朱元璋占领的地盘。
朱元璋是个有勇有谋的人，见到这种局势，并没有马上排兵布阵，而是采用了一个计策，将陈友谅一举打垮。他的一个部将康茂才年轻时与陈友谅一起举事，算是老朋友了。朱元璋设计让康茂才假意做内应，并且让康茂才串通陈友谅兵分三路攻打应天，以分散他的兵力。
康茂才派了一个得力的仆人去送信给陈友谅，仆人连夜赶到陈友谅的驻地。陈友谅看了信以后并不多疑，问仆人道：“康公现在在哪儿？”
仆人回答道：“他现在正带领着一批人马驻守在江东桥，准备接应大王。”陈友谅信以为真，连忙又问：“江东桥容易找到吗？”
仆人说：“江东桥就是座木桥，很容易认出来。”
陈友谅又与仆人谈了一阵，了解了详细情况，便给了些赏赐，打发他回去。临行时，陈友谅跟仆人约定了时间：“你马上回去对康公说，我立即带领人马赶去江东桥，请他马上接应。”
结果陈友谅到江东桥中了埋伏。刚开始渡江就受到突然袭击，让朱元璋的大军打得落花流水，由于是突然袭击，几万大军一下乱了阵脚，互相践踏，战死踩伤，落水淹死的不计其数。两万多士兵被生擒，几百艘战船被摧毁。
此战之后朱元璋的声势壮大，成为各方力量中最有实力的一支。而陈友谅也是个不肯善罢甘休的人。在1363年4月，陈友谅纠集号称60万的大军，倾巢而出，进围朱元璋的属地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85天，使陈友谅初战受挫，坚城之下进不得，退又伤面子，两军就这么耗着。而此时的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准备与陈友谅决一死战。
最后，陈友谅在康郎山战役中彻底失败，自己也在混战中被乱箭射死。
彻底消灭了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陈友谅以后，朱元璋意识到称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来到，便自立为吴王。
1367年10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讨伐另一股大势力张士诚。朱元璋的部队士气昂扬，很快攻破城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的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张士诚见大势已去，纵火烧死妻儿，闭门准备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应天。
破城之日，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信任。
仅仅用了两个月，徐达的军队就占领了山东。1367年十二月，在南征北伐两路大军的凯歌声中，中书右丞相李善长率领百官奏请朱元璋正式建国称帝。次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奉天殿即皇帝位，封妻子马氏为皇后，世子朱标为皇太子。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王朝正式建立。
统一之路
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立即着手统一全国。当时，明政府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北方尚有元朝大量残余势力，南方则有广东的岭南一代霸主、元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何真，四川的夏政权和云南的蒙古贵族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等割据势力。因此，为统一全国，朱元璋派出重兵，北伐南征同时进行。
在北方，北伐军仍按原计划，进取河南。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因遭李思齐所部进攻，自泽州（今山西泽州县）退守晋宁（今山西临汾）。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军抵汴梁，元守将左君弼投降。四月，常遇春攻下洛阳，并乘胜进取潼关，李思齐退守凤翔。朱元璋亲临汴梁，指挥进兵元都。
洪武元年六月，朱元璋召集徐达等将领在一起商议。在当时的形势下，朱元璋认为必须停止西进，乘胜迅速挥师北上，以攻取元大都，同时防止在山西的元军将领扩廓帖木儿和在陕西的元军将领李思齐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明军。大将军徐达也说：“元大都已经没有了后援，现在攻打这座孤城，一定能攻克。”朱元璋制定了具体的进军策略和路线。徐达又提出担心元顺帝会北逃，朱元璋则有意要为元顺帝留出一条去路，认为把元顺帝逐出塞外后，可以减少抵抗。攻占大都便可宣告元朝覆亡，然后再扫平各地残敌。徐达汇合各地军队，率几十万大军以马、步、舟三路齐发，沿运河北上。大军抵达德州，与常遇春、张兴祖等会合。接着，徐达军攻破长芦、青州，到达直沽。常遇春、张兴祖各率水军，在河东西两路齐进，步兵和骑兵在陆上行军。元丞相也速在海口（今天津）设防，看见明军的气势，望风丧胆，军士一时奔逃、溃散，元都上下大为震惊。徐达大军水陆并进大败元军于河西务，进而攻克通州。
通州是元大都的东部门户，也是其重要的交通要道，想要攻克大都，就必须首先攻下通州。而当时通州由元朝的嫡系精兵以元将五十八国公率领敢死队坚守。在攻取通州的战略上，大多数人主张强攻，而负责这次指挥的郭英主张设伏兵、诱敌深入，以求智歼。他说：“我军远道而来，而敌人以逸待劳，攻城对于我军来说并不利，宜出其不意攻之。”第二日天气大雾，郭英命千人埋伏在道旁，自己率精骑三千直攻通州城下，元将五十八国公果然率万余敢死队前来迎战，从两翼包抄。激战许久，明军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元兵乘胜追击，死咬不放。正在这时突然伏兵四起，元军陷入徐达布置好的军事“口袋”中，被分割包围，全部歼灭，元将卜颜帖木儿也被擒获。徐达于闰七月二十七日率诸将入通州城。通州大捷，徐达消灭了元大都的主力部队，占据了通州这个战略要地。元顺帝听说通州陷落，十分震惊和恐惧，意识到大都也不能保全了，召集后妃太子商议避兵北逃。
通州城失守后第二天，元顺帝在皇宫召群臣开会。当时大都又一次遭到孛罗帖木儿和扩廓帖木儿之变，民生丧乱，不设守备，元顺帝叹息道：“今日岂可复作徽、钦！”于是决定北逃。
但是，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厮等人都劝说固守京城，顺帝坚决不听，下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当夜三更，元顺帝携太子、诸妃等，仓皇逃出健德门，北逃上都。
八月二日，徐达率数十万大军在大都齐化门外列阵，命将士填壕登城而入。徐达登上齐化门楼，执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太尉中书左丞相庆童、平章迭儿必失、朴赛因不花、右丞相张康伯等，均被处死。大军入大都城，获宣府、镇南、威顺诸王子六人，搜缴了玉印二枚和成宗玉玺一枚。徐达下令封住府库图书珍宝以及宫城诸殿，设兵守护。大都城的陷落，宣告了元朝统治的结束。
明军攻占元都后，南方两广地区仍为元朝势力所占有。广州军阀何真，在红巾军初起时，因组织“义兵”镇压起义有功，被元朝擢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升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攻占福建延平后，朱元璋即令廖永忠和朱亮祖等率水军自海道攻广东。
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明军于潮州登陆，何真“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奉表请降。四月，廖军至东莞受降。广东全境遂为明有。
当时，广西地区仍在元行省平章也儿吉忍统治之下。朱元璋在平定福建后，即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等率师自湖广进兵广西。洪武元年正月，杨璟部进抵永州（今湖南永州），久围不下，直到四月，始攻克永州，进围静江（今广西桂林）。朱亮祖平广东后，也率部入广西，经梧州、郁林到达静江，与杨璟合兵攻城。经两月激战，静江城破，也儿吉忍被俘，南宁、梧州望风而降，广西平定。
四川明玉珍自建立夏国后，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不过问境外事。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明玉珍去世，年仅十岁的儿子明升继位。夏国官员相互攻讦倾轧，政治混乱不堪。
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廖永忠、杨璟等从湖广出发，经瞿塘峡逆长江而上，进攻重庆；同时，派傅友德部从秦陇陆路进攻成都。傅友德部进展顺利，四月，连克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江油及绵州（今四川绵阳）；六月攻占汉州（今四川广汉）。
汤和部却大费周折，初攻瞿塘失利，被迫在大溪口屯兵三个月。之后，在朱元璋催逼下，廖永忠选精兵抬舟翻山，再顺流而下，上下夹击，才得以通过瞿塘，攻入夔州（今重庆奉节）。六月二十二日，汤和率部至重庆，明升投降。七月，傅友德破成都，夏丞相戴寿投降。四川平定。
四川平定后，朱元璋准备以政治方式解决云南问题，从洪武五年（1372年）始，八年间先后派翰林院侍制王讳和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前往云南招降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但均遭杀害。不得已，朱元璋遂决心以武力平定云南。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三十万大军兵分两路进攻云南。一路从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趋鸟撒（今云南镇雄），一路从湖广、辰州、沅州趋贵州，进攻普定、普安。十二月，傅友德师至曲靖，蓝玉、沐英直扑云南（今昆明）。把匝剌瓦尔密见事已不可为，逃至晋宁自杀。洪武十五年（1382年）闰二月，蓝玉、沐英攻占大理，云南平定。
至此，朱元璋基本统一了全国。
一代贤后马秀英
有个故事说：一年正月十五，朱元璋和刘基微服到民间观赏灯会。走着走着，看到一群人围在一户人家的灯笼下猜灯谜。于是君臣二人便兴致勃勃地凑了过去，只见灯笼上画着一个怀揣着西瓜的妇女，光着一双大脚，很是诙谐。朱元璋看了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刘基谜底是什么，刘基暗中笑了笑，说：“陛下还是回去请教马皇后吧。”
当天夜里，朱元璋回到宫中就迫不及待的找到马皇后，向她陈述一番后，询问灯谜的谜底是什么，马皇后听了笑着说：“淮西女人好大的脚，谜底就是我马皇后啊。”朱元璋闻听后大怒，当即就要派人抓那家主人来问罪，但是马皇后极力反对，这才免了一桩祸事。
历史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暂且不说，但是由此不难看出马皇后的贤良淑德。而这些良好品德的养成，可能也与马皇后的出身有关。马皇后出生在宿州一个富贵人家，出生后不久，母亲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对她极其珍爱，起名马秀英。在她未满周岁之际，父亲又犯下了命案，逃到异乡，临走之时，将她托付给了好友郭子兴，刚来到世间不久的马秀英就这样成了孤儿。
马秀英不仅从小就读书识字，还跟着养母学习针线女工。养父虽然对她百般娇宠，但是马秀英还是时常检点自己的行为，并没有养成娇小姐的爆脾气，甚至为了便于劳作，拒绝了缠足，甘愿做了一个大脚女人。就这样个性谦和的马秀英不仅没有与下人们拉开距离，反而打成了一片，深得人心。
郭子兴起事之后，各地义军纷纷加入了进来，朱元璋在汤和的介绍下也投奔了郭子兴。由于朱元璋战功卓著，没多久，郭子兴就做主将自己的养女马秀英嫁给了朱元璋。嫁给朱元璋之后，马秀英没有过过一天的好日子。郭子兴疑心重，一度怀疑朱元璋要夺权，经常克扣朱元璋队伍的粮饷，马秀英心疼朱元璋，便从家里偷烧饼给朱元璋，为此还烧伤了自己的肌肤。史书中记载：后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讲的就是这段经历。马秀英不光对朱元璋关爱有加，同样也没有忘记那些与朱元璋浴血奋战的士兵，她曾经亲自为士兵们缝补衣服、做鞋袜。这段岁月的磨砺，对马秀英后来母仪天下、仍然保持贤良淑德的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元璋在做了皇帝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册封马秀英为后。那时的朱元璋，后宫嫔妃无数，可是对马秀英却格外敬重，他甚至在多个场合和自己的大臣们说：“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由此来强调马皇后的重要性。而马皇后也确实没有因为自己的地位而变得不可一世起来，在朱元璋用近乎苛刻的吏法来惩治犯案朝臣时，马皇后却用自己的方法保护着那些战战兢兢的偶有犯错的大臣们。
胡惟庸案发后，大学者宋濂的孙子宋慎因为与胡惟庸交往过密，使得老人家也为此受到了牵连，被判了斩刑。那个时候，宋濂贵为皇太子的老师，马后为了保全住老人家，几次三番的在朱元璋面前求情，朱元璋为此还大发雷霆，斥责马皇后干预朝政，没有应允。马皇后见皇上听不进劝告，回到宫中后吩咐厨房，一天之内不要做荤菜。朱元璋吃饭时看着满桌的青菜，很是疑惑，问马皇后原因，马皇后说：“太子的师傅就要被皇上判处斩刑了，他老人家教育太子有方，如今因为孙子的错误受到了牵连，所以我要吃素菜祭奠他老人家一番。”朱元璋闻听此言，非常愧疚，马上下旨赦免了宋濂。
在“胡蓝两案”期间，马皇后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屡次进言，让朱元璋作出了不少正确的决定，挽救了不少与胡蓝两案有牵连的官员。朱元璋与马皇后夫妻二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既整顿了朝纲，也安抚了群臣。
除了帮助朱元璋外打理朝中之事，安抚群臣外，马皇后对后宫之事，料理的也极为周到。朱元璋的饮食起居，马皇后甚至事必躬亲，这让后宫的下人和丫鬟们非常不安，多次进言，希望马皇后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去做，但是马皇后却执意不肯。因为马皇后知道，朱元璋每日操持政事，有时候难免喜怒无常，如果因为饮食不中意，怪罪下来，下人和丫鬟们难免受到惩罚，而她自己即使做得不好吃，皇上也不会说什么。
有一次，一个宫女因为一件小事犯了错，朱元璋大怒，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马皇后已经假装愤怒的叫人将宫女押了出去，这样既消解了朱元璋的不满，也稳妥的安置了宫女。对下人们的体恤，让马皇后赢得了更多人的尊重。
马秀英从一介平凡女子成为天下至尊的皇后，但是至始至终都保持着一颗朴素和善良之心。在她的教导下，后宫上上下下，都过着较为朴实的生活，每有灾情，还捐出自己的财富来救助灾民。马皇后听说元世祖昭睿顺圣皇后用旧弓弦织成绸，做衣服穿的历史后，非常感动。从那以后，就不再穿着华丽的衣服，并收集宫中的破旧布料，加工成锦被和巾褥送给南京城的孤寡老人。
马皇后一生用自己的行动教化子民，感化朱元璋，即使到临终之前，她也仍然放心不下朱元璋的坏脾气，她拒绝食用药物，坚持不让医生治病，原因是害怕自己的病情不好，会连累医生们获罪。马皇后在弥留之际，对朱元璋说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希望朱元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
洪武十五年（1382年），马皇后因病过世，那一年她仅仅52岁。明史记载，马皇后过世后，整个南京城的百姓倾城而出，自愿的为她送葬，老幼妇孺，凡受过马皇后恩典的人无一不痛哭流涕，即使天降大雨，也没有一个人离开。《明史》更是用“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来赞扬马皇后生前所做的一切，而马皇后也实在不失为一代贤后。
谋士刘基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乏被神化的文官武将，诸葛亮神机妙算让人觉得他有着半仙之体，关云长的义薄云天又让后人们奉若为神灵。而明朝初年的刘基刘伯温则被认为有通天晓地之才，兴国安邦之策。朱元璋还在打江山的时候，就将刘基视为自己身边最重要的谋士，称他是：“吾之子房也。”
正史中记载刘基少儿聪慧，天分极高，出生在书香门第的他受家人的影响，从小就开始翻阅诸子百家。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刘基的强烈的学习欲望，凭借着超人的记忆力，刘基开始广泛的阅读天文、地理、兵法、术数，涉猎可谓广泛。“学得文武艺，卖予帝王家”是刘基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所以在14岁那一年，刘基便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科举生涯。22岁那一年，刘基瞒报了自己的年龄，谎称自己25岁，得以参加会试和廷试并考中了进士。
然而进士及第的刘基并没有马上受到元朝统治者的青睐，三年之后，他才被任命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丞，连正七品都算不上。在随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刘基也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始终在下流的幕僚中沉沦罢了，做的最大的官是处州路总管府判，这也不过是一个正六品的官衔而已。苦苦不得志的刘基终于在自己48岁那一年，罢官归隐。结束了他为元朝官吏的生涯，并在此期间，创作了代表诗《郁离子》。
朱元璋起事之后，苦寻天下能人异士，他听韩国公李善长说，浙东有一个叫宋濂的文人，能知星象经纬，所以便请他来辅佐自己。没想到宋濂见了朱元璋后，却说：“要说通晓星象经纬，那我实在是不如青田的刘基啊。”朱元璋听了，才两次派人请刘基出山。而这位前朝的进士，也在半推半就中，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官场生涯。
虽然史书中记载，刘基有着经天纬地之才，但是在刚刚投奔朱元璋初期，朱元璋对他的学问却并不是很感兴趣，只是想利用刘基的术数之学和方术来为自己服务而已。在朱元璋看来，刘基不过是一个方术之士，与自己帐下的谋士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独到的高明之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刘基加入到朱元璋的集团之前，朱元璋手下已经有了：“孙炎、陶安、汪广洋、杨宪、徐达、常遇春、章溢、胡琛……”等谋略之士，这些人随便拿出来一个，名声都不在他刘基之下。
但是，刘基的功绩依然是卓越的，这在朱元璋的一份诏书中显露无遗了，朱元璋说：“攻皖城，拔九江，抚饶郡，降洪都，取武昌，平处州，尔多力焉。”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对于这些功劳，朱元璋是认可的。元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杀死了朱元璋的手下花云和义子朱文逊，这个时候的陈友谅兵强马壮，军事力量值顶峰。朱元璋号令诸将商讨对策时，很多人主降，只有刘基一人请战，他要朱元璋打开府库，用金银鼓舞士气，并用自己所谓的观天象的本领，加强了朱元璋抗敌的信心。这才有了龙江大捷，朱元璋在这次战役中取安庆、收九江，将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悉数收归己有。而正是这次战役，奠定了刘基的地位。
至于对刘基历史地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先汉后周”的策略，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在《明太祖实录》中并没有任何形式的记载。更多的人认为《明史》中关于刘基“一计平天下”的说法，不过是后人在著《明史》时添加进去的。因为，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大封功臣时，并没有提及刘基的名字，如果刘基真有如此盖世的功勋，朱元璋不可能忽略。后来，朱元璋补封了刘基一个三等伯，他的俸禄只有二百四十石，而与他同为谋士的汪广洋为六百石，李善长更是高达三千石。这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刘基是否确实有过“平天下”这般大的功勋。
事实上，刘基的名誉也大多源于他去世139年后的正德皇帝。当时正德皇帝追加刘基太师衔，刘基为后世所熟悉的荣誉，也大多出在这份《赠谥太师文成诰》中：“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逮应聘括苍，陈时务于建业，既从征彭蠡，定大事于中原。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受爵能让，怀辞金蹈海之风，功成不取，以辟谷封留之请，可为明哲允矣！”后世对刘基的神化，大概始于此。至于为什么神化刘基，大概是当时的政治集团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而为之吧。
丞相之死
秦武王二年（前309年），为了加强统治，秦武王下令，在朝中设立丞相一职。丞相对上只接受皇帝一人的诏令，对下能够统领朝中文武百官，总揽全国政务，可以说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可是职位越高，责任也就越大，丞相不仅要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避免皇帝独断专行，还要担负起考核地方官员的业绩、处理地方军事事物等琐碎的工作。在外人看来，丞相实在是一个值得向往的职位，可是只有丞相自己知道，这个位置上苦恼，直到朱元璋亲手废弃了这个职位。
与刘基的观天象，夺天下云里雾里神仙之体不同，明朝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很务实，务实的甚至有些庸俗。还在少年时期，李善长就对儒家那一套道德使命感不是很感兴趣，他热衷功名与利禄，仕宦和富贵，他认为只有这些才是值得他穷其毕生经历追求的。《明史》中对李善长的记载是“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受法家思想的人，一向务实，李善长的所作所为也就无可厚非了。
李善长是定远人，与朱元璋算得上半个老乡。那一年，朱元璋正是最落魄的时候，李善长觉得有些门路，便投奔了过来。从那以后，成为朱元璋身边的主要智囊之一。史书中记载李善长在军中“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事实上，务实的李善长知道，朱元璋身边“为参谋，预机画”人多的是，并不缺他一个。李善长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萧何当年为刘邦转运粮草，拿下了头一功，他便也想学学萧何，于是主动请缨负责起了“主馈饷”的工作，“主馈饷”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后勤补给，这工作绝对是最务实的，因为，别管朱元璋本事有多大，没了粮草，一样什么都干不成。
明王朝建立后，这位战时的“粮食局局长”受到了朱元璋极高的评价。朱元璋认为，自己是和刘邦一样圣明的君主，不，比刘邦更圣明，而他的李爱卿则是当世的萧何。出于对这位爱卿的褒奖，朱元璋封李善长做了丞相，不仅如此，还主动和李家做起了儿女亲家，甚至一时性起特地赐与了他一块丹书铁券，铁券上言明可：“免二死，子免一死”。意思就是说有了这块铁券，只要他李善长不犯大错，大明朝没有能杀得了他的皇帝。
可以说，在丞相这个位置上，李善长算是兢兢业业了。朱元璋是一个放牛娃，让一个放牛娃摇身一变，成为九五之尊，千万人敬仰的皇帝，李善长颇费了些心思。在他的布置下，隆重而繁杂的开国大典办的井然有序。这些表面文章做足了，李善长便开始监修《元史》，编《祖训录》、《大明集礼》。可以说，大明朝建国后，事无巨细，都要由这位丞相大人一一过目和审核。
丞相这个职位虽然很辛苦，但是放牛娃朱元璋，在心中还是生出些芥蒂，那就是丞相的权利怎么可以这么大？而大权在握的李善长也有些飘飘然了，他可能甚至觉得这个国家已经离不开他了，所以有些利令智昏。他除了对朱元璋有一些敬尊之外，已然不把别的人放在眼里了。一次，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不小心冒犯了李善长，不料李善长竟然擅自对二人施以酷刑。朱元璋知道此事后，虽有不满，但是念及丞相功劳，没有追究。这让李善长颇有些得意。
总体来说，李善长可谓是越老越糊涂的典范，不仅没有了年轻时的恭谨，反而开始做一些不知深浅的事。有一年，李善长家里修宅院，他跑去汤和的府邸，硬是要汤和借三百兵丁给他。汤和听了，自然不肯，哪有为了盖房子调动官兵的。这件事后，汤和还专门到朱元璋面前奏了一本。朱元璋一向疑心重，听了汤和的话，心中十分的不快，在位时权顷朝野也就算了，现在借的哪门子的兵？真是岂有此理。想必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然开始对李善长不满了。
借兵事件后不久，李善长又开始多管闲事，这个闲事与他的家丁丁斌有关。丁斌是李善长的一个亲戚，因此平日里一向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可不知这次中了什么邪，不仅犯了罪，而且还把朱元璋惊动了。事情闹的这么大，李善长只好亲自出面求情。这让原本一直隐忍的朱元璋终于发作了，一个下人的事，难道我做皇帝的也要听你指手画脚吗？于是朱元璋下旨对丁斌严刑拷打。结果丁斌不知是不是被打傻了，莫名其妙的说了一件与已死丞相胡惟庸有关的一件事。大概意思是，当年胡惟庸意图谋反的时候曾经找李善长寻求支持，结果李善长说了句：“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对丞相这个职务十分的敏感，并不再设丞相一职。现在突然听说自己的第一个丞相竟然和造反未遂、死了的那个丞相私下里还有勾结，变得十分震怒，也不管什么丹书铁券和过去的交情了，当即下旨诛杀了李善长一家上下七十余口。为了让理由更充分一些，朱元璋还让一些星象家说了一番“言星变，其占当移大臣”的话。到这时，朱元璋才松了一口气，这满朝文武，以后就只有他一人说了算了。
事实上，朱元璋也知道李善长是被自己冤死的。后来有大臣上奏折，为李善长平反，朱元璋未置可否，低调的处理了此事。当年，李善长冒万死才成就了他后来的位置，而他立下的不世功勋，朱元璋心里也自然明白。但还是必须杀死他，从胡惟庸到李善长，真正让朱元璋放心不下的不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他们手中的权利。
从秦设置相位以来，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丞相手中的权利几经沉浮，到元朝初年开始迅速膨胀。等到了明朝初年，李善长、胡惟庸等丞相，凭借自己与朱元璋打江山时立下的盖世功勋，赫然成为朝野一霸，相权开始威胁到了皇权。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的削弱丞相的力量，于是，这才有了震惊一时的“胡惟庸叛乱案件”和李善长冤死案，而这两位丞相，也就这样成为了丞相这个千百年来职位的殉葬品。
布衣徐达
朱元璋有一天心血**，叫来自己的一个心腹大臣陪他下棋。由于之前下棋，大臣们总是畏畏缩缩，不敢赢皇上。所以，开局时，朱元璋就千叮咛万嘱咐的强调，要这个大臣使出自己的全部本领。结果，这棋下了个昏天黑地，从清晨一直下到夕阳斜下，这时，朱元璋攻城略地，抢占了先机，看着对方久不落子，朱元璋面露喜色，再三催促，大臣却不动神色的跪倒在棋盘前。朱元璋一愣，扭头一看，发现棋盘上的棋子被大臣摆成了“万岁”二字，双方技艺，高下立判。
在朱元璋的“造反”队伍中，有很多是他在家乡的“哥们弟兄”，比如汤和，两人是一起长大的生死之交。除了汤和，要再说一位让朱元璋放心和敬重的老臣，恐怕就是“大老粗”徐达了。徐达曾经是郭子兴座下的一名战将，和朱元璋一样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可能是因为两人小时候都放过牛，比较有共同语言，所以一直走的比较近。这徐达也是真讲义气，郭子兴与孙德崖在和阳对峙时，曾经把朱元璋作为人质，眼看着性命就要保不住了，徐达便自告奋勇地去代替朱元璋做了人质，由此可见此二人兄弟情深。
徐达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的义气，而在于他的好学。翻开史书，大多是在讲徐达如何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可是却很少提到徐达学习的那股子认真劲。徐达出身贫贱，恐怕从来没有想过“知识改变命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知识的渴求。明朝年间邓元锡在其所著的《皇明书》中，这样描写徐达“倜傥沈雄，有智略”。无独有偶，在另一本记载明开国元勋的史书《皇明通纪直解》中，徐达也被认为“厚重英发，知六韬三略”。后来，徐达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也依然没有忘记勤学苦读，每次带兵出征时，他总是把那些比较有名望的儒士，请到自己的营房和帅车上，与对方一起研讨兵法和古籍，有时候说得兴致高昂了，还常常与儒士们辩论一天，这也是为什么徐达作为一个武将，最后却能成为一朝丞相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在读史书时，对徐达的了解多少有些偏颇，觉得他文比不过李善长、刘基，武未必高过汤和、常遇春，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朱元璋会对他那么看重。在这些人眼中，徐达更像是有勇无谋的猛张飞。事实上，徐达不但不是一个莽夫，相反还有些心细如发。《明史·徐达传》中，曾对徐达与常遇春的军事才能做过比较：“两人才勇相类，皆太祖所倚重。遇春剽疾敢深入，而达尤长于谋略。遇春下城邑不能无诛僇，达所至不扰，即获壮士与谍，结以恩义，俾为己用。由此多乐附大将军者。”由此可见，徐达不仅善于攻城掠地，更重要的是善于攻心，让敌人为我所用。
明朝建立初年，徐达凭借着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成为当时朝堂上响当当的人物。当别人因为自己的功劳而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时候，徐达却是难得的清醒。《明史》曾记载过这样的场景：“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而达愈恭慎。”朱元璋当上皇上后，还曾多次在与群臣欢饮后，当面称徐达是自己的布衣兄弟，徐达没有为此而忘乎所以，而是愈发谦卑恭谨。
还有这样一件事情，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徐达心细如发的做事风格。胡大海的儿子胡德济在一次战斗中，因为指挥不当，导致全线溃败，胡德济落荒而逃，如果按照军法处置，那他难逃一死。负责处理此案的徐达并没有贸然行事，将胡德济处死，而是将他的手下悉数问斩，然后将胡德济送回南京。不是因为徐达徇私枉法，也不是徐达不敢杀，而是因为徐达知道，胡德济就算犯了天大的错，也是应该交由朱元璋来亲自审理的。不杀，是皇帝抚恤老臣胡大海之心，杀，是整顿军纪，杀一儆百。可是如果自己贸然行刑，说不定就给人落下了杀害兄弟骨肉的把柄，毕竟他与胡大海有着不错的交情。可是不杀，又会被人说是徇私枉法，所以，索性将此事推给朱元璋来处理，这样也不会引起朱元璋的不满。
徐达平生，经历过大战无数，最后官拜丞相，位极人臣，他的一生不可谓不辉煌。这些全都有史可查的，可是，他去世的时候却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迷案，让后人深感困惑。比如说他到底怎么死的？现在一些史书和青少年读物中，还经常将他和朱元璋联系起来，说他在犯背疽病期间，朱元璋赐了他一只烤鹅，直接导致徐达病变而亡，这也成为朱元璋是暴君的诸多佐证之一。那么，徐达真的是因鹅而死吗？
《明史》中对徐达的死是这样记载的“达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达长子辉祖赍敕往劳，寻召还。明年二月，病笃，遂卒，年五十四。”书中根本没有提到“赐鹅”一事。“赐鹅说”最早的出处是明朝中期，一本记录明初故事的野史笔记《翦胜野闻》，在这本书中，作者首先提出了徐达之死是源于朱元璋所赐的食物，可是也并没有指定是什么食物。直到清朝年间，赵翼在编著《廿二史札记》时才提出“赐以蒸鹅，疽最忌鹅”的说法，这个说法甚至连赵翼本人都觉得不可信。即使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吃一只鹅就让徐达背疽病变，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徐达死后，朱元璋十分的悲痛，甚至辍朝一日，以示悼念。相传，南京莫愁湖畔的胜棋楼，就是朱元璋为了纪念徐达而建立的。而此文开头，那位用棋子摆出万岁字样的围棋高手，正是这位骁勇善战的布衣将军，君臣二人到底有没有下过这样一盘棋，已经无从验证了，不过，今天的胜棋楼内，还依然挂着徐达的肖像，任由后人评说了。
《大明律》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编著《法经》，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标志着中国奴隶、封建社会“法治时代”的到来，对后世统治者治理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法的出现让统治者们意识到，法的建立可以让他们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因为他们发现普通百姓的权益在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后，他们坐着的龙椅会变得更加的稳当。
蒙古族的铁骑在踏破中原的宁静后，也一度通过法理来治天下。他们先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全国居民划分为四类，让汉人成为最底层，防止汉人谋反，接着又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蒙古贵族们诸多的权利。这种民族不平等的法律制度严重的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为之后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埋下了伏笔。
吴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作为一个阶段性胜利者，这位“造反派”头目从元腐朽的政治制度中汲取了教训，意识到了法典的重要性。当年，他便下令，要自己的谋臣李善长、刘基着手编著律令。在他看来，一部好的法律条令不仅是“防民之具”，更是让他称雄天下的“辅治之术”。就这样，李善长和刘基以《唐律》为蓝本，结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做出适当的修改和补充，当年年底就修成了《大明律令》，受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思想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律令》整体上偏重刑罚。
称帝后，朱元璋意识到治国的根本不在杀戮，《大明律令》则多少有些“轻重失宜”。如果继续《大明律令》的苛刻刑罚，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实施仁政和颁布较为宽松的法令迫在眉睫。朱元璋的这一想法赢得了大臣们的欢迎，他们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蒙人制定的法典不公，对己宽容、对民重罚的双重量刑标准导致了百姓良心泯灭、道德沦丧，如果本朝的法典像元朝一样过于严苛，不免会走上前朝旧路。君臣意见高度统一后，《大明律令》的重新修订提上了日程。
洪武六年（1374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朱元璋诏令，以《律令》为基础，仿照《唐律》，开始详定《大明律》，修订的过程中，摒去了一些较为严酷的条文，使得整部法典的量刑相对宽松。洪武七年，《律令》修改告一段落，更名为《大明律》，分为《卫禁》《斗讼》《诈伪》《杂律》等十二篇。它的颁布给社会稳定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尝到甜头的朱元璋在洪武九年再次下令修订。他在诏书中说道：“国家立法，贵得中道，然后可以服人心而传后世者。”丞相胡惟庸、汪广洋开始主持修法，这个时期的《大明律》虽然不断的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扰，但就整体内容而言，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除了修订《大明律》，朱元璋还心血**的投入到了“普法工作”中。他将一些刑部审判过的重大案件汇集起来，亲自写定了一部刑典《大明律诰》，用以补充和解释《大明律》。名义上虽然是邢典，但里面却更多的是一些案例汇编，以及说教的文字。在推广《大诰》方面，朱元璋也想尽办法，他甚至亲自到午门，给人们解释《大诰》的“立法宗旨”。受此影响，地方官员也开始纷纷在辖区内有模有样的办起了“民间普法培训班”，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大明律》和《大诰》被迅速的被推广至民间。可即便如此，“朝杀而暮犯”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洪武二十二年，刑部上奏：“比年条例增损不一，以致断狱失当。请编类颁行，俾中外知所遵守。”在此建议下，朱元璋再次下令修订《大明律》。这次修订可以说是对《大明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翻新，它继承了前朝律法的优点，但是又进行了结构性的变革，同时，受“胡惟庸叛乱案”的影响，“刑用重典”的思想被再次提及。至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又经过一番大的变动后，最终定本刊行。从吴元年《大明律令》的颁布算起，到洪武三十年，朱元璋三次大修《大明律》，期间纠补次数不计其数，可谓是字斟句酌的“不刊之典”。而“礼”与“法”的结合，更是让《大明律》成为古代法律的里程碑。
除了对维护明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外，《大明律》对邻国日本和朝鲜的法律建设也起到了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日本正德年间，为了进一步了解明朝文化，日本政府积极的购买了包括《大明律》在内的大批书籍供幕僚们研究。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研究《大明律》的热情空前的高涨起来，《大明律》中的一些理论思想被积极地引入到日本法典中。一些日本学者还将自己对大明律的研究编著成书，《明律例释义》就是比较有名的代表作。
与日本相比，朝鲜所受影响则更加明显。朝鲜王朝时期，太祖李成桂甚至在自己的诏书中明确写道：“凡公私罪犯必核《大明律》。”而《朝鲜经国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其议刑断狱以辅其治者，一以《大明律》为据。”由此可见，朝鲜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借鉴，而是将《大明律》实实在在的运用到了本国的法制体系中。
《大明律》经过数次更改后，将法家的刑罚和儒家的礼法有效的结合起来，采众家之长编著而成，可以说是开中国法律变革之先河，同时，它也以其独特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古代法律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的出现使得中国古代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同时它也成为了当时东方先进法学文化的代表，对后世中国及周边邻国的法律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