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庶民的胜利
当我们揭开笼罩在五四身上的层层光环，会发现“五四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生爱国游行示威的胜利，也不仅仅是宣扬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解放盛宴。五四运动是一次全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旧时代终结和新时代开端的交汇路口。前方的路途上有坎坷，有迷雾，有希望，有救赎……
“文治总统”的默许
1939年，一位落寞的老人在天津英租界内悄然离世。这位老人的离去，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的国民政府还特别下发褒扬令，写道：“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比年息影津门，优游道素。寇临华北，屡思威胁利诱，逞劂阴谋，独能不屈不挠，凛然自守，亮风高节……”
原来，逝去的老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文治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出身官宦之家，他本人也是前清进士。1879年，在命运的安排下，徐世昌与袁世凯相遇，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盟兄弟。从此一文一武，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相互扶持。但是他在袁世凯称帝后，却悄然辞去了官职，与这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盟兄弟保持了距离，明智地选择了观望。直至袁世凯死后，徐世昌才重返政坛。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风起云涌，大批乱世英雄趁势而起，在时代的舞台上恣意施展。其中，徐世昌算得上是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叱咤风云、胸怀甲兵的政客，更是一位学识渊博、高风亮节的国学大家。在徐世昌的身上，不难看出两种复杂矛盾的交织，他既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仁爱本性，又不缺封侯拜将、指点江山的野心抱负。
1918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与临时大总统冯国璋掀起了争夺民国总统的纷争。双方争执不下之际，唯有各退一步，选择两朝宰辅徐世昌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徐世昌在政界是出名的“和事佬”，将传统的中庸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虽是一介书生却在军阀间进退有据，官运亨通，不动声色就当上了民国总统。
一向两面都不得罪的徐世昌在就职大总统的次日，也就是1918年10月11日，还特意派遣使节进宫觐见早已退位的溥仪，恭敬有加地“得其恩准”，这才心安理得地当起了总统，其圆滑之道可见一斑。
当时国内状况十分混乱。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的南北分裂是徐世昌就任总统后，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饱经军阀战乱的民众渴望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正在巴
黎筹备和会的美、英、法等国也先后表态，希望徐世昌能促进中国和平进程。在内外因素的催动下，徐世昌于就职半月后，签发了和平令，并于11月15日，在北京召集各省军阀督军商讨和议大计。在国内外一致的呼吁下，这些拥兵自重的军阀武装终于同意不再兵戎相见，服从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
徐世昌所标榜的“偃武修文”的执政主张，由此迈出了第一步。他所谓的“偃武”，就是促进南北和议，结束国内动乱局面；而“修文”，就是马放南山，重用文治，排斥武夫。徐世昌的施政主张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时间，国内一派浓厚的和平氛围。“五四运动”中，学生们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可以说和徐世昌这位“文治总统”的默许不无关系。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后，徐世昌这个民国总统做得极其难受。他既不是满脑子钻营的卑劣政客，也不是拥兵自重的粗野军阀。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让徐世昌悲愤的同时又只能无奈叹息，他知道自己身在这个看似辉煌的总统宝座上，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北京政府的权力实际掌握在段祺瑞的手中，而段祺瑞正是亲日派系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在1919年5月4日，学生们爆发运动的时候，这位大总统力图和学生之间保持着相互谅解的态度。此时的徐世昌，更像是一位学界前辈，而非铁血政客。
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前，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刚刚回国的曹汝霖等人。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后，徐世昌仅仅是派遣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前往劝解阻拦。直至学生们怒打章宗祥，火烧了曹家大院，徐世昌这才不得不派出军警逮捕了带头学生。
当日晚间，曹汝霖等人在军警护送下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送往同仁医院。不久，日本驻华公使馆人员及大批亲日党羽赶到六国饭店商议对策。所有人一致将矛头对准了总统徐世昌，要求其为曹汝霖等人的遭遇负责。
5月5日，受千夫所指的曹汝霖率先向总统府递交了辞职书。徐世昌知道曹汝霖是段祺瑞一派的代表人物。此举乃是以退为进，其所属的皖系军阀一定在观望着政府的态度。百般思量之下，徐世昌选择了挽留曹汝霖。他在回函中“言辞恳切”，“总长从政多年，体国公诚，为本总统所深识……务以国事为重，照常供职，共济艰难，所请应毋庸议”。同时，徐世昌还煞费苦心地将曹汝霖的家人迁往北海团城居住，将章宗祥安置在静心斋养伤，并拨
付两人经费各5万元，可谓是“仁至义尽”。
5月7日，京城总罢课活动愈演愈烈。在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的敦促下，徐世昌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释放了赵家楼事件中被捕的学生。
五四运动所掀起的风波越来越大，很快从局限于北京一隅的学生游行扩散至波及全国各地的全民示威，大有无法遏止之势。迫于形势，徐世昌不得不暂时收回学者的儒雅，采取了暴力镇压的强硬措施。他下令禁止学生的自由集会权力，加强了对舆论新闻的检查和控制力度。同时，他不满于步兵统领李长泰的怀柔态度，将仇视学生运动的武夫王怀庆推到了台前，担任镇压学生运动的先锋。对于巴黎和会的签约问题，徐世昌也一改之前踌躇不定的态度，敦促中国代表团即使失去山东半岛，也要迅速签字。一系列急风暴雨的政令出自这位文人总统的手中，颇令天下人惊讶无比。
6月3日至4日，王怀庆等反动军阀依据徐世昌的禁令，逮捕了近千名爱国学生，酿成了轰动全国的“六三”事件。上海的“三罢”斗争展开后，引发了天津、南京、武汉等地更大规模的声援活动。夹杂在军阀势力和民意之间的徐世昌无可奈何，下令撤销了曹、章、陆等人的职务，稍稍平复了国人的愤怒。随后，徐世昌上演了一出欲擒故纵的好戏——辞职。
徐世昌辞职的消息传出后，朝野震动。此时的国内形势一片混乱，谁也不愿意轻易接过这块烫手的山芋。北京政府参、议两院的议长亲手送还了徐世昌递交的辞职信，就连一向与总统唱对台戏的段祺瑞也亲自挽留徐世昌。
这出欲迎还拒的好戏唱得很是成功，徐世昌总算挣回了面子和主动权。既然已经打好了基础，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取得了军阀支持的徐世昌，又一次拿出了民国大总统的气势。6月28日，他在总统府接见了来自各地的群众代表，表明政府坚决不承认列强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决定，指示中国代表团拒签合约。由此，“五四运动”的初衷已经得到实现，而徐世昌也避免了沦为民族罪人的下场。
1922年，吴佩孚和曹锟之间爆发直奉大战。徐世昌被逼下野，结束了他5年的中华民国大总统生涯，同时也终结了他数十年的从政之路。徐世昌退隐天津之后，过起了琴棋书画的悠闲生活。隐居期间，他创作了数千首诗词，楹联近万副，且多为上佳之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世昌断然拒绝了日伪政府的拉拢和邀请，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名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