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的军警与强势的学生

民众在五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前所未有,而运动中所引发的全民参与性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可以说在这场运动中,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每个人都以极大的热情扮演着时代赋予自己的角色。这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北京政府所掌握的军人和警察。

无论是保家卫国的军人,还是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服从命令都是他们恪守的天职。“五四运动”中,游行示威的学生提出的反日主张,已经触动了北洋军阀的根本利益,所以镇压是必然的措施。而作为实施镇压行动的主体,北洋军阀政府所管辖的军队和警察则首当其冲。

但是,军警毕竟不是单纯的暴力机器,他们也存在着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学生们的爱国**和献身精神深深地触动着这些曾经一样满腔热血的军警。虽然他们不敢违背上司的如山军令,但是打着折扣执行命令还是可以的。于是,在五四运动期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军警的妥协和游行学生的强势对峙。

依常理推断,军警和“造反”学生是对立的。然而历史上的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并没有血流成河的记载。反而在一些参与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军警对于学生运动的同情和纵容。

天安门集会开始后,步兵统领李长泰曾经率领军警出现在现场,试图阻止学生的示威活动。李长泰奉总统府指令而来,他走近集会的学生,低声劝说大家解散回校,不要闹事。

学生们簇拥至李长泰周围,申明大家只是一心为国,今日之事无非是鼓舞天下人士气,让帝国主义知道中华民族之心未死,激励政府早日做出决断。

李长泰听到学生们的解释后,以一种长辈教训后生的口吻说:“你们有爱国心,我们做官的就没有吗?要是想见总统,我可以带着你们去,这么胡闹怎么成呢?”

当然,学生们也并没有表现出激愤,反而温言劝说:“我们不过是想到公使馆表达出学生爱国的意思,再说大家赤手空拳,哪能做出野蛮的事呢,老前辈您放心吧!”

李长泰拿着学生散发的传单仔细地看了一会,说道:“这样的话你们就随意走吧,务必小心谨慎,要是引起不必要的国际纠纷就麻烦了。”说完,这位统领竟然转身回去了。

从这段对话中不难看出学生和这位统领之间的关系还算融

洽。学生对于李长泰的称呼既不是“长官”也不是“老爷”,而是亲切地称之为“老前辈”,这真是耐人寻味。

5月4日当天,军警方面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在一些目击者的回忆中,吴炳湘也并非穷凶极恶之辈。他来到集会现场时,劝说学生的理由很有意思。他说:“快中午了,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还是回宿舍睡午觉去吧。”而学生们的回答更加富有调侃的意味:“大人年事已高,也得注意保养身体啊!”吴炳湘与学生客套了几句,便放心地打道回府了。

作为当事人之一,文学家王统照先生在《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一文中记述:

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他们在路上并没横冲游行的大队,对大家的高喊口号明知不能禁止倒也没怎么干涉。他们在以前未曾见过有这许多学生的列队游行,更没听见过这些口号,这种情形在他们的印象和感觉上当然是新鲜而强烈的。虽是受了军阀们的命令与学生们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可以随时拘捕,但这样充满热情,汗泪融合的共同表现使他们也有多少感染。有的并不怎么紧张,只是拖了枪支,像漫无目的地随众前行;有的却十分注意听着学生们喊叫的口号,若有所思,不顾擦抹脸上的汗滴。同时,也有些学生边走边谈,向他们宣讲爱国的道理和为什么举行这一次的游行。

可见,当时学生与军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紧张到剑拔弩张的地步,而是处于通情达理、互相理解的状态。

即使在火烧赵家楼的过程中,警察也并未与学生发生过多冲突。据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且参与过五四运动的杨亮功先生回忆,当时奉命来保护曹家大宅的警察头目曾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学生”。既然长官有命,军警们自然不愿意阻止这些一腔热血的学生。

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提到:

在骚乱过程中,警察和学生也在院子里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警察在那种情况下的态度是很温和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持一种‘宽容中立’的态度,只是在接到上司几次紧急命令后才被迫进行干涉。而当维护秩序时却不维护,警察没去积极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这即使在当时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

无独有偶。在五四运动的风

波扩散至各地的过程中,这种军警的“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也在频繁上演着。据1919年5月18日的上海《时报》记载,当时吉林的国民大会因宪兵和警察的干涉没能开成,各社会团体无不义愤填膺,并于5月12日凌晨再次召开数千人大会。警察厅派遣几十名宪警前往破坏会议。当会议进行到**阶段时,现场警察中亦有人随群众高呼口号,同声表示愿意参与爱国游行。

同样,1919年6月10日,当济南开始发起罢市运动后,政府当局命令地方警察局配合军队督查街市,勒令商户开门营业。然而,当督查长官转身离去后,士兵们却对商家说:“不用听他吓唬,大家抱成一团,都不开门营业,看他能怎么办?”

后来,看到军警的武装暴力行动收效甚微,并没有吓退参与罢市的商家,当局又下令采取怀柔的策略,即令军警分为十几人不等的小分队,在军官的带领下走街串户,劝说商人开市。这时,数百名学生环绕着军警队伍跪在地上放声痛哭,抽泣着哀求军警们放弃行动。带队的军官难以承受这样感人的场面,不由得掩面而泣,身后的士兵们也无不泪流满面、抽泣不止。同样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没有过这样赤诚的爱国理想呢?于是,“军警遂停止劝说而去”。

山东第五师,是当时中国陆军部队中武器装备最精良的军队。1915年5月中旬,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后,该师上万名军人无不义愤填膺。他们背着长官派遣代表前往全国各地参加群众活动,申明爱国立场。5月20日的上海《新闻报》上刊载了这些忠诚士兵草拟的3条决议:

“(一)通告全国同胞,以表示军人之热忱:(二)将来国家对外,无论如何,均抱铁血为目的:(三)全体士兵誓不用日货,遇有购日货者,随时劝阻。”

身为现职军人竟然发出这样的倡议,其后果必然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此事为军阀政府得知,定然是要被严惩甚至杀头的。然而,山东第五师军人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实在是令人敬佩。

这样看来,五四期间所出现的军警妥协与学生强势的现象并不奇怪。表面上,广大军警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到爱国运动中来,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内心的爱国热情也会展现出来。可以说,北洋军阀管辖下的军警,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以特殊的方式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