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滩头的怒吼

五四运动前夕，上海市民已多次发起爱国运动。他们对内反对北洋政府发动内战及其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夺中国主权的无耻行径。

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秘密谈判消息传出后，上海市民立即奋起抗争，成立了国民对日同志会等组织，大批留日归国学生与上海学生走上街头，散发反对中日交涉的传单。商界各同业公会、各地旅沪商帮均纷纷发起抵制日货的活动；日商在上海的工厂也遭到中国工人的罢工抵制。“连日城厢内外街巷各处墙上及电杆木桩上均贴有抵制日货传单”，围观者甚众，“无不发竖眦裂，怒愤填膺”。

1915年3月18日，上海各界民众三万多人在张园集会，要求北洋政府中止对日谈判。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当天下午，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中华国民请愿会、外交后援会、女子救亡储金会等再次举行国民大会，到会的四五万人一致表示：誓死反对二十一条。

尽管军阀政府一再禁阻，上海民众的抗议行动未曾稍减。同年5月24日，国民对日同志会等团体在九亩地召开国民大会，遭到军警镇压，大会代表被拘，与会者“被枪击踏践受伤之人甚众”。然而第二天，大量头缠绷带的民众依然出现在九亩地集会。当时在上海的中华革命党人周应时称“沪上人心，恨日恨袁，已达极点”，真实地表了上海民众救亡图存的高昂情绪。

1919年初，巴黎和会召开。上海各界同全国民众一样，对此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中国可以借“公理战胜强权”的机会，从而“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与英美法并驾齐驱”。上海工商界还因此组织起“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等机构，联合各省商会，致电巴黎和会与中国出席和会代表，以期争回主权。然而，这种希望很快破灭了。

5月1日，上海《大陆报》率先向国内透露：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索还胶州租界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上海民众闻讯后，“人情愤激汹汹，大有赴汤蹈火，甘死不辞之慨”，与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游行运动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

５月14日，来自京津地区的北京大学、北京国立法专、高等师范、天津南开大学、高等工业大学的首批学生代表方豪、王秉乾、袁祥和等10余人到上海，向市学联各校代表大会报告了北京、天津地区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京津两地的学生南下，进一步密切了上海与北京学生的联系，也促使上海学生联合会决定发起上海地区学生罢课的运动。大部分学校均组织起宣讲团、调查队、编辑印刷部等，罢课学生有组织地走上街头，利用图画展示、话剧表演、喊口号等各种形式宣传演讲、分发传单、检查日货。上海学生的活动大大扩大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使更多的劳动群众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汇入反帝运动中来。

然而，仅凭青年学生的热血和**，显然是无法撼动反动势力的庞大根基的。上海学联决定争取到商界的支持，发动罢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进而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上海民族资本家具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征：革命性和软弱性。一方面，他们痛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尤其是对刚刚起步的民族经济的蚕食鲸吞。所以，这些民族资本家积极地响应抵制日货的斗争，同情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也反对北京军阀政府的软弱可欺以及镇压学生的倒行逆施。

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还存在另外一个方向。当运动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需要这些民族资本家抛头露面成为“领头羊”的时候，他们却又顾虑重重，畏而不前，既害怕引火烧身，受到政府的攻击，又担心失去眼前的利益，从而影响到身家财产。

6月1日下午，上海总商会门前像前些天一样，挤满了劝说罢市的爱国学生。学生代表们慷慨陈词，指出学生罢课的种种情形，希望能激起商会的爱国热情，以实际行动来响应国内斗争形势。然而，总商会依然踌躇不定，既担心商业罢市后经济利益受损，又顾虑会造成地方秩序的混乱，对于学生们的要求，只能以内部意见分歧、无法表决为理由而百般推托。

连日来上海学生的活动，早已引起了上海军警的注意。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担心商会迟早会答应学生的罢市要求，每天如坐针毡，暗中布置了大批军警，打算用武力威胁和镇压来稳定风起云涌的上海局面。

6月4日，一份来自天津学生联合会的电报震惊了上海学联，也震惊了整个上海滩。

原来，这份突如其来的电报，是关于北京学生遭遇“六三”大逮捕的紧急通知，并向全国民众发起呼吁，希望社会各界迅速联合起来营救被捕学生。这其中，由于北京军阀政府的消息封锁，这份消息在事件发生一天后，才得以让外界知晓。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毫不耽搁，立即将电文内容转送至上海各大报社，同时配合天津学联向全国发出了一封悲壮惨烈的呼吁通电，电文疾呼道：“军阀政府如此罔顾民心民意，竟然以刀枪斧钺强加于手无寸铁的学生身上，这是何等的悲哀？如今爱国学子的性命堪忧，身为炎黄一脉子孙的我们，不应该站出来救援吗？”

这天下午，学生们高喊着口号出现在街头，阴云密布的天空恰如反动军警那张阴森冰冷的脸。赤手空拳的学生们勇敢地冲破了军警为阻拦而设的防线，不顾在混乱中被打伤的疼痛，挨家挨户地散发着宣传罢市的传单。

几乎每一家商户的门前都有学生在劝说。关门罢市的要求让很多商户都难以接受，毕竟对于一些小商户来说，这是全家人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学生们并不气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讲述着救亡图存的道理，甚至不惜沿街下跪，苦苦哀求，直至商户答应参

与罢市。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风潮中，谁都不可能置身事外。学生们的爱国**感染了很多有良心的商人。上海一家古玩店的老板坚决支持学生倡导的罢市行动，被阻止的军警打得头破血流。可是第二天，这位老板仍然紧闭大门，坚拒开市。这样的情形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不停地上演着，很多商户都因拒绝警察的强迫开市而被打、被逮捕。

此时的上海，乃至于此时的中国，具有改天换日力量的人并不是这些热血的学生和商户，而是那些数量庞大、斗争性坚决的工人。上海，这个集中了50多万工人的工商业城市，所蕴藏的工人力量足以翻天覆地。然而，1919年之前的工人群体尚未形成“阶级”概念。虽然中国的工人阶级从诞生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但那只是没有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的自发性反抗。直至五四运动的爆发，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商人罢市，需要承受经济上的损失，所以商界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难免比较软弱和被动。可是对于上海广大的工人群体来说，他们没有任何丧失私有财产的顾虑。因此，当罢市消息传来，许多外籍工厂的工人没有任何犹豫便自动选择了罢工，投身于这场浩浩****的时代洪流中。

上海三友实业的工人，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典故，在工厂车间挂起了警钟。每天早上都安排工人敲击59响，以纪念“五九国耻日”。清脆的钟声往往伴着工长的一声大喝：“你们忘了五月九日的耻辱吗？”工人们齐声回答：“不敢忘！”

6月5日，原本应该机器轰鸣的上海日资棉纱厂内一片沉寂。数千名工人毅然离开了工厂，拉开了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序幕。从此，上海的工人斗争如奔腾不息的黄浦江水一般，一发而不可收。

同一天，日华纱厂、上海纱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全体工人以及沪宁铁路的部分工人，也加入到罢工的行列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罢工的声势越来越壮大，参加罢工运动的工人数量也如滚雪球一样逐渐增多。至6月10日，已经有近10万各行业工人参与了罢工。上海市内一片狼藉，几近瘫痪。

至此，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进入了**阶段。“三罢斗争”的实现，标志着五四运动的中心已经由北京转移至上海，运动主力也由学生演变为工人。由于上海工人罢工运动的实现，才引发了天津、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一系列的罢工浪潮。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军阀政府不得不斟酌利弊，最终选择了“丢卒保帅”，于6月10日下发命令，宣布撤销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至此，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从此，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换了主角，工人阶级以磅礴的气势、开天辟地的力量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出现，既从根本上奠定了五四运动的胜利基础，在中国现代史的篇章上添加了划时代的一笔。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