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责任(1/3)
——在暨南大学的演讲
一
我今天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作家的责任》。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样走上作家之路的。我五岁开始上学，十一岁以语文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初中。到初中去报到的时候，学校大厅的两边挂了两条标语，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另一条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看了看就站在文学家的条幅底下去了。当时是我母亲陪我去报名的，她见我站在标语下不走就说：“你老站在这里干什么？”说着，拉着我就走。这时学校的一个老师看到了，就问我：“你想当文学家，是吗？”我回答：“是啊！”谁知道这位老师就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天，他就说：“我在报到那天看到我们班有个同学站在文学家的标语下，他想当文学家，现在我请他起来和大家见面。”我当时个头儿很矮，十一岁，大概连一米五都不到，体重也很轻，完全是一个发育不成熟的样子。我站起来，老师就问我：“文学家有很多种，你愿意当什么呢？”我说：“我想当诗人！”从那以后，我就有了一个绰号“熊诗人”。他们喊我熊诗人的时候并不是一种鼓励，而是取笑。“你们看，全班最矮的一个人，发育都不成熟，还想当诗人。”就是这种嘲讽和玩笑，激发了我做人的尊严。这些细节决定了我最终走上文学的道路，以至在此后的四十多年中，虽然我经历了很多坎坷很多曲折，可是我还是按照我十一岁的时候立下的决心走到了今天。
我喜欢文学的时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文学不是百花齐放，而是百花凋零。后来发生了“**”，我们这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全部下放农村劳动。我一九六九年下乡。我们下到一起的知识青年有好几十个，组成了一个知识青年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我这个半瓢水，成了难得的笔杆子。我从编三句半开始，到写歌词、快板书，到编舞蹈、歌剧、小话剧。我记得很清楚，到了一九七六年，我们县里的宣传队到省里来汇演，结果省里文艺界的领导一看，怎么这个宣传队的节目全是熊召政一个人写的啊？熊召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感到好奇，等见到我本人，他们才发现熊召政是个矮个儿的毛头小伙子。在这之前的一九七四年，我要写一个诗朗诵来庆祝国庆三十五周年。记得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写了一首《献给祖国的歌》，后来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长江文艺》上，整整八个页码，非常长的一首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而且是头条。这首诗发表的时候，我还在乡村里面当知识青年宣传队的队长。白天劳动，晚上写作、排练或者演出。每天的劳动负荷非常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幸亏年轻，不然，身体早垮掉了。有一天，我在田里插秧，看到一辆华沙牌小汽车，远远地从山间公路上开过来，我开玩笑地说：“这又不知道是哪个‘走资派’来了？”正说着，只见那个车就停在了我插秧的田头上了。从车上下来一个胖老头，还有一个县里的干部跟着他。一会儿大队长就叫我：“熊召政，你起来！”和我一起做农活的同伴们说：“你说他是‘走资派’，他听见了，找你算账来了！”当然这是玩笑话。我带着两腿泥走到胖老头跟前。通过介绍，我才知道这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他问我：“你就是小熊啊？”我说：“是啊，我就是熊召政。”他就把我带到大队部里面，喝了一碗凉茶，他从包里拿出发表我长诗的那份《长江文艺》，问我：“这首诗是你写的？”我说：“是的。”他说：“我怎么觉得这首诗好像不是你写的。这里面写到了很多地方，你年纪轻轻又没去过，怎么写得出来呢？你是抄的吧？”我说：“你若不信是我写的，我现在就背一遍你听听。”说着我就站起来了，从头到尾把这首诗背了一遍。我记得其中有一句：“祖国啊，我是你大手大脚的儿子，我将用我坚强的臂膀承担你给我的责任。”我二十岁的时候就觉得应该为这个国家，为民族承担责任。但是当我那天晚上写这首诗的时候，并不知道为国家承担责任是怎么样一回事。十年、二十年以后我真正有勇气为国家承担责任的时候，才知道当年说这句话的分量。
当我把这首诗背完以后，那位领导站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小熊啊，你这首诗在我们湖北文艺界等于放了一颗原子弹啊！”这句话是夸我，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回答说：“这首诗发表以后，我收到来自全国的八百多封信。”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文学“粉丝”。我最早的“粉丝”现在都已年过半百了。这时候，距离人家嘲笑我是熊诗人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十年。不久，武汉大学招生，因为种种原因，我那一年没有跨进武大的门坎。不过，我还是结束了五年的农民生活，而被调入了县文化馆，当一名创作辅导干部。为什么叫创作辅导呢？就是辅导全县的业余作者学习写作。就这样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有一天我去大别山脚下的一个山村，拜访一位乡村中学老师。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忽然看到迎面来了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农妇。我和那位乡村老师上山，农妇下山。我无意间抬头看农妇一眼，她也看了我一眼。记得那是八月下旬，天气还非常热，可是那位农妇的眼光却非常地冷，冷得让人心里发寒。农妇走过去以后，我回过头去看着她的背影走远，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她的眼光怎么这么冷？”那位姓王的中学老师说：“她是我们村的，她这又是去告状了！”我问：“她告什么状呢？”他说：“她的丈夫被大队民兵连的连长打死了，有冤伸不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伸不了呢？”老师说：“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她的丈夫在修水库的工地上，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有
一天，他请了一天假回家拿咸菜。可是当他一回家，看到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连柴火都没有一根。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于是上山帮她们打柴，把家里收拾收拾，结果就晚了一天回到工地。按道理说，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县里集中数万民工修水库。由于太苦太累，民工逃跑的事件天天都有发生。制止这类事件，各个大队经常会抓一些典型来批斗。这叫‘杀鸡给猴看’。因此，这位民工一回到工地，立刻被民兵连长关起来，并组织批斗。这位民工觉得心里很憋气，一个月没有回家，家里连烧的柴都没有了，我只是去砍了一些柴，并不是偷懒，怎么就成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阶级敌人了呢？他想不通，就在批斗会上，和民兵连长争辩了几句。民兵连长就说：‘你还狡辩，你这就是反革命！’说着就把他吊起来打。打着打着没有声音了，放下来时已经断气了。人既然死了，民兵连长一点都不恐慌，他反咬一口，说这位民兵‘抗拒批斗，畏罪自杀’，通知他家里来把尸首拉回去。”这个悲剧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四人帮”刚刚粉碎。但拨乱反正还没有开始。中国大地上，极“左”势力仍肆虐横行。那位农妇在当时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年后，党中央开始对“文化革命”中的极“左”潮流进行清算了。农妇看到了希望。便开始为死去的丈夫伸冤。但是，她从公社告到区里，又从区里告到县里。三级政府都没有一个人搭理她。她后来又给地区、省里领导写信。她花五分钱买一张白纸回到家，裁成A4纸那么大，一张白纸可裁十六张。然后她让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歪歪扭扭地写上冤情，再用一个鸡蛋换成邮票，寄到省里，县里。可是这些信又一封封打回到乡里，乡里又打回大队。大队干部都幸灾乐祸地说：“看，信又回来了吧，你再告，就把你一家人的口粮都停下。”不管大队干部怎么威胁，农妇仍锲而不舍三年如一日为丈夫鸣冤。这位农妇不到四十岁，可是却像一个老太婆，头发枯槁，眼神呆滞。那天我心情本来很好，但就是那位农妇的眼光把我带进了严寒的冬季。走在山路上，我一句话都没有。我觉得好像是我对这个农妇犯了罪，我对王老师说：“今天晚上，你带我到她家去。”晚上我们去了两次，那个农妇都还没有回来。从那个地方到区委会有二十五里山路，她在区委会坐到天色黑尽，没有一个人理她，她连一口水都没有喝，又走回来，那时已经是深夜了。我们看到她，老师喊住她，说：“这是县里来的同志，他特意来看看你的。”那时天太黑了，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只看得到她的一个轮廓，只觉得她的嘴角轻轻抿了一下，我想那是给我的一个微笑，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微笑了。我们到她家里，里面没有灯，她家里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但没有钱买煤油，她就点了一片松明。借着这微弱的光亮，我看清了她。她静静地把她的冤情跟我讲了一遍。我们离开她回到老师家里的时候，我说：“王老师，今天要浪费您一点煤油，我想写诗。”他说：“你不睡觉？”我说：“不睡，我要写诗！”就这样，我写出了平生最令我激动的一首长诗，就是获奖的那一首《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在那偏僻的山村，我彻夜未眠，到天麻麻亮的时候写完了。二百多行诗几乎是一挥而就。早晨在他家吃完早饭，我也是用他家五分钱一张的纸裁成现在十六开那样大，把诗抄了一遍。下山到了农妇去告状的那个镇上，贴了八分钱的邮票，把它投给了《长江文艺》。
二
这首诗到了《长江文艺》编辑部之后。在编辑部主任欣秋同志和诗歌编辑刘益善同志的推荐下，送到了当时省文联党组书记骆文同志的手上。看过诗稿的人都觉得这首诗很好，但又觉得过于厉害。我记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假如是花神
欺骗了大地，
我相信，
花卉就会从此绝种，
青松就会烂成齑粉！
假如是革命，
欺骗了人民，
我相信，
共和国大厦就会倒塌，
烈士纪念碑就会蒙尘。
昨日的苏区
——火坑！
春雨浇不灭鬼火****：
今日的苏区
——冰坑！
骄阳穿不透千丈坚冰。
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它有多么厉害。但是二十多年以后我重新来读它的时候，才感觉到这诗就像地心的岩浆一样喷发。骆文同志看到诗稿之后，立即让欣秋同志通知我到武汉。骆文详细听了我的这首诗的创作经过。立即表态说：“这是一首好诗，我们立即发表，但你也要有心理准备，反对派会来批判你。”就这样，这首诗于一九八零年元月号头条发表，占了整整四个版面。发表以后，当时《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中央广播电台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电台几乎都发表或播送了这首诗，而且又很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传播海外。我的这一首诗总共就两百三十多行，可评论却有二十多万字。许多我很敬仰的评论家、作家都写了支持文章。当时的省委书记陈丕显亲自接见了我，他说：“我们很欣赏你的勇气。”当然批判我的也不少，也是很强大的势力。陈丕显书记就指示骆文，让他把我从县里调到省里来，创造更好的写作和学习的条件，要我更加努力的写作。就这样我因祸得福，二十七岁就得了全国首届新诗奖，也当上了专业作家。
三
记得一九八一年的初夏，我坐在前往北京去领奖的火车上，那时候的火车开得很慢，武汉到北京要十八个小时。不像现在，十个小时就够了。夜深了，车厢里的人都睡觉了，我却毫无睡意。我一直静静地坐到天亮，看到窗
外一片葱绿的原野，心情非常激动。我在车上写了一首诗《乡村之歌》，后来也在《长江文艺》发表。在这首诗里，我感到我和百废待兴的祖国融为一体。我突然感到我选择的文学道路升华到我整个的生命，我的选择没有错。同时，我也感觉到我的作家的责任从过去的茫然到现在的自觉，这个过程的完成，是时代所赐。
以上所讲的我的文学经历，是想让同学们了解，我是怎么成为一名作家的。现在，我要讲的第二部分是“文学的土壤”。古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作家。像岭南作家秦牧、陈残云等等。整个岭南的风物在他们的笔下显得非常迷人，非常可爱。我最早喜欢岭南这片土地，就是通过这些作家的作品。再往前推一点清代的屈大均写的岭南风物，让我们知道了更多的古典南粤。所以作家的成就往往会取决于他所占据的文学的土壤。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土壤培育什么样的作家。几乎世界上所有古老的国家也都是文学的国度：印度、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还有波兰，在这样一些历史深厚的国家里，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学大师们的身影，塑造了他们大国的文化风范。如果文学艺术缺失，这样的大国就是不健全的大国。泱泱大国的民情风俗必定是培植文学大师的沃土。俄罗斯之所以有托尔斯泰，法国之所以有雨果，是那里整个土地上的营养，无论是它的阳光，还是它的雨露，或是它的民族物质，民族精神都可以成为作家的土壤。中国历来是文学的大国，我们的四书五经，有一经是诗经，这是文学最早的选本。它让我们理解了这一片土地，理解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感情。所以孔夫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孔子他把整个文学认知的功能阐述得非常清楚了。历史上那些文学大家：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罗贯中、曹雪芹……因为他们，中国的大地上多了很多人文的风景。我们游览杭州，在西湖上，不但可以看到白居易修筑的白堤，也可以看到苏东坡倡议修筑的苏堤。在四川，因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多少游人，至今还要专程去看看这座幽州台。在江西赣州，因为辛弃疾的一首诗，郁孤山名声鹊起，千年不衰。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不用我一一细举。我们古代的作家，几乎都是社会的公众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行为举止，都能极大地引起社会的关注。中国历代的人民，都喜欢作家。在我们国家里，文学作为民族的基因而存在。今天，我们社会上虽然铜臭多一点，但是我认为，这种轻文重利的现象最终会改变。因为在我们中国，文学的沃土真是太浓厚了。这是我们作家值得骄傲的一方土地。除了骄傲，我们的作家还要理解这片土地，要积聚旁人所不能积聚的苦难、坎坷，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思考与忧患。试想一下，曹雪芹如果没有从幸福的顶峰跌到地狱这样一种经历，他怎么写得出《红楼梦》来？被迫在清朝当贰臣的吴梅村以及入清之后装疯卖傻的八大山人，如果没有经历家国俱毁的哀恸，又怎么可能创作出令人心酸的诗画来？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曾经到过浙江的天台山，那里的国清寺中有一个寒山的塑像。寒山生活在唐代的末年，他先是科举屡试不中，后又经历战乱，没有办法，他在陕西老家混不下去，只有当和尚才有饭吃。当他走上了一条离家的不归路，他在天台山上与风霜雨雪为伴，跑到天台山，在庙里终日与鸟语花香为伍。他住在山洞里面，在树皮上写诗，成为中国最伟大的诗僧。今天苏州的寒山寺，也有寒山的塑像。他生存的方式，用我们俗世的观点来看，没有一天快乐。可是在寒山看来，我们世人没有一天是快乐的，他觉得自己很快乐。他的生活给他很多启示。当他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表述的时候，你就感到特别的动人。我与同学们讲文学，什么是文学呢？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这样一种境界这样一种感受，便是很好的。经历过从南宋到元朝的作家，是把整个人世的风霜化为灿烂的文章。这一时期的作家，整个文学境界只有一个字：苦！所以说，每一时期的作家都有着特定的文学的印记。郭沫若老先生到了杜甫草堂，为杜甫写下了一副对联，可以说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中国从诗经以来的整个文学，都可以为郭老这副对联下一个注脚，但是这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诗还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种，“风”就是我刚才说的风俗、民情、民间的声音；“雅”是士大夫心灵的歌唱；“颂”是帝王创造历史的赞歌。雅的这一部分起自老庄的哲学。由于中国文化的精致发展，在文学上也是灿烂辉煌。不管是民间的疾苦还是帝王的奢侈，在作家那里，都可以掀起笔底的波澜。南唐的李后主，当了赵宋的俘虏，写下“最是仓皇辞庙日……两行清泪对宫娥”十四个字，可谓道尽了人间的辛酸和富贵。一个国家被他玩完了，换回这么精辟的两句诗。所以说，雅到极致的地方，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痛苦，也看到了民族的辛酸。由此可见，不但是“风”，就是“雅”，也让人看到了人世的沧桑。“颂”就是歌颂历代帝王。说老实话，这一类的作品好的不多。一本《古文观止》，“颂”的地方非常少。今天，我倒是愿意写赞颂的文章了，赞颂谁呢？我有一个标准，凡是有功于社稷，造福于人民的这样一些精英，不管是历史中的，还是现实中的，都可以成为我们讴歌的圣贤或者英雄。当今之世，中国的文学不是提倡主旋律吗？我觉得讴歌上述这样一种英雄，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写这样的主旋律，便是作家的责任：
2006年4月21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