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商人(1/3)
——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演讲
一
非常高兴接受邀请来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同学们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文人与商人。
同学们可能感到奇怪：作为一个作家，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呢？这是因为我曾经下海经商了几年。每次演讲之后，总有人问我经商的经历。在财富英雄日渐受到社会追捧的时代，我的这段经历引起人们的好奇原也不足为怪。我便想到应该找一个机会，回答大家的好奇，即我是怎样当文人的？又是怎样当商人的？两者是怎么结合的？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干脆通过成电讲坛告诉大家。
在中国古代，我们谈到文人，类似于今天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但如果认真地研究就会发现，文人从来都不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生活旨趣，都大相径庭。古人言“渔、樵、耕、读”四大贤人，读书人摆在最后。这读书人便是知识分子，便是文人。读书进入社会之后，便立即分化，他们的社会职业千差万别。我们的两院院士是文人，官员、政治家也是文人，学校里教书的老师，幼儿园里的阿姨都可以叫文人。所以说文人不是一个整体，它只是社会人群中的一个类别。凡是读书人，凡是知识分子，都可称作文人，这是广义的文人。这个文人，其实是文化人。
如果说狭义的文人，就是单纯指吃文学艺术这碗饭的人。靠手中的一枝笔谋求生存，为社会作某种贡献。像扬州八怪，卖文、卖画为生。这样一部分人面很窄，他们通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即我们所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应该是文人的正宗。但是，在古代即便有文人的身份，但靠一技之长谋求生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职业化生存的人，还是非常之少。我们读一读中国的文学史，就会发现，从最早屈原写《离骚》开始，直到晚清，靠写作为生的作家非常之少，古代中国作家的出身多半是官员。不过，有趣的是，他们身后的大名，并不因为他们是高官，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我们忘记了屈原三闾大夫的身份，是楚国的高官，只记得他是诗人。不过，在官本位的中国，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功，除了文学这把尺子，还有官场这把尺子。你的作品写得非常好，在社会上影响非常之大，但你若没有一官半职，没有当上作家协会的领导，开会时你还得坐在台下，排名时你就得往后靠。这一点，古往今来没有改变。杜甫的官很小，充其量也就是个处级吧。但后人给他编文集时，不称《杜甫全集》，而叫《杜工部全集》。放在今天，可能就是《杜处长全集》。大家觉得可笑吗？其实一点都不好笑。这是文人的悲哀。杜甫有诗圣之称，但诗圣没有级别。工部是个小官，但是朝廷命官。因此，工部这顶乌纱帽比诗圣这顶桂冠值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滑稽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孔圣人说过“学而优则仕”，这五个字成为朝廷乃至民间衡量人才的标准。书读得最好的人，一定要当上高官。这是人才量化的一个标准，甚至是惟一的标准。
因为“学而优则仕”，在古代文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承担着管理国家的责任。在古代流传的一句话：“学好文武艺，售予帝王家。”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思想，就是为朝廷服务。因此在古代没有专业作家的说法，从政之余，吟诗作赋。这些人的专业，用今天的话说是公务员，业余身份是诗人、画家、书法家。当然，也有极个别例外，有些文人入仕，只是搞专业，像吴道子，他是宫廷画家，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享受正部级待遇的画家，也是官员的身份。米芾是大书法家，但他不是搞专业，他是行政长官。这样的文人，被后世称为楷模。但心仪归心仪，真正仿效的却不多。中国的文人同西方的知识份子不一样，虽然在常态下，都积极进取，但若有个风吹草动，其妥协与退缩的艺术也不可低估。
文人有时可爱，有时可恨；有时可敬，有时可杀；有时缚虎除害，有时舍身饲虎，有时为虎作伥。古代一个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其安身立命的东西首先不是写一部好作品，画一幅好画，而是要“学而优则仕”，谋个一官半职。如果一味当官，也会被人瞧不起，当到一定的时候就退隐，就是主动把乌纱帽摘掉，挂冠还山，这种人就会获得清誉。他的作品便尤其受到世人的重视。像郑板桥是在当了多年的县长退休后，才到扬州卖画的；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跑到官场凑了一回热闹，当了大学士，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民间故事中说他醉草蛮书，让杨贵妃捧砚、高力士脱靴，就是宣传李白当大学士时的狂劲儿。不过，李白也是实在当不了官，他才情很高，但他的行为举止和官场的游戏规则离得太远，太不靠谱了。所以皇帝只好将他赐金放还。
但李白只是文人中的个案，从通常意义上说，古代文人是整个社会游戏规则的规范者，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倡导者。美国学者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这本书中讲到“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话很有见地。贩夫走卒，引壶卖浆者流，他们的行为举止、生活习惯，形成的一种嗜好、一套规矩，便是风俗。比如说，成都人到了冬天一见到太阳，就想跑到郊区去喝茶、打麻将，一进足球场，就狂呼“雄起”，这就是成都的风俗。而武汉人早上起来，谁也不想生火做饭，而是上街去“过早”，不是买一碗热干面，就是买两只面窝，一边吃着一边赶乘公汽，这就是武汉的风俗。相比之于风俗，风气更偏重雅的一面。两者的关系，有点像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关系。风俗是大众的，随处可见的；风气是小众的，有时是与风俗相背离的。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主体在上流社会，因此文人是风气的倡导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精神文明提供一个正确的蓝本。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绝对不会像凡·高那样，把自己的耳朵割下来，在情人节送给一个妓女。凡·高这种人在中国，一定会被认为是神经病。事实上凡·高也的确是神经病。在中国，文人私下里可能会欣赏凡·高，但从普世的道德观念出发，中国文人就会和凡·高划清界限。中国古代文人最张狂的例子，莫过于“竹林七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魏晋风骨。他们的怪异，不仅仅是体现在行为举止上，更是思想上的叛逆。嵇康临死时弹《广陵散》，表示他卓尔不群的个性。
二
如果从利益与社会地位来划分，文人不是一个整体。社会各个阶层里都有文人。私塾先生、账房先生是文人，吕洞宾、张天师也是文人，从秦国的李斯到晚清的翁同龢，几乎中国的宰相全都是文人。皇帝可以不是文人，刘邦不是，朱元璋也不是。但刘邦手下的萧何、张良是大文人，朱元璋手下的刘伯温、宋濂也是大文人。离开了文人，中国的文明史将不存在，《易经》与《天工开物》这样的书，是文人写的；《全唐诗》与《全宋词》，也都是文人写的。贞观之治、万历新政这样成功的治国经验，也都是文人创造的。古代的文人中，通才很多。上马治军，下马治国，坐而论道，还兼通六艺，出了许多了不得的人物。今天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不能像古代一样出通才。学问越来越专，决定了今天文人的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了文艺的萎缩。我说的萎缩不是指量，而是指质。今天文艺的最大功能不是教化，而是娱乐。真正意义上的兰亭雅聚不复存在，而极尽奢靡的嘉年华却天天都有，娱乐明星都成了艺术大师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这种情形下，真正的艺术很难出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今日的官场，已不是文人兴会的地方。古代的大文人，一般都另有一个大官人的身份。如唐宋八大家，几乎全都是官员出身，这在今天几乎不可能。所以说，今天的文人比之古代，不是在膨胀而是在萎缩。
历史上读书人最高的理想是当官，这一点没错。为什么呢？在古代文人最能实现自己理想的平台就是官场，只有当了官，才能完成自己的事功。西汉的班超在书房里把笔一丢：“大丈夫当万里封侯”，他觉得当一个秘书没有什么意思。今天，谁要是能当一个秘书脸上就很有光彩。古代的文人并不这样想，而是觉得当秘书是个没出息的选择。班超果真辞去了秘书的工作而参军到了部队。投笔从戎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
古代读书人，完成理想分四个阶段，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循序渐进。前两项在个人领域，后两项在公共领域。一个文人的一生，便围绕这四样任务而展开。实施过程中，也讲究一个进退之道。即“
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代文人，达者很少而穷者很多，这是因为官场的位置有限，僧多粥少嘛。所以，当了官的文人就很光彩，就成了楷模。当不成官的文人就成了落魄书生。混得好一点的，就成了唐伯虎、李渔，成了风流才子。混得不好的，就成了金圣叹，惹来杀身之祸。当所有的读书人觉得自己最好的出路是当官，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悲剧。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社会的发育存在问题。在专制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权被控制在朝廷与官场。一个文人要想经邦济世，造福于民，首先就得拿到资源的配置权。这样，除了当官，他还有什么办法实现理想呢？
文人想当官，这不是文人的错，而是一种政治制度造成的。值得庆幸的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小平同志倡导开放之后，这种情形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改革，知识分子不再只有当官一条路可走。社会精英的主体不再全部集中在官场上。在龙腾虎跃的今天，我在各地行走，经常碰到一些优秀的大企业家，看到他们的名片，往往在某某集团公司的董事局主席或CEO职务之后，还有一个头衔：博士。这些博士就是古代的进士，他们能够在当官以外的天地里寻找到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抱负的天地和平台。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读书人有了空前释放自己创世**的机会。如今，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分流为三大块：第一块还是当官，国家、省市、地市一直到县的各级官员，可以说清一色都是读书人出身。没有文凭就不能当官，这有点古代的味道了。只不过古代的科举选士制度，比今天更严格一些。第二块是以两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技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造出了“两弹一星”，培养了几代知识精英，可谓居功至伟。第三块即企业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掀起了“文人下海”的浪潮。这些文人，有点像当年美国淘金热潮中的西部牛仔，也有点像投笔从戎的班超。虽然失败的文人很多，不少人在商海里呛了水，灰溜溜地爬上岸来，但也有一些文人成了商界巨子、财富英雄。像联想集团的柳传志、搜狐的张朝阳、巨人集团的史玉柱等等，都写出了新的商界传奇。政治、科技、商业，这样三足鼎立，让文人们报效祖国，实现理想的机会大大增多，一个可能会终老江湖的文人，突然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企业家，这是个人的传奇，也是社会的传奇。无数的传奇，诞生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中。
三
中国历史上，曾有几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一个是公元前6世纪至五世纪之间，即春秋战国的转换期。那段时间出了孔子、老子、庄子、孙子、伍子胥、范蠡等等，这是中华文化的发育期。第二个时期是东汉晚期，就是我们说的三国时期。从公元189年董卓进入洛阳开始，到三国消亡，一共九十七年，这一时期天下大乱，诸侯割据，无数军阀都想问鼎天下，不停地征战。最后剩下魏、蜀、吴三国。它们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保证自己战胜对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崛起。这就导致中国的人才成倍地释放，那些可能终老江湖的人变成了耀眼的军事明星、政治明星、战略明星。当然这不是文化发展的时代，是军事计谋发展的时代。
第三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是从辛亥革命后到北伐战争之前，这二十多年人才急骤地喷发出来，出现了很多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人才的面比三国时期更宽。孙中山创立了黄埔军校，三十四岁的蒋介石当上了校长。周恩来在法国，后经人推荐回国，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周恩来只不过是一个知识青年而已，但一下子就进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三国时的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当军师时，也是二十七岁，他们都是赶上了好时代。二十七岁就能够运筹帷幄，问鼎天下。如果不是在激进发展的时代，有可能吗？今天有很多大名鼎鼎的年轻人，二三十岁就成了大企业家，几十个亿的资产。这就有点像当年的诸葛亮和周恩来了。在经济领域里逐鹿中原，这也是碰到了好时代。
同过去人才辈出的时代所不同的是，当下这个时代给读书人创立的空前未有的机会，不是以战乱为代价，不是以军阀割据为代价，更不是以生灵涂炭为代价。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是在创造我们民族伟大的新史诗，它给文人提供的机会，是迈向盛世所创造出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些年轻的博士很快找到施展自己才华的位置，像网易的丁磊、阿里巴巴的马云，身价都不低啊！有人说他们是碰上了好时候，不一定有什么超凡的才能。我不同意这个说法。你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超凡的能力又是什么？任何一个时代，一个人要想成功，都必须进入主流社会。国家实施重大战略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经济领域便是主流社会。在主流社会里，我们会获得更多的资讯、更准确地把握时代，获得更多的锻炼自己的机会。一个人只有经历了足够多的曲折和坎坷，尝到足够多的创业的艰辛，他才有可能成为一流的人才。
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一九八零年我二十七岁获全国诗歌大奖。那一年春天，全国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新诗四个大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颁发，党和国家的十几个领导人来为我们颁奖。从一滴水中见太阳，从作家们受到的礼遇，我感到中国的春天开始了，几十名获奖作家中我的年龄最小，只有二十七岁，因此也特别激动，我感受到美好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要努力！这种强烈的感觉，不是飘飘然，不是得意忘形，而是让我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感觉到社会向我开放了，我应为社会做点什么。当这种使命感在我心中升腾的时候，它让我躁动。领奖回来我坐在南行的火车上，看到华北平原的麦子已经开始成熟了，白雾一般的地气在升腾，再没有那种萧瑟的感觉。我当时非常激动，就在火车上写诗：“我的坐在风车上的乡村啊，我的叼着旱烟袋的乡村啊，你说，我该怎样歌唱你呢？当有人把你从要饭的篮子上摘下来，洗得干干净净，重新放回到朝霞满天的原野时，这个人，我该怎样歌颂他呢？”这个人便是小平同志，是他让文人的价值回归。我觉得我生命的创世之旅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四
现在我来讲讲为什么我在文坛有滋有味的时候，却又突然下海经商呢？我一九八一年二十八岁就调入省城，当上了专业作家。但在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突然感觉到所有的**都消失，每天坐进书房的时候，不知道要写什么。一九九二年的某一天，我要出差，那时火车票很紧张。我便请铁路局的朋友给我买一张火车票。我提前五天告诉他，他很为难。后来他把票给我，说：“召政啊，你的这张票真难。”我问：“为什么呢？”他说：“你知道软卧车厢里坐的是什么人吗？第一是领导干部，第二是汉正街的个体户。”汉正街是武汉的小商品贸易市场，全国有名，这条街盛产万元户。在九十年代，万元户还是很吸引人的。我听后心里有点不舒服，我说按规定我可以享受的啊！他说：“规定没用！只有这一节软卧，要坐的人很多，领导干部必须保证。个体户可以出三倍、五倍的价钱，你又出不起。”我说：“个体户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知识份子的尊严受到伤害。朋友说：“你也别这样说，不信你也去赚钱试试！”我说：“我就赚钱给你们看看。”朋友间谈话嘛，我很认真也很不服气：“高智商的人能写文章，还赚不回几个臭钱来？”在内心深处，我那时非常瞧不起商人。我的尊严提醒我，我得试试。那是一个物资短缺时期，从生活用品到建筑材料，什么都缺。湖北有一个武钢，也有一个生产东风卡车的二汽。但不管是钢材还是汽车，价格都是双轨的。即计划内的价格比计划外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一些有本事的人通过领导批条子弄出计划内指标，拿到市场上一倒手，大把大把的钞票就揣进了兜里，社会上管这种人叫“倒爷”。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的勇气，有权有势的亲戚一个也没有，偏还想当“倒爷”。我天天去看东风卡车的价格，然后绞尽脑汁想，到哪儿可以找关系批条子搞一台车，倒出去赚一笔钱。不到一年的时间，螺纹钢的价格、东风卡车的价格搞得一清二楚，我成为价格专家，就是没有当成“倒爷”。我出身于工人家庭，先天不足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我们文人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如果网易这个门户网站也要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话，能够实现理想的
就不会是丁磊了。平民出身的文人，既无权、又无钱，搞不了寻租啊。
当不了倒爷，我决定下海。汉正街的个体户，卖纽扣也卖成了万元户，我不至连纽扣都不会卖吧。听说我要辞职下海，我的家人全都反对，但我血液里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一经决定要做的事，十头犟牛也拉不回。
我下海时给自己定下三条游戏规则：第一我是文人，不做文化生意，那时文人下海做什么呢？印书，卖挂历、做点小广告，都是小生意，一点意思都没有。赚不了什么钱，还很被人瞧不起。第二，哪是人民币形成“场”的地方，我就到哪里去。哪儿钱多，我就到哪里去，这叫“场”效应。第三，跟文坛决裂，自我人间蒸发。因为老挂着文学，生意就没法做了。因为这三点，我很快找到了商场的感觉。我在商场里的几年，任何人都忘记了我是作家出身。我自己的思维习惯也完全换了。文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商人把成功看得高于一切。我下海的第一件事，是做高尔夫球场。我投入一百万在里面，如果不成功，我这一百万就没了，非常现实的问题。而文人一篇文章不发表，不过浪费一张稿纸和半天时间，这成本很低。如果这时候我还把个人的好恶看得高于一切的时候，我就不是商人。商人满眼都是利益，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实现自己项目的成功。商人比文人活得残酷得多。如果没有商业的训练，我会用文人罗曼蒂克的方法来写《张居正》，老让人爱憎分明。我知道，最不能爱憎分明的是政治家和企业家。职业的要求，必须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隐藏起来。文人的习性是一吐为快，这在商场却使不得，性情中人是经商的大忌。赚钱的快感与写文章的快感有点相同，但又不是一回事。记得我第一次赚到五千块钱，左看右看，兴奋得通宵睡不着觉。我在八十年代，十年的稿费攒起来有三万元。后来炒股票，这三万元半年时间变成了二十八万。十年赚三万，半年三万变成二十八万，那时我老觉得这是梦幻。这比唱《国际歌》还让人振奋，就觉得这个时代太好了，它给了我很多的机遇。我不用找人批条子，知识分子可以躲避行政权力的压迫，获得自己的财富。要说时代进步，这便是最大的时代进步。
在商海的七年，我做过高尔夫、房地产和证券。结识了一大批商界朋友，其中不少是精英人士，至今还是叱咤风云的时代骄子。尽管我也算获得了成功，掘到了第一桶金，家中五十块钱买的一辆破自行车换成了奔驰和加长的凯迪拉克，房子也越住越大。但我并没有乐不思蜀，最终还是回归文人的身份。我这么决定，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在经商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地研究明史。我觉得张居正这个人在我心中已是呼之欲出了。我想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为他写一部历史小说。第二，我已经失去了赚钱的快感。当年赚五千块钱，兴奋得一晚上睡不着觉。现在一天赚一百万，也完全不能兴奋。我心里明白，这种兴奋感的消失，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商人。其实，我当年下海，就是为了赌一口气，试试自己能不能赚钱。
一九九八年秋天我接受香港亚视采访的时候，主持人问我：“熊先生，现在文人都急于到商海里去，你为什么要回来？”我说：“第一，我的性格不适合经商，我好静，喜欢独处。商人不一样，他需要把自己的生命向社会全部打开。第二，我骨子深处还是一个文人。我从小受到的训练是文学。我五岁开始练毛笔字、背诵唐诗宋词，背《古文观止》、《文心雕龙》。我受过的职业训练告诉我：将来能够激发我生命能量的恐怕还是文学。因为碰上改革的好时代，我掘到了第一桶金，也掘到了第一桶智慧。第一桶金保证了我智慧的生活。但再在商业上往前走，我恐怕不会有更大的成就。说一句很势利的话，当李嘉诚、比尔·盖茨这样的超级企业家，我今生无望。我的年龄、资历、经历都不能保证我完成这个目标。但是我在文学上非常有雄心，只要我努力，兴许还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托尔斯泰，我有这个野心。今天借你的镜头，告诉观众，我下海几年得出的经验是：赚钱很容易，写文章很难。”主持人笑起来了：“熊先生，因为你成功了，你可以说这句话，你认为所有文人都能说这句话吗？”我说：“这是我说的话，不是作家协会主席说的话。因为在这么好的社会环境下，赚钱只需要中等的智慧；可在这种浮躁的社会环境下，沉下心来写一部力作，你需要上等的智慧。因为你首先要抗拒而不是顺从。我没有贬低能赚钱的人。如果我年轻二十岁，我就不说这种话了。”在漫长的岁月里，文学家、艺术家曾经是社会风气的提倡者，现在这种功能基本转向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力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作家已被社会边缘化了，他头上的光环让给了企业家，这决不是社会的退步，而是进步。如果一个人在三国的时候，想当曹雪芹，一定是吃错药了。当时荆州刘表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他找的人才都是经学家、作家、诗人、画家，他眼皮下的诸葛亮、庞统、徐庶这样一流的战略家，他却一个都不要。在一个国家和地区需要发展的时候，你首先不要战略家、军事家，而是要文学家，这不是吃错了药吗？所以，刘表的地盘最终被曹操、刘备、孙权瓜分了。
五
清代诗人赵翼有两句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用以比喻时下文人发展的态势。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是指新作家取代老作家，而是企业家取代文学家、商人取代文人。作为作家，首先要肯定这种取代，其次我们还是要有自信。三国时期固然偏重于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不是还出了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吗？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同样是以政治家与军事家为主，但不是还出了鲁迅、郭沫若与郁达夫这样的大文学家吗？人才是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从文人的变迁也可以看出时代发展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想建功立业。但在什么领域里建功立业，固然有个人的爱好，但主要看时代的需要。在今天来讲，当一个企业家比当一个作家更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因为社会给企业家的机遇更大。这就是中等智慧可以做成功的商人，上等的智慧才能保证做一个成功的文人。如果是上等智慧的人做企业家，那他就可以进世界五百强，这比写一本书更有用。
经商对我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如果归于一点，那就是我没有放弃文人的道德自律，但放弃了自恋。我知道怎样和社会对话、怎样顺应时代的潮流；我知道一个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去年，我参加省政协会议，文化组政协委员讨论。画家说湖北没有书画市场，卖不出去画作；刊物主编说办刊物省里给钱太少，扶持力度不大……每一个人都在发牢骚。我知道，他们的牢骚都是货真价实的，但还没有走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人思维，没有在社会多重视角下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应该怎样寻找对策和出路。我三天没有讲话，后来召集人要我讲一讲，我说：“大家说省长的工作报告中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只提了两句，几个字你们都算出来了。其实不提也可以。”大家听后一愣。我说：“布什每年的国情咨文里没有提及美国文化该怎样发展，结果美国文化向全世界输出。我们现在提出文化复兴，恢复到唐朝的水平。可唐太宗文集里没有谈文化问题，全部是谈政治问题。文人从事自己的事业，为什么要靠政府？你们为什么不能自己解救自己，发展自己的产业？”文人总是愿意把自己当作藤，没有想到自己怎样成为一棵树。没有凤凰会栖在藤上，它只会歇在树上。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施舍上。我讲的话，文人听了不是很高兴，但听后又觉得有道理。
有一年，飞机失事，我写了一首诗，结尾的两句是这样的：“猛一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我就想，借别人的翅膀飞行，总是不安全的。”我在做商人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得自己长出翅膀来，自己给自己当天使。
今天，在我气定神闲写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不是为生计而写作，而是为爱好而写作；说得大一点，是为理想而写作。我经商的经历，使我跨过了为生计写作的阶段。有人跟我讲，说我是典型的儒商。我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儒商，我是商儒。”这有什么不同？儒商是把他学到知识用来经商赚钱，商儒是把经商赚取的钱用来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和理想。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当儒商的，就当儒商；能当商儒的，就当商儒。
2007年4月3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