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忧患人生(1/3)
——在武汉大学的演讲
一
今天，在这里和同学们交流，谈谈我的文学和人生。这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像我这个年纪以上的中国作家，大都有自己的忧患人生。
今年的五月份，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我参加了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的活动。在暮春的五月下旬，我来到江西瑞金。七十多年前，这里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红色首都。我参观了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各个机关的旧址，也瞻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我是第一次来到赣南的中央苏区，可是这里所有的景物，我都感到十分的熟悉和亲切。不只是这里的郁郁葱葱的樟树林，也不只是这里的漠漠水田以及大地上蒸腾的乳白色的雾气，同我的故乡毫无二致，还有这里的民俗风情以及内敛的精神气象，与我的家乡也极为相似。我的故乡英山县，在大别山腹地，属于湖北的鄂东地区。在大革命时代，这个不足二十万人口的小县牺牲了七千名烈士。仅黄埔军校四期以前的学生，我们县就有六十多名。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成为红军的指挥员，大部分血染沙场，成为了烈士。有一句格言说：“英雄的归宿在战场”，所以，人们用“血染土地三尺红”来形容我的故乡。我对苏区的亲切感，来自于我在童年受到的红色文化的洗礼与熏陶，也来自于我对故乡前辈中那些英雄烈士的景仰。近一二十年来，由于时代兴奋点的转移，“苏区”这两个字，仿佛从民族的记忆中删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进步。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一位英雄都有自己的忧患，正是一代又一代英杰的薪火传承，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所以，在赣州市政府举行的座谈会上，我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我早生六十年，我不可能当作家。我肯定加入到红军的行列，当一名旧世界的掘墓人。我非常羡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一批革命家。他们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写下民族的史诗。”这几句话道出了我的真实感情。但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历史。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走的人，我不可能过那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生活。我最终在属于我的这个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就是当一名作家，用自己的笔，来书写民族与英雄的史诗。
我在二十六岁那年，写出了我的成名作。那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名字叫《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获得了一九七九——九八零年度全国首届新诗奖。今天重看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一首诗，会觉得它诗味不浓，有的诗句太直白。总之，会挑出很多的毛病。但是在当时，它却是发自我内心的呐喊。那个时代，“四人帮”刚刚粉碎，极“左”的幽灵还在中国大地上游**。那时候，在座的同学们很多都可能没有出生，所以，你们不大可能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的人民虽然看到了希望，但还在苦难之中，大部分人的心灵都处在麻木、恐惧与焦虑之中，任何一点点过激的东西，立刻会引来一片恐惧和惊慌。不是说我们某一个人像受惊的小鸟，而是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像受伤的小鸟。所以，这首诗在当时发表之后，立刻在整个文坛引起了震动。那种文学的冲击波，是我们今天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到的。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不追歌星，不追影星，他们追的是那些为人民鼓与呼的作家。我记得我的诗发表之后，我应邀到武大来演讲。那是我第一次在武大的演讲，当时我连大学生都不是，却登上了大学的讲台。不是在教室里讲，而是在大礼堂里。听我演讲的，大约有数千人。下午五点我的演讲完毕，到八点钟我还没有走出礼堂。外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人，走道上也全是人，我出不去，同学们都找我签字，我手都签酸了，但心里头很高兴。那个时代是文学的盛宴，一首好诗发表，必定万人传诵，洛阳纸贵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事实。这在今天人听来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在当时，在我文学的生涯中，的的确确经历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文学爱好者、这些读书人对你的赞赏，而是那些农民、老百姓的支持，的确让我感受到人民的力量。因为这首诗批判极“左”，触动了一些当权派的利益，于是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故乡的老百姓听说我遭到批判，都纷纷表示支持我。有一次我从武汉回去，他们得知消息，便在长途汽车站等着我。数以千计的支持者在烈日下，等待一名诗人的归来，这在今天真是难以想象。欢迎我的人，不是像你们这样豆蔻年华的大学生，而是乡村老大爷、老太太，朴实的农民与工人，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我的强大的“粉丝”团。我刚一下车，他们就燃放鞭炮。当天半夜有人敲我的门，我一看，是一个老大爷，他走了几十里地，送了一瓶酒送给我，对我说：“听说你能喝酒，我没有别的送给你，就送你一瓶酒。酒能壮胆。如果你因为这首诗，冤屈死了，我会到处去乞讨，化捐也要化出钱来，给你修一座我们县最高的坟。”有一个老太太，让她念初中的孙子，读我的诗给她听，听完了以后，她又让儿子到县城来找我，说她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只母鸡，非要送给我吃。我的诗是一九八零年元月发表的，二月份过春节。那时农村生产队，一过完春节就要学文件。有一个生产队长买来几张五分钱一张的大白纸，裁成十六开的小块，用复写纸垫着，让他的儿子抄录我这首诗。全村四十九户，抄四十九份，一户一份。正月初三，他就把全队的农民召集起来学这首诗。那时候人民群众和我们的文学，是零距离。现在，我已经在文学的长途中跋涉了几十年，每每回忆我走上文坛最初的那一幕，仍不免激动，许多场景令我终生难忘。针对当前文学不景气的局面，我要说不是我们的人民遗弃了文学，而是我们的文学遗弃了人民。如果一个作家始终有着强烈地社会责任感，像当年从江西瑞金走出来的那一批革命家那样，永远想到最广大的老百姓，他的作品一定还会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我从二十多岁走上文坛，就强烈地感到这一点。记得一九八一年春天，我坐火车到北京去领奖。看到京广线两边的景色，我感到久违的青春回到了中国这片大地上，整个民族终于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声，所以我怀念那个时代。不但是文学的盛宴，也是民族生机勃勃的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二
一个作家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无法站在时代之外。但是他还是能够感受时代的脉动，从中发现文学的**。任何时候，一个作家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承担起为民族思考的责任，为社会思考的责任，为时代思考的责任。
两千多年前，我们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就曾在《离骚》中咏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一种永不懈怠的忧患精神。屈原之后，诸如像李白、杜甫、苏东坡、王安石、辛弃疾、陆游、曹雪芹等等伟大的作家，莫不都是这种忧患精神的薪火传人。当我们阅读这些古人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问一问，究竟有多少人是用心灵来阅读的。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欣赏它，还是努力地用心灵去体验它，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们能真正像一些伟大作家一样献身于文学，是要承担多种风险的，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我的那首政治抒情诗获得全国的大奖，八一年我就调到省里来当上了专业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的地位很高。但是，进入到文坛后，我立刻感到文坛所有的游戏规则，不但影响我的心态，也影响我的生活方式，甚至影响我做人的准则。我总是想办法挤出更多的时间回到老百姓当中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还是很难抗拒成名之后的种种**，比如说大量的约稿，比如说各种各样充满光环的聚会，比如说充满了各种各样让一般人看来非常羡慕的职位，等等。所有文学之外的东西，都来**你。在一九八五年之前，我还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我始终把那十个字牢记在心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试图保持我对文学原始的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如果你不遵守文坛的游戏规则，别人说你孤傲；如果对一些浮华的东西你推辞拒绝，别人说你矫情。所以我说文坛的中心没有文学。至少文学的氛围已经不怎么浓了。这种现象，到今天不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有的人整天忙于参加各种各样的文学会议，接待各种各样的名人，谋取各种各样的头衔。成天忙得晕头转向、身心俱疲谋到了一官半职，当时很荣耀，可是回头一看，一地鸡毛，根本不值得一提。长久在这样一种生活中，一个人将会失去文学的感觉，这应该是作家的悲哀。
孟子说过一句话：“吾养吾浩然之气。”一个作家应该同大政治家、大学者一样，善于锤炼自己的“养气”功夫。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来，有两样不能离开，一是不能离开人民，二是不能离开自然。长期置身于人民之中、自然之中，一个作家必定能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昨天，我从江汉平原回来，看着车窗外的原野，虽然是萧瑟的冬天，却依
然充满了生气。我不禁心情一振，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一个不喜欢自然的人，必定是一个精神残废的人。”可是现在我们的一些作家远离了自然。文学的自然是由土地和人民构成的，一个作家离开了土地，离开了人民，他的精神失去了营养，所以必定是残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一个人想抗拒**，保持自己文学的本真，他的勇气决不亚于黄继光。上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禅师，法号虚云。这位老和尚，活到了一百二十六岁。他在江西云居寺圆寂之前，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佛教的末法时代来到了，所有的智障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产生。现代人的根器太钝，没有能力破开这些迷障。这句话对于今天的人们，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它所含蕴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佛教。我们今天来拒绝那些物质的**与感官的欢乐，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挣扎与撕裂。我自己的文学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有好几年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我一直在思考我的人生应该如何发展，文学的路今后应该怎么走。其间我也下海，我下海的原因也是感觉到我没有能力摆脱文坛的种种浮躁，种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必须跳出三界，所以我跳出文坛。在商海的几年，我又获得了八十年代初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感觉，又恢复与生活的零距离接触。这时，我再回头看看我的文学圈子里的一些朋友，跟我们时代的生活已经越来越脱节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已经决定了文学边缘化的不可逆转的过程。因为时代前进了，而他们却在原地踏步。
三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领域都有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理想的人。坚守是很宝贵的，我刚刚说的虚云大师，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他当和尚的时代，已经不是中国最好的佛教的时代。他没有生在唐代，也没有生在宋代。他偏偏生在一个人们不要佛教的战乱年代。他一生要付出多得多努力，经受多得多的痛苦，才能保持一位禅师的尊严，才能实现一个出家人弘扬佛法的志愿。他用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最终获得举世无双的伟大禅师的地位。时代可以不需要佛教，但是虚云不能没有佛教。时代可以不需要文学，但我熊召政心中不能没有文学。这种选择，就是要你不随波逐流，你要有这种与世俗抗争的勇气和决心。
人们说，当局者迷。当我在文坛内部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我看不透，我摆脱不了文坛的游戏规则。当我完全离开了文坛，我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我从台上演戏的人，变成台下观众的时候，我终于对文坛每一个人的表演看得清清楚楚。我这才知道，我的过去，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文学了。文学为什么越来越让人失望？它的读者，它的社会影响力，为什么越来越小？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作家自己的原因。我在商海里面的几年，还算成功。既没有套救生圈，也没有呛水。按常人来看，我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了，可是我心中没有一天忘记我的追求。我始终想实现我的文学的理想。
一九九二年，当那一篇“东风吹来满眼春”的文章重新让国人振奋。处于休眠期的改革又重新启动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我们的改革将会有一个新的突破。这个突破将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个拐点。在这场重新启动的改革中，有哪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呢？历史中的改革究竟是螺旋式的上升呢，还是惊人的重复？我在经商之余，就思考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就让我最终选择了张居正这个人物作为我思考的载体。因为张居正领导的万历新政是一场经济改革。他既是这场改革的倡导者，也是推行者。所以他既是设计师，也是工程师。万历新政的成功与夭折，聚焦到张居正这个特定人物上，其悲剧的意义非常重大。于是我就带着我对今天社会的责任感，带着我对历史的思考，开始准备写这部小说。到一九九七年的国庆节，我和我商界的朋友们在厦门度假，打高尔夫球。我们打了三天球，到收假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我今天给你们通一个气，我从九八年元月一号起，向你们请假。他们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要回去写作。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说你写什么？我说我要回去写张居正。他们说张居正是谁啊？我给他们讲了张居正的经历。他们听完后摇着头说更不能写，为什么呢？第一，张居正没有名气，连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更不知道。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第二，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二月河先生的《雍正王朝》，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超得过他们吗？
他们当时这样说的时候，却引发了我内心的凄凉。张居正这么一位优秀的改革家，居然连这些博士硕士、亿万富翁都不知道。这难道是张居正错了吗？不是，是我们的时代错了。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列宗列祖，对自己的先贤都这么快的遗忘，而不铭记他们，这就预示着我们的改革还会夭折。我始终认为，亡国首先亡文化。有一种事实不可否认，五四运动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启迪新思想上功不可没。但其负面的影响是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一九九六年开始的“**”，更是一场文化的大浩劫。不但传统文化，连五四文化以来引进的西方文化，统统被当成“封、资、修”的东西而遭到无情的批判，并最终全部抛弃。由于这一串错误，导致上世纪中叶以后出生的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几乎丧失了文化的身份。既不懂得传统的“温、良、恭、俭、让”，也不懂“仁、义、礼、智、信”，更不懂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博爱。文化的真空造成了群氓的出现。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才会无法无天，没有敬畏感，不知道什么叫尊严，什么叫感恩。我到过欧洲和美洲。亲眼目睹那里的人民，几乎到处都是“谦谦君子”。有一次我深有感触地说：在欧洲，我看到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像教授。在中国，我见到有些教授，粗俗得如同出租车司机。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低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行为举止可以不必像教授那样优雅。但是，教授的粗俗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他为人师表，必须有教养，有儒雅之风。遗憾的是我们为数不少的教授没有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不要说四书五经，连有名的唐诗宋词都背不来几首。结果导致人文精神的劣质化。
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出现了一大批富人和名人，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严格的人文的训练。由于这样一些人进入到当今中国的上流社会，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上流社会的恶俗化。既没有敬畏，也不懂感恩。我认为，老百姓可以不懂历史，但上流社会的人一定要懂一点历史。梁启超曾赞扬张居正是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是我们的富人和名人，竟然有许多不知道张居正是谁，这难道正常吗？因此我在一篇创作谈中讲到，一个作家应该用他手中的笔，来帮助民族恢复记忆。我就凭着这么一股劲儿，告别了商海，回到书斋中坐我的冷板凳。我的朋友知道无法劝回我，就问了一句话：“召政，写作很苦，你过惯了商人的生活，重新回到古卷青灯的书房，受得了吗？”我说是啊，洛阳虽好不如家。文学是我的家，再寂寞，再艰难，我觉得充实，因为我守住了自己的本真。
我回到小小书斋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回乡的感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把我疲劳的人生卸下来，把扭曲的感情恢复过来，我又重新当起了文人，这种感觉真好。但我还只是回到文学，还不是回到文坛。在写作《张居正》的那五年时间，我几乎跟文坛没有多少交往。我歌我哭，我爱我恨，统统都从我内心迸发出来，我不用去看任何人的脸色。我不用“待晓堂前拜舅姑”，一切的掩饰都抛弃了，一切的矫揉造作都不用了，我只需要面对我的责任。
后来，这部书出来以后，能够引起那么多读者的喜爱，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用心灵在写作，我没有考虑到任何的社会的功利因素，没有考虑文坛的潜规则；我也不去想到别人会怎么看你，怎么评论你，自己能不能成功，等等，这一切我都不去想它。我觉得文学就应该是一个寂寞的劳动。
四
获奖以后，记者问我：“你觉得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我说就是在自己心中放一条冷板凳，每天在那条冷板凳上坐一坐，不要为功名所累，不要让世俗牵着鼻子走，这一条非常重要。在我文学的生涯中，有一种情感几乎是与生俱来，那就是忧患。郭沫若先生在成都的杜甫草堂里面写了一副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文学生涯的生动写照。居安思危是文学家与生俱来的品质。任何时候，一个作家可以快乐，也可以忧伤，但千万不可游戏人生。当然，也不可游戏文学。四月十一号那天，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五分钟，新浪网的记者就打电话问我：“你
此刻需要和广大的读者说点什么？”我说此刻我只想说一句话：“你尊重了文学，文学就会尊重你。”今年六月，在茅盾先生的故乡浙江乌镇，举行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当我走上领奖台，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金炳华先生手上拿到奖牌时，我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答谢词。我说了这么几句话：“任何时候，我都愿意选取历史中健康的、积极的一面，来重塑我们民族的灵魂。过去，我是这样做的，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因为一个作家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地把忧患变成愤怒，变成一种哀怨，那么他的作品可能误导读者。
现在，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即将开始，作为一名作家，我只能用手中的笔来参与这一场伟大的变革。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作家的出发点，你是建设这个时代还是毁灭这个时代？你是诅咒这个时代还是改变这个时代？在这两者之间取舍，起作用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我觉得一个人永远不能选择时代，这个跟到菜场买菜不一样，你可以选择，是买萝卜还是买白菜。但是生活的时代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说你现在要去唐代生活，你去得了吗？你说你现在要推行美国的生活方式，有这个可能吗？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民族，也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时代，但是，他有权力选择在这个时代里思考的方式，在这个民族里生活、工作的方式。我通过反复的选择，最终我还是愿意当一名作家。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应该同我们的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一道，担负起重铸民族辉煌的重任。
我在前面讲过，在江西瑞金，我看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批热血青年、仁人志士，自觉地担负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留给我们的任务是振兴我们的民族。这是一项艰巨而快乐的任务，值得我们终生奋斗。既然定下了这个方向，我们就不能当一个毁灭者、自暴自弃者。而应该永远保持一种旺盛的精神，忧患的意识。我的起点是忧患，终点是文学。
与听众交流
提问：我有三个问题：任何一个作家，当他的原作搬上荧屏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他的写作意图和导演的思想相左。如果《张居正》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改动？听说为了迎合观众的收视习惯，你对《张居正》剧本做了四次大手术，删除了自己很多得意的部分，我想听您对此的看法。
熊召政：好，我一个一个来回答。首先，我的四次大手术，不是把《张居正》的文学思想和精华删去了，是在表现方式上的改变。为什么要动四次呢？第一次是我写完以后，因为是重点的历史大片，剧本要事先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审查完后，他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如牵涉到的宗教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第二次是明史专家提出来的，他们主要是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提出应该注意的问题。第三次是导演和主要演员，他们从表演上的一些需要提出的修改意见。第四次是发行人、投资商根据市场调查，认为应该作出调整的地方。这四次修改是源于以上这些原因。幸亏这四次都是由我本人完成修改。我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地方是可以改的，有些地方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比较灵活地表现出来。一个人很难说不向市场妥协，但可以做到把市场的因素融入到文学的尊严中。一个作家过分地强调文化上的尊严，而不顾及观众读者的感受，这表示这个作家没有宽容、没有敬畏的一面。君子有三畏，畏天、畏地、畏鬼神。我们作家也有三畏，畏观众、畏读者、畏市场。要找到与观众心灵沟通的渠道。我不能说我做得很好，但我会试图让观众和读者感受到，我为他们着想的一份真情。
提问：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您弃商从文，是因为您的恩师姚雪垠“死后要留有垫后脑勺的作品”这句话吗？
熊召政：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那首诗发表，赢得了一些虚名。我作为年轻人，也非常地自负、自命不凡。姚雪垠老先生给我当头一记棒喝，他说：“一首诗不能定乾坤，你死后有代表作垫你的后脑勺吗？那可是砖头，是垫后脑勺的。”当时，我有点不服气，说：“姚老，我也会写历史小说。”他说：“好啊！”我当时是一句气话，但为了这句气话，我奋斗了二十年。后来我虽然经历了许多坎坷，但这个愿望没有放弃。当年在老师面前，还有一句话我不敢说：“我要超过你。”那个时候我也是“造反有理”的年轻人，满脑子“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你能成为大作家，我难道不行吗？就想取而代之。实际上当我年过四十之后，一切铅华落尽、浮躁褪去后，我很为我当年的冒失而羞愧，当然也为我最终实现了这个诺言而欣慰。姚老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我是第六届，我们中间隔了四届。我获奖的时候，他已不在人世了，但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尽管我的人生非常曲折，充满坎坷，但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使命。文学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于我却是实现理想的方式，是我参与生活、为民族思考的一种方式。
提问：《张居正》这部作品，符合您垫后脑勺的标准吗？
熊召政：如果我今天告别了这个世界，不管我赞不赞同，也只能用它垫后脑勺了。但我还想再活几十年，还想不断地超越自己，争取有更好的作品来垫后脑勺，那样我会很高兴的。我会为这个目标继续努力。
提问：你是不是很不赞成《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反抗精神？
熊召政：中国的四大名著，除了《红楼梦》，其他三部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为什么会出《西游记》，是因为明代嘉庆皇帝，信奉道教，毁灭佛教。当时皇宫里有一个寺庙，供奉了很多的舍利子，连佛骨佛牙等，有一万七千多斤。嘉庆皇帝下令拆毁皇宫里的寺庙，把里面的法器、佛骨处理掉。在北京的菜市口，架起大火烧了几天。他还下旨，全国只允许每个市县保留一座寺庙，二十多个和尚。全国数万和尚还俗。有一个叫吴承恩的读书人，当时在湖北的蕲王府中做书记，就是秘书。他迎合嘉靖皇帝的思路，写出了当时的主旋律作品《西游记》。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到西天取经的除了唐僧之外，竟没有一个人，猪八戒、孙猴子、沙和尚和马，哪一个是人呀？但最后它们取到经了。这是影射佛家所谓终成正果的都不是人，是畜牲。这是在当时的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产生的作品。
提问：您对当代的教育有什么看法？
熊召政：中国现在是应试教育。当年孔子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这样一些观念，在今天，仿佛都过时了，弃之不用了。你看看学生们为了应付考试，都身心疲惫。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但现在这种教育机器正在运转的时候，要把它停下来，修正它，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种分数决定一切的方式，会扼杀人才，但大家觉得公平。这种公平，我认为它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而不是结果上的公平。我不是教育家，很难说得透彻。
提问：您对《乔家大院》有什么看法？这部电视剧和现实有什么出入？对乔致庸、对晋商有什么评价？
熊召政：《乔家大院》的作者是我在武大作家班的同班同学朱秀海，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写历史题材的作品是第一次。初显身手就一炮走红，我为老同学高兴。这部戏是歌颂晋商的，但对晋商的评价，不是一部电视剧就能给出完美的答复的。
提问：美国人有敬畏、尊重前人的习惯，近年美国人发动南斯拉夫、伊拉克战争，与他们所说的是不是矛盾？
熊召政：这要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政治集团的利益区分开来。丘吉尔说过，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国的政治集团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对文化风气不能完全等同起来。政治家和学者的首选是不一样的。学者考虑的是民族长久的忧患，而政治家更多的考虑眼前的利益。总的来说，美国文化中的敬畏、宽容与创新，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提问：你对当代河南文化及对河南人有何看法？
熊召政：朱秀海就是河南人，河南籍朋友好多好多。我认为时下社会上对河南人的看法，是从玩笑开始的。河南人成了玩笑的符号，这跟河南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某一地域上的人在某一个时段充当一个不幸的玩笑的角色，我深表遗憾。
提问：我想听听你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发展趋势的看法，中国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怎样对待西洋文化？
熊召政：这个问题在刚才我已经回答了。我谈到改革佛教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无论是洋为中用，还是互为表里，都在探索中。一百年的时间还太短了。上一代人将文化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里，我们还会交到你们手上，你们还会往下传。这绝对不是九斤生七斤，七斤生五斤的关系。要用我们的智慧来开启民族思考的大门，来容纳西方文化，这一过程是漫长的，而且是非常漫长的。
今天我们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