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博物馆
概况
浙江省博物馆始建于1929年，原名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是浙江省内最大的集收藏、陈列、研究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2009年5月被中宣部公布为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浙江省博物馆旧馆址的一部分为江南著名藏书楼文澜阁。1993年，浙江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竣工，新馆占地30亩，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博物馆里有十个场馆，分别是历史文物馆、青瓷馆、书画馆、钱币馆、工艺馆、礼品馆、吕霞光艺术馆、常书鸿美术馆、明清家具馆、精品馆等。
馆舍建筑以富有江南地域特色的单体建筑和连廊组合而成，形成了“园中馆，馆中园”的独特格局，楼阁亭榭，以长廊逶迤相连，掩映于湖光山色间，成为杭州一处耀眼的文化新景点。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十万余件，其中一级品158件。藏品有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人工栽培稻和漆碗，良渚文化的绸片和麻布，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各种青铜兵器、青铜农具、印纹陶和原始瓷，从东汉至明代各个青瓷窑系的一批标本，还有大量的古今书画，其中有唐代宗教画彩绘净土变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的一半（另外一半现藏台湾）。古书画多数是明清时期的，近现代名家的作品中，仅山水画大师黄宾虹的作品就有3700多件。浙江是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较早的地区和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要地，其经济史料和革命文献也都有收藏。
浙江省博物馆以斑斓多彩的文物展品，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浙江省七千年古老悠久的历史。文物长年在历史文物馆、书画馆、青瓷馆、工艺馆等陈列馆展出。同时，精品馆不定期地推出从国内外引进各种高品位的专题展览。
浙江省博物馆还有位于栖霞岭的黄宾虹纪念室、位于龙游路的沙孟海书法艺术馆，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名人馆舍系列。1999年底落成的浙江西湖美术馆，又为浙江省博物馆拓展了新的天地。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黄公望是元代画家，是绘画史上“元四家”的重要代表，对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作品被明清的山水画家奉为经典。《富春山居图》是他晚年的精心佳作，也是他存世作品中最恢弘的巨作。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为同门师弟郑樗（字无用）所画的作品。画后有黄公望八行款识。从中可知，此画始作于至正七年（1347年），那时黄公望已经79岁，黄公望画此卷时，肯定是兴致所致时才肯落笔，时作时辍，至82岁题款时已历近4年，尚未完成。与黄公望颇有交往的无用早就看上了这件未完成的杰作，因怕别人巧取豪夺，便先让黄公望写
上自己的名字，以赠给自己。
《富春山居图》在数百年流传中饱经沧桑。明朝末年，此画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异常喜爱此画，以至他在临终前，竟想效仿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的例子，嘱托家人将此画烧掉陪葬。他的侄子吴静庵偷梁换柱，从火中将画抢出，但画已被烧成两段。顺治九年（1652年），新安吴寄谷得到残画。他将两段分别拼接装裱成新，小段横长51.4厘米，被称为《剩山图》，一直于民间流传。另一段横长636.9厘米，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称《无用师卷》，在乾隆年间被卖入宫中。
重新装裱后的《剩山图》，在清康熙八年（1669年）让与王廷宾，后来就长期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1938年，上海汲古阁主人曹友卿携《剩山图》请著名画家、鉴赏家吴湖帆鉴定。吴湖帆断定残画必出自名家之手，于是用家中珍藏的商周青铜器作交换。后来吴湖帆与故宫博物院藏《富春山居图》影印本比对，发现竟是《富春山居图》的前段。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郦承铨请钱镜塘、谢稚柳等名家作中介，委派当时在浙江省博物馆供职的沙孟海先生从吴湖帆处征集了《剩山图》。从此《剩山图》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并成为浙江省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无用师卷》于顺治九年由丹阳张范我收藏，后转手泰兴季寓庸收藏，再后则被画家兼鉴赏家高士奇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前后以六百金购得，后又被松江王鸿绪以原价买进。雍正六年（1728年），王鸿绪病故，此卷流落扬州，索价高达千金。时有天津盐商安岐，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前后购进。
乾隆十一年，《无用师卷》由清宗室傅恒介绍卖给“内府”入宫，并由此引出一段“富春疑案”。在此之前，清宫曾藏有一幅黄公望的《山居图》，经比较两幅是同一幅图。旧藏有黄公望题赠子明字样，称“子明卷”。乾隆皇帝请梁诗正等人鉴定为黄公望真迹，格外珍爱，在画上加盖玉玺并题跋50余次，几乎将所有的空隙都填满，如认可《无用师卷》为黄公望原作，皇上很没面子，遂将真迹当赝品编册，《无用师卷》却因此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20世纪30年代，吴湖帆在审查赴英国展出的中国古物时发现《无用师卷》，确认为黄公望真迹，同时认定《子明卷》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两卷在清亡后仍藏于故宫，1949年被带去台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此《富春山居图》两段图天各一方，人们没有机会看到这幅名作的全貌，这是全世界爱好中国艺术的人们的遗憾。2011年6月1日，深受两岸瞩目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行。本次展示中，《富
春山居图》前段“剩山图”与后段“无用师卷”实现了360年来的首次合璧。
大雄宝殿补题款
沙孟海被人们尊为当代书去泰斗。他早年得吴昌硕指授，无论篆隶楷草，都能表现出北碑的雄强，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沙孟海一生亲历了民国以来现代书法的发展。50岁以前，他的书法广涉篆、隶、真、行、草各体，晚年尤精行书、草书。他的书法气势磅礴，雄浑厚重，刚健有力，自成一体。可以说，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然而，1957年，当沙孟海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匾额上的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被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之后，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永远存在下去。
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时，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个要求本无可厚非，但这对当时处于“文革”状况下的中国政府却成为一个大难题。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指示浙江省委“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此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周恩来权衡再三，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他在进入大殿前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非常吃惊，没想到西哈努克的汉学功底如此深厚。官员看了看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这字是古代传下来的，作者不详。西哈努克没有再问，似乎已经接受了“无名氏作”的观点。
但周恩来却无法接受，他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并非古人而是沙孟海，那个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的沙文威的大哥沙孟海。周恩来将当时的省革委会负责人找来，说：“沙文汉是沙文汉，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是右派，抹去沙文若的名字呢？不能搞株连。党的政策不是这样的。”
浙江省贯彻周恩来的指示，很快派人找到沙孟海，要他把名字补上。可沙孟海的倔劲上来了。他说：“要么重写一块匾，名字就不补了。”来人非常尴尬，但是写字的事又强求不得。事出紧迫，他们只好请来另外一个人，拼凑了“沙文若”三个字补上。字写得不协调，但“大雄宝殿”的匾额上，“沙文若”三个字到底还是出现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