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佳话 历史选择(1/3)
1942年9月底，父亲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并附材料。父亲熟悉华北，深入考察，肯定了大局主流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总（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书记杨尚昆已调回延安）。主要是指，兵最多、人最强、军地条件最好、群众基础最厚，各方面发展却没有许多地方大；彭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看着刘当众批评，彭却微笑着给刘倒茶水，大家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挨批还这样和气的。
最近，市井网络风传，被毛主席称为“不是好人”的“**”小爬虫瞎煽呼，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述看法，以却尘嚣，以正视听。
刘少奇（生于1898年11月24日）与彭德怀（生于1898年10月24日），俩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敢作敢为、实话实说、坚毅执着、平强扶弱，不露温情却内心如火。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更坦诚率真，更平易随性。彭对刘也发脾气，但每次或被刘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有误，有时几句话就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越吵越少，甚至听着严厉批评，彭也成了“好脾气”。除了刘，还有一位高岗，对彭是你粗我更粗，开口即骂，见面即骂，骂了笑，笑着骂，骂了夸，夸着骂，彭只得笑笑“没脾气”。据说，一次彭总骂“高麻子”，高回骂了一句，彭被逗笑了，以后经常用以自嘲：我的坏脾气，是“高山顶上（高的原话是‘高岗头上’）倒马桶，臭名远扬”。这在党内高层已见怪不怪，彭总恰恰与这两位“不对脾气”的人交好，传为笑谈。
攀比行伍缘分，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高中讲武堂，同年兵龄；彭1922年也入湖南讲武堂，刘是早六年的学长。长征时刘与彭共事几个月，以后就是“争吵”游击战争。因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同地，袍泽故旧，密切并肩，合作无间。一个严肃、稳健、智慧，一个严厉、暴烈、机敏。
杨尚昆叔叔有段回忆，认为这次路过，父亲批评彭伯伯过严过苛、不平不公，说俩湖南老倌，倔起来拍了桌子。我还听许多当事的老人们讲：刘批评后，彭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狠抓猛冲，深入调研仔细倾听，彭总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强将手下本就无弱兵，又为大将军憋着一股劲，像杨尚昆那般感同身受、齐心协力，推举各项工作报捷！正应了孔老夫子说的：有过“更也，人皆仰之”！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
后人有戏言，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在我看来未必。因为刘少奇一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是党的自我批评，如同党批评自己。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闻过则喜，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听我外公说，日本有本小册子，将毛泽东比作刘邦（不是刘备）、曹操，刘少奇是“小诸葛”，彭德怀是“猛张飞”。彭敬刘，修养楷模、雄才慎行、俊杰非凡，有难必定先商；刘敬彭，赤胆忠心、战功彪炳、英雄自别，无不牵肠挂肚。总之，他俩是同志式的敞开心怀、直抒胸臆，和而不同。
出兵朝鲜前，毛主席见彭谈话不长，刘与彭却忙里拨冗、长叙短晤不隔日。彭回国后，在中南海与刘、朱、杨邻居，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时那样，在一个饭厅用餐，如果愿意，一天数见。“高饶事件”时，众人担心“彭大将军”会“横刀立马”，毛泽东甚至让人传话警告，刘少奇却泰然自若。
1959年上庐山时，列车同行、共辇倾诉。近来有书公开透露，彭总在火车上讲：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我母亲回忆，在车上彭总谈了意见、说过气话，还是相当克制的，没听到上面那句话，只看见父亲再三叮咛彭帅不要多讲话。
庐山会议顺利开过十多天，毛主席突然将彭的上书印发。开始许多同志认为彭总反映的意见很好，张闻天说毛主席还当面肯定了他的发言。始料不及，毛主席临时召集全体会议激烈批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会议转向。并非当今有些人臆想的众皆默然，庐山批彭一边倒，群起而攻，群情激昂，批判的不是彭上书的内容，不在“为民鼓与呼”，而是纠葛积怨旧账，上纲到趁机发难篡权，彭百口莫辩。我始终默忖纳闷，彭对毛说了句名言：“华北会议骂了我40天娘，难道庐山会议骂你20天娘还不行？”这指的是1945年“七大”前后断续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为什么冲着毛嚷。这句话被抓住当作彭动机不纯、挟嫌报复的话把儿。我觉得是欲加之罪，这话没那么简单。但从效果上看，不说为好。
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判会，刘一直压制众口喧噪，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动粗。三十年间
似反掌，朱老总脱口一句：“谁能想到，当年我们在一口锅里吃过饭呐！”至今让人心碎！
更大的损失是对国家和人民，纠“左”主题立时冲没了，变为反右。这最让父亲心疼气愤！庐山会议后遗症极大，造成的历史恶果早已定谳。会上会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几乎天天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谈话，有一次在中南海西楼饭厅，我低头侧目亲眼见，隔着屏风偷耳听，恍如昨日。
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解脱了黄、张、周，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只要搞清彭利用高岗是否与“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后上“八万言书”），明摆着给彭的“庐山事件”平了反，明摆着留下一小步由毛主席作决定。林彪逆向大搞个人崇拜迷信，谗佞言行记录在案，可谓“谮人之酿祸”。
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就批了“翻案风”。康生阴诡栽赃“利用小说反党”，批倒彭伯伯的老搭档仲勋叔叔。柯庆施同恶相帮、叵测挑拨《海瑞罢官》借古讽今。之后，江青秘密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奸宄陷人，策划批吴晗文章。正是“鬼蜮之害人”。
一个月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再严厉谴责“翻案风”，上纲到“阶级斗争”，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回顾真个是：“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父亲锲而不舍，耐心说合转圜。直到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见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谈去三线工作，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同月，习仲勋也被“下放”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可算松了口气吧？仅一个多月后的11月10日，上海就刊出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直斥为彭“翻案”。难道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均被最高法院判刑，剥夺政治权利）敢批判毛泽东不成？
被称为“‘文革’序曲”的“批海瑞”恶檄出笼半年，“**”伊始，长是相隔千里，故人不知何处？“保彭德怀、习仲勋”正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的“一大罪状”。
这些，均为众所周知、千真万确的史实。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字纪年连续三千载，“大奸似忠”典型翻新，“大伪成真”古怪层出，“佞臣叛将”屡见不鲜。凡败类谄官得势、小人恶吏得志，岳飞于谦冤死亭狱，忠臣良将众眯齐喑，盛世明君万难抵挡，国难民灾百业俱毁，非完蛋不可！
要说彭德怀与谁最和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我父亲。但有个前提，即使从本书看，诸公也会认同：除了维护大局、严守政治规矩这些共同的基本准则外，毛刘交往之深厚密切，相契相合，恐怕在党内无人可望其项背，更非毛彭、刘彭关系可企及。
今天，毛伯伯、彭伯伯、我父亲，仨湖南老伯老爹，已居天际间，千唤不一回。我说的这些，凿凿镌刻，历历在史，自是人生长悔水长东，“休言万事转头空”。
早被历史定为造谣、污蔑、挑拨、猛舔之蛊吏小丑，自会越抹越丑！我们后代起码要尊重历史和前辈，不能找碴儿抓话把儿，信口开河。否则，以后就没有历史。
1942年10月，父亲从彭总处开拔，过晋西北。贺龙元帅后来多次跟家人回忆为刘少奇洗尘，热情热烈，朴素真挚。不知刘可曾向湖南老乡提起南昌起义前，搭贺军长差船上庐山的往事？雁北的凛冽寒风中，贺龙伯伯把皮大衣披在父亲瘦高的身上。现在的影视照片上可看到，1949年中央进北平检阅时，刘少奇穿的就是这件军大衣，一直到“**”。今已成珍贵文物。
回望此地，更是“昔日长城战，威言意气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正好是林枫叔叔，他和郭明秋妈妈迎送父亲，可以想见，旧情谊之深远、新感慨之良多。
前后九个月的“小长征”，父亲披星戴月、沐雨栉风，穿过103道封锁线，终于在1942年12月30日回到延安。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胶着的年代，这次“小长征”由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刘少奇亲身历险实战，数十将帅亲出上阵近卫，跨多个中央局、解放区，穿大块敌占区、“国统区”，惊动日伪顽匪堵截搜捕，调动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地方部队、游击队，高度机密紧张，高度机动惊险，成为极为特殊的一次大军事行动，是为那时期标志性的一场大规模战事！
很多老革命、老战士都回忆这次艰巨的“护送”任务，上至邓小平、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林枫、薄一波、粟裕、陈赓、黄克诚、张云逸、徐海东等，广泛出动各地部队，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等，惊心动魄历久难平，光荣胜利引为自豪！不久前，我的同学，广东省委原副书记、深圳市委原书记刘玉浦说，他近百岁的老父亲，就常常回味、“耿耿于怀”那段奇幻战事。事实上，那确实成为游击战争中斗智斗勇、卓绝非凡的一大光辉战例！
1943年1月1日，中央在延安大礼堂开了欢
迎大会。此时的刘少奇，“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而眼前，是万里江山！
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组建新的书记处。这可以说是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雏形了：毛泽东是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刘少奇和任弼时是书记处书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改选，刘少奇任副主席之一。
这次中央组织机构的重大调整，按父亲的意见：“书记处应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要能处理和决定日常工作……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里决定的是“日常工作”，大政方针仍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同时，成立中央宣传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成立中央组织委员会，刘少奇任书记。
中央书记处的三位领导，同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足百里。当毛伯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父亲和弼时叔叔作为留苏学生负笈莫斯科。一年后，刘少奇第一批“从西天取经”归来，与毛泽东（书记）同在湘区执委“一个班子”。因反对“立三路线”，毛、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又同时于六届四中全会进入中央政治局为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成为党中央的主持人，直到这时才正式成为“一把手”。同时，刘少奇成为“二把手”，兼任军委副主席，同案辅佐指挥全党全军，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这里，借我母亲的一句比喻：如果说长征中遭受巨损的危亡关头，遵义会议挽救了我党和人民军队，是起死；那么，少奇在华北、华中六年的继续“长征”，空前发展了党和人民军队，这次毛泽东正式任主席领导党中央的大改组，则是回生。
紧接着4月至5月，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却易被忽视的大事：让各国共产党倍感意外，共产国际突然宣布解散！显然，出于复杂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卫国战争之需，斯大林当机立断。无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弊得失如何，此事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意味着历史性的大解脱、大激励、大飞跃。雄鹰羽翼已丰，直上山巅云间，翱翔海阔天空！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批判王明前“左”后右的错误路线，史称1943年“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前写道：“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3年8月2日，在重庆三年多的周恩来回到延安，欢迎会上他说：“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之后，周多次长篇报告路线问题，其中说道：“白区工作时期（1927—1937年）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经过断断续续几个月认真深入讨论，认定了许多是非，为后来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依据。
出于下文之需，仅简述一事：受王明错误路线影响，我党在整个华南的抗日武装只有万余人，其地域敌占区、“国统区”的城市秘密工作明显弱小。北南态势相比，成败天壤之别。项英已故作古，没人追究；王明巧舌如簧，也无辩词，没咒念了。实践得出的结论，证明了真理在哪一边。
胡乔木回顾点赞：“少奇同志到华中发展新四军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成绩卓著，与项英领导的皖南形成了鲜明对照的两种局面”。会议决定，“巩固北方，发展南方”。准备先从河南、湖北向南突入，刘少奇负责。
1944年春夏，日军实施“一号计划”，打通平汉铁路河南、湖南段。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几个月丢失了一百余座城市。日军占领长沙、衡阳，已是强弩之末，又发动桂林、柳州会战，攻入贵州，直插重庆。数倍于敌的国民党军队，在拥有美式装备和制空权的优势下惨败溃逃。民怨沸腾，国际震惊！
有台湾将领跟我说：“抗战时，国军在正面战场起主导作用，共军是敌后战场”，意为偏师。我说，你们的官兵确有许多英勇事迹，为中华民族作出牺牲很光荣。但你们实在是没打几场漂亮仗，台儿庄战役三十万打胜五万，整个徐州会战（台儿庄是其中一场战役）、武汉大会战（徐州会战是其中之一）都惨败。“降兵如潮，降将如毛”，成千上万官兵，换身衣服、改个建制就成了伪军。直到1945年，以优势装备对苟延残喘的日军，你们“国军”还丧失大片国土，仅日本投降前的一个月中，浙赣闽竟有十来个市县陷落于日军铁蹄，你们丢了半个中国。而我们共产党“步行夺得胡马骑”，在敌后打出百万军队、几百万民兵游击队，打出一亿多人的解放区，没靠你们国民党的支援，枪支弹药、物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缴获、自力更生解决的。更从未有过成帮结伙的叛降。谁是中流砥柱，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挽救全民族危亡的全部责任，更加明显的落在我党身上”（刘少奇语）。为什么抗日战争之后，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废了国民党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