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望所归 乾坤翻转(1/3)
1944年9月22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酝酿成立毛泽东提出的“解放区联合会”，认定我党实际上抵御了四分之三的日军，而国民党军队仍在丢弃国土。刘少奇在会上又提出：“除解放区联合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8月刘已在军委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名义已经不适用了”。经会议讨论交“七大”决定。
半个月后，中央就命名了延安指挥的河南人民解放军，王树声为司令员、戴季英为政委，率部与李先念的新四军五师北南对进河南，占据国民党汤恩伯部溃败沦丧的地区。这是最早在党中央提出，并由中央命名“人民解放军”，标志着开始筹备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的人民军队。当然也是军史、国防史上的大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召开。关于“七大”在党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关于“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家都耳熟能详。
只强调，父亲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无人堪与比肩。“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确立以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必与实际结合，真理必经实践检验，并提炼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
父亲不止一两次对母亲和我讲：理论来自实际，并经实践检验，不断修正完善，是非真理就看实践检验的结果。准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全过程，“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们党信仰的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简称“唯实”。从陈独秀、李大钊起就讲唯物唯实，而我们党犯过的大错误却恰恰是唯书唯上不唯实。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父亲反复铮铮高呼：“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要“有最大的革命勇敢……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歧义更蹉跎：林彪、江青、柯庆施的“高举”“崇拜”“迷信”“盲从”等言行，绝非一般性奉承吹捧，而是从根本上颠倒了“真理标准”，颠覆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践检验”废除删掉，以“真理”评判实践，把“是”的前提“实”虚无抠掉，以“是”定实：不说实话，不讲真情，不听批评，不许验证，真理脱离实践，领导远离实际。吹牛虚报、强迫命令、隐瞒人祸，酿成民生灾难；吹拍暗害、弄虚作假、孤立领袖，谋害忠良万千！以致所谓的“**”，将党和国家带到“崩溃的边缘”。终于，“拨乱反正”；终归，回到原点：恢复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确立、概括的原定意，沿用至今，永志党史。
“七大”选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52岁）、朱德（59岁）、刘少奇（47岁）、周恩来（47岁）、任弼时（41岁），时称“五大书记”，毛泽东任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的满天璀璨明星中，聚合出最耀眼的中央星座。
只提一点：“七大”确定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的战略方针。半年多前的1944年9月，中央正式决定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等军队向南插入，开辟湘粤桂边根据地，连通东江纵队。此时，又组成第二梯队南下，均由刘少奇负责和领导。日出华夏红胜火，春来江海绿如蓝，谁不忆江南？
7月12日，中共中央通过刘少奇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此前，毛泽东就委托朱总司令和父亲着手统编解放军，先组建野战兵团。
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二次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为党史的“定海神针”，正式确立毛泽东同志为十年内战时期（1927—1937年）我党正确路线的代表，其中肯定了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关于刘少奇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决策和贡献，各种文献都有记载，我仅点出最关键的，快闪呈现。
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隆重送行后，他和朱老总直奔中央党校，向东北派出大量干部。父亲动员：“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队伍抽些干部去东
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一场潜流汹涌的闷头大赛跑、惊心动魄的战略大进军，就以“抢占”这两个字光耀史册。
接着，最早进入满洲的“老满洲”李运昌来电报告情况，到东北的“老冀东”曾克林直飞延安面报。刘、朱决定抓住“千载一时之机”，派大量军队前往。请示毛、周同意，速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先派林枫率中央干部团奔赴他的老家黑土地——再度唱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满怀豪情壮志！
父亲认为：如果东北为我所占，与华北连片，背靠苏、蒙、朝，进可攻退可守，我解放区可摆脱长期被敌包围之局面；相反，如果国民党占领东北，拥有全国半数的雄厚工业基础，与南面国民党军夹击我解放区，再插进平津、晋绥、关中、豫中等地，形成分割包围我解放区态势。显然，占东北大利，不占则大弊，“占”与“弃”，决定中国革命的大命运！延安与重庆互电频密，高度一致。
此时，有两大难题：第一，党的七大刚刚确定的战略方针已不适用，刘少奇急电毛泽东、周恩来，必须因时而变、就势改新“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第二，接收日降区（包括东北）、合并解放区，必须重新划定党政各级组织区域，调动任命大量干部。而此时，不可能开党代会、中央全会，甚至书记处领导都分散开，无法集体决定。
为满足我抢占东北之需，又受制于我重庆谈判之需，毛泽东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得到授权通报全党后，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战略方针，将“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改为“向北推进（后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可称为父亲军事生涯中一大亮点！
“抢占”大略已定，怎么“抢”、如何“占”成为首要。胜负决定于实战行动！
刘少奇主持当机立断，先后将三分之一的政治局成员、百分之四十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派往东北；从全军抽调一百个团的干部（团营连排班全套），收编改造几十万伪满军警；将八路军（主要是山东和冀热辽）十万、新四军（三师）三万多部队速调东北（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新四军（包括军部）十万调入山东；华中及江南十多万梯次向北收缩。从速动员、闻令出发、急进前行、昼夜兼程。
“向北推进”是全军大动，密令悄悄疾进：非正式入东北，不声张，不发消息，不坐火车进城市，“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向南防御”是收缩兵力，主要是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大张旗鼓撤出，有利于重庆谈判；地方党政，必须坚守，疏散精简，转入地下。
百万军队的调整过程，可谓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紧急大调动、大转移、大进军；布局的结果，逐渐形成大野战军集团，可谓我军正规化的大飞跃、大手笔！
英雄割据俱已矣，文武风流更无前！
借“收复失地”，蒋介石调令几百万大军抢“摘桃子”。父亲下令所在地区的军队、地方武装迟滞国民党军北上，适时提出“纠缠扭打战法”。简单说，就是野战军倒过来分散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民兵，围追堵截、游击骚扰、破袭作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全套“拿手好戏”，集中派上用场，大显神威，前后左右粘住，一路纠缠扭打，即让美蒋军焦头烂额、称之为“八路扒路”的全新战法，令其进退维谷、深陷泥淖，晚了三个多月进入东北、华北，为我党赢得时间。而我军民“不暴甲而胜”，几无损失、收获颇丰。
从兵法上讲，以奇用兵、批亢捣虚。集《孙子》《老子》，这一战法已近“全胜无斗”“大兵无创”“大战无形”之最高境界。更难能可贵的，刘少奇概括这一“战法”并推广成大规模战役，创新这一“战法”并指挥成大规模战略行动，又创造性地发展丰富了人民战争宝库。大战三千里，力当百万师！可称为父亲军事实践中光辉的一页。
这时期，朱德总司令和父亲不失时机，陆续组建了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下决心打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部十多个师三万多主力；又赢得平绥等战役，保卫张家口，消灭傅作义军万余。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闻讯，连呼打得好：“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刘少奇又及时组织各方，大力宣传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在邯郸战役中起义，在
蒋介石和国民党最跋扈忘形时，顿晦其颜挫其锐。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四十多天，由于长期疲劳过度，返回延安即病倒。中央决定让他静心疗养，仍由父亲主持中央工作。
这期间，形势极其复杂，变幻无常，“抢占东北”仍是最棘手的。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动用了最先进的装备，将国民党军队大批运往东北。苏军遵守“中苏协定”，撤军时将城市交予国民党军队。而此时，中共虽立足未稳，却占先机进驻了主要城市。夺得未坐稳的宝座、掌控难保住的政权，谁舍得拱手让出？“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前出山西，关于游击战争有一场激烈争论，与其相似，我军又面临胜败攸关的大抉择！可想各种思想行动碰撞之剧。
如此背景下，刘少奇果断地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农村包围城市，放手发动群众，一手抓土改，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练兵（整训15万野战军、20万地方武装，进行剿匪），广泛建立根据地，党政军企、全面发展。父亲说：“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这为以后的辽沈战役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已被定为大转折期的历史性贡献。
这段时期，形势变幻莫测，敌我消长难料，喜忧得失参半，进退取舍难计。父亲主持，将与“五大书记”紧排的彭真、陈云两位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加张闻天、高岗两位政治局委员和大量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集聚东北，可见委任之重。对父亲来说，最头疼难定的，恰恰是在这重中之重的内部，是在亲密战友间的无私争议和高明判断中，作出抉择。
中共中央东北局内部的争议，甚至吵到投票改选了书记！对秀才们吵不清的问题、自己断不明的官司，刘少奇索性甩给兵，拼枪杆子说硬话，由战场打出个清明来。四平战役之惨剧激烈，即是内因的外在表现结果。毛主席养病初期严格保密，刘少奇不能擅定却又实在难言，只好自揽豪杰众将之怨懑！东北局的会议与新当选的书记迟迟得不到中央书记处批复，可想东北局之紧张，林彪之急切！稍后，密电通报主席休养之事，虽冰释前嫌，却未解当务之急！
调养中的毛主席反复看了文电，多次与各位书记商议，批准了东北局党委意见，完全肯定了父亲的正确领导和得体决策。战场的胜负，实践的检验，铸成了历史：“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
这段开始让人懵懂、“**”初又惹来疑诟（所谓的“支持林彪不够”）的半透明历史，未见有人深透研究。但这绝对是一段极其精彩、极为动人的光辉篇章！
彭真调回中央任要职时，我军在东北已发展到三十多万指战员，占据东北大部分领土，圆满完成了中央的各项指示，特别是“抢占东北”的大战略任务！
当时，最令人纠结的是“和”与“战”的问题。十四年抗战胜利，人心思定，人民要和平，如久旱之望云霓，而我们党更是应乎天、顺乎民，力主和平建国。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调停，国民党摆出建立联合政府的样子。我们当然渴望并力推中国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中，父亲曾两次透露，毛主席甚至一度考虑：将中共中央从延安迁至南京附近的天长（皖东）、六合（南京郊县）……然而，再好的愿望也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应该说，在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相当高警惕的，父亲为其中之一。
这时，给我家庭带了件好事：忙于国共谈判的叶剑英伯伯，几经周折，找到我二哥刘允若。1933年初春两岁多，他被寄养在一工人家，流落上海街头、苏北农村。送回父亲身边的他已15岁，精灵怪乖，骨瘦如柴。
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这八个月，抢先部署下中国政治版图上强弱胜负的阵势，被形容为“乾坤翻转，日月重（同）光”。对父亲个人来说，也是最为繁忙、倍感重压、成就辉煌的高峰期。然而，他依旧为而弗恃、推功于众，甚至功遂身隐，毫不显山露水。至今，几乎每位当事者回忆到这一段，都有令人热血沸腾的精彩故事，而我们却见不到，被公认为彪炳春秋的这位统帅领袖，有任何自诩言辞。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作为修养到家的共产党员，原本自然。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少奇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朦胧缥缈，他说出、做过些什么？他贡献、遗留些什么？今人知之多少？甚至连“刘少奇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把手，何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长久以来却是青年人不知，中年人不清，老年人不详的一个讳莫如深的疑问”。眼下，我愧为人子，谨俯首轻言点提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