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俘营的斗争(1/3)
●吴孝忠拍着胸膛，坚决地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
●孙振冠严肃地对说：“我们全体238名志愿军战俘也已全部签名向杜德表示了回国意愿，你们不用再麻烦了。”
● 战俘营的斗争孙振冠传达党委的决定
1952年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到战俘营找孙振冠。
孙振冠于1928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3岁时，他从浙江凤湖中学毕业，考进了上海的一所高中。
1943年春，15岁的孙振冠放弃学业，从上海跑到新四军东江支队参了军。那时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很低，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很快他就成为部队里最年轻的政治工作干部，16岁就入了党。那时，战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兵”。
在领导和战友心中印象极好，孙振冠是公认的干部苗子。19岁时，孙振冠成为全军最年轻的营教导员。
1950年6月，朝鲜国内战争爆发。孙振冠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六十师进入朝鲜，执行东线战场的作战任务。
当时，二十军和三十七军的任务是围歼从东线进入长津湖地区的“联合国军”，以策应西线志愿军主力的进攻。东线战场是指朝鲜东部，这里处处高山密林，地势险要，作战条件极其困难。而二十军所面对的“联合国军”，是在二战中成功进行诺曼底登陆作战，号称为“王牌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战斗的艰巨与残酷可想而知。
11月下旬长津湖战役打响时，孙振冠刚刚调到一八〇团三营任教导员，他们的任务是在公路高地上控制住公路，防止被兄弟部队分割围歼的美军陆战一师突围。果然，在兄弟部队猛烈的进攻下，美军一次次地向公路上突围，都被他们打了回去，圆满地完成了3天多的堵截任务。
但是，三营也减员了三分之一，许多战士的手脚、耳朵冻坏了，孙振冠的双脚肿得像个馒头，行走时更是疼痛难忍。未及喘息，三营就被命令连夜奔到长津潮以南20公里外的黄草岭一线，狙击南逃北犯的美军。
因为地冰天寒无法修筑工事，战士们只能利用天然地形，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埋伏在厚达两尺深的雪地里。他们带的干粮早已吃光，饿了只好吃在地里捡来的冻土豆和战场上被炸死的马肉，又无法点火，便将冻得石头一样硬的土豆啃下一小块在嘴里含着，等化开了才能咽下去。弹药本来就少，经过几次战斗后，全营只剩下几枚迫击炮弹和火箭筒弹，战士们每个人也仅有10多发子弹和手榴弹。
在这次战斗中，孙振冠不幸被俘。1950年12月10日，距孙振冠入朝正好是一个月。从此，孙振冠失去了与部队和党组织的联系，成为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批战俘中的一个，开始了他的战俘生涯。
当时，张泽石问格林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振冠到‘七十二’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振冠安全返回‘七十一’。”
张泽石立即到军官大队向政委汇报。政委马上召集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美军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孙振冠的安全。孙振冠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张泽石随孙振冠到了联队部，张泽石要求格林允许他和孙振冠一起去。
格林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孙振冠劝张泽石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七十二”走去。
没过多久，孙振冠涨红着脸回到“七十一”，突然空中响起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大家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都沉寂了：
战俘们，中国战俘们！
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之后，大家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接着，战俘营党支部委员们退出去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都不愿离开，静静地挤在一起等候党委做出决定。
半个小时后，孙振冠回来传达党支部的决定：
1、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七十二”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表达回国志愿。
2、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
3、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同时，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孙振冠讲完之后，问大家有无补充修正意见，会场沉静了几秒种，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接着，大家开始紧急行动起来，张泽石和黎子颖、何平谷、吴孝忠、张济良一起起草和翻译出给杜德的紧急声明，曹明、南阳珍负责赶制国旗。
黎子颖先根据党支部指示，用中文起草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战俘宣读公告内容。
立即将“七十二”、“八十六”、“七十”各集中营的战俘加以隔离审查，由我方最高军官王芳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480人，名单附后，送来“七十一”，以保证其安全。
草稿经党支部审定后，立即由书法工整的何平谷、吴孝忠加以誊清。张泽石和张济良同时动手翻译。
当天20时，大家将给杜德的紧急信件，中英文各一份送给格林中尉，请他尽快转送杜德将军。
张泽石对格林说：“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减少中国战俘的死亡，务请您立即送去。”
格林接过信，用手掂了掂，便去打电话给司令部，请杜德的副官来“七十一”取信。战俘营升起五星红旗
1952年4月7日，浓雾笼罩着巨济岛。
当天10时，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公告，“七十二”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大家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当时，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曹明用红药水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
后来，张泽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5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5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曹明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大家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敬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跪着缝旗，一时，歌声、哭声和着风雨一起飘向远方。
当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大家松了一口气。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
但地面非常硬，又没有挖掘工具，实在很难挖，随即改成将3个空汽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3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
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都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
军官队的战友则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10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张泽石回忆道：
从对面“七十二”集中营传来的一阵阵狗腿子们的狂喊，难友们的惨叫彻夜不停。我们“七十一”的战友们愤怒之极，轮流冒着雨到外面对“七十二”高唱革命歌曲、喊口号，激励难友们坚持住。
195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七十一”地下党支部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钟俊华、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
天刚刚破晓，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3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
钟俊华、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在土坡上指挥大家齐唱国歌。
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南朝鲜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朝鲜军人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南朝鲜军人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坚决地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南朝鲜军人也扣动了扳机，吴孝忠捂着肚子倒下去！任贵全、孙长青也倒在了血泊中！
大家愤怒极了，一些人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
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
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
这时，孙振冠大声对着张泽石喊：“泽石，你赶快去找格林要救护车！”
张泽石转身朝“七十一”联队部跑去，他看对面“七十二”的帐篷外面站着好多难友在仰望着五星红旗。
格林正在联队部里来回转圈，见张泽石去了，急忙问：“你们怎么搞的，死了人让我怎么交代！”
张泽石焦急地说：“请您先打电话要救护车吧！有3个人倒下了，晚了就不行了！”
格林急忙拿起电话往医院里打，张泽石又跑出联队部去看国旗。
3个重伤员被战友用雨布做的临时担架抬到联队部。张泽石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便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
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张泽石赶忙扭过脸去，早已泪流满面。
当天10时，几辆卡车开进第七十一集中营，带兵的上尉对张泽石说：“奉杜德将军之命，前来审查甄别。”
他指着几个穿军装的黄种人说：“他们会讲中国话，将由他们来审查，请把你们的人排成队，带到联队部跟前来。”
张泽石立即回去报告情况。大家紧急集合，带好简单的行李，整队前往联队部。
那个上尉又说：“你们将一个一个进入联队部，单独地、自由地表明自己的去向，愿意去台湾的立即上车送走。”
张泽石把孙振冠介绍给他说：“这是我们的代表，请听他的回答！”
孙振冠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已经明确地向你们的杜德将军表明我们对甄别的态度，我们全体238名志愿军战俘也已全部签名向杜德表示了回国意愿，你们不用再麻烦了。
那个上尉听了张泽石的翻译后看了看格林中尉，问：“您知道这是真的吗？”
格林肯定地点了点头。
张泽石回忆说：
上尉回过头看看秩序井然地静坐着的战友们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便挥手说道：“那就全部上车走吧！”我们一面激动地想着：“可能这就要上船回国吧！”一面列队上了车。汽车发动了，我回过头来望着七十一集中营，看了看我们整整半年在那里住过的铁皮房子，看了看仍然屹立在那里的旗杆。心想：“再见了，永远再见！‘七十一’，你这巨济岛的小延安。”
当时，站在张泽石旁边的钟骏华把他的右手拉进了他的怀里。张泽石回忆说：
我触摸到那面五星红旗的滑润的绸面和一颗剧烈跳动着的心！
张泽石的左手又被攥住了，他扭过头来，看见曹明的满脸笑容。
曹明对着张泽石的耳朵悄悄说：“咱们胜利了！”志愿军扣留美军准将杜德
1951年1月中旬，孙振冠一行人被从兴南市押到了釜山战俘营。釜山是朝鲜最南端的最大港口和海港城市，也是美军运送侵朝战争军用物资的主要口岸。
釜山战俘设在市西北几里地远的山凹里，庞大的集中营群沿着公路设置，座落在荒芜的稻田地上，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集中营的帐篷，都由3层铁丝网围起来，4个角都有高达20米的岗楼；岗楼里的机枪、探照灯时刻对着铁丝网内的一切；沿铁丝网外的公路上不时有全副武装的美军驾驶坦克与吉普车昼夜巡逻。
附近还有飞机场，停有随时准备起飞的战斗机、搜索的直升飞机，并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远东情报局、南朝鲜军警卫部队以及其他军、警、宪机关。
这里囚禁着朝中战俘和朝鲜平民大约10万多人。刚押来的战俘要例行搜身、登记、照相、按指纹等一连串程序。
1951年2月，美军在“医院”里搭起一个美军第八军情报部的审讯帐篷。这是专门在战俘口中榨取情报的机关。“审讯员”都是20多岁的美籍华裔，会说普通话或广东话、上海话。
在审讯中，孙振冠利用他们的无知和好奇心，趁机向他们谈了祖国解放以后的进步情况和对资本家、华侨的政策，向他们打起了“攻心战”。
一次，一个姓陈的审讯员突然问孙振冠：“你们在中国胜利了，为什么不过太平日子，要来侵略朝鲜？”
孙振冠义正辞严地回答：
你说的不对，不是我们侵略，而是美国！它不仅侵略了朝鲜，还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你们的飞机已经把炸弹扔到了中国的城市安东境内，这不是侵略吗？中国的炸弹没有扔到美国去，你们却远涉重洋出兵朝鲜，杀死大量无辜的朝鲜平民，摧毁城镇乡村，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
姓陈的审讯员明知无理，搪塞了几句。经过几次这样的审讯，几个审讯员似乎都给孙振冠给瓦解了，尽管对“谁是侵略者”仍认识不同，但明显对孙振冠及中国有了好感。
一次，在孙振冠与他们又一次争论“谁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这一话题时，那个姓陈的“审讯员”带着一种近乎自豪的口气对他说：“不争了，你说美国侵略，我们将军说你们侵略，这个我们说不清。我只知道，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受人家侵略的，现在你们能到朝鲜来打仗，就算是侵略吧，也说明中国比以前强大了，我们中国总算挺起腰杆了！”
他的话引起周围几个“审讯员”的共鸣，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台湾那个老头的政府是腐败……只有中国强大了，在国外的中国人才能抬起头来。”
1951年5月初，孙振冠被送到离转运站两公里的志愿军战俘营，也被称为“中国大队”。这里约有1000多中国战俘。其中有一处用铁丝网单独隔离的小营场，关押着三四十名被俘的排以上干部，称作“军官小队”，
几天后，釜山所有的中朝战俘全部被迁移到了釜山南部巨济岛。从此，一直到遣返回国，孙振冠就被拘押在这里。
1952年初，孙振冠等获悉，停战谈判只剩下最后一项议程：遣返战俘。由于美方捏造“战俘不愿回到共产党统治下去生活”的弥天大谎，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荒谬立场，使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
战俘遣返成了举世瞩目、阻碍停战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给“自愿遣返”提供“根据”，美方不仅着手战俘营内特务加紧胁迫战俘“刺字”、“写血书”，制造“拒绝遣返”的假象，还公然指使战俘管理当局变本加厉虐杀坚持遣返的中朝战俘。仅1至4月份，就杀伤战俘400余名，妄图迫使战俘就范。
“七十二联队”的志愿军战俘在美蒋特务的威胁、残害下，只有极少部分冒死冲出屠刀棍棒，走到回国战俘营的。坚贞不屈的张振童、林学逋、杨文华惨死于敌人的棍棒屠刀下，林学逋还被剜了心。
连美国合众社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关押战俘的巨济岛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而“七十一联队”在孙振冠、张泽石等人的不屈不挠、有理有节的斗争下，全体被免于甄别，被送到新建成的“六〇二号战俘集中营”，即志愿军回国集中营。
为了更好地进行长期斗争，孙振冠及“七十一联队”原来党支部的几个负责人和后来集中到此的各个营的党员骨干商议，决定成立“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机构，定名为“总指导委员会”，简称“总委”，推选赵佐端为总委书记，孙振冠、魏林、杜岗为副书记，顾则圣、马兴旺、李玺尔、王化英为常委，并设了组织、宣传、保卫等机构，由几个常委分工负责。
随后，总委领导组织一系列活动：起草反抗美军非法甄别的抗议书、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为被甄别中杀害的战友开追悼会、庆祝1952年“五一”节大会等等，以气势震慑了美军及特务。
5月2日，“六〇二联队”全体战俘宣布绝食，抗议非法“甄别”，要求惩办凶手与派战俘代表去板门店陈述战俘营真实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总委接到朝鲜“地下党”总委来信，除通报当前斗争部署外，还提到他们将要搞一次“重大行动”，要求“六〇二”配合。希望总委领导在与管理当局谈判时，一定要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亲自出面，并把谈判经过通报给他们。
5月3日上午，孙振冠、张泽石又一次通告“六〇二联队”的总管博托上尉：
请你无论如何要转告杜德将军，一切事宜必须由他亲自来谈，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停止绝食。
5月3日下午，在孙振冠等人的坚持下，杜德准将亲自来到“六〇二联队”门口，与战俘代表孙振冠隔着铁丝网进行谈判。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锋，最后他不得不答应替战俘们转交致板门店谈判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函件，以及继续寻找死难烈士遗骸等要求。
在谈判时，杜德漫不经心，最后还显出一副唯有他“出马”才能“解决问题”的自得神情。在他周围担任警卫的士兵也松松垮垮，毫无戒备。
细心的孙振冠迅速将同杜德谈判的经过情况通报给了朝鲜“地下党”总委。
5月7日，杜德到人民军战俘营的“七十六联队”门口，以战俘谈判的方式与人民军战俘进行谈判，被朝鲜战俘出其不意抓进“七十六联队”营场，并被迫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并与朝中战俘代表就有关强迫扣留战俘等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志愿军公开审判杜德
1952年5月，杜德被扣后，美方同意“六〇二联队”中国战俘营派代表参加谈判。“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决定派孙振冠和张泽石、黎子颖、柳一4人，代表志愿军被俘人员前去“七十六联队”参加与杜德的谈判斗争。
当天晚上，巨济岛朝中战俘地下行动总指导委员会书记朴相显单独留下孙振冠，把他领到一个地下室，参加他们正在召开的总委会议。
会上讨论的主要是3个问题：
一是与杜德谈判的具体内容；二是在什么情况下释放杜德；三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
大家一致同意朴相显书记的方案，向杜德提出的条件主要包括：1、停止虐杀战俘；2、停止为“自愿遣返”所做的一切；3、成立“朝中战俘代表团”，承认其合法性和保证其经常活动。对释放杜德的时机，必须在杜德承诺了这些条件之后。
争论的问题是，万一看守战俘营军人使用武力“营救”，该如何处置杜德？一种观点是必要时处决杜德，事后可推说是在混乱中被对方打死的。有的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冒险主义”。
争论中，朴相显似成竹在胸但没有表态，要孙振冠表示意见。孙振冠说：
我同意朴书记提出的3项条件，但建议可否加上“甄别非法”这一条。因为“甄别”是美帝制造“自愿遣返”的重要根据，应该突出一下。关于动武时对杜德的处置，我同意保护杜德的安全，千方百计把他隐藏起来。因为只要杜德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有主动权！
朴相显在总结发言中采纳了孙振冠的意见，决定把“甄别非法”单列一条。并说：“老孙同志对在动武时如何处置杜德的意见是正确的。”
会议结束后，朴相显把孙振冠拉到他身边，高兴地对大家说：“孙同志虽然是个年轻大队长，可比我们的大队长有水平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
孙振冠不好意思地连连说：“过奖了，是朴书记领导的正确，是朝鲜人民军的斗争精神鼓舞了我们。”
5月7日21时多，在“七十六联队”里举行“朝中战俘代表团”成立大会。来自17个战俘营的战俘营代表一共43人，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座。
“七十
六联队”的全体朝鲜战友全部参加这次大会。杜德也被送上主席台，参加了大会。
5月8日上午，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首先安排控诉发言。大会开始之前，主席告诉与会的杜德：“你必须认真听取代表的发言，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允许你进行申辩。”
“是！是是。”杜德慌忙说道。
于是，各战俘营轮流发言，先由朝鲜战俘控诉。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充当李承晚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战的试验。
接着，张泽石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发言。他愤怒地声讨美军指使特务、叛徒残酷迫害战俘的各种法西斯暴行，当讲到许多要求回国的战俘难友被剖腹挖心时，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所有朝鲜战友，也都忍不住抽泣起来。一双双仇恨和愤怒的眼睛，像一支支利箭一样，射向了浑身颤抖的杜德。
在大家的逼视下，杜德扶着桌子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耷拉着脑袋，低声说道：“我有罪！我有责任，有责任！”
这时，孙振冠站起来对杜德说：
你确实有罪。但我们也清楚，你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你们政府的命令，对你犯下的罪行，我们并不要你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罪魁祸首，是你的政府。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相处，反对你们这样做的。实际上，你和你的政府也在对美国人民犯罪。你只有切切实实地做出一些事情来，才能赎回你们的一切罪过。
杜德听了，连连点头，颤抖地说：“感谢阁下的这些教诲，我将永记不忘。我将尽全力弥补我的罪过。”
在“朝中战俘代表团”成立大会上，孙振冠被选为副团长。团长是朝鲜同志李学九，原师参谋长。下午，代表大会起草《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书》和《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
前一个文件列述了他们执行美国政府的战俘政策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后一个文件写下了应由杜德签字的、美方不再继续这些罪行的保证。
同时提出释放杜德的4项条件，准备第二天一早送交新任总管柯尔逊准将。这4项条件是：
1、停止美军的野蛮暴行，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保障战俘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
2、停止暴力威胁下的非法“甄别”，宣布“甄别”无效；
3、不得以“自愿遣返”的名义，强迫扣留战俘；
4、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的合法性，并给予活动的便利。
与此同时，团长李学九和孙振冠又个别与杜德交谈，做他的思想工作，并利用杜德与柯尔逊在西点军校的同窗之谊和杜德妻子恳求柯尔逊“营救”丈夫的迫切心情，采用“攻心战术”，对杜德晓之以理，动之以之情。
经过会上会下、对内对外紧张频繁的谈判和“攻心”，在铁证如山的事实和同仇敌忾的气概面前，战俘营内外两个“总管”将军柯尔逊和杜德终于在“四项要求”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5月10日，杜德与柯尔逊将军签署“最后声明”，承认战俘营里的流血事件，并愿意保证不再发生，不再进行强迫甄别等等。
当晚，杜德将军被释放，美军莱汶中校在“七十六联队”大门前接收后并写下“收条”。
美国政府发言人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了脸”。
这起事件给正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的中朝方面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戳穿了美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所制造的一切谎言，揭露了美方阻挠停战的险恶用心，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谈判成功的进程，从而缩短了朝鲜战争的时间。孙振冠等人被遣返回国
1952年5月，接替杜德、柯尔逊任战俘营总管的是以野蛮残暴著称的波特纳准将。他一上任，就立即撕毁协议，背弃诺言，把参加杜德事件谈判的中朝战俘代表全部扣押在“七十六联队”，不准返回各自的战俘营。
同时，波特纳杀气腾腾地叫嚣：美军有权对战俘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战俘的“秩序”。为了镇压各战俘营对“七十六”的声援，他们不时断粮断水，动不动就投掷毒气弹，甚至把坦克开进“六〇二”战俘营，压倒了飘扬了3天的红旗，还用火焰喷射器烧毁那里的大幅标语。
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又有上百名战俘被美军士兵开枪杀伤。
接着，波特纳又命令所有战俘营都必须迁移，把原来几千个人一处的大营场，分散为只有几百人的小营场，企图分散战俘的斗争力量。并公然威胁说，如不迁移，就要动用武力。
在这危急形势下，设在“七十六联队”的朝中地下行动总指委研究决定，为防备美军随时进行的报复，全体战俘必须做好准备。
于是，孙振冠、张泽石等被扣押的志愿军战俘代表与朝鲜战友一道积极行动起来，准备自卫武器，防毒口罩、汽油瓶、用汽油桶上割下的铁皮绑着帐篷杆子制成的“长矛”，并在各个帐篷内挖下了避弹的壕堑。
6月10日清晨，东方刚刚发白，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千名美军士兵，团团包围了“七十六”号营场。波特纳全副武装，亲自临阵，指挥督战。
隆隆作响的坦克、装甲车一齐把炮口指向营内，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的士兵个个刺刀出鞘，面向营场，准备冲击。
8时左右，一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长空的寂静。霎时，大门正面和两侧的坦克、装甲车猛然起动，压垮铁丝网，冲入营场。
步兵群也以战斗队形紧跟其后，蜂涌而入。火焰喷射器射向帐篷，机枪疯狂扫射，手榴弹、毒气弹四处投掷。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黄绿色的毒气弥漫了整个“七十六”营场。
“万岁！”“万岁！”一批批人民军的突击队员手持长矛，高声呐喊着冲出壕堑，奋不顾身地迎上前去，用长矛等同美军拼刺搏斗，把燃烧瓶投向坦克、装甲车，用血肉之躯，阻挡美军前进。
整个“七十六”营场烈火熊熊，浓烟冲天，许多帐篷被烧毁了，几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在人群中打转。
两个半小时后，枪声和呐喊声渐渐停息下来。孙振冠等4人被搜索的美军士兵从掩蔽壕里拖出来，押到营场中央的广场上，同被搜索出来的朝鲜战士集中到了一起。在这场屠杀与反屠杀的斗争中，人民军战俘死伤160多名。而按照朝鲜战友事后调查，死伤人员在500人以上，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惨案。
当天，距杜德被释放正好是一个月；也在这天，孙振冠等被扣押在“七十六”营地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所有代表都投进巨济岛美军“最高监狱”。
在血洗“七十六联队”的一个月后，波特纳又强令六〇二志愿军回国战俘营迁移到济州岛新建的第二十一战俘集中营，即后来的第八战俘集中营。
这里的近6000名战俘在总委的领导下不屈不挠，继续与美军斗争，在3个月后的“十一”升旗斗争中，不幸有56位战俘壮烈牺牲，109位战俘受伤。这是美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953年7月27日10时，双方在朝鲜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大厅，历经了24个多月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朝鲜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尔逊在“停战协议”上先行签字，随后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分别签字。
至此，朝鲜战争结束，根据停战协定中的“战俘问题协议”，美方将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
但是，美方为了尽可能多地裹胁战俘回台湾，采取了一系列阻挠、拖延的手段。尤其对孙振冠、张泽石等曾参与“杜德事件”的“战犯”战俘，他们更是想扣押作为人质，迟迟不予遣返。
8月5日到13日，迁至巨济岛的原“六〇二联队”的5418名志愿军战俘分10批先后归国，归国后的“共团会”总委委员张城垣等向志愿军代表团、战俘遣返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多次控诉，指控美方违反《停战协定》的有关战俘遣返的规定，将志愿军战俘中高中级干部吴成德、赵佐端、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扣作人质，不予遣返。
8月29日，战俘遣返委员会首席代表李平一严辞指责美方说：
1953年8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你方手中握有相当数量的我方被俘人员，将被你方扣作人质……关于你方这种违反一切国际惯例、日内瓦公约和朝鲜停战协定的荒谬行为，我方曾在上次的会议上向你提出，要求你方答复。对于被你方企图扣留的全部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包括朴相显、李红哲、金泰熏、辛泰凤、严正侠、李钟镇、李哲钧、虞在吉等人和全部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包括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李德才等人，你方应立即做出负责的交待……
与此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重要新闻媒体相继刊发谴责美方扣押志愿军的消息、评论。
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称：
归来人员说，在停战实现以后几天，美军战俘营当局派了4名中尉衔的南朝鲜特务，到战俘营来对战俘进行胁迫和恫吓活动。这4个南朝鲜特务在每天上午下午轮流到各战俘帐篷里“训话”，并出版了一张《特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肆诬蔑。
……
归来人员说，9月初，美军战俘营当局又强迫战俘演习怎样扰乱朝中方面代表的解释工作，怎样用石块和木棒攻打朝中方面的代表。9月5日，南朝鲜特务们又编导了一幕话剧，内容是表演如何辱骂和攻打朝中代表和朝中方面提名的中立国代表。演戏用的道具都是美军供给的；演出时，3个美军校官和许多美军士兵也前去观看。
9月6日，在强大的舆论谴责、揭露及我方板门店谈判代表的多次严正抗议下，美方终于将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138名战俘遣返回国。
当离开“战犯”营与朝鲜战友们握别的时候，孙振冠真是既激动、兴奋、喜悦，他和每个朝鲜战友作了最后一次的拥抱。10多个月的朝夕相处和特殊的斗争生活，中朝战友结下了亲如手足的生死情谊。
9月6日早晨，孙振冠一行乘卡车向板门店进发，他们在车上高唱着、欢笑着，还拿出了保存已久的五星红旗。
在板门店，孙振冠等受到中方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黄华和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亲切接见和问候，他们一个个像受尽委屈而终于见到母亲的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落了下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