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方宽待战俘(1/3)
●张景华说：“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
●王央公致词说：“和平是必需的和最基本的，未来终将属于和平。”
●周恩来亲自批示：“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
● 中方宽待战俘中方阐述宽待俘虏政策
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大军，虽然取得了歼灭“联合国军”及其南朝鲜军8.2万余名的巨大胜利，但未能达到预定的战役目标，打了个击溃战，没有歼灭“联合国军”完整建制的大部队。
当志愿军随身携带的粮弹耗尽而主动北撤时，替代麦克阿瑟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才42天的李奇微，看准志愿军因补给困难而无法持续作战的弱点，调集13个精锐师的兵力，用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线向后撤中的志愿军穷追猛打，并截断了部分志愿军队伍的归路，使志愿军队一度陷入前所未遇的被动境地。
5月下旬，志愿军终于顶住美军的大规模反击，稳定了战线。
一天，在东部战线金化附近的一处密林中，一支后撤下来的战斗部队与第九兵团前线指挥机关宿营在一起。
刚刚经历过浴血鏖战和长途行军的指战员们，衣着褴褛，精疲力尽，有的在裹伤，有的不顾野地上满是露水，倒下就呼呼大睡
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急于了解作战部队在撤退中的思想情况，带着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摄影员、摄影记者边震遐找到这支部队的干部。
张景华让边震遐临时为他作记录。同他们谈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副营长，一个是教导员。张景华开门见山地问:“这次战役打得不理想，同志们有什么想法?对上级机关有什么意见?”
两位指挥员沉默着，谁也不愿先开口。不开口就要打瞌睡，他们实在太困了，只好强打精神睁开眼睛。
“你们营作为师的尖刀部队，打得非常出色嘛!”张景华鼓励道，“当然，这仗打得很艰苦，很残酷，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调查各种情况，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谈到俘虏的问题时，副营长说:“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
接着，教导员说：“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一路上势如破竹。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营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者朝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承晚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跟着咱们走怎么行？”副营长又插上了话，“穿插任务时间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捆住手脚。当时有好些班排干部都主张就地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一看咱们的后续部队没上来，不是逃跑，就会操起家伙再跟咱们干。”
“事实正是这样！”教导员一脸悲愤地讲起事情的缘由：
我和营长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怕留下他们会招祸。可是，想到俘虏政策，想到战场纪律，咱们一点都不敢含糊: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腰包，坚决按照政策要求办。我们让放下武器的敌人集中起来，点过数就让他们自动往北走，遇到志愿军的大部队再接受统一收容，负伤的俘虏也给包扎安顿好。他们丢下的枪炮没法带，我们就把枪机、弹梭和炮栓卸下丢进山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以后再来收拾。哪里会料到我们的主力部队给敌人堵在半道上，不能按时完成对敌人的合围，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有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20多个美国兵刚放下武器向后转，不知道他们又从哪里搞到一批枪枝，返回头来撵着我们的屁股打，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天亮之前如果不占领预定高地就要误大事，我们又不敢恋战，大伙儿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批混蛋手下留情！
张景华叹了口气说：“要是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
副营长解释说：
我们营在强渡昭阳江的时候伤亡不小，一路上又不断减员。作为尖刀部队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成了过河卒子，这样的精兵一人顶10人，个个得当车马炮用，怎么抽得出来让他们去押俘虏？
“这话就说得不够全面了。”张景华摇摇头，表示异议，“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研究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对俘虏讲宽大，虽然吃了亏，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行动肯定会产生好影响的，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会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不出他们是服从了张景华部长的劝导，或者是在继续憋气。
“还没有想通吗？”张景华追问了一句。副营长依然不说话。
“首长放心!”教导员说，“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情况，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
整个第五次战役，分前后两个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实际动用兵力达11个军4个军团。如果担任穿插任务的部队以每个师一个营估算，大约也有几十个营。这些尖刀营大部分都抓到过俘虏，但大部分俘虏都没有带下战场。
所以第五次战役中虽然捕获俘虏很多，但其中有相当一批实际上等于就地释放，送还给了美军和南朝鲜军。有的俘虏归队后甚至隐瞒了这段经历，继续拿起武器跟志愿军作战。
在这批人中间，有些在往后的战斗中，又一次成了志愿军的俘虏。第二次当俘虏，比第一次当俘虏的自觉性就要高得多了，因为他们确信志愿军不会杀害他们，不会虐待他们。
志愿军始终严格地执行着宽待俘虏的政策，但要执行者完全想通这一政策的绝对正确性与必要性，却并不容易。
1953年3月的一个夜晚，美军一个侦察小组想来捕捉志愿军的哨兵，遭到痛击后丢下一名重伤员，其余的人狼狈逃回。
第二天晚上，志愿军就将这名经过包扎的伤俘送回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美军接回这名伤员后，通过阵地广播站用华语播了一条“新闻”：
联军在前沿缓冲区内运回了被共军送还的联军重伤士兵一名。
这样的事，连李奇微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深感新奇，颇为欣赏。只是当他在位之时不便公然说出口，直到朝鲜停战14年后才写进他的回忆录:
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抬架放到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
李奇微在同一本书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解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
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可能对战俘采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美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执行俘虏政策时，对美军官兵或擒或纵，都显得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指责。
这是正义之师的特有优势和自豪，任何不义之师都将自叹不如而无法效仿。志愿军举行战俘奥运会
1952年11月，为让美、英等国人民知道战俘生活的真相，让全世界都知道战争的真相，知道中国军队是一支正义之师和文明之师，由东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王央公带领一批干部赴朝组成俘管处领导机构。
11月15日至11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俘管处从全部6个战俘营的1.3万多名战俘中，选拔出500名优秀选手，举办一次史无前例，极其特殊，别开生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
参赛运动员的国籍众多，分别属于美、英、法、加、哥、澳、南朝鲜、菲、土、荷、比、希、墨和波多黎各等14个国家和地区。
运动会的形式完全是仿照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模式来组织的。运动队按营地划分，在运动衣上写着英文“CAMP”，即营地，并标着从1到6不同的号码。
当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碧潼郡。城里到处被装点得如同节日一般，竖起饰有标语的拱门，迎风招展的彩旗与山间的红叶交相辉映。
大家聚集在街道上欢笑着、谈论着，翘首以盼。大幅的标语“运动会是通向友谊之路”和“和平，是所有人的目标”异常醒
目显眼。
排成方阵的运动员们手里举着鲜艳的旗帜进入运动场。运动员们进场接受检阅之后，面对主席台，排列在运动场中心。奥运旗帜飘扬在赛场上。
开幕式既隆重又庄严。随着大会主席俘管处主任王央公、主席团成员和各位嘉宾先后登上主席台，主持人宣布战俘营“奥运会”开幕。
排成方阵的运动员们手里举着鲜艳的旗帜，上面饰有和平鸽符号和序号，迈着有节奏的步伐，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进入运动场。这些运动员肤色各异，语言不同，但都精神抖擞。
随着乐曲回**在山谷之中，美国战俘一等兵威利斯·斯通手持火把跑入人们视野。乐队奏起欢快的《友谊进行曲》，斯通迈着轻快的步伐绕场一周。当他经过主席台时，号角奏起《保卫世界和平》的乐曲。火把被呈递给“奥运会”主席王央公，他点燃主席台上的火炬。
接着，王央公主任致词：
为了体育的发展，为了有一个幸福和安全的环境，和平是必需的和最基本的，未来终将属于和平。
随后，运动员举行“奥运会”宣誓仪式，运动员用中、朝、英3种语言宣誓：
我们誓以踏实之竞赛精神参加俘管处1952年秋季运动大会，愿遵守运动大会的纪律及各项规则，以真正和平友谊的精神参加竞赛。
随后乐队再次奏响《友谊进行曲》，运动员们列队出场，战俘营“奥运会”正式开始了。
运动会的项目广泛，光球类项目就有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美式橄榄球，再加上“运动大户”田径、体操、技巧、拳击、摔跤等项目，足足有几十项。
在最激动人心的百米赛中，20岁的美国黑人选手约翰·托马斯遥遥领先，竟然跑出10.6秒的好成绩，比当时的世界纪录10.2秒只多出0.4秒。
曾经在1949年参加过美国陆海空三军运动会，并获得百米金牌的诺曼·克劳福德，以11.6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整个运动会自始至终，从主持大会、组织竞赛、运动裁判到大会新闻采编、摄影及其他各项服务工作，志愿军一律放手由战俘们具体操办。
美军第二十四师随军上尉摄影记者、美联社的弗兰克·诺尔。他经过特别批准，在运动大会时进行摄影。他拍摄的许多精彩镜头，通过板门店停战谈判渠道，交给美联社，转发美、英及其他许多国家，在新闻媒体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运动大会期间，有7个晚上志愿军战俘营文艺工作队和各战俘团、队的战俘们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有5个晚上放映电影。美军战俘还演出话剧《金色的男孩》，英军战俘演出话剧《哈特雷的假日》。
运动大会期间，伙食也调剂得好。伙食水平远远高于平时，运动员们吃得香，睡得足。大会期间，每天会餐一次。
一天三餐，都是由战俘推选出的厨师自己精心烹调的。战俘巴贝·狄格罗给报社投稿写道：
我们吃的有炸鸡、炸鱼、卷心菜、火腿、色拉、肉包、水果等，还有白酒和啤酒。
比赛结束时，举行隆重的发奖仪式。奖品都是从北京、上海、沈阳等地购买的景泰兰花瓶、丝质雨伞、檀香木扇子、玉石项链、丝巾和手帕以及其他精美的手工艺品，这些奖品总共花了6亿元旧人民币。
每个优胜者都得到奖品，每个参赛的运动员也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和一枚纪念章。发奖时战俘们的情绪高涨。处处都是欢声笑语，歌声、呐喊声此伏彼起，一浪接着一浪。
德尔马·米勒获得了全能冠军后十分高兴，他在给母亲的信说：
我在朝鲜志愿军战俘营参加了有10多个国家运动员参加的运动会。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我得了障碍赛冠军、撑杆跳高第一名，得了全能冠军。我在这里出尽了风头。你们一定为我高兴。我得的许多奖品都是中国精彩的手工艺品，我非常喜欢。我回去时将送给你们，让你们分享我的荣誉。
运动大会的闭幕式是在激动、热情、和谐、友好和欢快的气氛中举行的。许多战俘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争相登上主席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美军战俘威廉·康姆顿在主席台上高声朗诵诗句：
为了什么，究竟为了什么，
战争依然还在打个不停？
为了什么，究竟为了什么，
世界的今天，
还不见和平战胜？
世界呼唤和平，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愿这样的战争场景不再重现！
战俘营“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来自各国的战俘们感慨万千，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轨迹。中方善待留下来的战俘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结束，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一项新政策，允许战俘在“90天的冷却期”里自己作决定，可以选择回国，也可以选择留在战争所在国，还可以选择去某一个交战国。
当时，有21名被中国军队俘获的美军战俘和一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遣返回国，而是选择到中国生活居住。这件事一时间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当时许多美国人指责这22名战俘是被共产党“洗脑”的叛国者。
在这22名战俘中，有一名叫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的美军战俘一直留在了中国，在山东省济南市生活了50年，人们都习惯称他为“老温”。
詹姆斯·乔治·温纳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匹兹堡一个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镇上的工人家庭。他的祖父早年从希腊移民到美国，父亲当过煤矿工人和清洁工。
温纳瑞斯兄妹4人，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3个妹妹。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全家人仅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上就更加困难了，作为家中长子的温纳瑞斯也不得不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打工以贴补家用。
中学毕业后，为减轻家庭负担，温纳瑞斯跑了好几个州，还是没找到工作，万般无奈之下，他报名参了军。
温纳瑞斯第一次当兵，在战场上同日本法西斯作战；而他第二次当兵，却被送到了朝鲜战场。
1950年11月28日，美军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承晚军队引诱到预定地区后，发起了第二次战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战败，四处溃逃。
一天深夜，温纳瑞斯被四面突发的枪炮声惊醒，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志愿军俘虏，被送到朝鲜碧洞第五战俘营。当时，温纳瑞斯来到朝鲜才一个多月。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人员发扬我军优待俘虏的传统，严格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待战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无数“联合国军”战俘，在世界面前展现了中国人民讲和平、讲人道的博大胸怀。
一提起战俘营，人们往往会想到恶劣的生活条件，阴森寒冷的牢房，战俘们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监督下从事着沉重的劳役，稍有不顺从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打骂刑罚，甚至于被杀害。
然而，回忆起在战俘营的那些日子，温纳瑞斯则说，他的战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充满了耻辱、打骂和体罚，相反，而是充满了快乐和友爱。志愿军不让战俘干活，也不搜他们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贵重物品，则由管理人员统一登记、管理，等遣返时还给他们。对那些犯了错误的战俘，管理人员也从不打骂，而是采用教育沟通的方法，最多关关禁闭，但决不超过一周。
俘虏营没有铁丝网，更没有当时美国一些媒体说的“密布的电网”。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因此温纳瑞斯认为，他的被俘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战俘营中的两年半时光，使他逐渐获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志愿军战俘营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冒着美军飞机不断轰炸袭扰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尽管供应补给紧张，前方战士一把炒面一把雪，但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战俘们的生活仍然不断得到改善。
生活步入正轨后，志愿军俘管当局定出俘虏的伙食标准:
每人每天粮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鱼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费1545元，即人民币旧币，轻病号灶2313元，重病号灶3634元。
俘虏的这个伙食标准相当于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标准，比志愿军一般干部、战士的伙食标准高出很多。为了照顾俘虏们的生活习惯，特地从中国运去面包烤箱。信奉伊斯兰
教的俘虏，还在生活上另有特别的照顾。
长期的战地生活和因为想家带来的思想压力，使不少战俘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况经过层层上报，最后到了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亲自批示：
要加强战俘的营养，采取急救措施。
于是，一批高水平的医生从中国各地来到碧洞，在这里建起专门的战俘总医院。
温纳瑞斯在战俘营度过了两年8个月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他深深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言论所感动。
到了战俘营后，由于美军实施空中“绞杀战”封锁志愿军交通运输线，企图阻止中朝军队的反击，这给前线部队和对战俘的物资供应都带来极大的困难，志愿军战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
温纳瑞斯后来回忆说：
我们这些吃惯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国战俘，开始都担心会受罪。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在俘虏营我们生活得非常好。志愿军组织车辆冒着美国飞机的轰炸，从国内运来大米、面粉、肉类为我们改善生活。志愿军还组织我们开展文体活动，为我们建立了俱乐部、图书阅览室，买来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乐器以及国际象棋、篮球和橄榄球等体育用品。
除此之外，战俘营每半月都有机动放映组为战俘放映中国或朝鲜拍摄的电影。温纳瑞斯回忆说：
记得有一个荷兰战俘是个文盲，别人都给家写信他不会写，时常抹眼泪。一位会荷兰语的志愿军军官当了他半年的老师，使他不仅会写信，而且还能写文章。
时间长了，战俘和志愿军战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鲜群众给看管战俘的一位志愿军战士送了一个红苹果，这位战士见温纳瑞斯目不转睛地盯着苹果，知道他想吃水果，便把这个苹果送到他手中。
还有一名志愿军战士领到一支钢笔，他舍不得用，得知温纳瑞斯喜欢钢笔时，便送给了他。温纳瑞斯一直保存着这支钢笔。
温纳瑞斯抽烟很厉害，不少志愿军战士把自己节省下来的烟送给他抽。温纳瑞斯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
可以说，我在俘虏营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我深信这支军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是一支仁慈的军队，是一支得人心的军队。
志愿军还特别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宗教习惯，使战俘们能过基督教的圣诞节、感恩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开斋节等。尤其是过圣诞节和春节的时候，一连几天战俘营都处在节日气氛之中。在俘管人员的悉心照料下，战俘们精神状态很好。
从志愿军战俘营成立之日起，就不断有国际知名人士、外国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和新闻记者参观访问。他们亲眼看到，在志愿军战俘营，没有铁丝网，没有狼狗，没有炮楼碉堡，除了战俘营大门口有两个卫兵站岗值勤外，没有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到处巡查监视。
这里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不分宗教信仰，志愿军对所有战俘均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1952年5月，著名的国际和平人士、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英国的莫妮卡·费尔顿夫人，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战俘营考察，并多次同战俘座谈。她感叹地说:
简直是奇迹！这哪里是战俘营，分明是一所国际大学校！
费尔顿夫人回国后，著文盛赞志愿军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后来的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在历时两年后终于达成停战协定。当时，朝中方面共直接遣返了“联合国军”方面被俘人员1.27万多人。
21名美军战俘和一名英军战俘宣布拒绝回国，选择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当时震惊了西方世界。
西方国家舆论认定这是共产党对这些战俘进行“洗脑”的结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宣称，这些战俘选择了和平，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22名战俘的选择是中国军队俘虏政策的胜利。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胜利在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由于有许多美国人指责他们这些战俘叛国，还有些美国人认为在被关押期间，中国军队对他们进行了“洗脑”。温纳瑞斯就此说：
我在朝鲜两年10个月，有两年8个月的时间是同志愿军生活在一起的。我在美国时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但在志愿军的战俘营里，我却生活得很好，受到人道的待遇，几乎每顿饭都可以吃到肉类和蔬菜。我和同伴们能和志愿军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变为朋友，首先是因为我们从内心里佩服志愿军，感到志愿军确把我们当作朋友对待，是志愿军用实际行动感化了我们。
温纳瑞斯还说：
我们就想，中国政府对待我们这些敌对国家的战俘都能这么好，对待本国人民就会更加好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多么幸福啊！因此我不愿遣返，想去这个国家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进入志愿军战俘营，是我一生中的新起点。我选择中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寻求真理。
1954年2月，温纳瑞斯和另外20名美国战俘和一名英国战俘一同来到中国，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大会，授予他们“国际和平战士”称号。他们随后被送到山西太原集中学习，学习中国历史、社会情况、经济建设、生活习俗，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学习共产主义理论。
一年之后，他们又回到北京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给了他们上大学、去工厂、下农场或闲住的4种选择。温纳瑞斯选择了到工厂工作，他被安排在了山东济南造纸四厂当工人。
当时，虽然一提起“美帝国主义”，工友们都憎恨不已，但当工友们得知温纳瑞斯拒绝遣返回美国的有关事迹后，非但没有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参加过侵朝战争的美国兵而憎恨歧视他，反而很尊重照顾他这位“美帝国主义的背叛者”。特别是那些和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更是喜欢接近他，和他这个性格开朗幽默的“美国大个子”交朋友。
工作之余，温纳瑞斯也喜欢和工友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打扑克，工友们嫌叫他的中国名字“温纳瑞斯”拗口，干脆都叫他“老温”，温纳瑞斯也喜欢大家这样称呼他。
在工作之余，温纳瑞斯坚持每天至少学习两三个汉字的发音和拼写，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他的汉语也说得越来越好了。
从1977年开始，温纳瑞斯先后被山东大学等高校聘任教授，讲授英语口语课程。他居住在中国红十字会为他提供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享受着教授级的待遇和公费医疗，国家每4年为他提供一次去美国的往返机票。老伴白锡荣带来的4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视温纳瑞斯如亲生父亲，经常买来温纳瑞斯喜欢的烟酒来看望他。他与白锡荣生的一双子女也已结婚，小外孙女也已上小学二年级了，温纳瑞斯尽享着天伦之乐。
自从1950年离开美国以后，温纳瑞斯曾三次回美探亲，第一次探亲时是在1976年，他本来打算呆半年，结果美国许多组织和团体纷纷邀请他作演讲介绍他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延长到11个月。在这11个月里，他的足迹遍及美国47个州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听众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传播和平思想和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以及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当时，美国的200多家新闻媒体对他进行过追踪报道，形成一股风靡全美的“温纳瑞斯热”。
美国的《美中通讯》在介绍温纳瑞斯时说:“他的家乡把他当英雄来接待。”美中人民友好协会还赠送给他一幅万人签名、长达4米的条幅，以表扬他对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的贡献。
众多美国媒体在报道他的传奇经历和事迹时，竟站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上，一些媒体称他是“民间大使”、“和平使者”；另外一些媒体在报道中则称他是“被共产党‘洗过脑’的变节者”、“叛徒”、“疯子”。
然而，不论这些媒体的立场如何，在他们的报道中却都没有回避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温纳瑞斯作为一名前美军战俘，在中国定居后不但没有遭到迫害，反而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
2004年，身体状况一向比较好的温纳瑞斯因腿部摔伤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愿，把他葬在了济南的一个公墓里，中国红十字会等单位先后给他敬献了花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