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方遵守公约(1/3)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杜平强调说：“司东初同志，你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而且要保证俘虏的安全。”
●毛泽东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
● 中方遵守公约
共和国的历程·历史罪证毛泽东指示要释放战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国际社会便开始谋求和平的努力。
1950年7月初，英国提出关于朝鲜停战的第一个方案，建议由包括新中国政府在内的五大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的停战与和平问题。
8月24日，周恩来致电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控诉和建议”。致电称：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制止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
8月27日，周恩来致电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指出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扫射我建筑物、车辆，使中国人民多人伤亡，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侵朝军队，并使美军撤出朝鲜。
8月29日，安理会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根据周恩来8月24日的电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关于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以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声明”为题，设为安理会临时议程。
美国代表不同意并提出，若改以“关于台湾的控诉案”为题，美国将同意这项议程。
9月15日，在美英两国300多艘军舰和500多架飞机掩护下，美军第十军团成功登陆仁川，从朝鲜军队后方突袭，切断朝鲜半岛的腰部一线，迅速夺回了仁川港和附近岛屿。
在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根据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为了瓦解美军士气，宣扬我军政策，曾经数次释放战俘。
为了从政治上保证战役的胜利，志愿军政治部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950年11月8日，下发《朝中反击战役胜利宣传教育大纲》，宣传了反击战的胜利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朝鲜战争是艰苦的，不能有轻敌急躁、侥幸麻痹的心理，为迎接第二次战役做了思想准备。
11月24日，即第二次战役前夕，下发《政治动员》电，指出东西战场“联合国军”正向我逼进，我为诱敌深入已做出周密部署，望全军同志在战斗中勇敢机智，不错过任何可以歼灭“联合国军”的机会，实现歼灭“联合国军”计划，开展立功竞赛，鼓舞了士气。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收效比较直接、明显，影响最大的，是释放“联合国军”军战俘的工作。
那是1950年11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杜平向彭德怀汇报志愿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情况，着重向他汇报战俘问题和对开展“联合国军”工作的一些想法。
彭德怀听完杜平的汇报，问道：“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
“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
“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彭德怀果断地说。
在国内战争中，释放战俘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向上级请示报告。但现在是在国外，情况变了，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可以仿效的先例。
在朝鲜，不仅是打军事仗，而且也是在打一场政治仗。考虑到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影响，将来交换战俘怎么办？
为使“联合国军”了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又必须快放，思来想去，主意难定，因此，杜平向彭德怀建议说：“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
彭德怀思考片刻后，指示说：
你再考虑细一点，写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这件事，你负责把它办好!
杜平当天就草拟了电报，经彭德怀审阅后上报军委。
电文如下：
军委：
我们拟下一战役前，释放100名美李伪俘虏，其中美俘30名，伪俘70名，以扩大我军优俘政策，打破“联合国军”怕杀心理，并准备19日夜，由前方阵地送出。
是否可以?请速示。
彭德怀
邓华
杜平
11月18日9时，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回电：
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彭德怀看完电报后对杜平说：“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就放，越快越好！”
杜平有些疑惑地问：“今天就放？”
“对！现在是争取时间。”彭德怀肯定地说，“有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们上月23日入朝时，军委和毛主席来电说：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部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什么？迷惑敌人嘛！”
杜平一下子明白了彭德怀的意思。
接着，彭德怀风趣地说：
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恐怕要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们不是说，志愿军入朝不过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吗？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把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完全瘫痪起来了吗？我们就要适应美军的这个愿望，来一个就汤下面嘛！
杜平望着彭德怀，会心地笑了。中方开始释放首批战俘
1950年11月，美国空军根据“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命令，正在进行为期两周的最大规模的轰炸。朝鲜上空每天都有美军的飞机来回侦察，轮番轰炸，公路沿线更是美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为了圆满完成释放战俘的紧急任务，杜平想到了组织部科长司东初和驾驶员王大海。
司东初原是东北军政大学三支队九大队队长，1947年7月调到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工作。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参加前线指挥工作，杜平曾派他负责押送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等重要战俘，均办得很出色。
这次首释战俘，事关重大，杜平又想到了司东初。他责任心强，又懂英语，派他去执行这个紧急任务，是比较合适的。
王大海是政治部最优秀的驾驶员。他在解放战争中就给杜平开车，不但技术娴熟，而且头脑冷静，胆大心细，曾经多次执行过紧急任务。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杜平比较放心。
杜平派警卫员把他们两个找来，当面交代任务。
杜平向司东初和王大海说明了任务的紧迫性和白天行车的危险性，强调说：
司东初同志，你们不但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而且要保证俘虏的安全。要注意挑选那些受轻伤后经过治疗，已快痊愈的战俘。最好能搞个欢送仪式。然后派车况较好的大卡车，把他们送到云山前线。我马上跟那里的部队打电话联系，请他们选择好释放地点。你要负责到底，看着俘虏放走以后才能回来。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
11月18日的下午，黑黝黝的密云，盖在天空，一阵阵的细雨卷着初冬的寒风，吹得落叶树的枝杈瑟瑟发抖。当时，厮杀的战场，呈现着一片寂静。
在通往云山地区的公路上，只有王大海这辆车在行驶。司东初后来对杜平说：
王大海表现非常好。我们一路飞车，全速前进。途中有时遇到敌机纠缠，王大海灵活机智与敌机周旋。看到它开始俯冲时，汽车或者一下急刹车，或者一个急转弯，就把它甩掉了。敌机曾经几次盯着我们盘旋，机枪不断地疯狂扫射，子弹嗖嗖地穿过打在距身边不远的土里，还投了炸弹，就是打不着我们。
司东初到来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俘虏，有美军俘虏27人。其中，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一人，第八团21人，美第二十四师4人，美化学迫击炮团一人。南朝鲜军俘虏76人。其中，南朝鲜军第六师54人，第八师22人。
战俘收容所的人员对这些战俘进行了简短的教育，让他们理了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特意给他们加了几个菜，还召集该所全体战俘开了欢送会。
释放时，司东初通过翻译对战俘说：“你们万一过不了美军的警戒线，还可以回来，我们志愿军欢迎！”
许多战俘当即伸出大拇指高声喊“OK！”。有的感动得淌着眼泪说：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救了他们的命。并一再发誓：
我们永远忘不了志愿军的大恩大德，从今以后再也不与志愿军为敌了！
司东初和王大海于当天深夜赶回总部，向杜平作汇报。
为了表彰王大海在这次释放战俘中圆满完成任务的功绩，志愿军政治部给他记了一次大功。毛泽东鼓励释放战俘行动
1950年11月，志愿军首释战俘一事，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就引起强烈反响。
11月23日，美联社记者怀特亥和白伶丝在报道中承认，被释放的美国俘虏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待他们很好”。他们得到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曾用他们有限的设备治疗这些伤兵。
0报道还说：
中国人不搜美国士兵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他私人的东西。
这些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关于我军宽待战俘真相的一些片断报告，引起美国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急忙封锁消息，并对被释俘虏加以监视。
据美联社称：
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令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
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
法新社也称：
俘虏的释放“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的不安。他们确实把消息扣压了38小时，美国新闻处甚至要求禁止发表最有意义的详细情况。美国的通讯社的首脑们尽量把这说成一件小事……另一方面，这27个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美国将军和3个上校陪着，好像是非常照顾他们似的。
很显然，这些战俘回去仅仅因为说了一些实话，已被美国军事当局剥夺了自由。
尽管美军当局企图封锁消息，并且不久就把这批美俘送回美国本土，但我军的宽俘政策还是不胫而走，在美军中迅速传播开了。
在第二次战役中，在军事压力下，积极对“联合国军”开展政治攻势，与“联合国军”进行火线谈判，有百人以上美军集体向我军投降。
11月30日黄昏，寒风呼啸着，美、伪军400多人和75辆汽车及坦克，被我军堵击于乾磁开地区，北援不得，南逃无路。在我军的政治攻势下，他们派来4个军官谈判投降问题。
这4个人当中有一个伪军军官，他是这次谈判的翻译员。谈判在一边笔谈，一边做手势中进行。
美军提出四项要求：一是不杀他们，保证生命安全；二是将来释放他们回国；三是给他们吃饭、休息和睡觉；四是让他们很快和家人通一信。
当志愿军指挥员阐明俘虏政策，并说明战争结束后送他们回国以后，其中，有美陆战第一师中校一名、少校两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名，南朝鲜军53名，日本人3名，蒋军特务两名，带着汽车和坦克前来投降。
其中有一群美国士兵，胸前挂着空枪套，举着双手，走过来的动作像出操一样整齐。志愿军战士笑着说：“美国兵的投降动作都是受过训练的。”
另一起美方集体投降事件是由美国黑人组成的一个工兵连，有120多人。
志愿军首释战俘的行动，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在11月24日的来电中指出：
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志愿军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军”工作。在志愿军政治部增设“联合国军”工作科，隶属宣传部，后来又扩编成“联合国军”工作部，颁布了严格遵守宽俘政策的命令，对执行宽俘政策好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奖励，对违犯宽俘政策的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情节严重的并酌情给了处分。
通过这种分清是非，晓以利害，严明赏罚为内容的宣传教育，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做到了对战俘不打、不骂、不杀、不侮辱人格、不搜查属于私人的物品。用当时战士的话说，就是做到了“眼不红，手不动，俘虏人格要尊重”。
志愿军对“联合国军”工作的加强，扩大了我军在美军士兵中的政治影响。美军陆军宣传处也不得不承认：我军的宣传“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共产党会洗脑筋”。
美军的士兵们由开始怕当俘虏，到后来认为“当俘虏比作战安全”。
在战俘营，许多被俘的美军士兵和军官说：
在战场上，我们打伤了志愿军，是因为不懂志愿军对一切战俘采取人道的宽大政策。被俘后才知道你们是真正爱和平的人，你们最讲战争道德，当了你们的俘虏，未被你们打死，反而被像好朋友似的招待着，睡热炕，给香烟，发糖果，有报看，病者治疗……特别在你们有时一天只吃一顿苞米或土豆的困难情况下，还把大米节省下来给我们吃。你们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世界上最好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使我们忘了自己是一个俘虏。
从第二次战役首释战俘之后，遵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政治部在各次战役中又陆续释放了几批战俘回去，均收到良好的效果。
志愿军释放第二批战俘是在汉江前线，共放了132人，其中美籍41人、英国籍5人、澳大利亚籍3人、伪军83人。
在释放前，志愿军管理战俘的部门特地为他们举行聚餐和开欢送会。被释放的俘虏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这种对战俘的不杀、不辱、不搜腰包的宽大待遇，和生活上医疗上照顾的人道待遇，同美国侵略军和李承晚伪军屠杀战俘的罪行恰成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战俘们表示回去以后决不再替华尔街大亨们和李承晚当炮灰了。
中方宽待俘虏政策，不仅体现出志愿军的仁义，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对瓦解“联合国军”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战俘管理团与战俘谈心
1950年到1951年，中方释放了大批战俘，优待战俘的政策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好评。
当时，在战俘营里，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CHIKOMI是日裔美国人，二战时曾在美军服役。朝鲜战争爆发后参军被分到美二师，在1951年秋季攻势其间被朝军俘虏。
战俘营里的美军战俘们平日里都百无聊赖，经常在操场上闲坐。有一天，他们发现志愿军俘管都在打苍蝇，一手拿拍，一手还拿着一个纸袋子，打死的苍蝇都用袋子装起来。
有好奇心重的战俘忍不住就上前问个究竟，一位战俘说：“嗨，同志们，你们打苍蝇的样子好帅啊，为什么要打呢？”
战俘管理员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把苍蝇这害虫来个斩草除根，到时候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苍蝇的国家了，我们在国外也要响应祖国的号召嘛。”
战俘又问：“那死苍蝇装起来有什么用啊？”
俘管说：“用来记工分啊。”
战俘更加好奇了，问道：“工分是用来干嘛的？”
“那用处大了去了。”
“我们也要参加你们的打苍蝇运动，行不行啊？”
俘管迟疑了一下说：“这个我做不了主，得请示我们的领导。”
几天后，战俘营的领导召集战俘们开会。一开始，领导讲话说：
我听到反映，有很多战俘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灭蝇运动，这是进步的表现嘛，说明大家经过学习和教育，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能主动向爱好和平的人民靠拢了。对这种进步的表现，我们一向是大力支持和鼓励的。现在，我们经过研究，决定接受你们的进步要求。同时，为了鼓励这些主动要求进步的战俘，我们准备了一个奖励办法。对参加灭蝇的战俘，我们准备用香烟来奖励他们。每打死200个苍蝇，可以得到奖励，增加香烟供应量。要求进步，想参加灭蝇运动的战俘，散会之后到去报名领苍蝇拍。每天傍晚也把打死的苍蝇带到那里，我们给你们当场验收兑奖。现在请想参加灭蝇运动的战俘们举手。
会场里立刻举起无数烟鬼们的手。
很快，战俘们的灭蝇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特别是在茅坑粪池这些苍蝇聚集的地方，挤满了一手拿拍，一手拿袋的战俘。
每天晚上收工的时候，点算苍蝇，发放香烟的办公室门前，捧着装死苍蝇的袋子等侯领烟的战俘排起了长龙。负责这项工作的几个看守忙得不可开交，场面的确是蔚为壮观。
有个战俘心灵手巧，他用烂袜子的线编了个网，里面放一点臭哄哄引苍蝇的东西，苍蝇爬进去就出不来了。因此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抓到比别人多很多倍的苍蝇。
有这位技术革新能手的榜样，大家纷纷自己动手，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捕蝇网纷纷出笼，战俘营的苍蝇已经是陷入了战俘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战俘营里有1000多人，有的人不劳而获，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因此大家把网挂出去以后，都会在打苍蝇之余警惕地盯着自己的网，严防有人打自己劳动成果的主意。因为怀疑自己的苍蝇被别人偷了而吵架打架的事都常有发生。
一天，CHIKOMI闹肚子，急不可耐地赶到茅坑，结果发现到处都是捕蝇网，连个能蹲下去的地方都找不到。实在不行，只好把其中一个挪一下腾个位置。CHIKOMI的手一碰网，立马就听到一声怒喝：“住手！你小子好大胆，连老子的苍蝇你也敢偷！”
CHIKOMI吓得差点滚到坑里去了。
能换香烟的苍蝇成了战俘营里的硬通货。一些物品交易都可以用苍蝇来标价，还成了赌博的筹码。经常可以看见几个人打完了扑克，输了的人小心翼翼地从纸袋子里往外倒苍蝇，一边倒一边数。还可以听到例如“嗨，你小子还欠我500只苍蝇，打算什么时候还？”
战俘们打苍蝇的热情越来越高，因为数苍蝇实在是太麻烦，志愿军看守便公布了一个新的验收办法，不数了，按重量算，办公桌上也放了几副天平来给上交的死苍蝇称重量。
按重量算，问题就来了：死了的苍蝇水分会蒸发，放一天之后重量损失不少。为了给自己的劳动成果保值，战俘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常见的就是用一块湿了的破布把苍蝇们的尸体给裹起来。
有一位少校跟CHIKOMI很熟，是个捕苍蝇的能手。这位少校向CHIKOMI透露了他的秘密：他在苍蝇里面做了手脚。
原来，这位少校先是把旧的牙膏皮剪碎，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碎铝片塞到那些大头苍蝇的肚子里，把加工过的死苍蝇混进一大堆苍蝇里面交上去，当然就能比别人换到更多的烟。负责验收的人虽然觉得奇怪，但是也从来没有想到苍蝇是做了手脚的。
当然
，由于战俘营里的人员比较杂，偶尔也会有冲突发生。不过，志愿军管理有方，冲突最后都化解了。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直优待战俘。但战俘营里发生的不少新鲜事，让俘管团的工作人员想都没想到。美国战俘和土耳其战俘打群架的事便是一例。
那是在抗美援朝后期的一个冬天，位于鸭绿江南岸的平安北道碧潼郡的志愿军战俘管理团里忽然传来怒吼声。值勤的战士迅速跑过来一看，原来是几十名战俘在打群架。一方是土耳其战俘，一方是美军战俘，双方乱糟糟的，有不少人已经滚在地上掐成了一团。
虽然美国人人多势众，但气势明显不敌怒气冲冲的土耳其人，有好几个美国俘虏被打得很惨。
双方被志愿军俘管团工作人员拉开。接着，工作人员对参与者进行审问，但双方都不肯说出原因。管理人员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以前由于宗教信仰、饮食习惯不同，美军战俘曾与土耳其战俘也打过架，但原因清清楚楚。
于是，俘管团政委集合战俘开大会。他在会上严肃地说：
今天发生的事情，当事人必须交代违纪经过和原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为了维护战俘营的良好秩序，纠正不良风气，也为了你们的切身利益，我们一定要查清这件事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俘管团政委以往做工作，对战俘们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很少像这次这样动怒。战俘中没有参与打架的，当场有人就很配合政委的工作。几名战俘嚷嚷道：“谁干的坏事应当有勇气站出来!”“要像个男子汉!”“不要连累大家……”但参与打架的双方仍然一声不吭。
参与打架的美国战俘鲍比把政委的谈话记在心上。鲍比是法裔美国人，本是个坦克兵，在云山战场被俘时才19岁。他头发金黄色，身材矮胖，性格活泼，红红的脸颊上布满雀斑，脸上还带着一处白天被打的伤痕。
晚上，他找到战俘中队的志愿军外语翻译，揭开了大家沉默背后的秘密：“你们想象不到吧，你们管理的战俘营中，竟会有贩毒者和吸毒者。”
“贩毒？吸毒？”翻译大惊失色。鲍比接着说：“是的，有人贩毒，就会有人吸毒……”鲍比觉得自己的叙述颇具悬念，便故意卖起了关子。
“谁贩毒？谁吸毒？”在翻译的紧紧逼问下，鲍比道出了原委。
原来，土耳其战俘向美国战俘贩卖毒品。美国战俘上瘾后，不少人把原来带在身上的钱全花光了，结果成了“老赖”。
土耳其战俘催债不成，便拳脚相加。美军战俘转而反击。因为贩毒的和欠毒资的人不少，场面立刻演变成了打群架。美军战俘理亏，打架时也就多吃了些亏。
中方翻译立即追问是谁在贩毒。鲍比坚决地表示：“我参加了吸毒，我有错。至于谁贩毒，对不起，我不能说。我在毒品成交时，向卖主发过誓，决不出卖他。”但鲍比表示：“我来向你们认错，是因为我明白了这事不体面，即使在美国，政府也是禁止吸毒的。你们追查这件事，对我也有好处。”
鲍比的揭发震惊了俘管团的领导，因为战俘们入营时，所带物品都经过仔细检查登记，虽然也有人带着毒品踏进战俘营，但都被没收了。而且志愿军的俘管营绝对禁止战俘吸毒。
经过深入了解，俘管团从鲍比提供的一撮干枯了的植物叶子入手，开展案情调查。他们发现，这种植物叶子是当地山上一种叫做野大麻的毒品，晒干后当香烟抽，可以产生迷幻效果。
为了烧炕取暖和烧饭，俘管团组织全体战俘每周上山打一次柴。土耳其战俘在打柴的时候弄到了野大麻。
上山打柴这样的机会，战俘们都当成远足旅游，非常高兴。美国战俘嘴馋，钻进山林里不爱干活，经常遍地寻找各种野果塞满口袋，一回营区就用石块架起小炉灶，并拿空罐头盒熬成果酱用来涂馒头吃。
土耳其战俘总是踏踏实实干活，一人扛一二百斤柴禾，走在崎岖山道上，鼻子里哼都不哼一声。而许多美军战俘肩上扛一根二三十斤重的枯树干，还得光着脊梁，把脱下的上衣垫在肩膀上嗨唷嗨唷地扛回去。
不过，土耳其战俘中的几个人打柴不专心。一到山上，他们总是花很多时间寻觅和采集野大麻枝叶，带回营区晒干收藏。有人问他们，他们就回答说是用来治疗毒虫咬伤的。
这些土耳其战俘弄来了野大麻，除了自己吸食外，还向美国战俘兜售。但他们却未料到，有些美国战俘吸毒上了瘾，兜里的钞票越来越少，结果因赖债遭到土耳其人一顿猛揍。
情况了解清楚后，俘管团派出几名懂土耳其语的翻译，分别找采集过野大麻的土耳其战俘谈心。
他们明确指出，采毒贩毒吸毒是堕落犯罪的行为，俘管团严厉禁止。
几个土耳其战俘非常感动，有的还声泪俱下，当即坦白并交出剩余的毒品。
最后，俘管团只处分了一名为首的土耳其战俘和一名转手抬价销售的美军战俘，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其他人则不予追究。
打群架事件终于平息下来。中方坚持日内瓦战俘公约
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讨论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
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末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
6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6月2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克与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谈，确认了苏联政府关于停战的建议。
6月底，周恩来点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7月5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到达平壤，在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成文陪同下，李克农、乔冠华会见金日成首相，双方商量中朝代表团的组成。
1951年7月10日10时，在全世界舆论的关注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厅堂里正式举行。国际上许多报刊、电台都突出地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
1951年12月，朝鲜战场停战谈判开始讨论关于遣返战俘的问题。
在谈判中，中方谈判代表团很快阐明自己的立场，按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办，即：
战争结束后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和遣返。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是1949年4月21日至8月12日签署公约之各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外交会议上签订的，修订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订立之关于战俘待遇公约，并于1949年至8月12日颁布新的公约。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共有一百四十三条正文和5个附件。公约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虐杀战俘的暴行，详细规定了保护战俘和战俘待遇的原则和规则。
《公约》的主要内容包括：
战俘是处在敌国国家权力管辖之下，而不是处在俘获他的个人或军事单位的权力之下，因此拘留国应对战俘负责；战俘在任何时间均需受人道的待遇和保护，不得对战俘加以肢体残伤或供任何医学或科学试验，不得使其遭受暴行或恫吓及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禁止对战俘施以报复措施；战俘的自用物品，除武器、马匹、军事装备和军事文件外，应仍归战俘保有；战俘的住宿、饮食及卫生医疗等应得到保障；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的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纪律性处罚绝不得非人道、残暴或危害战俘健康；不得命令战俘从事危险性和屈辱性的劳动；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或以任何其他胁迫方式来获得任何情报；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迟延。在任何情况下，战俘均不得放弃公约所赋予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等。
除此之外，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制定必要的法律，对犯有或指使他人犯有严重破坏条约行为的人员，处以有效的刑事制裁。
当时，美方代表虽未公开反对中国和朝鲜的立场，却在心里打着小算盘。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里说：
如果把包括投降在内的战俘送回“铁幕”，将来发生大战，无人逃亡。他还认为，战俘一旦不再回到共产党阵营“是对共产党有威慑作用”的。
美方不愿意遣返战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把这些人补充到南朝鲜李承晚和台湾蒋介石反动军队里去，以加强他们的兵力。
随着谈判形势的转变，中方意识到，谈判过程中的真正绊脚石却是战俘问题，这是中朝方面始料未及的。
早在入朝作战初期，志愿军根据解放战争中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经验，为了瓦解“联合国军”士气，宣扬我军政策，曾经数次释放战俘。
当时，毛泽东批准这种做法。停战谈判开始后，中朝方面仍不认为战俘问题会成为谈判的障碍，而指望这一问题会迅速得到解决。
实际上，优待战俘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贯政策。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为我军规定了宽待俘虏的政策。多少年来，这一政策一直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漫长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军的宽俘政策在敌军中有着良好的声誉和明显的效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