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要求，确定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经历了从“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工业化战略”，到“‘赶英超美’的赶超战略”，再到“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三个阶段。
（一）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工业化战略
实现中国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以摆脱苦难的境地，是先进的中国人近百年来的一个宏愿。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共产党开国后既定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关于建国初期的社会发展路向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达成了一个共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短则十几年，长则二三十几年)，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步到位，在全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曾经设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实现工业化。这种先建设后转变的“先后战略”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适合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这一特殊国情的。但是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一结束，毛泽东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即开始产生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1953年他明确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这是一个改造与建设同时并举的“并举战略”。“先后战略”与“并举战略”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和模式。
1．与改造并举工业化战略提出的原因
从国际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两大阵营。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处于衰败状态，而社会主义阵营则充满了向上发展的活力，尤其是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创造了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的奇迹，又依靠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了反击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为苏联社会主义赢得了声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两种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国际环境中，作为近代以来一直遭受帝国主义凌辱的中国，痛感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的无奈，我们的领导人自然希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现有的物质条件，尽快让中国富强起来。在我们的心目中，已经强大起来的苏联无疑是制度选择的楷模。从苏联方面讲，它对我们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政策也颇有微词。1952年刘少奇、周恩来访问苏联时，其领导人都希望中国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把这当作全面援助中国的前提条件。
从国内情况看，到1952年，我们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家政权得以初步巩固，尤其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有了上升，即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增长，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增大，并占了绝对优势。这说明我们已经获得了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矛盾也突出起来。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我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农村土改的绩效是显著的，但此后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觉的问题，譬如，贫富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与我们实现平等、消除剥削的奋斗目标是相悖的，这使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感到一则有提前进行改造的必要性，二则也具备了实行改造的客观环境。
2．工业化战略的主要内容
1953年底，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编写、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了新中国历史第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化战略。首先，界定了我国工业化的性质，即我们要实现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其次，初步提出了工业化的标志，即要使我国有强大的重工业，可以自己制造各种必要的工业装备，使现代化工业能够完全领导整个国民经济而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居绝对优势，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我国唯一的工业；再次，规定了实现工业化战略步骤与方针，即从1953年开始，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同时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重点，即以发展国家的重工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处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研究了早发工业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以重工业为重点，带动轻工业和农业，用多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方针。发展经济学家把这概括为“工业化以农业为先导”的命题。因此，毛泽东的观点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3．工业化战略的评析
就工业化战略的总体而言，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抓住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基础和国际条件等有利因素，及时推动了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合理性。从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也是好的：全国社会总产值，1957年达到1600.6亿元，比1952年增长70.9%，其中农业产值537亿元，增长24.8%，所占比重下降为33.4%；工业产值704亿元，增长1倍多，所占比重上升到43.8%。工业总产值上，1957年轻工业产值387亿元，比1952年增长72%，所占比重下降为55%；重工业产值为317亿元，虽比轻工业还要少些，但增长幅度达到1.6倍，所占比重已达到45%。这些材料反映出“一五”期间，新中国经济以农为主的局面初步得到改变，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亦已凸现出来。但是，这一战略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其一，总路线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只有经济方面的内容，缺乏上层建筑与精神文化方面内容的规定。马克思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全面的过渡，首先是指经济结构方面的改变，同时也包括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实现工业化是其核心内容，但现代化又不仅仅限于工业化，它应是涵盖政治民主、文化发达、道德高尚等内容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
其二，没有摆脱早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从世界范围看，政治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大都仿效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方法和传统，把实现最大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作为最高奋斗目标，大量建设用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工厂，进行大规模的集中生产。我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显然具有这样的特征，以粗放经营方式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孕育着忽视经济效益的倾向。
其三，这一战略偏重于社会主义改造。从总路线的文字表述理解，既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又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总路线提出的任务才算完成。但要在15年左右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总路线是将工业化和改造任务并重的，在解释总路线时还强调工业化是“主体”，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但总路线提出后的客观印象却是强化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淡化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抓作为“主体”的工业化建设，而是抓作为“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曾明确地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抓社会主义改造，而他本人可以说是全力以赴。1956年底就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建立起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而工业化进程相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严重滞后。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为生产关系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剩下的任务就是怎样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来加快经济发展了。
（二）“超英赶美”的赶超战略
1．赶超战略提出的原因
首先，新中国贫弱的巨大压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就经济实力而言，我们仍是世界上少有的贫穷大国。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几乎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现代化建设还是一张白纸。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较我们发达，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写甚至封锁我们，而“
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因为我们粮、钢、机械少”。这对立志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而奋斗的毛泽东来说，是绝不能任其长期存在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使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把常规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压缩，在低起点上实现高目标，用跃进的步伐追赶欧美等现代化的先行者。
其次，国际共运中赶超热潮的激励。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像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而是在苏俄、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首先胜利，因而不仅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包围，反而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反包围之中。这一基本事实促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把尽快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毛泽东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与此不无关系。
再次，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为赶超战略提供了事实依据。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时间，中央和毛泽东原来估计大约3个五年计划，但实际上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子和方向的正确性不容置疑，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选择。但在实际工作中的确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正是这一表面成功使毛泽东的除了“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很容易”的结论，并主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可以人为地加快。
2．赶超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赶超战略酝酿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的构想是分两步用50-7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1955年3月，他更明确地说：“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又阐述说：我们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我国将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第一步任务，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将赶上或超过美国。这一设想尽管缺乏科学论证，但还是比较求实、比较谨慎的，它集中反映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代表了几代先进的中国人振兴中华的理想。
1957年11月，毛泽东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对原来设想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作了较大改变。赫鲁晓夫在11月6日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赫氏奔放的思想，使着一直有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强烈愿望的毛泽东受到莫大启发，在事先征得其他领导人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如果实现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将意味着中国用23年的时间走完英国120年所走的路。这对于渴望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对这个目标的追求，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着眼点发生了由从中国实际出发到快速赶超出发的不正确变化。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了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构想而确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首先用15年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然后再用20年到30年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赶超战略开始脱离中国实际，主观的东西开始占主导地位。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以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接着在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口号；此后，毛泽东又一再缩短赶超的时间，9月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李富春等人的信中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这就是说，要在短短十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原来设想用50年至75年才能完成的目标。原来设想的战略目标变成了眼前的具体目标，远景规划变成了现实计划。赶超战略理论与实践走向了极端，陷入了空想。
盲目的赶超引发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错误。这一体略突出地强调在短期内提高钢铁等几种主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这导致了多方面的恶果：一是过分突出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地位，期望实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但却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二是大幅度提高了原订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计划指标，例如1958年的钢产量要求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开了以高指标为指挥棒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先河；三是在指导思想上把速度看成是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选择了超常规的“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随着赶超英美所需时间的一再缩短，人们便把赶超战略与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了起来，作为二位一体的战略目标。正如《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所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其结果，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没有过上，反而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三年的严重困难，我们不得不进行长达5年的经济调整。
3．赶超战略的评析
第一，赶超战略本身无可厚非。中国是世界上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发动时间晚于英美法等先期工业化国家一个多世纪，而经济起点却几乎低于所有的先期工业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被大大压缩了的赶超过程。如果我们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建设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永远无法改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成了一句空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为我们规划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就是一种立足于国情的科学的赶超。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赶超战略中所固有的真理性内涵。
第二，赶超战略并非异想天开。如果我们对各种条件加以综合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的五六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赶上美国这种本来意义上的赶超战略的实现是有某种可能性的。理由之一：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能更好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实践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证明了这一真理。理由之二：中国人民是倾心为其奋斗的。“超英赶美”口号是人民由于解放而迸发出来的高昂的热情和追求更高目标的强烈愿望的一个具体体现。一个饱经忧患、任人宰割了一百多年的民族，突然爆发出这样高涨的热情，这本身就包含着深刻的意义。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主动性对于它的成败无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假如我们引导得当，就会变为最强大的生产力，创造出中华民族腾飞的奇迹。如果我们精密组织、科学管理，坚持速度和效益并重的原则，不发生像“大跃进”、“文革”那样全局性错误，实现赶超英美的目标应该有可能。
第三，赶超战略失败有因。首先，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遵循其固有规律。如果忽视了革命和建设之间的重大差别，把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简单用于经济建设，失误是必然的。其次，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搞经济建设，必须使指标、速度与国力相适应。当指标、速度等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时，事情就会走向反面。再次，忽视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经有过通过技术革命加速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但1957年反右派之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
法有了较大改变，他更加强调通过政治性的精神激励，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大跃进”期间，大搞所谓“小、土、群”，科学几乎无立足之地。用这种近似原始的手段搞现代化建设，失误是必然的。
（三）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
1．现代化目标的提出
建国后我们强调的目标一直是工业化，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构思，由工业化开始向现代化转变。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宏伟目标。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的较全面的发展目标。
2．实现现代化的步骤
关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步骤，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三年经济严重困难，使毛泽东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比较客观的起点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不能那么急，十分急了办不成，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1961年他在几次接见外宾时都说过，中国准备用50年到100年来根本解决工业、农业生产问题。大跃进也需要几十年到100年时间来解决问题，使很穷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在这之后，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党又提出我国经济建设“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起)开始，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用23年时间(从1978年到2000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此，会议还拟定了10年规划纲要，要求到本世纪末，我国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或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3．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评析
毛泽东关于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思考，对后来我们党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毛泽东对我国经济的落后现状，特别是改变这种现状的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对经济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一方面，毛泽东在论及“长期性”时，往往更侧重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1962年8月，他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就特别强调：“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50年、100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阶级存在，不要忘记还有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毛泽东虽然提出了经济建设的长期性，但他又积极主张缩短时间，并认为这是可能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过于看重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某些优势，低估了经济文化的落后现状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制约作用，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误认为搞建设不会比打仗更难。在毛泽东看来，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群众运动，就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和苏联。
用四个现代化代替工业化，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而且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更为深刻了。应该说，四个现代化战略在发展目标、战略方针上要比前两个战略符合实际，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四化战略本身仍偏重于经济和科技，未及制度和思想、政治、社会层面。在实现这一战略的时间规划方面，二十几年的时间似乎也太短促。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过分强调了自力更生原则，忽视对外开放，关起门来搞建设，使我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影响了社会的进步。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战略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而几上几下，基本上停留在设想阶段，没有很好地加以贯彻。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整个中国处于动乱之中，发展经济甚至成为一种罪过。“文革”结束后，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沿用我们曾经使用过的跃进战略，又导致了以大规模引进外资和外国设备为主要特征的“洋冒进”，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再次受到严重挫折，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进行新的调整。四个现代化的实践没有达到理想的胜境。
（四）几点评说
1．高度重视经济增长
新中国成立之时，百废待兴，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最重视发展，特别是强调经济发展。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是，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原因，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根源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目的是发展经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观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依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的思想。同时，当时西方发展理论对中国共产党这一发展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将发展理解为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强调经济增长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根本作用和重要地位，主张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中心内容，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第一标志。发展被认为就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提高生活水平的途径就是发展，增加人均收入水平，使每个人都能消费更多的商品和服务。“经济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人均产出来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使每个人都能消费得更多”。“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物质福利持续而长期的改善……反映出产品和劳务流量的增加”。可见，在这一时期，发展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同义词。这样，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尺，发展规划也成为一国实现工业化和实行赶超战略的重要手段。
2．属于传统发展观
“大跃进”运动主要靠资源投入来支撑，超英赶美主要是钢铁指标，各行各业大办钢铁，犯了不尊重科学、违背经济规律的错误，导致经济增长效率低下。“大跃进”战略和四个现代化战略都没有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当时人们也还难以认识到“向自然界开战”的口号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悖。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总体上没有跳出传统型发展模式，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观。这一方面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国情决定的。我们党是在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能否较快地发展，能否迅速地赶超发达国家，是党和人民的迫切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赶过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实现全面赶超是不可能的，只有从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进行赶超努力，因此提出了大办钢铁的“大跃进”发展战略。
3．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在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没有从根本上破题。在处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关系方面，毛泽东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生产力的基础的、决定的作用。在实践中不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要求来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是企望以越来越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构建以“一大二公”为主要特点的所有制模式。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结果到年底就基本上在全国农村建起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城市中，开始试办和推广人民公社。城市手工业合作社也被要求加快“升级过渡”，即加快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与此相联系，我们过分强调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进而提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观点。在当时情况下，政治往往具体化为阶级斗争，实际上是用阶级斗争促进经济建设，亦即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可见，通过生产关系方面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革命和改变来推动发展，日益成为第一代发展观的重要特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