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欲实现发展的各项目标,必须确立科学的发展模式。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的认识和行动都经历了一个“赶超式”发展→“台阶式”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大跃进”之后,为了在国外敌对势力包围之中迅速发展中国的国防工业以及重工业,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片面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从而形成了一种偏重求快的“赶超式”发展模式,提出了“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左”倾冒进口号。这种发展模式虽然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终因脱离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结果是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渐进改革发展模式。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台阶。“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这种“台阶式”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加速来上台阶,又注意通过调整治理来巩固台阶,既讲速度又讲节奏,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客观反映,既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也已为国外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实。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和德国,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是通过“台阶式”发展实现经济腾飞的。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明显增强,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要求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有新思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跨越式”的发展模式。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表明,信息化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所谓“跨越”,是指生产力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不再按传统的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模式,而是在与世界生产力的交往过程中,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来推动自己现有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实现对传统的跨越,从而接近或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尚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平,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就必须充分利用世界先进技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

(一)目前我国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实现更快更高水平的“跨越式”发展,不可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是需要条件的。邓小平曾强调指出,只要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那么,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能够办到的。换言之,只要我们能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抓住和充分利用我们面临的各种机遇,就完全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确保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快的速度。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历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发展机遇这一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要抓住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丧失机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江泽民也非常重视发展的机遇问题,他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进入新世纪,江泽民进一步要求全党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综观全局,对中国来说,本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某一由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对国家(地区、集团)历史命运及其国际地位能够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机会和境遇的特定历史时期。从空间上看,这一机遇期的形成空间应是世界性的,是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发生作用的具体表现;从时间上看,这一机遇期的时间跨度应是一个长达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历史时期;从影响上看,这一机遇期对国家、地区或集团的影响应是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的,事关它们的历史命运及国际地位。空间过窄、时间过短、影响过小的机遇期,都不应看作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在战略机遇期内,机遇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各种挑战并存。是否敢于、善于迎接挑战,是能否紧紧抓住和充分利用历史机遇的关键。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是我国面临的发展环境的总体特征。

1.国际安全环境相对稳定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各国人民要和平、谋稳定、求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力量进一步壮大,制约世界性战争的进步因素不断增长,从而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当长的和平环境。第二,大国间共同利益增多,大国关系进行了深刻调整,由矛盾竞争转向协调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9·11”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突出因素。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遇到国内和海外两条战线的威胁,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力量投放受到严重牵制,中美关系已由尖锐对抗走向相对缓和。近年来,中俄间建立起新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印关系、中日关系也有所改善。第三,中国在亚洲积极参与地区合作机制,形成APEC、“10+3”、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的地区组织,大大加速了本地区的区域整合,为中国发展所必须的、稳定的周边环境提供了新的积极因素。目前,中国已成功解决了与俄罗斯和中亚一些国家的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减缓了中国北部的安全压力;朝鲜半岛“六方会谈”取得初步成果,朝核危机目前处于稳定状态;南海地区形势基本平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

2.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

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加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遏制美国一超独霸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目前,欧盟的一体化程度继续提高,其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而日本的经济规模也已为美国的一半左右;西欧、日本作为美国传统的盟友,随着经济地位的大幅提升,其政治上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日渐明显,与美国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贸易摩擦此起彼伏;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工业基础和军事力量,军事实力非同小可,并且保持较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仍然是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和迅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位,综合国力逐步增强。因此,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极大地削弱了超级大国左右国际局势的能力,进一步推动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多极化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较大的国际回旋余地和发展空间。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多极化发展的有利条件,促进本国的跨越式发展。

3.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以贸易、金融、生产和科技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和力度深入展开。它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对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要不要、能不能避免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适应和利用的问题。如果撇开其各种负面影响不论,经济全球化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令人欣喜的是,多年以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增强,从而大大缓解了我国生产要素短缺的矛盾,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早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从而可以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最惠国待遇,享有普惠制待遇及其他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照顾,可以充分利用争端机制参与公平竞争,并获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参政议政”的权利。这对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明显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

4.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展开

纵观世界历史,每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引起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一国经济的大发展和大跨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技术革命至今方兴未艾,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为骨干技术群的新技术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虽然我国在高科技领域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但也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发展水平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具备较好的环境、基础和市场潜力。此外,我国在人力资源成本、产业配套能力和投资软硬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多种优势,也决定了中国成为国际产业、资本、技术转移的重点的机遇增大。只要我们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努力推动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就完全可以在若干关键科技领域和科技发展前沿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而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5.发展的内部环境日臻完善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人的素质现代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我国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巨大成就,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仅成功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化的最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我国的发展,而且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都有了更大提高,并在应对突发危机事件、治理内忧外患上积累了一定经验。这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理论和组织上的保证。第三,中国政治稳定,各民族团结和睦,人民安居乐业,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第四,中国具有因坐失发展机遇而给民族带来灾难的切肤之痛,“抓机遇,促发展”的思想已深藏于中国人民的潜意识中,这为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在紧紧把握上述战略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给我们带来许多严峻的挑战,从而可能形成对跨越式发展的制肘。比如,我国科技水平较为落后,企业竞争力不强,外国产品对国内市场形成强大的冲击,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等等。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给予高度重视,抓紧采取对策,加快改革发展步伐。虽然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途不可能是平坦的,但我们相信中国终究会实现既定目标。

(二)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奋斗目标,而且还对如何紧紧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

1.必须珍惜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

机遇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提供的每一次机遇,都会形成一个残酷的选择机制。在这个机制的作用下,有些民族发展了,有些民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外历史表明,并不是每个国家对每次历史机遇都能抓住、用好。如果抓住了机遇,就可以创造出许多奇迹。如果抓不住或抓而不紧,这些千载难逢的机遇就会悄悄从我们身边溜走。众所周知,中国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极为辉煌,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但是后来,我们多次失去大好机遇,无情地延误了发展,并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和辛酸。历史上,我们曾经错过了两次大的机遇。一次是近代工业革命蓬勃兴起的机遇。当时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我国的工业化落后于西方国家二三百年,结果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另外一次机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进行结构大调整,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我国当时由于忙于搞阶级斗争,又与这次机遇擦肩而过。江泽民说得好:“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回顾中国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5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所以逐渐落后了,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失去机遇,就失去发展的时间,就会使一个民族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正因为机遇是稍纵即逝、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以只争朝夕、奋勇无前的精神,珍惜机遇,抢抓机遇,用好机遇,切切不可在机遇面前无动于衷,甚至逆势而动。

2、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是否抓住了机遇,最终体现为是否实现了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真抓实干,开拓创新,加快发展。正如江泽民所要求的,必须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富国强兵都无从谈起。发展的任务是多

方面的,首要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并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同时,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们衡量中国的发展程度时,不能仅仅以自身过去为参照,还要看中国是否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有既在数量、质量、效益结构方面取得了进步,又在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方面取得了进展,才算是真正抓住了机遇,真正实现了发展。

3.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历史。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水平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们在改造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政治成果,主要包括民主政治思想、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行为等内容。其中,民主政治制度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不断发展的政治文明。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党在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表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加快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国内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随着WTO规则同国内的各项经济制度的融合,我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看作是一系列局部调整和修补的总和,必须作出新的战略安排和全局统筹。在此期间,要特别注意增强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提高民众对社会决策参与的自觉性和透明度。这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获得必要的“软力量”和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

4.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它不仅要求经济、政治方面的发展,也要求文化方面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也包括文化实力。必须在大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前进方向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江泽民曾经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而当前最重要的是实施高科技突破、教育优先发展和高素质人才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理想、信念是根本支撑,科技、人才是前提条件。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没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我国就很难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

5.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改革是发展的动力,是中国近3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表达了进行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改革是全方位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力争在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起来,在民主法制建设中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逐步建立有利于调动文化工作者积极性,推动文化创新,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深化各项改革的同时,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外向型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花了几百亿美元,引进了上万项技术和设备,但是由于消化、吸收、创新没有跟上,现在有些技术已经落后了,有些零部件或关键材料长期依赖国外供应。今后,引进技术要同消化创新结合起来,与合作开发结合起来,着力培养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我们要坚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投资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尤其要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以此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

6.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把党建设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我党必须敏锐地把握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党的全部工作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转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尽力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坚强党的建设,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当前特别紧要的是不断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继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凝聚力、战斗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