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持走和平崛起之路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必定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坚持和平中求发展、以发展促和平，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特别是邓小平所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论断，为中国确立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上升到当今时代主题的高度，并把其作为中国外交的宗旨实施，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理论的探索和构建工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继承、弘扬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道路理论的基础上，又加以突破创新，提出了走和平崛起道路的理论。
（一）和平崛起道路的科学内涵
崛起，是国际政治中的常用词汇，指的是一个大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高并对世界力量格局、秩序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过程。它与“衰亡”相对，用以探讨帝国或大国的命运。崛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它高于发展。首先，就适用范围看，崛起是个大国的概念，不适用于小国。崛起是指成为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大国或最重要的国家，崛起的过程是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和世界最强国家的地位不断接近的过程。很多国家可以用“发展”一词来界定，但不是所有国家都称得上“崛起”，只有少数发展速度、国际地位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才堪称“崛起”。其次，从发展状态看，崛起比发展要宏伟得多，两者不可等量齐观。崛起有快速发展、跃进、后来居上的意思，是大发展，它对发展速度、发展质量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关于中国崛起的报道和评论屡见不鲜。很多中国学者在讨论中国发展问题的时候，也习惯于使用“中国崛起”的说法。但是，我国政府的称谓与海外舆论和民间学者有所不同，一般称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同中国崛起的内涵也是不一样的。崛起是指一个不富强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而复兴则增加了恢复昔日辉煌的成分。复兴是强调中国自我发展的起伏，而崛起是指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崛起所暗含的主要不是绝对实力的增长，而是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
那么什么是和平崛起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和平崛起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将和平崛起定义为目的，即崛起与和平都是目的，两者要同时实现；二是将和平理解为手段，将崛起理解为目的，认为中国争取和平不过是为了实现崛起的目的；三是将和平视为目的，将崛起视为手段，认为中国崛起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显而易见，目前人们对“和平崛起”的内涵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认识。我们认为，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和平崛起”的内涵起码包括三个层面，即和平中崛起、和平地崛起、和平崛起。换句话说，中国崛起的环境、崛起的手段和崛起的目都与和平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首先，从崛起的客观国际环境来看，中国能够、也必将实现在“和平中崛起”（Rise in peace）。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安全环境、舆论环境都将是相对和平的，这为中国实现在“和平中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其次，从崛起的方式来看，中国将走和平崛起之路，即“和平地崛起”（Rise peacefully）。中国对内以建立和平、民主、文明的中国为发展目标，对外以合法的方式获取资源和发展动力，建设性地参与国际事务，而绝对不会像历史上其他大国那样，通过无限膨胀本国军事力量甚至通过侵略别的国家来实现自身。中国的崛起不会挑战世界霸权和国际秩序，而是在现有国际体制内做负责任的大国。
最后，从崛起的影响来看，中国将是“为和平而崛起”（Rise for peace），即中国将在实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根本宗旨的同时，求得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从而向国际社会兑现和平崛起的承诺。
在西方语境下，“崛起”带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历史上的大国，包括荷兰、英国、美国等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或直接通过战争而实现。但历史表明，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地带来战争。战争的爆发有其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换句话说，崛起的大国是否将成为世界的威胁，首先取决于崛起国的主观动机和战略选择，其次取决于既有大国对新生大国的受容程度，特别是既有大国与新生大国之间利害关系的调整。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奉行永不称霸的立场，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不称霸的内敛式的崛起。它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
当然，“和平崛起”并非指从不使用武力和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而是指不发生体系性战争。在和平崛起过程中，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以及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解决冲突的过程仍然属于和平的限度之内，否则就不可能“和平地崛起”。在众所周知的温家宝总理关于和平崛起的五点阐述中，没有一点声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承诺放弃一切战争。中国的崛起既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更意味着在崛起的过程中以及崛起之后，不会主动发起非正义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但为捍卫自己的根本国家利益而进行的反分裂、反抗外来侵略等正义战争显然不在此之列。中国和平崛起论中的和平并不是意味着消灭所有战争。在人类社会没有进步到一定阶段时，要求单个国家承诺放弃一切战争，既是不现实，也是不明智的，不符合“中国和平崛起论”的应有之义。纵观人类历史，没有哪一个大国完全是和平崛起的。英国和美国是成功崛起的典型，但是它们都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而且也不是完全和平的。
（二）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依据
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的夙愿。但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是21世纪以来的事情。这一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专家提概念”到“总理谈要义”、再到“高层定战略”的过程。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作为一个研究者和观察者，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讲，首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论题。这一论题是包括郑必坚在内的20多位中国学者针对国际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经过近一年的研究而提出的。郑必坚指出，近代以来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说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走了一条依靠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道路。而这样的道路，总是以失败告终。郑必坚认为，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只能选择奋力和平崛起，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他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最重要的战略方针有三条：一是锐意推进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基本内涵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制度保证；二是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三是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社会环境。
在郑必坚发表上述演讲不久，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又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温家宝在演讲中强调，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他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并指出：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的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紧接着，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再次重申，中国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说，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重申了中国和平崛起的要义是：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积累，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和平崛起”正式成为一项带有根本意义的国家战略。这是中国新领导层的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思维。概括起来讲，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崛起战略的客观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实践依据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面临一系列难题的发展中国家。这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较大的矛盾。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向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己任，决不会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更不会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而我们选择这条和平发展道路的着眼点，就是要较好地解决上述矛盾和难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在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立足中国而又面向世界，正视现实而又放眼未来，明确地提出和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有利于把坚持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和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把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更加鲜明地统一起来，这对于我们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争取更多的朋友和同情者，化解种种阻力和干扰，应对种种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2．历史依据
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崇尚和睦，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对外侵略扩张不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几千年来，中国经济的主体一直是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不同于外向型的贸易经济，而是以守土耕作、自给自足为根本特征的。这种特征的经济模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化必然是内向、内敛的文化体系，政治上必然重内轻外，军事上必然采取守土防御的战略。雄伟蜿蜒的万里长城，不是中华民族侵略扩张的象征，而是防御政策的产物，是一座和平的纪念碑。中华文化沐浴下的炎黄子孙，为人处事以和为贵，尚中庸之道。孙中山先生说得好：爱好和平是中国人的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饱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压和**，深知和平之珍贵，发展之重要，深知强权必然黩武，称霸必失人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不论发展到
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这就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是继承和发扬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理性选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根本目的，亦在于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唯有和平崛起，中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并令世人刮目相看。
3．理论依据
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思想，为和平崛起发展道路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蕴涵非常丰富，其主要内容是维护世界和平、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核心目标是把握机遇、发展自己，基本立场是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同时又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国际战略理论。他指出，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各种文明需要相互交融，各个国家需要平等相待。而依照多样性的观点来处理国际问题，就要求我们广泛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大力倡导求同存异、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与通过对话增进信任的新安全观。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以维护和平为中心，以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为目标，并以“和而不同”的原则来指导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从而真正体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上述国际战略思想。
4．国际依据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时代，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得人心，武力崛起必遭世人唾弃。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走和平崛起道路，才有实现快速发展的可能。否则，即使一时得利，最终必将难逃失败之命运。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站在国际战略的高度加以考虑。而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国际意义：其一，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中国与亚洲的命运。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和亚洲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是中国的发展，而且代表着亚洲的声音与亚洲的崛起。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今世界脉搏的准确把握，不仅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符合亚洲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其二，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虽带有鲜明的中国个性，但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它代表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崛起，对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其三，中国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我国热爱和平、独立自主、谋求共赢的国际形象，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必将对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景分析
自从中国提出实现和平崛起之后，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究其原因，首要的在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一个小国发展得再强大，也不会引起世界太大的震动，因为它们的发展不会冲击现有的国际秩序和格局，不会影响现存霸权国家的世界地位和战略利益。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贫弱的中国尚且被视为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之一。而在将来，一个崛起了的、强大的中国，必将会更加引人注目，甚至会引起世界的巨大震动。
1．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利条件
第一，中国具备了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利的内部条件。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为和平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中国疆域广阔，拥有巨大的资源内需和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大，经济增长点多，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能够做到主要依靠内部力量，而不是借助外部资源，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自然基础；再次，中国政府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致力于把经济的梯次增长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保持人口、资源、生态三者之间相对平衡的比例关系，能够防止出现比例严重失调给国际资源市场和经济运行造成冲击的局面，这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社会基础；最后，中国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人民团结，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这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政治基础。
第二，中国具备了实现和平崛起的有利的外部条件。首先，从安全环境看，尽管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仍面临霸权主义、地区性热点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冲击和干扰，但世界总体缓和、局部动**，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对抗下降、竞争与合作加强的基本态势有望保持下去，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周边关系明显改善，周边环境相对稳定。在此背景下，尽管中国的国家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但只要国际社会有关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能够给予必要的理解与支持，中国就有能力、有信心战胜一切挑战和困难，以和平方式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其次，从发展环境看，中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和市场途径获得国际分工的重新选择和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必像历史上的后兴大国那样，通过战争掠夺别国资源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崛起。WTO体制为中国接受全球的市场要素转移和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制度框架。通过参与这一框架下的合作和规则制定，中国与各国的共同利益将获得制度性保证，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摩擦也将获得制度性调节，这不仅是中国的巨大市场机遇，也是世界和平的重大机遇。世界范围内以电子技术和生命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了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这对于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行工业化和信息化并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都十分有利。
再次，从地缘政治环境看，“9·11”事件及之后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使得美国无法集中其外交、军事和经济资源对付中国，这为中国和平崛起赢得了宝贵时间。美国还有不少问题要有求于中国：一方面，经济上相互需要。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也需要美国的先进管理方法。美国同样需要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需要中国为美国人提供就业机会，需要中国给美国的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两国政治上互有所求。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两国在政治上保持合作、对话和磋商，不仅有利于世界各国，也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中美合作则两利，对抗则两伤。此外，中国市场对亚洲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并已与日本匹敌，中国与东盟、中亚四国间建立的区域化体系及朝核问题上形成的北京六方会谈机制等周边因素也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2．中国实现和平崛起面临的诸多挑战
就内部因素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首先，资源领域面临挑战。我国资源短缺，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再加上多年来中国一直沿袭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的破坏和浪费非常严重，所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中国现有的资源储备总量日渐萎缩，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大。仅以石油为例，2003年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对国际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高达43%，估计到2020年中国需要进口5亿吨原油，占国内消费量的70%。虽然我国政府为缓解资源短期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如通过“南水北调”工程、“三峡大坝”修筑、核电站建设等从内部挖掘潜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扶持节能型产业的发展，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不是短时期能够做到的。中国能源预警机制和战略储备系统的缺失，使中国的能源安全变得十分脆弱，这无疑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巨大制肘。
其次，环境领域面临挑战。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上国际制造企业的大量涌入，我国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大气和水环境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白色污染”较为严重，城市噪声扰民十分普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水土流失、荒漠化面积增加，生态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环境恶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内部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直接弱化了经济的发展后劲，而且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存环境，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对清洁环境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从外部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将越来越关注，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从而给中国的和平崛起事业平添许多麻烦和障碍。
再次，社会发展领域面临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如失业与就业压力增大，而且这种状态将会持续存在；社会分配失调，人们收入差距悬殊，低收入阶层的比例过大；“四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问题突出，城乡发展差距有增无减；人口的老龄化时代过早到来，社会保障面临空前的压力。这些社会问题的滋生、存在和蔓延，直接影响着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着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真正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最后，国家主权领域面临挑战。台湾问题是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干扰因素。尽管国民党重新上台，使两岸关系有了新的走向，但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在美国的绥靖之下，不断误导、煽动甚至裹挟民情民意，致使台独势力急速膨胀，且在岛内大行其道。在企图推行“法理台独”的同时，他们还大肆推行“文化台独”，试图使岛内民众逐渐从心理上、文化上、感情上疏远大陆。台独势力的活动越来越猖撅，其危险性和冒险性也越来越强。如果真的出现了“台独”局面的话，中国政府只能依法捍卫国家领土的统一，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极有可能改变中国和平崛起的预期。
外部客观方面看，四个因素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甚大：
一是美国因素。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争当世界霸主的野心由来已久，甚至日益膨胀。对于那些有可能要挑战甚至超过其国际地位的国家，它当然会不遗余力地加以遏制。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地缘战略及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复杂的心理：一方面希望同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军力增长感到不安。特别是“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以后，美国逐渐萌生了防范中国的心理，并将防范中国崛起作为一项明确的战略任务。布什执政后，共和党防范中国的政策更严厉。“9 .11”事件后，美国政府也没有取消防范中国的战略任务。无论是在中国周边地区不断强化的军事部署，还是不时在一些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上所做的手脚，都能反映出美国对中国不断强大的疑虑和不安。不仅如此，美国还企图利用反恐战争，构筑一个从中东经里海沿岸国到中亚的弧形地带，并且通过加强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以及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强化与日澳两国的传统军事战略合作机制以及与南亚印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从东南西三面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遏制态势，其主要目的在于阻止任何大国的崛起可能，以维护单极霸权统治。此外，美国经常借口“民主”、“人权”、“西藏独立”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我国进行无理指责甚至施加压力。美国的这些所作所为，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二是日本因素。与美国一样，地缘政治因素使得日
本对于本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下降深为不悦，而对中国的军力增长和“不透明性”感到不安。此外，中日之间还有历史问题以及与之相联的领土、资源争端等。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逐步调整对华政策，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色彩，借助美国维护其在东亚的传统地位和影响力，并希望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尽管如此，历史经验证明，地理上的原因决定了中日两国只能走合作双赢的道路。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与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超越历史的羁绊，采取主动措施彻底消除包括中国在内亚太国家对日本的疑虑，并为维护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其应有的贡献，才有可能像它自身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三是周边因素。在我国的周边国家中，有的国家政局与社会混乱，有的国家内部关系复杂多变，特别是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残余势力的重新抬头、伊拉克战争后地区形势的演变、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势力的膨胀，客观上给我国的稳定带来了新的变数。在中亚地区，因美国反恐而渗透该地区，使得中亚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加剧了矛盾。在南亚地区，印巴关系时紧时松，双方多次被从战争边缘拉回。经国际社会的大力斡旋，虽然印巴关系暂时有所缓和，但一些偶然的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印巴严重对峙。在东北亚地区，最值得关注的是朝核问题。虽然经过多次六方会谈，但朝核问题依然没有走出僵局。朝核问题一旦发生变故，对我国国家安全将造成直接冲击，甚至可能延缓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争端：与印度的领土划界还没有解决；与东亚一些国家的海洋划界尚未确定；中日钓鱼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南海岛屿争端虽然得到平息，但依然存在着国际化的倾向。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领土领海争端，使得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心态复杂，怀有不同程度的疑虑。另外，我国周边地区是民族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聚集地。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与国际恐怖组织联系密切，在我国境内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影响我国的安全与稳定。
四是意识形态因素。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抗争没有消失，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愈益明显，经济全球化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以更快的速度、更直接的方式、更强有力地冲击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稳定运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客观上更有利于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模式的输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渗透。中国作为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与遏制的重点对象。西方国家利用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利用中国自身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时机，以各种经济手段干涉中国内政，不时推行“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妄图使中国屈服，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所谓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这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总之，中国具有和平崛起的主观意志和内外条件，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不利因素。纵观世界历史变迁，尚未有哪个世界强国是通过走和平发展之路实现崛起的。我们所要走的是一条充满挑战而又没有先例可循的崭新道路，其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四）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基本对策
中国要走好和平崛起之路，既需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国际事务，努力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更需要采取科学对策，解决好中国的内部发展问题。
1．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经济上的崛起是和平崛起的物质基础，它既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又是“和平与发展”的体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中国实现崛起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保证。而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应把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充分自觉地依靠自身体制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放，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为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科学发展观本身的内容而言，它是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成就平台走向一个新的高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更全面、更协调、更持续的发展，这是有效填补我国长期实行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固有缺陷必然要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统筹并不等于从非平衡发展战略走向“平衡发展战略”，不是放慢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不是追求各地区、各部门发展水平的一致，而是强调防止和克服发展中的断裂。客观地说，发展的地区、部门差距将始终存在，统筹与全面协调发展不在于以结果的平衡去代替政策的不平衡，而在于用政策和战略上的统筹来缓解结果上的不平衡。简言之，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为了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因此，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去发展自己，对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坚持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新的开放观
中国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加深与经济全球化的联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实现了由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到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历史性跨越。伴随着这个跨越，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开放观，即以提高对外开放效益为中心，以对外经济关系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新的开放理念，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实现由外向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再到开放型社会的“三级跳”。而要树立这种新的开放观，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体系的关系，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把主要依靠国内条件与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点是依靠国内条件。但依靠国内条件不意味着缩小开放规模，而是要提高开放水平；不是从国际市场上退回到国内，而是要处理好依靠国内条件与利用全球化的关系。目前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并有可能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但必须看到，目前中国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展与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不同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结构和体制上也存在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局限在以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为主的传统开放观的框架里，而是要把全面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尽可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能，作为新开放观的主要支撑点。
3．坚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的安全观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安全问题的跨国性和综合性日益突出，一国安全利益同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形势之间的相互关联更加密切，安全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与政治安全，而是日益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领域。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从而严重危及国际安全。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世界上总有些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上述国家的老路，借助武力实现崛起。这种担心实属多余，因为中国确信军事手段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不会带来持久的安全。中国的崛起不是要挑战或者取代世界霸权强国，而是争取应有的平等的大国地位，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而只有增进互信、平等协商、广泛合作，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和平和安全。而且，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需要这种普遍持久的和平。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世界市场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在对他们造成的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压力，更有一些国家借此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这些情况表明，不解决对外经济关系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型安全观，中国的持续高速增长就可能出现更多的国际磨擦，并反过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这种新型的安全观应以和平共处为前提，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战略合作为纽带，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中国才摒弃了传统的大国崛起模式，选择了与20世纪大国截然不同的道路，以互信求安全，以对话促合作。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基本保证。
4．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和平崛起需要军事实力保驾护航，崛起的题中之意就包括国防现代化。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必然主权沦丧，受人欺辱，民不聊生，更谈不上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一百年间，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有国无防，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宰割。当前，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要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想谋求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就必须建立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一个国家如果只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无强大的国防，就不可能占据有利的国际地位，也难以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甚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还会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因此，在今后的国防建设中，“军费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使部队的武器装备和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使国防建设与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相适应。”
5．注重发展与美国的关系
在和平崛起的整个历史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必然是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具有全局性、全球性、战略性。同时，中美关系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国能否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及其作为。由于中美两国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特别是双方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大相径庭，两国间不仅存在着广泛和重大的共同利益，还存在着巨大的利害冲突，其中既有历史积怨，又有现实的诸多分歧。中国必须在不牺牲本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建设、维持和发展中美两国间较为稳定的战略、外交和经济协调关系，努力减少因中美关系发生摩擦甚至冲突而给中国和平崛起带来的阻力。
6．优先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任何国家都要重视与邻国的关系。搞好周边关系，改善周边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内建设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同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9个。中国能否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不能像历史上其他大国一样，走与周边国家争霸的道路，而应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互信互谅。中国周边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不一，但它们都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这种关注和它们对自身命运与前途的思考密切相关。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促使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需要对传统的睦邻政策加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需要从政策实践而不仅仅从口头上，解决和消除“中国威胁论”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总之，中国为和平崛起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新型开放观、新型安全观的提出和有效实践，将向世界证明，和平崛起不只是一种愿望、姿态和外交宣言，而且也是自身的发展理念，是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的综合性战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