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薄一波曾精辟概括为“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始于毛泽东，但没有在毛泽东那里完成；成于邓小平，但并非从邓小平这里结束，而是由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进一步加以丰富和发展。
（一）毛泽东是中国特色道路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过程中存在着照抄照搬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发现苏联的经验并不完全成功，并敏锐地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因此适时提出“学习苏联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及时地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口号。在这篇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以苏为鉴”是中共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汲取苏联东欧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在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而且还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模式进行了初步勾画。
1．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毛泽东终生的夙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被视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代价、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的道路。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遭受了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毛泽东认为决不能再走苏联、东欧的老路。在1956年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毛泽东就开始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进行探索。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并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据此，可以把毛泽东“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大关系”，即以重工业为中心，处理好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处理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具体而言讲：第一，要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认为，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武装轻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商业和其他部门，才能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实现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第二，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样做，既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又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第三，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指出，由于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只有将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他认为，苏联仅重视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发展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必须引起中国的高度警戒。
2．关于经济体制模式问题
建国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苏联模式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它重中央集权而轻地方分权，重国家利益而轻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无可否认，这种模式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进行了关于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初步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理论成果。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提出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中央与地方要适当分权，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兼顾，不能只顾一头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第二，在企业管理体制问题上，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原则，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毛泽东基于通过改善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思考提出来的理论，其核心是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要改革束缚群众积极性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第三，在发展商品生产问题上，指出不能避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及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商品生产不是消灭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发展；在社会主义时期，等价交换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规，违反了它，就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3．关于政治体制模式问题
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表现在政党制度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排除任何其他政党的存在。在我国，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曾表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政党体制究竟实行什么体制为好，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还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认为这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
4．关于思想文化体制模式问题
苏联在思想文化体制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不允许各种学派和各种学术思想自由争论，这一点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他认为，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必须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造就一支强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为此就必须采取有效的文化政策，调动文化界的积极性。毛泽东根据文化领域特有的发展规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有在刊物上、报纸上进行表达的自由，不要去干涉他们。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又强调“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并明确宣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长期性、整体性的方针。
总之，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中共八大前后提出了许多新构想和新观点，从而开创了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先河，也使毛泽东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这种艰辛探索，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致力于探索一条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优秀品质。尽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构想还不够完善和系统，尽管毛泽东提出的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未能坚持或未能贯彻到底甚至被扭曲或背弃，尽管毛泽东未能最终解决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但他所进行的探索和所提出的思想是极为宝贵的。这些探索，是中国开始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标志；这些思想，为解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了理论引导，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理论来源。
（二）邓小平是中国特色道路的设计者和实践者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如何起步，要沿着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前进，这是必须予以回答的根本问题。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后，考虑最多的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决不能照抄西方国家和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必须认真研究国情，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他指出，过去我们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既然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而中国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底子薄，二是耕地少、人口多。根据这两个基本特点，他初步设计了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道路，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再次郑重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此之后的现代化建设历程中，邓小平反复论证并实践这一思想，从而不仅使他的这一基本思路展现为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丰富思想体系，而且使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得到完美的体现。
1．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
社会主义面临多方面任务，但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过
去长期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要完成的任务虽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还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共同富裕一起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高度来认识。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强调，这足以说明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认为，只有实现好这一根本任务，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基础。
2．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
邓小平多次强调，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他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围绕这个中心，服从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我们一定要横下心来，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松。今后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仗打完以后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必须牢记历史上一度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建设。
3．关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理论
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是个长期的任务，必须通过科学的发展战略加以保障。为此，邓小平领导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三步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循序前进，每一步既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重点，又围绕和服从于实现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三步走”战略部署正确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4．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必须通过改革开放逐步缓解和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弊端和矛盾，从而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邓小平认为，改革和开放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他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作为一场革命，不是要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复归，它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我国生产力的经济社会体制，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体制，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对外开放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社会主义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知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的开放应当是全方位的，是面向全世界的开放。当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由上可见，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别开生面的。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功于毛泽东的探索。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曾说得很清楚。他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然而，邓小平的探索又远远超越了毛泽东，具有明显的突破性、现实性和开放性。他在探索中敢于突破前人和超越前人，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开拓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三）江泽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者和创新者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际，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而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并取得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
江泽民认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刚刚发表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就把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全部纳入了十四大报告。在邓小平逝世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又把大会主题确定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并把邓小平理论写进了党章，使之成为新时期指导我们党思想和行动的一面伟大旗帜。这些举措，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邓小平理论的坚定继承者和忠实捍卫者。
2．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基石。江泽民坚持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进一步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全面、系统地阐发：其一，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和历史地位，并在其中增加了人民生活、科学文化、地区发展等内容；其二，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统一起来，坚决维护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其三，科学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特征，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而使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得以具体展开，进一步深化了初级阶段的理论。
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
江泽民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早在1992年6月，江泽民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其后的党的十四大上，正式确立了这一目标，并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系统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二，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是公有制的补充，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江泽民发展了邓小平“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理论，提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要坚持效率优先，同时要兼顾公平。
4．关于经济发展战略
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并较多地论述了该战略的前两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重点在第三步战略上作文章，提出了“新三步”的目标规划。在1995年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建立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建党100周年时，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就使“第三步”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具体和细化，也易于操作。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江泽民还特别强调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在经济体制上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必须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还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并具体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空定位、根本任务、具体措施等，这也是对邓小平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的重大发展。
5．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江泽民认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他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高到 “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明确提出必须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把反腐败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提出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基本内容和形式，聚精会神搞好党的建设；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总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我们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四）几点经验
纵观近6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这些经验和启示也是我们在新世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应坚持和遵循的客观规律。
1．必须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勇于和善于进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已经由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所证实。20世纪初，列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坚持实事求是，在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中，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人类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抓住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了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问题，从而使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抓住实践中提出的、而又急需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初步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使邓小平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更为系统的回答，从而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社会实践和人们的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认识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一时一地一事的经验，而应善于从新的实践中获得新的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根据新的实践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个别的结论和过时的思想；既继承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又结合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勇于探索。我们党正是因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使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赢得了今天的辉煌。
2．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与时俱进在根本上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根本体现。诚如邓小平所讲，只有勇于解放思想，彻底地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思路。而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同本民族的特征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出发，始终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只有正确认识本国国情，才能制定出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与突破，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切成功和失误，都与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建国头七年，我们党充分发扬了进行调查研究和认识现实国情的优良传统，从而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三大改造”的艰巨任务。邓小平多次讲过，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依据国情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实际国情认识还不够深刻，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率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国情进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冲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的固守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膜拜，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江泽民始终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全党一定要在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证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3．必须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创新社会主义模式相结合
邓小平曾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世纪的伟大实践证明，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社会主义模式，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僵化、教条地看待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实践是丰富多彩的，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统一的模式，不能以一种模式的探索去裁判甚至否定另一种模式的探索。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应当成为执政党的重要任务。而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共性和本质要求，必须保持稳定；社会主义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应当保持灵活。社会主义在中国半个多世纪胜利和发展的基本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的结论，中国惟一正确的选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创新社会主义模式完美地结合起来。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坚持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绝对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又必须体现本国特色，即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模式。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创建，才开辟了社会主义由单一传统模式向具有民族特点的多元社会主义模式转变的崭新时代，才使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因为苏东剧变而偃旗息鼓，反而日益充满生机活力。
4．必须正确对待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挫折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十月革命以来所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国家由于基础弱，起点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要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获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要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需要一个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过程。同样地，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实现这种结合绝非轻而易举的，它也需要一个反复实践和反复认识的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此前进过程中，我们必将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出现这样那样的挫折与失误，有时甚至会出现倒退和逆转。我们既要正视这种曲折和反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又要看到这种倒退和逆转的暂时性，不悲观、不失望，不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后，面对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跌入低潮，一些人产生了 “社会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在中国还能走多久”的困惑。其实，只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全面、辨证和发展的眼光观察问题，就不难发现，苏联东欧的失败，只是社会主义一种模式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实际上，成功是一种财富，失败也是一种财富。“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些话，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提供了科学的思路。
5．必须在探索中始终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否则，社会主义将一事无成。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团结人民和领导人民的党来领导，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可能的。而要坚持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在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东欧剧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性的因素是未能搞好党的建设，致使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这突出表现在苏东国家党的领导人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实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党的领导人否定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鼓吹“全民党” 、“全民国家”等错误观点，推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总路线，使党和人民的思想发生了混乱，使党的性质发生了蜕变，使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质变，最终酿成了政权丢失、苏共被解散、苏联被肢解的悲惨结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中国与苏东这一胜一败、一起一伏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关键在党，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必须靠党来保障，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必须靠党领导人民来挫败。虽然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并把党始终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我们党就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社会主义就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