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色定位
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大国角色
“大国外交”在概念上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第一层基于对象界定，如果一国的外交以大国为对象，即使它是一个小国，它围绕大国开展的外交也是大国外交；第二层基于主体界定，一国自我定义为一个大国，从这个自我定义出发，界定自己的利益目标、运用与大国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开展的外交就是大国外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基于第二层含义，当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角色定位，首先是大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的大国。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等国际地位和角色，中国是大国的属性无疑是举世公认的。第二，界定和维护我国的发展和安全利益，运用与大国地位和能力相匹配的手段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承担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承担的相应责任，以及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公共物品，为各国人民造福。王伟光在《中国已成长为全球关键性大国》一文中提出，“今天的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关键性大国，外部世界也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特别是中国将如何思考和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如何形成大国思维，确立大国战略，构建并推进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成为值得关注的重大课题”。
关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作用，可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天起国际上就十分关注，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不希望看到红色政权的国家诞生。对新中国和苏联采取了政治打压、经济封锁等遏制战略，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朝鲜、越南进行侵略，对中国采取夹攻之势。毛泽东的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略，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打破了美国是不可战胜的神话，打败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围攻，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重新站起来的东方巨人。随着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使我们和亚非拉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反对霸权的呼声和力量进一步增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得到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万隆精神是中华传统文化“和合”思想精髓的体现，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国际上得到吸收并发挥积极的历史作用的光辉篇章。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的确立，表明中国已处于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同时也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力和责任。但由于中国当时的经济实力较弱，综合国力不强，加之国际上的强权政治当道，同时，为了使中国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绝不当头”等战略思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有限。随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有所作为如前面章节所述，积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建立公平公正民主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倡导新安全观等等。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外交与时俱进，国际关系新思想、新理念不断涌现，如在国家利益层面倡导建立和践行正确义利观，在国际安全层面倡导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安全观，在国际关系层面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摈弃零和博弈及国强必霸的逻辑等等，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发出的中国声音、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都是开放、透明、包容的，有利于有关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减少贫困，欢迎包括美方在内的有关各方积极参与”。
此外，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是国际上关注的热点问题。国际上除有一些国家或人士担心中国的强大，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对中国抱有成见和不正确认识而外，国际上一些正义人士还是希望中国强大并在国际上发挥积极的重要作用，或较为客观地评价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如郑永年在其著作《未来三十年》中就写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崛起”一章，论述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可能性、现实性及未来前景；美国著名学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我希望中国更多地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不断地上升，只要中国的外交政策符合全球共赢的利益需求，我认为中国理应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毫无秩序可言。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是失败的例子。如果没有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帮助，美国不可能重建这个地区的秩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这样论述：“无论按何种标准来看，中国都已恢复了它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那几个世纪中的地位。现在的问题是，它在目前寻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处，特别是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
2016年2月13日，第5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中国与国际秩序”专场辩论会，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和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科克等出席，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中美关系、朝鲜核问题等进行了激烈辩论。关于秩序，傅莹在主旨演讲中谈到，所谓“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国价值观，二是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这个秩序，中国讲的“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机制、法律体系和原则规范。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是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也是改革的参与者。
陆克文认为，傅莹女士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和美国对秩序看法的不同。第一，中美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但另一些价值是不同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民主或西方价值体系；第二，中国几十年以来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希望看到一个“多极”的国际秩序；第三，中国支持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制，做出了很大贡献。西方不应将中国神秘化，同任何国家一样，中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的国际利益呈现为三个同心圆，核心圈是与14个陆上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第二圈是对美国在亚洲组建军事联盟的关切；外圈是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主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例子。中国愿意在现行国际秩序框架下与美国合作，但如果太多的门都对中国关闭，他们也只能在门外盖房子。黄永宏认为，中国的历史、当前实力和体量决定了中国一
定是全球性领导，中国的崛起是在融入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实现的，并为周边国家带来利益。但中方接受世界领导的角色也需要一个过程，中方要更清晰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秩序观。当前南海问题十分突出，但新加坡不认为中国想要冲突，因为中国明白自身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外部环境。南海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较好地管控，这需要各方体现政治意愿。与会嘉宾都认为中美关系对全球至关重要。科克表示，中国的崛起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美国对此是欢迎的。美中在经济方面互相依赖，中国是全球一百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影响不容小觑。
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内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自己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国外交，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政治基础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根据当今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与时俱进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以及关于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举措。
第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遵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各民族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的思想。恩格斯针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褫夺他们的民族权利、主权时说：“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同时深刻论述，没有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就不能有各国的革命。他说：“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
由此，尊重各民族国家独立、领土和主权完整，各民族一律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尊重民族独立、领土主权完整，才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而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既包括狭隘的社会革命，也应包括人类的经济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变革、创新、进步。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并依据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的一些新理念、新思想，并总体上形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
第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文明的多样性，各种文明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多样性文明对人类发展重要性的理论。列宁认为文明的多样性是各民族、各国独立发展，互相学习、相互促进的必要条件。他在批判民粹主义的所谓要建立俄国的独特性上，要么不认真对待西欧文化，全盘抛弃。要么，要全盘欧化俄国的错误时指出：“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成就。”之后又“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列宁论述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的这些思想，对促进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到尊重文明的多样性，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使各国人民民心想通，友好交往，和谐共生。亨廷顿说：“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以文明为载体，研究国际体系、国家、和平与秩序等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典范。他将人类文明分为21种，贯穿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及其人类社会，对人类文明对世界历史产生的作用做了深入的研究。汤因比说“我们必须学会认识，并尽可能地学会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结构，我们共同的人性在这样的结构中表现为不同的宗教、文明、国籍，人类的文化正是由于这些东西才在历史的过程中联结了起来”。他认为人类21种文明可以分别统归到“希腊模式”及“中国模式”中，希腊模式代表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体框架，而中国模式代表东方文明。
东西方文明都以“和谐”的宗旨为基础。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希腊文明理性主义时代提倡的等级、秩序、统一、和谐的代表，此外一些古典建筑物也都体现了这一理念。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容乃大”，“亲仁善邻，和睦相处”，主张“协和万邦”的精神。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它以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为前提，有差异、有不同，才有和谐的存在。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人类文明也是在世界多种文明的冲突交融、不断相互学习中进步、升华，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如希腊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影响。阿拉伯文明广泛吸收了东西方文明，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人类要学会在文明的交融中进步，而不要以“优势文明”自居，挑起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写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因为他看到了世界上还有文明冲突的状况，他写作此书的期望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这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文明的冲突”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明的分析框架因此提供了一个对正在呈现的现实的洞见。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是核心国家——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多样性的文明共融能够彰显多样文明的内在文化精髓，是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文化原动力，能够促进世界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更需要世界多种文明的交融与繁荣，取长补短，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人类宝贵的
文明财富，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胡锦涛2006年4月22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充分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2005年4月22日雅加达亚非峰会上，胡锦涛指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念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胡锦涛在耶鲁大学演讲中进一步阐述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今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习近平主席在欧洲议会大厦的演讲也深刻阐述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性。习主席2013年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强调，“人文上，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不仅‘各美其美’，而且‘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成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文化内涵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并发挥其积极的处世之道与当今时代发展相契合的共鸣点，集中体现了“和合”思想，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协和万邦；“达则兼济天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等。中华民族共同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的绵延发展至今的文明，具有丰富灿烂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习近平主席说：“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许多理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那么，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建设大同世界的“和合”思想；关照他人利益及诚信价值的“己所不予勿施于人”；自我奋斗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等等。
2009年2月4日，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深刻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哺育了中华民族宽广博大的胸怀。我们的民族，既能像大地承载万物一样，宽厚包容；又能像苍天刚健运行一样，彰显正义。
习近平主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由此，习主席是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取其精华，经常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阐述国际关系新理念、新主张。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了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不要强加于人；以及关照他人利益及诚信价值的思想和处世原则。2013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说，携手合作、共创未来，是时代对我们的召唤，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双方应该在《中墨联合声明》精神指引下，齐心协力，锲而不舍，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要坚持平等相待、加强战略协作。贵国总统贝尼托·华雷斯曾说过：“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间，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带来和平。”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墨两国应该坚持互尊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在探索符合各自国情发展道路的努力中，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体现了与世界各国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家园，共同发展进步的思想和美好愿景。习主席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中说，“中国有句古话：‘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贵国诗人阿方索·雷耶斯也曾说过：‘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国’”。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体现了天下为公，主持国际正义，为国际事务积极谋划，承担国际责任。习近平主席说：“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
李克强总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独到的见解，强调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华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要从中汲取国学经典的智慧。2016年2月，李克强总理与北京大学教授及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院长陈来等重量级的文史学者，进行了一场关于国学智慧的讨论。李克强指出，中国人讲“天下”，《礼记》里面就讲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为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再者，“厚德载物”，我们现在的解释是说，要用仁德之心来待人接物。但《易经》原话“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其实包含一种“大同”思想。
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责任意识和担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大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积极努力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和力所能及的范围为国际社会提供各种公共产品，以实际行动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强调，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并宣布，中国作为亚投行倡议方，在银行成立后，将坚定不移支持其运营和发展，除按期缴纳股本金之外，还将向银行即将设立的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出资5000万美元，用于支持欠发达成员国开展基础设施项目准备。可见，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此外，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及贫困国家的无偿援助，减息、免息贷款，减免债务，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等都是大国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的具体体现。前有所述，不再赘述。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