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教的东传(1/3)
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秦始皇四年（前243年）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赍持佛经来长安”[1]、“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安置于甘泉宫”[2]、“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等[3]。然在诸传说中，一般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4]，三国以来即被盛传。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邀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5]改名为“白马寺”[6]，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
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7]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189—220）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8]，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9]。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146—167年在位）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10]，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11]；《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
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12]。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13]，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14]、“谶纬合流”[15]而抑郁难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长期生活悲苦、心灵困顿之时，佛教的无常及因果观，纾解了他们的情绪，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启迪了他们的思想。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16]。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