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提出

一般说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问题，是在政党执政以后才被提出的问题。可是，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在全国执政之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以不同的形式被反复提出过。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从江西瑞金红色政权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成为一个在局部地区执政的执政党。特别是在延安时期，这种特点更为鲜明。于是，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执政和执政党建设的历史。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受中共中央邀请，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和其他五位国民参议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对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历史“周期律”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确实如此，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代剥削阶级统治集团都经历了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发展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避免这一种命运，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必须解决好的历史课题。面对黄炎培的忧思，毛泽东同志当时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应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解答，既是对党已有的局部执政的有益探索和经验总结，也是对日后全国执政提出的努力方向。

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科学有效地执掌政权并实现长期执政更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即提出了党要经受住全国执政考验的问题。他严肃地告诫全党要适应由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历史转变。针对党内可能滋长的居功自傲、停滞不前、贪图享乐等思想情绪，他向全党不断敲警钟，要求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全党“不当李自成”，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还谆谆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奔赴北平，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即要进京赶考，希望考个好成绩，不做李自成。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在革命胜利面前是非常清醒的，对执政后会遇到的风险和考验有着充分的估计。

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革命掌握了政权以后，由于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负有对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的责任，坚持党的领导就成了党执政后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如果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即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话，那么党的执政，则是指党进入国家权力系统、执掌国家权力的行为，主

要是围绕立法、推荐重要干部和依法执政这些掌控政权、维护执政地位方面的问题而展开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执政，就必须有鲜明的执政意识、科学合理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来体现和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为拒腐防变和抵御执政风险，我们党提出必须严惩腐败思想，在党风廉政建设上也是常抓不懈。全国性政权建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从1950年5月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整风，以努力克服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从1951年到1954年进行整党，开展在执政情况下怎样做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清理党员队伍中的不纯分子和消极落后分子。党的八大则从加强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这一系列的举措成效显著，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始终在低频变动，我们党领导人民也成功顶住了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度过了探索中由于严重失误而导致的历史曲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我们党依据工作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不断强化党的执政意识，并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极大地推进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创新发展。1980年8月18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志就郑重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问题，再一次总结了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领导制度改革这个重要方面深化了对执政党职能的认识，推进了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同时，面对改革开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表现出来的新特点，他还指出，反腐败斗争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要求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以党的领导干部为重点，坚持“两手抓”、“长期抓”的方针，从制度上解决问题。

党的十三大明确地提出了党必须经得起两种严峻考验的问题。大会报告指出：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有少数党员经不起考验而改变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也不能停下建设和改革去专门打扫灰尘，必须把反腐败寓于建设和改革之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在对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也是对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深刻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党开始明确地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都提出了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问题。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则提出了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的问题，大会报告认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

己毁掉自己。”“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党的十五大以后，面对着亚洲金融风暴和1998年洪涝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考验，《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和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都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在复杂形势下承受、抵御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居安思危，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1999年6月28日，在纪念党成立78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在阐述“三讲”教育的意义时，又讲道：“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这样，就在新时期党的建设要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中，增加了“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要求。

以上是我们党对党的领导和拒腐防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2000年5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在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新问题新矛盾，明确地提出了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概念，他说：“各级党委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五大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抓住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这个根本，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建工作。”

在提出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后，我们党对两大历史性课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党中央有时在表述上也稍有变动，如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一表述改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这里，显然突出了“执政能力”问题。

党的十六大在重申新时期党的建设要解决的两大历史性课题时，尽管在表述上仍然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但是展开论述党的建设的六大任务时，也突出了“执政能力”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应该讲，突出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抓住了两大历史性课题的中心环节。只有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才能更好地解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问题。为此，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从根本上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的思想。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