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文明的融合
国家与文化融合
在我十几岁时，有人曾经误认为我是美国著名网球球员皮特·桑普拉斯。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因为我喜欢玩发球上网和习惯正手击球。2014年年中，也就是我将自己的口腔唾液拭子寄给《国家地理》的基因地理项目几个月之后（已经有140个国家的上百万人参与此项目），我上网查询了检测结果。令人沮丧的是，测试结果显示我的基因有22%地中海血统（桑普拉斯家族就是从希腊移民至美国），17％的东南亚血统，10％的北欧血统，而西南亚血统只有约50％。我以前可是以为我是如假包换的旁遮普人呢。
《国家地理》的数据显示，人类基因的混合方式之复杂，超出了多数人类学者的想象。自人类于6万年前走出非洲，展开全球化的第一步之后，大规模的基因混合一直在有规律地进行。例如，美洲的原住民既有欧洲和中东的基因，也有同等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血统。
全球性的基因消融并非是新现象，而是一个连续过程。全球的互联互通正在使这个过程变得更迅速。今天，全球有3亿生活在原籍国之外的所谓外国人，其数字之众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一群体持久流动的结果就是越来越频繁的人口融合。从美洲到非洲，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都在与其他人群通婚。和气候变化一样，种族消融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巨大的飞跃出现前，在多数时间内都在悄然进行。
今日大规模永久性的迁徙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的版图：北美正成为梅斯蒂索混血（欧洲与北美原住民的混合）、拉丁人以及亚洲人的混合体；欧洲则融入了北非人、土耳其人以及阿拉伯人；在红海沿岸，非洲人与阿拉伯人的文化交融正在持续；在远东，中国人和西伯利亚人的融合正在兴起。如果人们所认为的“人口即命运”为真，那么我们的命运就是一个全球性融合文明的出现。
也有人说，“文化即命运”。但这些人说的是哪种文化呢？数百年来，多少人为了建设民族国家而不惜一战，然而随着移民和种族的融合，建设纯粹民族国家的目标已越来越难以实现。15世纪，在收复失地运动之后，由于怀疑基督教的新皈依人群（包括以前的穆斯林摩尔人以及西班牙犹太人）可能在私下里继续保持原有信仰，西班牙官方曾试图检验这些人是否具有纯粹的西班牙血统。以这种所谓“纯正血统”（Limpieza de Sangre）政策为由，他们强迫个人在科尔瓦多教堂中对着一个委员会下跪，并报上自己往上六代祖辈的姓名和出生地。他们试图以此来判定人的血统纯粹度，但这显然是徒劳的。
今天世界上仅剩的事实民族国家（即一个种族群体的唯一居住地）已经只有十几个：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埃及、匈牙利、冰岛、日本、黎巴嫩、马尔代夫、马耳他、蒙古、波兰和葡萄牙。其中，孟加拉国的人口最多。虽然最近200年欧洲激进的民族国家主义运动实现了政治分权，却始终未能实现国家的种族纯洁。自相矛盾的是，这些运动反倒进一步促进了人口迁移以及进一步的种族消融。毫不夸张地说，民族国家观念已经过时。
欧洲民粹主义者的排外声浪或许会使我们以为民族身份认同的收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政治议题。但并非如此。恰巧相反，全球富人与穷人、年轻人与老年人以及不间断人口融合与文化调整必要性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学现象（另一个重要现象是互联网的影响）。
作为民族国家的诞生地，如今欧洲又成了民族国家消失速度最快的地方。尽管欧洲试图遏制移民，但人口流动有增无减。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在欧洲长久居留，且生育率高于本地人口，这与拉丁裔人口在美国的情况类似。在德国，土耳其籍劳工的后裔人数已经接近德国人口的5%。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几个城市，比如布鲁塞尔、伯明翰、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马赛和马尔默等都有纯移民构成的完备社区。马赛是拥有非洲人最多的欧洲城市，也是一座具有非洲特色的欧洲城市。在伦敦，10%的新生儿童是非洲人或南亚人同盎格鲁欧洲人通婚的结果。穆罕默德是如今最为常用的新生男孩名。
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及寻求庇护者数量也创出历史纪录。扩展的铁路网络以及开放的边界曾经促进了东欧的现代化，如今它们又变成成千上万人逃离中东乱境的路径，更有甚者，有人还从法国加莱潜入英吉利海峡隧道，企图入境英国。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为了偷渡，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和厄立特里亚的非洲人向人贩子支付高额费用，但载着他们的拥挤而破旧的渡轮最终却沉入了地中海。在欧洲部长们的眼里，这片偷渡之海俨然一片“坟墓”。为防止偷渡者踏入大陆，欧洲边防局配备了快艇、巡逻船以及飞机来拦截偷渡船只，并在弹丸之国马耳他设置处理中心，将拦截下的偷渡者遣返非洲。自20世纪80年代《申根协定》签订以来欧洲人就享有的自由流动，如今却因为泛欧移民政策的缺失，逐步让位于隔离和筛查机制。
然而，虽然在移民问题上摩擦出现升级，但更多流动显然才是主流。德国视人道主义为不可推卸的责任。随着德国人口的老龄化与数量减少，前东德的废弃城镇数量越来越多，德国政府打算引入100万移民人口安置在这些地区。一个埃及亿万富豪提出要收购一座希腊或者意大利的无人岛，为阿拉伯难民提供庇护。这些岛的主权是否应该比其功用还重要？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共驱逐了至少200万墨西哥移民，与此同时，西班牙于2014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驱逐所有非法入境的北非人。不过总的来说，不论是英国这样限制移民还是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驱逐外国劳工，虽然其政策出发点都是为了降低失业率，鼓励本国公民加入劳动力大军，然而真实情况是国内和外国的劳工其实并无竞争关系，因为这两者基本上属于互不相同但又高度互补的群体。美国没有足够劳动力来取代拉丁人采摘水果和棉花，也没有足够劳动力取代菲律宾人做护士和保姆。美国人口越老龄化，这个国家就需要越多的移民来保持必要社会职能的运转。与此同时，美国也已经认识到，驱逐墨西哥人并不能解决墨西哥人的问题，反倒会刺激这些人以毒品交易和帮派暴力等形式重新进入美国。如果真要遣返移民，那也应该让他们带着技能和资金回去，只有他们把自己的国家稳定住，催生移民的土壤才会最终得以消除。西班牙也从摩洛哥人那里获得了同样的教训：一旦西班牙切断对地中海沿岸的援助，就会有更多摩洛哥人非法进入西班牙的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无论用何种办法，他们最终总会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欧洲的社会结构也因此逐渐被改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也改变了欧洲精英群体的面貌。1954年德国足球世界杯冠军队成员是清一色的德意志人，到了2014年世界杯，德国国家队有一半成员都是后来才成为德国公民的外国人。德国绿党的领袖是土耳其裔，最新的卫生部长则是越南裔。欧洲有一个以500年前的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命名的教育交流项目，其中1/3的参与大学生都缔结了国际婚姻，孕育的具有混合国籍的“欧洲婴儿”更是超过百万——这是第一代后民族国家欧洲人。此外，欧洲人的基因也在全球寻找交流对象：丹麦和英国的**主导了供体受精市场，每年有2000个具有半欧洲血统的孩子在70个国家出生。欧洲本土人口在下降，但欧洲人的基因却在走向全世界。
到2100年，日本的原住人口预计会大幅下降至5000万人左右，低于目前人口规模的一半。面对少子化倾向，欧洲、日本以及其他老龄化社会要么选择引入移民，要么就只能等待人口死亡。若招募不到年轻劳动力，税收、基础设施升级以及社会服务都无法实现。因此，今日一些欧洲国家的反移民风潮并不能代表以后他们不会做出相反的决定，因为他们的人口失衡已经变得更为严峻，而且他们也认识到，增进移民其实是一项双赢策略，既可以增加为本土人士服务的劳动力，又能增加以交税支持社会支出的消费者。
国家“自我”认知的部落化定义正在为现实所取代，逐渐演化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准则，在这些准则之下，不同的群体都可以合法地将部落主义者之国当成自己的家。请记住，法国禁止头巾和荷兰的语言要求都是同化政策。随着公共债务的飙升，发挥移民优势要比将移民视为负担更为务实。有远见的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移民从事卫生和基础设施维护等本国人不愿意从事的服务部门，与此同时，高级技能移民则参与到医疗行业和外国人一体化等项目中。融合将继续下去，唯一的问题是文化同化是否会获得成功。
近三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对优秀移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也是最大的同化社会。硅谷的创业公司有一半都是由移民创立的。移民的孩子过去是学校的佼佼者，如今则成为职场的主力。这提醒我们，一个只有美国人的美国，和一个非美国人能够变成美国人的美国绝对是天壤之别。
不过，在经合组织（OECD）中，澳大利亚才是外国出生居民占比最高的国家，其外来人口占比27%，其次是加拿大，占比25%。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民存量——4000万人，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已经下降到接近经合组织12%的平均水平。此外，由于美国幅员辽阔，移民历史悠久，在美国的大量外来人口所感受到的文化冲击，要比在欧洲小国少得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如此之高的移民比例，与其和美国存在全球人才竞争不无关联。对于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而言，美国已经不再只是唯一的选择。
西方的移民模式正在呈现出转变迹象。由于拉美裔和亚裔聚居群体寻求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先前的“大熔炉”正在更多地向“沙拉碗”转向。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亚洲移民已经成为最大的新移民群体，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则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家庭使用语言。这逐渐重塑了选举政治和议会组成。多伦多一个区的议会席位候选人如此描述这样的景象：“这是无尽的微型地缘政治。要在政治上拉拢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也不要忘记‘马其顿人’——伊斯玛仪派、锡克教徒、菲律宾人，更不用说朝鲜人和波斯人——包括各种政体类型和沙阿的效忠者。然后还有犹太人和中国大陆人。联盟在不断形成和变化。”这就是后现代民主政治在融合社会中的形态。
城市化和移民的结合，使得多伦多以及伦敦、纽约、迪拜和新加坡等成为世界上最为融合的城市。在这些地方，外国出生居民的数量达到甚至超过了本土出生人口数。城市必须对贸易（及贸易商）保持开放才能延续，因此政治理论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城市具有“天然的连接性”，古代同质化的城邦在今天也演变为各具特色互相连接的国际大都市。一个更像多伦多而非冰岛、更像迪拜而非东京的世界，需要一种新的政治框架。国家需要通过普通法和后种族主义的身份认同来保持统一。2014年，大卫·卡梅伦在教会团体的压力下，宣称英国应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基督教国家”，但这种说法遭到了强烈反对，因为许多人坚持认为英国是一个多信仰社会甚或是一个无宗教社会——在伦敦人眼里，这是毫无疑问的。相比之下，10年之前托尼·布莱尔于2005年7月伦敦伊斯兰恐怖袭击发生后的表态更为妥当。当时他说，有文化群体想要将他们的习俗强加于他人，或者试图打造一套并行的正义体系，但“英国的生活
方式”绝不会向他们低头。卡梅伦与布莱尔，前者寻求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同一性，后者则表现出一种渐进包容的公民多元性。
尽管存在种族差异，以移民同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仍在努力寻求身份的共识。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一座国际枢纽，既是因为古代中国移民与大英帝国内部印度移民的涌入，也要归功于自我设计：李光耀坚持为所有民族提供公屋，拒绝出现任何形式的贫民窟。今天，新加坡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最为多元的城市之一，每一种宗教都在这里留有丰富的印记。新加坡公民仅占该国总人口的一半，超过20%的婚姻都是跨种族的结合，尤其以中国裔和印度裔为最多——伴随世代交替，“中印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印度和菲律宾移民劳工也在新加坡和迪拜融合，一个新的“印菲”种族因此浮出水面。跨种族家庭越成为常态，种族主义立场的政治诉求也就变得越发虚弱。李光耀内阁任职最长的部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说得好，新加坡人“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信念”。
这样的城市国家是新的融合性文明的孵化器，因为只有选择包容性而非排外性政策，这些国家才能取得成功。对于多数城市而言，现在才禁绝族群贫民窟显然为时已晚，但是对于务实的城市领导人来说，增进当地居民的权利，减少身份政治却犹未晚矣。我们不要老想着要打造一个自由议会制度下的理想多民族国家，而应该更多考虑使用技术官僚手段来管理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无论这些城市是高度的多民族混居还是各民族各自割据。无论如何，在外国人已经成为永久的利益相关者之时，“公民”这一概念似乎已经变成了奇妙的不合时宜之物。巴西建筑师、南部城市库里蒂巴曾经的前卫市长杰米·雷勒（Jaime Lerner）将城市称作“最后的友爱避难所”。城市是人们必须自我建设自我供养之地，无法承受任何的自我撕裂。要达成身份的认同，就需要面对经济不平等的现实，采取措施增强凝聚力。在这样的情境中，全球性城市变成了实验的熔炉。在多伦多，非公民也能在全市公投中投票；在纽约，50万非法移民拥有身份证件。快速小范围的反馈循环能够弥补文化信任上的任何赤字。实际上，他们是在多样性间建立信任的桥梁。
虽然全球性城市展现了文化聚合的强力，但它们也同时是多重身份的孵化器。城市的密度和多样性使得个体可基于社区群体、民族种族以及职业类别等探寻多重性身份认同。这样一来，城市就不再是束缚，而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地理上的局限使得民族国家认同呈现单一性，但是城市的身份认同却可以丰富多彩。
民族主义既被视作一种值得赞扬的推动力，也被视为一种必然失败的危险力量。前者使得民族主义看起来坚如磐石，后者则在身份与地域之间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对立。在今天，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既包括欧洲对待移民式的排外，也包括亚洲对抗宿敌式的地缘爱国主义。这些民族主义会持续存在下去，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会继续占据主流。
事实上，在移民、城镇化以及身份认同多重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性城市以全球社会秩序基础之姿态，变成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主要替代。城市不再以国籍或种族来对居民加以区分，而是让他们在城市中贡献力量和履行义务，并以此成为意义非凡的城市一员。这样的实践越深入，居民对城市的认可就越发超过对民族国家的拥护。在加拿大学者丹尼尔·贝尔眼中，这种不断上升的城市自豪感是一种“市民主义”，是民族主义在21世纪的敌人。市民主义可以追溯到人人享有参政权利的古代希腊和其他地中海国家。
今日的青年人是移动互联与四海为家的一代，相比于民族主义，市民主义是一种更适合他们的精神气质。在20世纪90年代初，没有人会相信柏林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酷的城市，但如今这里拥有超现代的建筑、炫酷的科技以及丰富的文化碰撞等众多在欧洲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景观。柏林墙倒塌之后，我曾多次在德国旅行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融合尚非易事：在德国本土人的眼中，我和人数众多的土耳其人长得一样，因此我只有学着和德国人一样说德语，才会不被认为是土耳其人。但在今天的德国，似乎人人都是操着蹩脚德语闯天下的外国人——要是德语实在不行就说英语。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找到一家不错的印度餐厅我得花一个小时，中间换乘各种火车、电车和公共汽车。如今每个社区都有几家印度餐厅。除了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柏林还有近10万中国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亚洲居民。
柏林正成为欧洲最面向未来的城市，这一论断不仅出于技术水平的考量，更是基于人口学上的判断。坐落于广阔的北方欧洲平原，柏林拥有向各个方向扩张的巨大空间，因此即便是现有的350万人口再翻倍，柏林这座城市也不会显得拥挤。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柏林的房价在10年中几无变化，以及为何债务如此深重。柏林自信满满的前市长克劳斯·沃维莱特（Klaus Wowereit）曾不无理由地夸口说，这座城市“贫穷却又性感”，但是如果人口不增加，这座城市的财政将不可持续。官方口径上，多数欧洲国家都对移民的益处仍嗤之以鼻，但在现实中，非洲人、阿拉伯人以及亚洲人却在持续不断地涌入柏林等宜居城市学习、工作和定居。实惠的房租、开放的移民政策以及高生育率是柏林的秘诀所在。柏林拥有德国最高的出生率，尤其是东柏林的时尚区域，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生涌入，在这里成家立业。排外思想就是自杀，欧洲其他地区应该向柏林认真学习。
专栏：中国——多元民族国家
中国的多元化程度超出了多数人的想象。除了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中国拥有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和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由于少数民族的生育率更高，因此他们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一直在提升（虽然仍旧不到10%）。
中国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西方外籍人士、非洲裔学生和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但这些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还不到1%，不过是中国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和在日本一样，即便外国人入乡随俗，他们也不会被视为当地人。就像明清两代在16和17世纪接纳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科学一样，今天，外国人被视为智力和技术资源，为“中国梦”这一伟大国家梦想添砖加瓦。
中国的人口特性远远超出其政治地理特性。在维系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边疆安定的同时，中国许多人口匮乏的邻国正依附供应链成为中国劳动者的新家。鉴于低出生率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中国很可能引入部分外籍劳工，不过，在中国男性过剩的现实之下，考虑到在历史上所谓光棍儿一直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很可能会继续将劳动力输出到国外。事实上，虽然中国5000多万华侨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亚洲，但随着中国供应链的扩张，远至南美和非洲的中国人数也已经高达200多万，在国境之外呈现出与多国融合之势。
全球通行证
在过往的数千年岁月中，绝大多数人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出生之地。直到过去的几十年，自发的国际商务或观光旅行才开始出现，但也只限于各个国家1%的精英群体。时至今日，每年有超过10亿人跨越国境。随着亚洲出行者的急剧增加，国际旅行者的人数已经升至新高。投行里昂证券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2亿。乘坐游轮的旅客人数每十年都会增加不止一倍，在2010年就达到了1700万。皇家加勒比最大的游轮海洋量子号（Quantum of the Seas）成了载着游客漂洋过海的永动机。
这种短期人员流动可谓世界经济的基石。旅游和酒店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10%，为超过2.5亿人口提供了就业。互联互通就是他们的生命源泉。在非洲，旅游业是增长最快的行业，且使得当地妇女受益良多。切断客流的旅行警告，其威力不啻一种无心的制裁。例如，美国针对赴肯尼亚旅行的警告导致了这一沿海经济体崩溃，上升的吸毒和犯罪率则加重了对内罗毕的恐怖主义威胁。
吸引游客、商人以及会展人流的竞争已成为化解领事纷争的主要力量。在全世界的任何中国领事馆，申请人只要提交一些规范文件，然后刷一下信用卡，就可以在24小时内获得签证。在过去几十年，印度每年接待游客的数量还不如小小的新加坡，如今该国终于开放了对多数国家的在线落地签。美国花费28亿美元启用Entrypass等新的通关技术，因为他们知道更快速的签证处理程序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游客入境，更多的境内收入。如果没有数据分享网络，机场入境站就无法替代全球各地的使领馆履行成本高昂的领事职务，快速通关也就成为空谈。在亚洲的许多机场，最快速的通道使用权并没有留给本国公民，而是给了来自20多个不同国家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商务旅行卡的持有者。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预先通关旅行许可电子系统核准的近40个国家旅客可以从美国公民通道排队进关。在未来10年，登机办理、安检以及边境控制系统等会越来越自动化，届时，全球各地的旅客可能还没有登机，就已经把所有落地出关手续办完了。
云数字科技和经济原因能否使我们重返自由流动的历史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个世纪中，没有护照人们照样可以环球旅行。大英帝国数以百万的民众可以在统治区域内自由穿梭。从东非到东南亚，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自由流动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具有高文化理解性的人民。与此同时，为了逃离君主制或者躲避饥荒，欧洲人开始在美洲定居。实际上，护照在当时不过是将民众捆绑在乡土的封建残余。1871年，意大利商人乔瓦尼·波利斯（Giovanni Bolis）写道，取消护照能够让旅行者摆脱烦扰和障碍，极大地改进商业关系。当历史进入了世界大战之后的新世纪，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严重的人口结构失衡，尽管发展经济已经如此深入人心，然而官僚化和恐惧却在严重影响着人的自由迁徙。到处都在欢迎资本，劳动力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
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自由迁徙的好处都不言而喻。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住房部门的复苏，很大程度是移民的功劳。以伊利诺伊州的库克县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近百万人迁离此地，但同时又有60万人迁入，其中不少都是靠自己打拼的首次购房族。在欧洲，短视的移民政策已经导致IT行业出现了100多万的用人缺口，令本来就不堪一击的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从全球角度看，边界的进一步开放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公共与私人设施的使用效率，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增加汇款。按照经合组织的预测，劳动力流动性每增加3%，就能每年为汇款链末端的家庭新增3000亿美元的收入，而人均汇款额每增加10%，就能够将71个国家的贫困率降低3个百分点。全球发展中心的迈克尔·克莱门斯（Michael Clemens）称，如果能够对临时工人进一步开放国界，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完全可以翻一番。进一步放开迁移的总体效益实际上难以估量。
从道德因素出发，我们也应该回归迁移的本源，将其看作一种供需体系而非国家与国界管控的低效压迫体系。迁移限制极大地固化了出生偶然性的惩罚效应。劳动力的全球分工将提升人类的文明水平，而这需要人更自由地流动。在定义自我身份这一问题上，人应该享有尽可能自由宽广的权利，只应受到其身份接纳方意愿的制约。因此，流动性应该是21世纪最为重要
的人权之一。
过去的世代只是在迁移，如今的人们则处在循环之中。今天的迁徙不再是永久性的单方向搬迁，而是一种持续的多国流动。今天全球的迁徙劳工、海外侨民、政治与环境难民以及被贩卖人口的合计总数，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供给的世界，就是一个人同商品与货物一样在循环流动的世界。
多数穷国的民众并无多少有用福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没有可享受的固有权利。他们的护照也不是必要的身份象征，反倒是一种官僚性限制。虽然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赢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但其国民却仍旧要为严重的延误与额外的旅行费用埋单。如果这些人有权在自由迁徙和国家认同中二选一，多数人或许会选择前者。
最新的生物识别和数据共享技术可以把个人从国家的不良声誉或政策中解放出来。一项与国际刑警及其他数据库对接并独立管理的“全球签证”可以让来自巴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几十个国家的民众免签入境所有的项目参与国家。全球签证不能代替国民护照，不具有身份识别作用，也不提供公民权益（例如投票权和土地拥有权），但是可以作为国家间进出的辅助证明。对于某些人来说，将各自资料提交至项目参与国网络可能比较烦琐，但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是一次获得解放的机会。
事实上，对于1.5亿半永久性移民劳工而言，一张全球签证可谓无价之宝。这些处于价值链底端的劳动者流动于世界各地的农田、建筑工地以及其他技术设施项目之间，他们的招募、运送、跟踪、安置以及薪酬支付都由人力资源机构和承包商负责。美国国务院2015年年中的签证处理延时故障导致数以万计的墨西哥季节性农业工人无法进入美国，这既耽误了这些墨西哥人的生计，也使对时间敏感的美国农业活动遭受了损失。要是这些经常性边境穿越者的签证能与其活动模式相匹配，事情岂不是会简单很多？
这种可能永不返乡的流动劳工在数量上出现了爆炸性增长，而比起对国家的依赖，这种全新人口结构更依赖供应链上的各个独立王国。全球流动劳动力的权利受到限制：他们不能使用公立的医疗设施，而在阿联酋和新加坡等国家，他们被要求住在临时宿舍，禁止与当地人群相混杂。虽然这些人的就业远非稳定，但他们的确也越来越需要包含基本功能的可转移保险产品，毕竟这好过每到一个新的地方还要重新谈判福利条件甚或再次一无所有。
国家安全是流动性必然与国籍脱钩的另一大主要因素，这一点无论对于富人还是穷人都无例外。一个人的意图很难单从其护照确定，巴基斯坦裔的英国公民加入基地组织，澳大利亚的阿拉伯人加入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都是这方面的明证。西方国家的护照曾经是信誉的保证，但如今已经不再是自由价值的保证。不用多久，所有的个人，无论持有哪国签证，只要想获准入境，就必须提供生物分析数据，并接受国际刑警组织等数据库更为严格的检测。
谁能够住在哪里或谁可以到哪里旅行将不再是一件有确定答案的事情。各个国家一边竞相吸引必需的投资和人才，一边又将那些觉得无关紧要或危险的东西阻挡在外。英国正在尝试以才能或财富作为申请者获得移民资格、居留权和国籍的标准。一方面，若英国公民有前往也门、叙利亚或者巴基斯坦参加“圣战”的嫌疑，他们的护照就会被注销；另一方面，躲避普京政策的俄罗斯亿万富翁和全额付款的中国学生则在这里受到热情欢迎。此外，2013年英国还曾经打算向尼日利亚、印度以及巴基斯坦人征缴3000英镑保证金，一旦这些人出现逾期滞留，保证金将不予退还。所谓英联邦的团结友爱也不过如此。
全球公民
永久移民只是在名义上归属于其原籍、现籍或者居住地，而这三者都可能完全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性外籍身份认同：与强迫自己选择某个国籍相比，具有多重选择的他们更愿意保持各种不同的身份。投资银行家、管理顾问、教授、运动员以及雇佣兵等就是这样的例子。作为移动的个体，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而非属于哪个国家或者地域。尽管存在国家限制，但法律、医学甚至政治早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环路。虽然“知识社会”这个词常被用来定义某个国家，但它其实更适合描绘这种跨国情境。
外籍精英阶层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利益群体。一位在印度的咨询职位招聘者曾告诉我：“以前国际移民和学生的数量可以忽略不计，但现在他们是一个阶级。”他自己也是西方商学院的毕业生。流动服务国际是为美国人在海外就业提供人力资源服务的最大机构之一，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罗尼恩（Timm Runnion）说，在他遇到的成千上万职业人士中，多数人以其职业路径为重，而不关心什么国籍出生地。他发现，工作目标已经取代工作地点成为员工对公司忠诚度的最重要影响因素。像埃森哲或麦肯锡的咨询人员，他们的国籍可能在这个国家，但办公地点却主要在另外一个国家，周一到周五他们可能在第三个国家出差，到了周末，他们又可能随性地找个地方——包括任何他们认为是家的地方——欢度周末。如果一个谷歌的雇员生在马来西亚，在美国受的教育，现在住在英国，但是被派到公司在内罗毕欣欣向荣的园区上班，那么这人到底是马来西亚人还是美国人？是伦敦人还是谷歌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性职业人士自视为超越国家认同的“全球公民”这一现象就开始引发各界关注。有人讥讽这些精英是“达沃斯人”或者“世界领袖”，批评他们缺乏对本土的关切和对民族的热爱。这种逻辑从头到脚都是错的。实际上并非只有西方国家的精英才会被跨国身份认同所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同样对这种西方人习以为常的观念趋之若鹜。全球性外籍阶层并非以西方人为主体，相反，它是一个由美洲人、欧洲人、亚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非洲人及阿拉伯人所构成的平衡人口群体。非西方的外籍人士并非是无所羁绊、没有感情的唯美主义者，他们对故园残酷的生活现实了如指掌，同时也在家庭、慈善事业以及奖学金等方面给予故土人民源源不断的支持。此外还有像201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凯拉什·萨塔亚提（Kailash Satyarthi）这样全身心致力于全球事业的本土活动家。出于对本国政府漠视人道主义的不满，印度儿童权利活动家凯拉什·萨塔亚提把他们自己称作“世界公民”。
当我在巴塞罗那著名的IESE商学院讲课期间，一个俄罗斯学生曾告诉我：“感谢上帝让我能够为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否则我永远不可能出去旅行，做有意思的事情。”对她而言，国籍是一种拖累。她忠于的是任何能给他工作保证的企业，无论这家企业是银行、服装零售商还是石油公司。她仍然是俄罗斯人并不意味着她的天赋就应该浪费在俄罗斯。
人才发展是供应链身份认同兴起的另一原因。为了提升雇员的技术能力，一些公司的花费甚至比整个国家在基础教育上的支出还要高。年利润约160亿美元的媒体巨头WPP集团每年将1亿美元用于17万员工的培训，其中，新兴国家接受培训的员工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要多。员工水平的高低是全球服务企业成败的关键，因此这些公司都有意识地打造更符合公司使命而非只为某国服务的跨国性社区。DHL和联合利华会安排员工在各个市场频繁轮岗，以资金支持雇员在整个员工价值网中的互相学习。普华永道会不断地进行员工“再培训”，以使其员工有能力进军新的高增长客户部门。通过打造这种“专项资本”，让员工掌握更多可运用于公司或某些细分行业的新知识，银行、咨询公司以及其他企业既促进了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提高了员工留存率。
跨国企业希望雇员成为公司而不是其国家的代表。他们积极地消解国家商业文化中的限制性因素。例如，将区域总部搬离布达佩斯的咨询或软件企业，会把新招聘来的巴尔干员工放到该地区各国间轮岗。他们对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也做出如此安排。这样做的结果是，尽管国籍不同，国家间也存有敌意，但通过供应链，从来没有去过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或者从来没去过埃及的科威特人仍能够建立起地区身份认同。
在欧洲的俄罗斯人给美国银行打工，马来西亚籍的谷歌员工在非洲工作，塞尔维亚籍顾问在巴尔干各国轮岗，这些都说明新一代对使命感的寻求早已跨越了国界，他们是供应链独立王国的忠实拥趸。
公民身份套利
和国家类似，个人在身份认同的市场上也是狡兔三窟。为了对冲本国经济的动**，大亨们常常违规持有外国护照。随着瑞银所谓“大众富裕阶层”（可投资资金在50万美元以上）的崛起，更重视流动性而非国籍的人群也在增长。其结果是，公民身份市场蓬勃发展，而归属感既关乎人持有哪一种护照，也同样关乎人把钱放在何处。
国家为了争夺财富和人才而展开激烈竞争，公民身份的供给也趋于全球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身份也很难成为身份认同的根基。从葡萄牙到塞浦路斯，欧洲各国的“黄金签证”项目以提供公民身份来吸引房地产投资。房地产项目保证每年可获得5%或更高的收益，满5年后购房者可以卖出。这一政策有效刺激了外国人入籍欧洲。圣基茨以40万美元的价格向俄罗斯人、伊朗人以及中国人出售护照，获得的收入用于支持度假休闲设施的建设。作为回报，新入籍的公民可以在100多个国家享受旅行免签。（通常，俄罗斯人如果想要将财产转移出俄罗斯，只需要办一张“投资者签证”。）至于税收，那当然是零（或者接近零）。Henley & Partners是一家专门为富人提供类似快速移民服务的公司，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梅杰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每次在一个国家停留的时间都不会超过4个月。”
一种自相矛盾的“无根公民”正在崛起：他们故国有根，却放弃了公民身份；在获得新公民身份的国家里，他们又是无根的一群。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该国的税率成反比。吸引全球流动富裕阶层私人资本的竞争让护照显露出了它真正的面貌：这不过是一张提供不同方便程度的旅行证件。
即便对美国人来说这也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在各种民族自豪感调查中，美国人一直高居榜首，但全世界只有美国对国民的境外收入征税。财务负担及流程的烦琐导致每年大约有4000美国公民放弃美国国籍，转投加拿大、英国、瑞士、新加坡，以及其他十几个国家。当全世界都在降低本土税率的时候，美国国税局却从美国人境外收入上加倍征敛。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出走，而这也意味着交税的美国人数越来越少。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问题。成千上万的中国政客和企业家携带巨额不义之财逃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与美国派国税局出马不同，中国是动用公安部的威慑力量把这些人抓回来——当然是在这些流氓公民寻求庇护或者成为美国公民之前。
定居于某个国家不再意味着只属于某个国家。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曾经告诫我们不要将历史看作宏大的、无个人力量介入的进程，而是应该对由家庭、商业、国家、民族、财产以及其他相关之物所构建的复杂个体身份进行人本主义的审视。每一个人都由不同的方式所主导，没有什么能完全支配一个人的决策。一个供求的世界必然有更多的公民身份套利，而所谓归属感与其说是一种变化，不如说是一种算计。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