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供应链与自然的博弈
撤离海岸
1815年，印尼爪哇坦博拉火山的喷发直接导致7万人死亡。火山喷发引来了海啸，厚厚的火山灰导致整个亚洲出现了干旱和农作物死亡（“金三角”的鸦片贸易也由此引发）。南亚地区因火山喷发而霍乱横行（这刺激了现代医学的发展）。美国东海岸则在夏天出现降雪，继而是“1819年大恐慌”，导致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经济萧条。北极与格陵兰岛的冰川被火山喷发震裂，北极探险也由此启幕。这真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火山喷发。
从流星撞击到冰川时代，地球物理现象深刻塑造了人类。按照板块构造学说，基础地质总是处于运动之中，其所引发的地震和海啸不断地改变海岸线。但人类也一直以科技为武器，通过复垦土地、设立海防堤以及修建抗震建筑等手段和这些变化做斗争。二氧化碳脱除以及太阳辐射管理等地质工程科技甚至可以让我们减缓气候变化。
但即便拥有强大的科技和丰富的资源，我们也不应该傲慢。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就曾指出，复活节岛上拉帕努伊人惊人的森林砍伐（他们砍伐的树木用来运输被称作“摩艾”的巨石雕像）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流失，整个岛屿的农业也因此无法持续。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一次生态自杀。不尊重自然复杂性会酿成严重后果，复活节岛的命运就是一次经典警示。
亚洲的摩天大楼是不是21世纪的摩艾？那些高耸入云的建筑展现着对陆地的权力，而它们的地理状况却暴露出存在的脆弱。今天，40亿亚洲人中有超过15亿生活在印度洋或太平洋周边100公里以内，而上升的海平面能够轻而易举将这些地方淹没。同样，基于对海平面上升的预测，美国的316个城市和小镇会在21世纪末沉入海底。人类自发汇聚为一个高居住密度的沿海文明当然是高效率的体现，但却未必是聪明之举。
既然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引得海潮足以吞没我们的城市栖息地，我们是否应该和当初汇聚到沿海地区一样，迅速从这里撤离？我们可以讨论地理，但我们不能和自然讨价还价。一份泄露的2013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研究警告说，洋流的移动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会导致洪水、农作物歉收以及热浪等出现，而对于那些基础设施薄弱、安全网络无法抵御生态失衡的国家，气候问题还会加剧贫困的严重性。在2014年的一份后续报告中，研究人员建议各国应该实施“重新安置”策略，比如为新奥尔良和达卡等城市的人口设立疏散通道，在海拔更高的内陆设立定居区，以及设立城市冷却中心以应对世界的总体变暖。旧的气候外交主要关注减少排放，新的气候行动则聚焦于移民安置和建造更具适应性的基础设施。
荷兰海堤是人类对抗自然的一个生动案例。800多年来，荷兰海堤以其复杂的防洪系统确保了荷兰的安全，并使其成为人口最密集的低地国家。20世纪50年代，荷兰开始对这些中世纪的海堤进行替换，新的防洪堤长度达3500公里，并足以承受万年一遇的风暴袭击。此外他们还开垦土地、修建水坝、安装排水渠，并且垒起了能阻挡风暴海潮的重型防护堤。但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终究会击败荷兰，这也是为何现在荷兰人会基于海洋模型有意地按周期淹没部分区域，同时也在提前搬迁某些受影响的村庄。得益于聪明的基础设施投资，荷兰人仍可能在不断侵入的海浪中幸存下来。
专栏：跨越边境的河流
自古以来，河流就是文明延续的命脉所在。河流经常被视作“自然的”边界，但又是最首要的共享资源。对罗马人而言，莱茵河将他们和北部与东边的日耳曼危险部落相分隔。但对神圣罗马帝国来说，莱茵河又是一条重要的内部水道。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曾试图控制莱茵河以西全部地区——尽管法语区的边界实际上离莱茵河很远。如今，莱茵河再次成为大欧洲联邦内瑞士、法国东南部、德国以及荷兰等国的共同动脉。同样，发源于德国的黑森林、在罗马尼亚黑海三角洲入海的多瑙河，也是中世纪商人深入欧洲内陆的主要线路。今天，多瑙河依然是内陆国家贸易与旅游的重要通道。归根结底河流的作用是连接，而非分隔。
自然地理能够帮助我们跨越政治阻碍，更多转向功能逻辑。例如，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把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的10亿人连在了一起。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附近的新月沃地是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黎巴嫩和伊朗西部人民的生命线。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是埃及和苏丹的主要水源，而其白色和青色支流哺育了其他的9个东非国家。在殖民化和独立之前，在出现人口过剩以及资源枯竭之前，这些地区多以文化为界，而非以正式国界相区隔。如果他们想在未来50年渡过难关，他们就必须重返传统的边界模式。
与自然谈判的技巧
我们可以掌控自然，却永远无法全然驯服它。30多年前，中国的沙尘暴就已经波及日本和韩国的农业。为了控制戈壁沙漠的快速蔓延，中国开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一条绵延4500公里的“绿色长城”。同样，为了防止撒哈拉沙漠侵蚀南部少雨的萨赫勒带，非洲联盟也修建了一条类似的防护带。
但自然的复杂性远非人类可以精确测度。冰川融化形成的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引起海岸淹没是水太多造成的问题，而干旱和荒漠化却又是水太少的体现。上升的海平面威胁着海滨居住区的安全，荒漠化则毁灭了肥沃的土地，这两者共同将人口向中间地带挤压。干枯的江河和城市污染使得20多亿人的饮水出现危机。索马里和肯尼亚北部大裂谷的干旱已经导致了迁徙农业难民的“持续危机”，在接受联合国救援机构救济的同时，他们四处寻找能够耕种和放牧的地块，把边境两侧的整个区域都变成了游牧区。总的说来，他们是数量不断增长的气候难民的一部分。如今气候难民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全球的政治难民数，而在达尔富尔等地，有些难民是气候变化和内战的双重受害者。
面对自然灾害和粮食危机的频繁发生，英国、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和墨西哥军方在业务训练上将国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与抵御国外军事威胁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有时候这两者也合二为一，不分彼此。例如2014年，巴西军队进行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就是保卫亚马孙雨林免遭入侵。各国军方也越来越仿效美国，不断增强对灾害的应急响应能力，以便在海啸、台风、地震和其他灾难事件发生时能给予民众支持。
大型国家如同大型动物，拥有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在面对类似突发状况时，可以将人口向内陆迁移。然而，沿海城市则必须更慎重地考虑自己面对这些危机时的新陈代谢问题，包括如何确保食物、饮水和能源以及废污排放问题。他们必须深入本区腹地（如果有的话）以及更遥远的地区设立资源供给地，以确保危机时的需求。例如，威尼斯或许是意大利地方分权的经济受益者，但这座城市也要注意不能与罗马过分疏远，因为随着那些闻名于世的水上建筑渐渐沉入亚得里亚海，威尼斯的居民终有一天会不得不弃船而去，回退到内陆地区。
海平面上升只是城市气候灾难的
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地面的沉降：城市正在陷落。随着城市对地下水抽取的越发肆无忌惮，城市脚下的石灰岩地基也越发压缩和流沙化。在中国和中美洲，繁忙城市交通路口会经常突然出现巨大的坑洞。佛罗里达中部和南部时常出现整座房子陷入地下的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曼谷已经下沉了约1米，洪水因此成了每年到来的常客，而且破坏性日益严重。除非我们像东京那样修补地下含水层，否则摩天大楼的倾覆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已经开始将深度钻井技术用于取水。雷达卫星在北欧沿海、美国东部海岸以及中国浙江省沿海的海床下发现大型离岸淡水含水层。如今，中国准备以浙江为中心，用10年时间投入2000亿美元进行水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就包括修建海底隧道和水管地下网络，通过引水进入陆地区域的含水层来缓解地面的沉降。
在某些情况下，全球变暖实际上也更有助于人类更好地利用水资源。俄罗斯永冻土的融化意味着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入里海的水量会出现暴涨，里海的水平面上升，沿途的道路和海滩则会被淹没。鉴于里海水的低盐度，这一世界最大内陆海水量的增加意味着可以将更多的灌溉渠深入里海以南的干旱国家，例如土库曼斯坦以及伊朗。
建设海水淡化、运输以及循环网络极为复杂，但如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对我们今日生活的重要性一样，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网络的建设。今天，能源生产和矿产开采消耗了大量的水，但不久的将来，核能将为亚洲、中东以及非洲的数十亿人制造出大量的清洁水。以色列已经率先将核动力用于水循环，泰拉能源公司（比尔·盖茨投资）正在以贫铀替代浓缩铀来建设反应堆，印度正在发展钍反应堆，这些都说明我们使用的能源越来越清洁和安全。极度缺乏淡水的美国西部、撒哈拉沙漠、阿拉伯半岛以及澳大利亚是太阳能集中发电和海水淡化最积极的行动地区。利用雨水灌溉，澳大利亚将降低农作物干旱的发生频率，其可以养活的人口也将比目前增加一多倍。
另外一件所有城市都能做得更好的事情是通过更强力的保护和更合理的价格机制来最大限度发挥本地资源的效用。在瑞士，水的定价考虑了从收集、处理、输送到污水处理以及再循环使用的整个过程。新加坡收集雨水，并在全国安装了洁净的“新水”供给系统，如此一来这座岛国可以无须进口任何瓶装水。要是真的禁止瓶装水进口，高碳排放的瓶装水工业（多么讽刺）恐将遭遇一场重大打击。依云，要小心啦。
分权压力也可以积极阻止城市化对资源丰富腹地的无尽掠夺。从巴西到印度再到中国，本地居民对以修建大坝和开发矿产为名目的强制拆迁和生态破坏越来越抵触。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数百名活动分子尽全力揭发了准军事安全部门与采矿企业的同流合污。这些共谋者征用农民的土地，最终却毒害了这些土地上的人民。智利中部和南部的马普切部落和西加拿大地区的原住民部落都正式获得了自治权，并阻止了那些在本区域土地上修建大坝和管道项目的企图。
许多土著部落可能会在21世纪消亡，但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却让他们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在过量的城市自掘坟墓之时，低密度人口地区的食物、水以及其他资源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南美最大的城市圣保罗已经接近危机时刻。河川是圣保罗的主要水源，然而砍伐森林却严重破坏了水供给，如今河道仍在，供人喝的水却消失殆尽。与此同时，干旱也抑制了灌溉和水能发电，整座城市陷入了缺水缺电的困境——对于全球最具生态禀赋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规划冰川和雨林等日益减少的资源，我们就能对它们更充分地利用。我们应当视生态系统为一种自然基础设施，并使其与我们所建造的相关实体基础设施融为一体。中国11个高度城市化的省份创造了该国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了实现增长目标，这些地方的用水紧张程度已经堪比中东国家。只有将耕地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而不是继续将它们变成道路，我们才能在人与自然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失误会给全球带来生态化挑战。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种植大豆，但如今，中国本国生产的大豆只占其需求量的1/6，每年从美国和南美进口的大豆数量高达7000万吨，全球大豆价格也因为物流瓶颈水涨船高。中国和印度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原棉和大米、近1/3的小麦和土豆，但用水紧张给这一体系带来了供给冲击。世界资源研究所称，全球近40个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用水紧张，但到2050年，随着全球人口升至90亿，全球用水需求量预计会增加50%。
农业、电力、制造、纺织、电子以及矿业等所有行业都离不开水。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其中任何一个行业的变革都能够极大地改进水的节约与利用前景。例如，由于产煤需要的用水量是天然气的5倍，因此中国转向以天然气为驱动力的经济模式可以大大缓解湖南等水资源紧张省份的农业用水压力，食品的价格也会因此下降；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会减少。
然而，发展中国家快速的城市化以及营养改善——更不用说日益恶化的干旱和农作物歉收——会进一步增加全球跨境食品的占比。预计在20~30年内，跨境食品贸易占比将由现在的16%增加到50%左右。因此，维护食品供应链的稳定是一项事关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
实现粮食安全，既需要增进国内的生产，也要建立强劲的国际联系。美国是世界上粮食安全度最高的国家，这要归因于该国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一旦在某个季节出现某种作物的歉收，美国人就可以通过外部进口弥补。尽管新加坡的食品供给几乎完全依赖于进口，但因为其对蔬菜、鱼类以及其他主食的进口非常多元化，所以该国也是世界上粮食安全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恢复农田生态的同时，通过微量灌溉技术极大降低了农业的用水量。对于任何想要提高粮食安全性的国家而言，这都是最应该采取的技术和做法。
更可持续的城市化也会开启“回馈”自然的旅程。从切萨皮克湾到纳米比亚和芬兰的村庄，当人类社会抛弃了被他们污染的栖息地，自然母亲却会将其重新拥入怀抱，并逐步恢复其生态系统的生机。尽管全球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在下降，一些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温和的去城市化。在美国，数千名具有环保意识的青年人（包括很多大学生）重返农耕（可不只是为了种大麻），给一些僵尸小镇带去了生机。实际上，从运营现金收益和资产升值角度看，农业是表现最好的资产类别之一。在日本，当这个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国家正日薄西山之时，部分城市的年轻人开始加入老年农民的行列，并为他们带来了最新的能保持作物高产量的必要机械化技术。一项有机食品运动也显示出，小范围的多种作物种植可以带来高品质的产出。2009——2010年间，英格兰有58000人因为高昂的生活成本搬离了大型城市。即便在快速城市化的中国，部分受够了恶劣空气质量的北京人也搬到了昆明南部的山麓之中。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对自然生活的渴望，加之宽带连接已
经能到达农田与城市，人们完全可以选择在数字办公的同时住到更贴近自然的地方。不过到目前为止，与快速的城市化及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扭曲相比，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异常之举。
在快速城市化和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富有价值的追求目标。尽管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财富差距仍可能继续拉大，但两者之间的所谓分立却很可能经不起推敲。城市依靠腹地的食物和水生存，同时也为农业出口提供了技术与物流支持。大自然不会让我们将任何宝贵的地理资源视为应得之物。
专栏：测量供应链的环境影响足迹
将水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归因于国家而非工业部门，是供应链世界扭曲地理的一个主要例证。水足迹地图显示，英国75%的水都消耗在了从其他地域进口的产品上，因此，仅仅减少马桶冲水不可能让英国变得更加环保。中国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和快速的工业化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资源消耗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当然，若按人均计算，美国的温室排放比中国大得多。此外，中国有20%的农业用水实际上是用于生产出口商品，至于在工业制造方面，中国因出口而产生的气体排放占比就更大了。由此可见，让中国更加环保不仅仅是为了造福中国，也是为了全球供应链。
尽管一条供应链并非是一个实体或者一个具体地点，但它的确有其环境影响足迹。如果把航空公司当成一个国家，那么全球主要航空公司稳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前五名。仅仅90家大型企业（其中只有1/3是国有企业）工业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占到每年全球排放总量的2/3，这些企业中既有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等能源企业，也包括沃尔玛和宜家这样的零售商。中国的排放中，超过40%都是源于西方公司在中国的外包制造企业。当前的气候谈判没有考虑通过供应链来分配节能技术，却在以国家排放为前提展开，这样的谈判当然会失败。
国际组织和自由派政府正在改变政策重心，期望以其在供应链中的角色和优势地位来促进可持续发展。例如，国际金融公司的赤道原则就规定，除非没有可替代选择，否则绝不投资任何煤炭为能源的项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基金，挪威主权基金剥离了所有与煤炭相关的投资。投资者、保险公司以及资产管理者都在向类似的方向转移。具有社会责任的投资基金管理着一个4万亿美元的主动投资组合，他们不但会考察母公司，还会深度考察这些公司数以万计的供应商是否符合环境标准。荷兰的基金管理公司RobecoSAM共同推出一套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该指数覆盖20多个产业集群，同时还会就企业领导人的实际举措以及他们在能源供应突发事件中的受影响程度出具详细报告。瑞士再保险和苏黎世保险等全球再保险巨头坚持要求客户将可持续性纳入供应链，否则这些客户就有被撤保风险。以上这些以政府制裁与金融压力提升供应链标准的主要举措，使得“监管资本主义”初露峥嵘。
位置，位置，还是位置
不久之后的世界或许将分为宜居与不宜居两个部分。即便是英国石油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这样的能源企业高管也说，石化能源之于地球之恶，就如同吸烟之于人体。科学家、社会活动家詹姆斯·洛夫洛克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一词将地球描述为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但如今他改弦更张，认为我们已经让这个星球发起了高烧。他预测伦敦将在25年后沉入海底，南欧将宛若撒哈拉沙漠，阿尔卑斯山顶不会再有积雪，所有的珊瑚礁都会死亡，到2100年全球人口会减少80%。剩下的人则会在阿拉斯加和太平洋西北部享受到佛罗里达式的气候，或者在温暖的多伦多或底特律定居：这些内陆地区除了远离上升的海平面，同时也有充足的淡水供应。
除了积极地从政治地理集体转向功能地理之外，我们可能别无选择。整个星球或许需要重新规划，以便于安置大规模的气候难民。但这需要改变以国家为主的划分体系，转向一种资源保护区以可持续方式生产和分配农业、林业以及海洋资产，而供给消耗殆尽的世界其他地区依赖这些资源保护区的新体系。
这并非意味着现在我们不能有所作为。今日的供应链世界囊括了所有可用资源，但是我们不能任由它对这个星球开发，让自然被掠夺，让我们陷入无法回头的境地。今天，缘于政府管理不善、企业无人监管以及地缘政治竞争性囤积的资源恶意忽视和过度开发随处可见。不过与此同时，通过透明技术官僚协调合作来实现可持续供应链管理的第四种选择也正渐渐浮出水面。
如今空间已经变成所有人都需要的重要资源，但是它不应该被控制，因此我们应该设计一种机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大化的同时也让大家可以公平获得这些资源。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环保组织。该联盟的保护区分类系统可以帮助各国规划自然保护区、荒野地区、国家公园、自然遗迹、物种栖息地管理区、海洋景观和可持续资源开发区域，并帮助他们从国外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企业中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在生态区的保护、再生以及游客吸引等方面予以培训和协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负责管理伯利兹的鲨鱼海洋保护区、加拿大的灰熊栖息地和哥伦比亚的鸟类保护区。此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还管理着亚马孙中部玛瑙斯附近用于稳定渔业的600万公顷保护区。即使是俄罗斯也不抵触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这样的机构咨询，后者已经就200亿美元萨哈林–2天然气项目周边栖息地的保护问题向莫斯科提出了建议。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盟也设立了数十个特别保育区（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和特别保护区（Special Protection Areas），以在不禁止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加强对脆弱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自2002年起，巴西政府联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世界银行以及德国政府等共同建立了亚马孙流域保护区，通过卫星、网络跟踪以及新木材采购协议数量等来对这一块瑞士面积大小的热带雨林进行监控。自那以来，亚马孙的森林砍伐率下降了37%。这些区域都处于有效的功能监管而非政治监管之下。这些土地或河岸的主权所在政府将管理权交给了独立的机构，因为这样对这些区域本身、对国家以及对人类最为有利。如今，同样的原则也开始运用于保护北极生物多样性以及禁止太平洋非法捕鱼等项目上。
对自然保持敬畏，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像在地图上标注国家一样将所有的资源标注清楚。多数地图只是告诉我们海洋的名字，但是珍贵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就只该用颜色标注（绿色表示森林，黄褐色表示沙漠，棕色表示山脉，白色表示冰川），不应当有名字吗？南美和非洲雨林的生物多样性、矿产丰富的海底、北极栖息地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区域不应该只是单调的背景颜色。它们都是神圣的地理所在，在我们复杂的全球系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清晰地描述和标注我们所知的所有地质特征，我们或许就能够像保护我们的政治边界一样去保护我们的自然边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