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魏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各路封建割据势力连年混战，北方政权接连更迭，纷乱局势造成中西方交通阻滞，政府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关系，因此与西方的交通要道开始从中国北方转移至东南沿海一带。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手工造船业得以发展壮大，加上汉朝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速，对外贸易涉及东南亚诸国，更远至印度和欧洲等地。这一时期的贸易发展，也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以拓展，对因战乱阻隔的陆上丝绸之路是有益的补充。

魏晋南北朝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连年征战，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通道受阻；而江南相对稳定，经济得到深度开发。同时，南方各政权实行积极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得到发展。

汉末分三国，魏、蜀、吴均产丝绸，三国并立时正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关键时期。三国时期，东吴雄踞江东，孙刘联军曾经在赤壁大败曹魏，这一时期东吴水军精良，船舶制造技术纯熟，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三国以降的其他南方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也一直积极发展海上贸易，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史料记载，孙吴造船业很是发达，商船数量众多，船体庞大，龙骨质量高。造船水平的高度发达对于贸易的发展和海上丝路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以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和东海海上丝绸之路为主。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广州港的兴起。三国时东吴在经历了赤壁大战后，造船业发展迅速，于是在岭南设置广州为港口，随着珠江流域经济的发展，广州很快就取代了汉代的港口城市徐闻、合浦的地位。广州港这时成为珠江流域经济的中心，与内地联系更为紧密，由珠江可以抵达湘、赣、闽等地。汉代时期的徐闻、合浦两港，因为无内河和内地联系，所以吞吐大量货物的条件逐渐不具备了，它们以前的优势逐渐消失，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到了六朝初年，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得大型船舶的建造不再是梦想，海上贸易朝更远的远海发展已经可行。商船在广州港装货，然后直接到达东海和南海海域，不必再像以往一样非要穿越琼州海峡，可以直接到达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广州作为海运贸易的起点，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地位逐渐被确立。在六朝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已经从南亚的印度半岛，向西跨越阿拉伯海远至波斯湾，但这一路线仍不成熟，尚未固定。阿拉伯人《古行纪》记载：中国的商船，公元三世纪中叶从广州开始向西，

到达马来西亚，公元四世纪到达斯里兰卡，公元五世纪到达亚丁湾，最后到达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独占这一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南海丝绸之路形成的同时，东海航线的丝路也在发展。从中国的山东和辽东半岛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贸易，是这一时期东海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形式。这条航线被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与朝鲜、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往来和联系。六朝时期的都城建康（今南京）是当时南中国的政治中心，后来由于东海航线的开发及发展，它逐渐成为东海航线的贸易中心。当时日本人和朝鲜人往来南中国一般都从建康登陆。而中国去往日本、朝鲜的商船，从建康出发，顺长江而下，出长江口，沿岸北行，至山东半岛，继续北行，抵达朝鲜半岛北部，或者由山东半岛跨越黄海，抵达朝鲜半岛南部，然后继续南下，渡朝鲜海峡抵达日本。这条东海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中日之间贸易往来的航程，极大便利了中日之间的交流。

在南方六朝时代，民间缫丝业已经比汉朝更进了一步，开始出现了官办丝织业，这对于中国丝绸业的发展更是极大的促进和推动。随着六朝不断发展，其造船业和丝绸业的规模和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因而形成了东海和南海的海上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对外贸易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东海航线，另外一条是南海航线。东海航线主要是针对日本、朝鲜等国的贸易往来。南海航线主要是针对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西亚远至欧洲的贸易往来。

公元232年，东吴孙权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组织大船渡海，进行贸易往来。公元233年，东吴派遣使节出使朝鲜，高句丽国王供奉貂皮千件。公元235年，东吴孙权又遣使出使高句丽，带去绫罗绸缎和金银珠宝赠与高句丽国王，高句丽国王为了答谢，回赠了上百匹良驹，但是由于出使的船还不够大，只载回了八十匹左右。史书记载，曾有大秦商人通过交趾太守来到东吴，并提出友好交往。

南朝时，日本人终于开辟了不经朝鲜半岛的南道航线，进一步便利了与南中国发展通商关系。在频繁的中日经贸交往中，中国先进的丝织品和缝纫技术不断被引进日本。公元469年，有汉织、吴织等织工随倭使自浙江东渡日本。此外，公元三世纪后半叶，为避战乱，中国人开始大量迁徙至日本列岛，这些中国移民中有不少能工巧匠，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为：“这些中国先民带来的先进的技术对日本的养蚕、丝绸事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公元226年，东吴孙权派遣以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为首的外交使团出

使东南亚各国，该使团途经所见所闻的有百国左右。此次使团出使，历经十年，对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及物产等情况有了相对的了解。为此，朱应、康泰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

公元430年，古印度遣使自海路来到南朝都城建康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波国古贝等物。史书记载：“来使说中国大皇帝若有所需，珍奇异物，悉当奉送……中国皇帝的管辖范围，中国法令，治国之道，悉当承用。”其后，其他天竺小国等都多次遣使来华，开展朝贡贸易。到南朝梁武帝时期，古印度遣使奉献多种香料，并上表要求希望两国往来信使不断。这些史料足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印海路贸易往来之频繁。

南朝刘宋初年，印支半岛的林邑国虽然也向刘宋王朝朝贡，但是同时也抢掠海上来往商船，对以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来往商旅造成了人身威胁，严重阻碍中外交流。公元446年，宋文帝发兵攻讨林邑，宋军大获全胜，这次大胜，使得刘宋政权威震海外。此战后，南海诸国纷纷向刘宋政权称臣，并通过海运，向刘宋进贡南海诸国的珍宝和特产。

北魏年间，波斯不但控制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和大秦商队的往来要道，而且还攫取了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交通要道。从公元455年开始，百余年间，波斯遣使来中国不下十余次，此时北朝对发展与波斯的贸易关系也很重视。史书记载，域外船舶以波斯造船最为庞大。公元530年，波斯派船抵达建康，遣使贡献佛牙。中国传统的丝绸、铁器等商品开始输入波斯，纸张出口也逐渐增加。据考古发现，在广东的英德、曲江等地先后出土了不少古波斯王朝的银币，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波斯贸易往来也很频繁。

古罗马与中国贸易海陆并行，既可以由北道陆上丝绸之路通达中国北方，又可经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通达中国南方，还可以经由缅甸西南丝绸之路深入中国西南地区。北魏洛阳城驿馆里住有不少罗马商人。南方的广州等地也有不少侨居的罗马商人。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记载：六朝时，有移居广州的罗马商人，辟地引种西方植物以货卖求利。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与大秦的贸易往来也很是频繁。

根据上述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加强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魏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广州为起点，经南海，抵达东南亚诸国，再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远至红海、波斯湾。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涉及沿岸国家达十五个之多，对唐宋时期海上交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交流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