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宋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期

唐朝作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王朝之一，其陆上丝绸之路达到最鼎盛时期，但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此时也有所发展。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更加活跃。尤其是大唐，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规模、地域、商品种类均超前代。

唐一五代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隋唐时期，广州港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港。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沿袭了魏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沿岸各国，这条航线被称为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中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叫做“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南线航路上这条“广州通海夷道”是大唐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七条交通要道之一。

在唐朝的时候，海上丝路已有很大发展，但与陆上丝路相比，仍在东西交往中不占主要地位。这时候的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一直到了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吐蕃、契丹、女真等民族相继崛起，中国西部逐渐分裂成若干势力范围，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沿海港口的成熟，东南地区的出海贸易变得十分活跃，海上丝路也随之空前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随着造船业、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并得以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

唐代中央政府在广州设置蕃坊供外商居住，并设蕃长进行管理。公元661年，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管理海上邦交与贸易，中国古代海上外贸管理制度开始正式建立。根据史料记载，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

唐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继续发展。吴越都城杭州已发展成为繁荣的都市，钱塘江、杭州湾舟船紧凑相连，从头看不到尾。据史料记载，吴越、南唐等国还从大食、占城进口石油，再由海路运往中国北方。闽国在福州新建有甘棠港、泉州港，南汉都城广州，均为重要港口。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繁荣期

北宋建立后，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受阻，欧洲十字军东征以后，迫使阿拉伯商人把视线转向东方，加之此时南方政治基础稳定，江南经济得到巨大发展，使得宋朝成为世界超一流的经济大国。因此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兴盛，南宋更是空前繁荣，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加上造船技术的成

熟以及指南针的使用，一个泱泱大国的大航海时代终于来临。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商路。如果说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还是对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的补充，那么到了宋代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从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从明州、杭州、登州等港口出发，通往日本、朝鲜和琉球等地的东海航线。在这些线路上总共有58个国家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往来。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进一步影响了整个世界。

宋代进行海上贸易有高超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加上指南针的广泛应用，使得宋代商船远航能力得到加强。宋代造船业主要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其中，北宋官营船厂发达，主要生产漕运船、官员客船、战船、运兵船等。早在北宋立国之初，为平定南方割据政权，都城东京设有造船务，负责船只建造和维修，江淮各路、军中多有船务、船坊。官营造船以纲漕运船为主，真宗时期，漕运船年产量达2900多艘。宋代民营作坊则多造商船，商船规模庞大，坚固稳定，做工精良，重要的是载重量大。神宗时，荆湖地区出现的“万石船”，载钱20万贯、米1.2万石。徽宗年间出使高丽的客舟和神舟，高大威风，震慑夷狄，冠盖今古。

宋代不仅有高超的造船技术，海员还拥有完善的航海技术。他们熟练掌握指南针的使用，在茫茫的大海上他们观星辨位，顺利地到达指定位置。《萍州可谈》里记载了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的记录，其使用方法是：“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他们观察洋流及季风的变化，什么时候北风，什么时候南风，船怎么漂流，都早已烂熟于胸。凭借高大坚固的商船和熟练的航海技术，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一个繁荣期，为中西方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宋代历朝鼓励海外贸易。公元971年，朝廷沿袭唐制首先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这是宋代开国以来设置的第一个市舶司，后来朝廷又陆续在杭州、宁波、泉州、胶州、嘉兴、松江、镇江、苏州、温州、江阴、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公元1107年，朝廷将各处管理外贸的机构改称“提举市舶司”，而将各港口的市舶司改称市舶务。南宋前期，两浙、福建、广南东路的市舶司通称“三路市舶司”或“三路市舶”。福建、广南东路市舶司设在泉州、广州，下设场务。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贸易货物实行“抽分”与“博买”。抽分即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实际上是抽取一定实物的关税。博买是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这实际是朝廷对货物的低价采购与优先购买。这些规则做了明确详细的制定，极大便利了商业活动，并增加了政府财税收入。

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

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在这些市舶司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往来，宋代的开放程度完全可以和唐朝相媲美，其海外贸易繁荣程度是当时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城市——广州城里万国衣冠，络绎不绝。虽然后来到了南宋时期泉州完全超越了广州，但是在这之前，广州确实是贸易往来最为繁忙的港口城市。

宋代进出口贸易规模巨大、物品种类繁多，王公贵族与寻常百姓都是舶来品的消费者。《宋会要辑稿》记载了南宋初年通过海道进口的货物有400余种，它们大都来自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等地区。其中印度的香料、象牙，马来半岛的珍珠、药材等为主要的进口商品，而中国输出的主要是纺织品、金属及其制品、陶瓷品、茶叶等商品。其中尤其以纺织品、瓷器、茶叶等为大宗产品，所以宋代的海上商贸又被称为“茶叶之路”“丝绸之路”和“陶瓷器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往来，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朝廷开始颁布法律，保护和规范来往商贸等活动。国库充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国家的鼓励和保护之下，宋朝的海外贸易越来越兴旺。公元1162年，仅广州、泉州和两浙三个市舶司的关税收入就达到了200多万贯，而国家仅仅对进口商品征收7 %至10 %的低关税，这足可见当时国际贸易的兴旺发达。海外贸易的巨额利润，也吸引着资本雄厚的大商人，经常从宋朝文献中见到富商巨贾的身影来往于海外贸易中，这也是宋代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

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对人类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宋朝运用火药，制造热武器；运用活字印刷术，发明最早的报纸；熟练掌握指南针，开启远洋航行。这三项伟大的发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被带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社会的变革。欧洲快速进发的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后来的欧洲环球地理大发现，欧洲文明开始真正走出中世纪的沉郁，走向现代欧洲的开端，为后来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为欧洲带去的文明开化之风，影响了世界的进程，这足以证明宋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宋朝是世界上第一个流通纸币（交子）的国家，比欧洲早七百多年。早在北宋时期，沈括就提出了货币流通理论，欧洲直到17世纪才由英国人洛克提出。宋朝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都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宋朝沈括写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的科技成果和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生电现象等。这些都随着宋代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由海上丝绸之路带到了中亚、西亚及欧洲。大宋的船队还远航至东非、阿拉伯等地，这不能不说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