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重现辉煌

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继两汉时期又一次实现了伟大辉煌。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不但恢复了两汉时期的规模，而且还有所扩大，使两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处于半瘫痪状态的“丝绸之路”得以重焕光彩。熙熙攘攘的商旅，来往如织的游人，他们从中亚、西亚，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汇聚大唐，领略大唐盛世的华彩乐章。他们在这里学习、经商，把这里的先进文化带回自己的祖国，让大唐的文明之花开遍丝路上的每个国家。

收复西域，使“丝绸之路”再现辉煌

历史的车轮，走到了北周末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了北周小皇帝的帝位，建立大隋。隋末爆发了农民起义，李渊建立了大唐，至此，隋经二代而亡。这一阶段，北方匈奴部落早已经消失，随之崛起的是公元5世纪末逐渐强大的突厥部落，经过东征西讨，公元6世纪初，突厥汗国的版图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成为“抗衡中夏”的泱泱大国。但在隋朝时，隋朝统治者便利用离间之计使得强大的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两大部分。

大唐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唐朝的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隋末战乱带来的影响逐渐得到恢复。李世民开始着手治理边疆问题，在大唐的西部、北部，分别有铁勒、吐谷浑、党项、羌、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唐朝经营西部边疆的手法几乎和汉代如出一辙，先是断突厥右臂，其后则是断吐蕃左臂。唐朝统治者深知，只有在西域建立巩固的政权，才能有效地对付突厥与吐蕃，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全，从而维护唐王朝的稳定与统一。唐太宗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等各种不同方式，以毕生精力统一了中国，建立起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

公元630年，李世民派遣李靖等六总管率兵出击突厥，拉开了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帷幕，这次战役彻底地解决了东突厥，致使东突厥灭亡。东突厥灭亡后，以前臣属于东突厥的好多民族，开始内附于唐朝。公元640年，李世民又派遣大将侯君集平定高昌，然后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统领西域内附的诸民族，安西都护府成为唐朝在西域地区的最高行政与军事机关。唐朝平定西州时，西突厥开始向唐朝臣服。公元647年，唐朝发兵讨伐龟兹，次年又征服以前尚未臣服的西突厥旧部。公元649年，唐朝设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瑶池都督，隶属于安西都护府。瑶池都督府的辖区大约是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西，额尔齐斯河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广大地区。

公元651年，贺鲁反叛唐朝。公元657年，唐朝用兵平定贺鲁叛乱，至此西突厥汗国彻底灭亡，其部落和领地全部纳入唐朝版图。平定贺鲁后，唐朝在西突厥汗国的故地，全面建立羁縻府州，管理突厥十姓部落，并分别设立了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这些羁縻府州的都护府，与大唐设立的安西都护府等有所不同，其行政区域主要以部落活动范围为基础，都护不是中央任命，而是由当地民族的酋长担任，都护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是安西都护府治下的民族自治政权。

为了便于管理昆陵、蒙池两个都护府，唐朝在天山以北设置了金山都护府。金山都护府治所在庭州，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它是一个军政机构，管辖天山以北、金山以西、巴尔喀什湖以南、两河流域以东的广大地区。金山都护府是一个过渡机构，承上启下，为天山设立北庭都护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武则天当政前后，西域形势急转直下，为此，公元702年，武则天政权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公元711年，北庭都护府升格为大都护府，成为单独的军政机构，直属于朝廷。从此，安西都护府只统领四镇，管辖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葱岭以西诸部，主要防备吐蕃的侵犯与袭扰。北庭都护府镇抚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远至两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四姓诸部及各蕃国。北庭都护府的设立使得唐朝对于西部边疆的行政管理和军事保护战略得到加强，标志着唐朝对于西部边疆的统治日渐巩固和加强。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设立，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对于西部边疆的管辖。安西都护府依照唐朝内地的行政制度建立了州、县两级行政制度，并且确立和完善乡、里等基层政权机构。建立府兵制，有完整的烽火警示系统、农耕灌溉系统，设立州

县府学，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已经与内地融为一体。

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所辖地区广大，当地酋长的都护之职，后代都可以世袭，他们对唐朝保持忠诚，朝廷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安西大都护统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镇”是唐朝边防军队的基层单位，镇将官阶六品，只相当于县令。但是安西四镇皆设都督府，所以又称四镇都督府，都督的官阶为正三品。唐朝在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驻兵庞大，每四年轮训从内地派往两大都护府驻兵。这些军队、镇戍成为唐朝在西部边疆的统治支柱。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隋王朝结束了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的多重阻碍，而唐朝则迎来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的官方、民间各个层面都加强了与西域、中亚、西亚各个国家的交往。西域人到甘肃张掖互市，进行贸易往来，一时间西域的“丝绸之路”上繁忙异常。京城长安各种肤色的人友好往来，唐朝都城长安被称为世界上最繁华富足的首都，引得中西亚各国仰慕唐王朝的人争相来长安目睹其风采。

唐帝国首都长安城，居住着来自中亚、西亚、欧洲各地的侨民，社会风气非常开放包容，当时长安居民服饰、头饰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曾有文献记载，当时的妇人常常披一件来自印度的披肩，头戴波斯的耳环；男子们头戴胡帽、脚蹬胡靴的装扮甚是风行。长安城成为当时的世界大都会。

强大的大唐王朝，以其包容开放的态度，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在以“丝绸之路”为桥梁的沟通下，以大唐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大唐经过李世民时期击败东突厥、李治时期灭掉西突厥、武则天时期设立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等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实现了对“丝绸之路”的重新控制。大唐王朝在历代帝王的治理下，成为世界第一发达强盛国家，经济文化军事水平居世界前列。“丝绸之路”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全面交流，促进了东西方的友好往来。

在唐朝的“丝绸之路”上，一些重要的地点成为西方国家人士游历大唐的必经之处，也是重要的驿站，例如敦煌、阳关、玉门、张掖等地。西方商旅骑骆驼，换骏马，通过“丝绸之路”一直来到长安，带来了域外的特产，换回他们所需要的丝绸、瓷器等。

来自中亚、西亚的商人，经“丝绸之路”带走的中国货物当中，最重要的当然属丝织品。唐朝丝织技术非常高超，产品名目繁多，锦、绣、绫、绸、绢等织品花纹绚丽，织工繁缛。纱、绫、罗、绸等优质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这个桥梁，流向西方。在今天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许多城市，都办起了工艺高超的作坊，他们织造色泽鲜艳的锦缎、壁毯等。阿拉伯人也学会了大唐的丝织技术，他们的丝织品几乎垄断了9世纪以后的欧洲市场，可见大唐的丝织品在中亚、西亚、欧洲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唐朝的瓷器输出国外，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篇章里详细介绍。

在流传至西方的先进技术中有中国的一大发明，就是造纸术。造纸术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最早于公元5世纪初，由当时的丝绸古道传至西域。大约在7世纪，造纸术传至中亚的撒马尔罕，随着阿拉伯帝国的繁荣昌盛，在中亚、西亚建起了很多造纸的作坊。公元10世纪传到埃及，后来在12世纪，随着摩洛哥传至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西方国家在引进文化的同时，也输出文化。古代西方东罗马帝国、波斯、阿拉伯帝国等都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多姿多彩的文化也随着“丝绸之路”传至东方。著名的唐朝浮雕“昭陵六骏”，显然就是受了波斯浮雕刻技术的影响。在音乐、舞蹈方面，沿着“丝绸之路”传来的胡乐、胡舞，也盛行于唐朝的长安。胡乐主要有龟兹乐、古代印度乐；舞蹈主要有东罗马、中亚波斯等国的舞蹈。波斯的胡旋舞，在当时唐长安宫廷里非常受欢迎。

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作《胡旋女》中，专门描述了生活在长安的波斯舞蹈演员的高超精湛的舞技。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

在体育方面，唐朝流行于宫廷的“马球”，其实不是唐朝自己发明的，而是传自于

古代伊朗的波罗球。“波罗”在古波斯语中意为棍棒，是一种以棍击球的体育游戏，后来渐渐被称为“马球”。在西安附近的唐墓里，还发现了雕刻波罗球游戏的壁画和各种打波罗球姿态的男女骑俑，是当时古波斯和唐朝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唐朝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进一步促进了东西方思想的交流。唐朝对于各种外来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最突出的表现在它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这些以宗教为代表的宗教思想文化，对后世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除了西汉末年从古印度传入的佛教外，又相继从西方传进了摩尼教、伊斯兰教和景教。

唐朝时期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的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朝的玄奘法师，俗家姓名陈祎。公元627年，玄奘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古印度学研佛经，成为佛教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玄奘在著名寺庙那烂陀寺历时五年研习佛经，备受优遇。公元642年，玄奘参加当地举行的佛经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成为佛学大师。

游历学习十八载，玄奘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长安。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这部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丝绸之路”沿线古国，详细介绍了这些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后世研习古印度宗教和历史的学者奉为圭臬。由于玄奘法师的带动，古印度很多佛教人士都来中土长安翻译佛经，为当时中印交流留下了一段佳话。

由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教，在中国又称明教。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

伊斯兰教也是在大唐时期传入中国。随着丝绸之路的再次开通，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在当时的长安等地建立了著名的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流传于唐朝的“大秦景教”，由叙利亚人创立，总教位于波斯，并通过北方的突厥人向中亚、西亚广泛传播，它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现藏于西安的大秦景教碑林，曾记载唐太宗时期波斯景教僧侣入大唐传教的一段史实。公元635年，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后来唐朝皇帝崇信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禁止之列，所以景教逐渐衰亡，最终逐渐退出中原大地。

唐朝的“丝绸之路”空前繁荣，亦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这条丝路不仅是架设在东西方之间的友好桥梁，还是联结国内各民族的重要纽带。“丝绸之路”虽然在唐朝前期发展到了高峰，形成了它的“黄金时期”，但是盛极而衰，到了唐朝中期，“丝绸之路”便突然衰落。“安史之乱”后，唐朝把驻守西域的军事力量调往长安，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一时丝路上“道路梗绝，往来不通”。

后来唐朝衰亡，朱温篡夺唐朝政权，中原地区开始经历五代十国，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但是在西北有和北宋并立的西夏政权，北方有契丹建立的辽政权，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完全阻隔。一直到元朝统一中国，才收复西域。这一时期管辖西域的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建立的察合台汗国，西域“丝绸之路”才逐渐恢复，但是元朝庞大的帝国统治时间较短，西域逐渐又陷入纷争，直到明太祖朱元璋灭掉元朝，建立大明，才逐渐恢复中原王朝对西域“丝绸之路”的短暂控制。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