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风》的诞生是有一段历史的。而历史就不免说来话长了。1937年11月，抗战的国军撤退淞沪，上海的文化人大批转入大后方去。上海的抗日救国运动也暂告沉寂。所谓沉寂，实际上是抗日队伍的休整，然而人心不免消沉了。但在旧岁正月初一的挂旗运动展开以后，抗日救国运动的气象又复一新了。“文化抗战”
也活跃起来，其间就有《译报》和《文汇报》的出版，两者都顶着西商的招牌，说着中国人的道理。《译报》是夏衍同志创建、梅益同志主持的，我追随于两同志之后，在出版几个月后吧，才进去编个“报屁股”，叫《大家谈》。《文汇报》也有个所谓“报屁股”的副刊《世纪风》，柯灵主编的。那时候，真的像小报的讥讽似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文汇报》的副刊上，就常有廖化们写的一些杂文，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文章无非是写写身沦“孤岛”的悲愤，骂骂汉奸的无耻。不知是谁的提议，大概是文载道吧，或者就是柯灵，说要把这些廖化们的文章，凑合起来出个杂文集。点起将来是唐弢、柯灵、文载道、周木斋、周黎庵和我。两周到那时为止，我并不认识。但他们要我把这集子起个名字。我有慨乎摇笔弄舌的文人，是不能真刀实枪赶走日本鬼子的，如说有用，那也不过敲敲边鼓，聊以助战罢了。于是定名叫《边鼓集》，记不起是哪一个月出版的了。
到了同年的9、10月间，《申报》老板看看上海抗战气势不错，又来上海筹备复版了。据说是为了避免群众误会《申报》复版，是同汉奸们打通关节了的，要找个常常写些抗日文章的廖化们之一的进去，借以招徕生意。(那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用意的）这就找到了在《译报》《大家谈》上常写短评的“廖化”。经过朋友和组织两方的怂恿，我这个“廖化”就进《申报》去编《自由谈》了。一进去，我才知道社论主笔是潘公弼。在汉口快要撤退而汪精卫已飞到重庆大谈其“天下无不和之战”的时候，潘公弼在《申报》上写了篇社论，响应汪精卫这个号召。第二天，我也在《华美日报》社论上反驳这响应，真有点像“廖化风”了。但《申报》老板姓马的看了，开初是摇头，接着是皱眉，而最后终于认为“可恶之至”了。
恰好在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那天，在《译报》《大家谈》上登了一篇大概是题作《超越鲁迅》的纪念文章，是阿英同志写的，那时他主编《大家谈》。文章大意主要是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时代，我们不应停留在模仿鲁迅风的杂文的阶段，一定要超越鲁迅。要战斗的，不要讽刺。要明快的直接的，不要迂回曲折的。要深入而浅出的，不要隐约而晦涩。总之，是要创造，不要模仿。笔锋所至，自然批评到《边鼓集》。阿英同志是我老早就认识的，虽然那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碰过面。我那时真也是“年少气盛”，很要不得，就利用《自由谈》主编的权力，写文章在那里答辩起来了。一场论争。《申报》老板这回有话说了。争论不是《申报》的传统，而我居然论争了，侵犯了传统，“可恶之至，应当何罪！”乃托人讽示我辞职。我偏不自动辞职，要他下令开除。果然，大概当了编辑一个多月吧，来了封辞退的信，还多送一个月薪水。谢谢，薪水是退回了，而我也登报声明：脱离《申报》。其用意无非为它贴上一张“招贴”：“谨防扒手”。真的，等我1941年初离开上海，我已听到《申报》老板，由潘公弼介绍，拜谒汉奸周佛海，面授机宜去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却说当时，另一方面，为了结束这场论争，由那时《译报》主笔钱纳水——这个在苏芬战争后才暴露真面目的货色·发起座谈，大家辩论一通，各持己见，并无结论，而这个钱纳水也发表了他的意见，大致是“鲁迅的杂文不错，但也只合于鲁迅的年代，而鲁迅风的迂回曲折的杂文，简直要不得，盖今日之天下，已非杂文的天下，何者，统一战线的时代，讽刺要不得也”。于是言归于好，座谈完了。但对鲁迅风杂文的抨击，并未完了。自《华美日报》《镀金城》的编者吴汉以至杨晋豪和叫做什么曾迭的，都进行过对鲁迅风的“围剿”，最后，在《中美日报》的《集纳》上，登了一篇张若谷的《写文学随笔》的文章，直接骂到鲁迅先生头上来，说，“这是可以十足代表中国浙江作家的一种习气，
尤其是代表现代绍兴师爷的一种特殊性格。”就在这种气氛前后，大概也是文载道的提议吧，索性来出一个《鲁迅风》的刊物。刊物之定名为《鲁迅风》无非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牛脾气：你讨厌它，我偏让它活着给你瞧。这样，《鲁迅风》就在1939年1月11日出版了。但我不过在那刊物上，有时也写些文章，打个杂；一切编辑、出版事宜，我都不知道；按身份，不过是个投稿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