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人们读了《阿Q正传》，总爱说阿Q是实有其人的。其名曰谢阿桂。并且相信其中的事迹，也大都是这个实有其人的事迹。说阿Q这个典型人物是“杂取种种”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而创造出来的，这就不能不被指为唯心主义的美学思想了。但我以为，作家自己的话总是可信的。鲁迅自己就肯定地说过，他之所以创造出这一个阿Q形象，是要写出“我们国人的灵魂”。既然鲁迅当时是在这样一个企图上来写阿Q，那么，即使后来鲁迅发展为一个阶级论者，有更为深广的文艺思想，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当时的创作动机。因为作品已经写出来了，出版了，流行了，并没有经过再一次的删改。但当作品摆在读者面前，成为社会上的客观存在，阿Q这个人物已经从纸上跳出来，飘游于中国的大地之上，这时候，我们自然可以来量一量他身材的长短，评一评他眉目的美丑，算一算他命运的结局：他是个什么样的存在?是哪一类人的典型?可是，我们来考察作家创造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构思过程，还得依循作家自己的企图而来寻踪追迹的。
首先，从《阿Q正传》中所出现的生活细节来看，那不用说，是绍兴这个“中古式的”城市里闲人们所日常出现的。打架，赌钱，调戏女人，折忙月，赶短工，偷东西……这一切不仅在绍兴，凡是一个市镇或县城，没有工业，而四周又为破产了的农村所包围的，都有这种破产的农民流入来，并且都有这种畸形的生活样形，绝不是阿Q这人物所独有的。但像在《阿Q正传》中的阿Q所经历的事迹，是否真的像有些人想象：那就是鲁迅取作为模特儿的谢阿桂的事迹呢?周遐寿在他所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里为我们展开了产生阿Q这个人物的广阔的生活背景。从那里，我们知道了绍兴城里的闲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知道了阿Q的事迹，有取之于谢阿桂的：偷窃东西出卖。有取之于谢阿有的：
舂米的能手。还有在辛亥革命的当时，也曾对人说过像阿Q对赵白眼所说的：“你总比我强”。也有取之于鲁迅的族叔桐少爷的：阿Q向吴妈跪下求爱等等。但这一切，都是阿Q的事迹的一端。孤立起来看，是并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而鲁迅也绝不是象晚清小说家那样，以杂糅道听途说的“话柄”为满足。因为他的创作的目的，远超过于缀集“话柄”以取悦读者之上。他是要写出“我们国人的灵魂”，也就是“国民性”的一面——即“阿Q精神”。
“阿Q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高攀世系而偏偏无以自活。这是一。挨人痛打而偏偏善于**，**之余，竟又发现自己还是善于自轻自贱的第一流人物。这是二。深信世俗之见，必是真理：女人总要偷汉子，尼姑一定饼和尚。这是三。欺弱怕强，妄自尊大。这是四。……而一切则归结于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精神胜利法，几乎是旧中国的人民生活中所习见的。
但我们一翻开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一样可以看到在白纸黑字之间跳跃着“阿Q精神”。自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个古老的国家，一直挨受外国人的打。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割地赔款的狂潮不断袭来，“抵挡”这个狂潮的唯一办法，就是李鸿章的磕头外交，投降主义。如果有人能详细曲折地描写出李鸿章的磕头、投降和卖国的外交史实，那么阿Q精神将以另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于我们的面前了。只要想想：中法战争，谅山一役，本已取得巨大胜利，而李鸿章依然在天津向法国官员磕头求饶，订下卖国条约。
这难道还不是自轻自贱吗?一方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
另一方面，若有外国使节进见皇帝，那是非争个“称臣下跪”之礼不可的。这难道不同于阿Q挨了别人的打，还自以为儿子打老子的精神的写照吗?到了人民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却又主张“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俨然主人模样，而把别人践在地下，以餐食人血为英雄了。这难道还不是一副向强者磕头，向弱者开刀的奴隶总管的形象吗?虽然，这一切种种“相”都出之于统治阶级方面的，然而也已经渗透于中国的历史的血肉里面了。为中国历史的血肉所哺养长大的人民，又怎么能够不承传这一份“宝贝遗产”呢?“阿Q精神”终于是中国人的精神的特质，那是难于否认的。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奥勃洛摩夫的精神，不仅是旧时代俄国人的特质，即在苏维埃时代的俄国人，还有这种气质存在。
但鲁迅创造阿Q这个人物形象，不仅从历史上看出这种“阿Q精神”的特质，而且也在自己亲历的生活各方面，看到这种特质。他在日本时，在电影上看到过围看杀自己同胞而无动于衷的中国人，这是谁都知道的故事。但鲁迅这一感触，我们可以说，是鲁迅创造阿Q形象的萌芽。就在《阿Q正传》中写阿Q那种麻木神情，特别是在大团圆里所描写的那种麻木神情，是分明渗透着鲁迅当时的感触的。但鲁迅还在更多的方面，看到“阿Q精神”。
这在鲁迅前期的杂文中可以得到证实。例如他在《论睁开了眼》里说道，中国人总善于“用瞒和骗，找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狡猾，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堕落着，但又日见其光荣。而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总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又如在《杂感三十八》里，他指出中国人自高自大、自暴自弃的心理：“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也有叫化子，也有草舍、娼妓、臭虫。”“中国便是野蛮的好……你能把我灭绝吗?”这些精神特质难道不都是到了“精神胜利法”的极致了吗?鲁迅纵观中国历史，面对当前现实，产生了这种深刻的感触。而这种感触还像“鬼似的”，存伏在他的心灵里有好几年了。终于最后，他来写他的《阿Q正传》。
有两个因素，决定鲁迅把“阿Q精神”概括集中在一个破产农民的阿Q身上，而不概括集中在其他阶级的人的身上。这就地取材的背景是鲁迅的故乡的绍兴。这个在城郊外一列地排比着“节孝石牌坊”和“向天粪缸”来显示礼教与农业密切结合的特点的中国城市，在中国日趋于半殖民地化的时代，它就不能不吸收了从日趋于破败的农村里涌来的“闲人”阶级(破产农民）。这就是鲁迅选取闲人阶级的一分子阿Q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原因之一。
其次，鲁迅一开始从事文艺，就同情于中国人民的不幸命运。为的是想改造他们的精神来抢救中国。鲁迅固然也熟稔如闰土，如长妈妈等素朴的农民的生活；然而，在他们身上，鲁迅发现不出有太多的“阿Q精神”，但在破产农民的闲人阶级的人们身上，却由于他们的阶级的劣败的情势，也更多地传承了中国统治阶级所造成的那种民族的劣败心理。这又是鲁迅之终于选取闲人阶级一分子阿Q为他作品主人公的原因之二。就因为这样，鲁迅从他那人民立场出发，并且在他那“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境下，创造出这个阿Q的典型形象了。
但当鲁迅想要写出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状态的人物，而又是属于“闲人”阶级的一分子的时候，那就自然会从这个人物发展到和他对立的社会力量方面去，即鲁迅自己所说的上流社会里的人物方面去。于是而有赵老太爷、赵秀才、赵司晨、赵白眼、假洋鬼子以至于地保。然而阿Q仅仅是闲人阶级的一分子。还有其他的“闲人”和劳动人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是不能不和阿Q有往来的，并且由此以构成下流社会的一群。这就有了“闲人们”：王胡，小D，小尼姑以至于吴妈。这一切，正是主人公命运发展所要求的。至于这些人物的生活细节，礼仪习俗和心理状态，不用说，鲁迅是极为熟悉的。鲁迅自己正是从一个破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大家庭中走了出来，接触过乡间的农民，习见过城市的闲人们的。这样，一幅灿烂焕发的中国人民的不幸命运的生活图画《阿Q正传》，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阿Q虽然是闲人阶级，有他的流氓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可是阿Q毕竟还是中国人，还有他的中国人的共同性心理。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分享了阿Q的“同胞之谊”。在我们的灵魂里，也发现有“阿Q精神”的鬼影了。这就使阿Q这个形象，超越了他自己阶级的局限，而成为“我们国人的灵魂”了，即中国人的性格的一个侧面画像或典型。
鲁迅既然选取了闲人阶级人物作为创造阿Q形象的模特儿，那就不能不以闲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来表现“阿Q精神”；即不可能让阿Q也像李鸿章那样去办磕头外交，来表现他的“阿Q精神”。
因为闲人阶级的阿Q，究竟不同于绅士阶级的赵老太爷的。中国的赵老太爷之类，例如黎元洪，他在武昌新兵起义的时候，是反对革命的。但他可以被新兵从床底下拖出来，被封为革命军的领袖。而在之后，他还做到了“革命的”民国的总统，这是阿Q之类的命运中所不可能出现的事，而像阿Q之类，则只能像武昌起义的新兵一样，他们要革命，可不知道怎么革法，只好捧出反对革命的黎元洪，作为革命的领袖了。那么我们匹马单枪的阿Q怎么能不向赵太爷们投奔呢?一到中国的赵老太爷之类，已无所惧于革命，而且成为革命领袖了，那么，阿Q之类的命运也就被算定了：从“不准革命”而至于“大团圆”，阿Q就不能不伏在地上，深叹自己的圈圈的画得不圆，死心塌地的让别人拿去当作赎罪的羔羊，当作示众的材料。而这样的命运，却又是有同样“阿Q精神”的赵老太爷们所不会际遇到的。在这里，阿Q这个形象依然谨守着他的阶级命运，而成为破产农民的艺术典型了。
就因为这样，阿Q不能不是被压迫民族里最被压迫的阶级——破产农民的典型人物。鲁迅是从描写“我们中国人的灵魂”出发，而深入到“中国人”中最被压迫的阶级的人物的灵魂深处了。
如果我在上面分析的鲁迅创造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构思过程和创作过程还合乎实际的话，那么，作家对现实生活的“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的动力，就是作家的思想力量。自然，这种思想力量，绝不是“从天而降”的，是从作家的丰富的历史知识，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喷射出来的。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不能不有战斗的思想感情。
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就不能不是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士。事情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