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鲁迅写作小说，为的是要传达或发表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用刻画人们的灵魂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人们的精神的目的，那么，鲁迅究竟是经过怎样的构思过程并用怎样的表现手法，来创造出艺术作品的呢?
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鲁迅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形成过程吧。
鲁迅很少写到自己小说的写作经过，偶然说到，也很少谈到小说的构思过程。但我们还可利用其他的材料来推想他那小说的构思过程。
例如，《狂人日记》这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它是为了反对人吃人的封建礼教制度而写的。这是鲁迅自己所说过的。这一篇小说的思想无疑是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呼唤，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唤掩去。”(《灯下漫笔》）鲁迅在这里的对中国旧社会的看法，就在《狂人日记》中以形象的手法表现出来。但鲁迅为什么偏偏要用狂人的形象来传达自己深广的忧愤呢?鲁迅为什么不正面地来创造个反封建礼教的战士形象呢?这首先由于鲁通对某一生活有所触发。据《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作者周遐寿指出：鲁迅那时的确碰到过一个发狂的表兄弟，“姑且称他为刘四，像在西北游幕”的人。从周遐寿所叙述的这个狂人的行动言谈中，我们很难看出他具有反封建社会的深广的忧愤。但鲁迅采取这事实的一端，加以改造，并且生发开去，就写成了一个被禁闭起来、为一个长工所看守的狂人形象。在这里，鲁迅最重要的事，则是通过这狂人的精神、状态，来吐露自己深广的忧愤，虽然鲁迅自己也说，这小说的体裁是受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影响的，但较之它，却更为“忧愤深广”，也就是说，更具有社会的意义。
再以《孤独者》来说吧。鲁迅在那小说中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魏连殳。这个人物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曾经有过希望，有所兴起，但从他继祖母的身上，继承了一份孤僻的性格，一生困顿在教书生活中，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只对人生的幼芽——孩子们，还抱着无限的希望和深厚的爱情；而自己则一生不娶，过着孤独的生活。这就引起了他的堂兄的觊觎，带着儿子寻上他来了。要将儿子过继给他，为的可以得到一份破屋的遗产。这很使他厌恶。同时，他还因为写些没有顾忌的议论的文章，遭受校长的辞退，失业了。这竟使他曾经爱抚过的房东太太的孙子们也避开了他，他真正陷入于寂寞之中了。但最后，他终于突然成为军阀的幕僚，变做“魏大人”了。他在自己恣睢放肆的生活中也就迅速地死亡了。这是一种无形的自杀。折断了自己的傲骨，出卖了自己的清高，剩得的是一场世俗的“生荣死哀”，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呵！作品显然是要写出从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倒退的社会形势中那些出卖智力劳动的知识分子的没落的命运。在这里，以作者和主人公的交往关系，来展开主人公的生活和命运的描写。一切通过作者——“我”的眼睛来看魏连殳的人生，并将作者自己的感情深深地渗透到主人公的命运的描写中，使读者也被带进到主人公的不幸的命运的悲伤里面。但鲁迅是否真的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现实人物，并知道他的这种事迹，然后加以研究、分析、集中、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呢?不是的。鲁迅是在更广大的生活基础和更宽广的时代背景上，来概括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创造出一个孤独者魏连殳的形象的。
如果从小说中某些事实的情节来说，那有取之于鲁迅自己的，也有取之于鲁迅的好友范爱农的。魏连殳“以承重孙”而奔祖母的丧的一节描写，据周退寿指出，那正是鲁迅自己的事迹。连殳常常碰到“大抵是读过《沉沦》”的来客，以及因为发表些没有顾忌的议论文章而被校长辞退，这也有鲁迅自己的生活影子。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分裂以后，以胡适为首的倒退运动不断扩大了，鲁迅那时一方面有更多的青年相接触，其中大概也有过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的接触。另一方面，他还因为女师大的风潮而遭受那时教育部老虎总长章士钊的撤职。鲁迅是多少将自己这种生活的感触渗加到魏连殳的生活里的。一个作家在描写一个人物的时候，常常不免将自己的遭遇在人物的生活和际遇上变形地出现。这是稍微写过一些小说的人也经验过的。至于作品中魏连殳的某些性格的那种困顿于教书职业的生活，据周遐寿的指出，则有采取于范爱农的。然而，无疑地，这种主人公的孤独的性格，却还渗透了鲁迅自己又一次经受“五四”以后的“新寂寞”的心境。鲁迅自题衡徨的诗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心境，在我们的主人公魏连殳的性格中也找到了同样的调子。
但如果鲁迅写魏连殳仅止于这种孤独的性格与困顿的生活的描写，这作品的社会意义就决不像现在那样巨大了。鲁迅在辛亥革命后，看到过一些当年志士，变节、投降，终至于遗老气十足了。而“五四”运动后，又看到了胡适之流的倒退。他不仅看到胡适自己创办《努力周报》，主张好人政府，觐见宣统废帝还行了跪拜礼；而且也看到象劝他写小说的金心异、即钱玄同之流，竟也说理想不宜过高，象《三国演义》那样的文白夹杂的语言，才是“合于实际”的模范。时代的某一方面的倒退的形势，向鲁迅的周围不断涌来。那么，象连殳那样的自视清高、颇有傲骨的孤独者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如果主人公还不愿自杀，以谢绝这个社会，那势必甘自辱没，求得个“辛苦恣睢的生活”。因为如此，不仅可以借世俗的荣华，去换得冷眼的世人的羡慕，向社会复仇；而且也可以借恣睢放肆的生活，来掩盖心中的寂寞，以求得自己的速死。所以魏连殳最后的飞跃，自失业而投奔军阀门下，正是他孤独的性格在那倒退的时代形势的背景上的逻辑的结果。而在这里，正也是鲁迅以他那深厚的生活经验与敏锐的时代感受为基础的创造性的想象之飞翔。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的命运的描写，也就成为对倒退的时代形势的挞伐了。
仅就上面两个例子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鲁迅之所以能够采取事迹的一端，加以生发改造，使之成为生活的完整画面，“杂取种种人”作为模特儿，而创造出艺术的典型，是全凭他那广阔的生活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深刻的思想力量。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那逻辑思维与理性认识对于创作实践的
内在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