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人民日报》上登载了顾工的《将军》一诗，中有一节云：
在大江南北，他曾写下壮丽的战歌；
以光辉的胜利作标题，以敌人的头颅作句点。
读到后面两句，不免感到有点“那个”。固然，克敌制胜，将军是要消灭敌人的肉体的。要革命，也必须流血。但杀人与流血，绝非是我们的将军取胜的目的。一位革命的军人，是决不愿以敌人的头颅，来装饰革命的胜利的。他为的是人民的幸福的生活。但我们的诗人，用这样的句子来歌颂我们的将军，怕有点“拟不于伦”了，我以为。
少时候，读些历史书，总感到古时候的帝王将相，有些行动是过火的。比如说，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竟把智伯的头割了下来，加上一层漆，当作饮器；这真不知何所居心?又如，刘邦与项羽争城夺地，项羽以刘邦的父亲当作押头，为要威胁刘邦撤去围城之兵，说要烹煮他的父亲。刘邦表示无动于衷，还说道：
你如果烹了他，就分给我一杯羹吃吃吧。我也以为大可不必说这种“大言壮语”的。但这些究竟是古人的事，历史记载是否如实可靠，我还有点怀疑。
至于文艺作品，作家以想象之笔，写出革命人物的形象和崇高的精神，似乎不应把他画成一副凶残的嘴脸的。也是少时候，读到一首诗，是石达开写的，全诗忘记了，记得其中有两句：“人头作酒杯，饮尽仇雠血。”这其实是诗人对当时清朝统治者的仇恨深切的表白。处被压迫的地位，抒不平抑的胸臆，那心境是和我们胜利了的人民有所不同的。何况我们的将军的崇高理想，是要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的精神，决不以杀人为夸耀的。
有人一看到批评家强调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就认为这一批评家忽视了作品的美感享受，而斥之为庸俗社会学观点。其实作品的社会教育作用与美感享受是一致的。上述两句诗的想象和意境显然是不美的，但同样也没有社会教育作用。不知从哪一本杂志里，我读到过一首歌颂黄花岗烈士的诗，诗云：
七十二烈士，
骨葬黄花岗；
黄花开灿烂，
英雄骨亦芳。
这诗的想象和意境何等美丽，而它的教育人的意义又何等深刻，所以一经过目，便能永志不忘。我以为，诗人的想象，只有追逐现实生活的崇高境界而飞翔，那才有美，也才有教育意义。
我之所以对上述两句诗不免感到“那个”者，也就是这个缘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