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去广州组稿，应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的邀请，对广州市青年作者及爱好文艺的青年作了一次谈话，根据记录，写成这篇文章。
作协要我跟各位同志谈谈文学上的问题，并且送来一张单子，开列了不少题目。我一看这些题目，概括起来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写作。这问题提得对。因为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再经过建国以来社会主义的改造，文学创作上“为谁写”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而且，在社会实践上解决了。文艺既然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而我们的现实生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只要你忠实地反映了它，那你就达到了为谁写的目的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我们的作品写得更好，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得更生动，更逼真，更有艺术感人力量，然后才谈得上真正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服务。
要作品写得好，首先得把我们从文艺理论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在生活中培养我们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写我们所爱写的。陆定一同志最近发表了一篇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我很赞同这话。本来文学史证明，不是有了创作方法的理论，才有作品，而是有了作品，才有创作方法的理论的。假如我们年轻的作者，现在还未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什么是“批判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那就不能写作了吗?我看不一定。鲁迅先生在写《彷徨》《呐喊》的时候，也不一定就专门研究过这些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怕还没有听到过，但是他却写出了光辉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作家有时是很可以不去管这一套“创作方法”的理论的。那么是不是说文艺理论和批评就没有作用了呢?不是的，对青年说来，它们会给我们一些知识，对作家说来，会起一些鞭策和督促的作用。但一个作者在动笔写作的时候，尽想着怎样怎样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一定写不好的。鲁迅先生也说过，作家对于批评家的话，可以当作参考，不要太过介意。因为我们的杰出的批评家不多，我自己就是其中最坏的一个。我今天也不过“姑妄言之”，各位同志也只好“姑妄听之”的。这段话就算是一个开场白。
现在，我想谈一谈创作的一些过程。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生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生活。一定要对生活有所感才会有想写的念头。生活中的感受，就是客观的生活，打动了作者——主观的心。作者只有写出自己受感动的事物，才能叫读者也感动的。这里就有艺术作品的第一个要素。但主观的感受，有深有浅，有真有假。自己生活得很舒适，看到穷苦人挨饿受冻，心里很过不去，想舍施一点给他，这是一种感受。自己生活很苦，看到别人的生活也一样苦，感到这世界要打翻过来才行，这也是一种感受。但两种感受是很不同的。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人，你会同样同情他们的困苦，但你如果知道：一个是失业的工人，而另一个是破落的地主，那你给予他们同样的同情就错误了。因之，作家也和革命家一样，要从自己的生活感受中看出所感受的事物的意义来，才能写得出既具有感染力又具有健康的思想的作品，作家要使自己不被那种虚假的感受所欺骗，我看，是要有些科学的思维，或者说理性的认识作指导的。
我以为找出生活中所感受的事物的意义来，在作家是很重要的。仅有了一点生活感受，并且从其中发现了意义，是否就可以写出一篇艺术作品呢?自然是可以的，但那样的作品，多少是一种杂感式的，伟大的作品总是经过作家长时期的酝酿和思索的，这就是说，作家带着他最初的感受，经历了一大段的人生历程，使他最初的感受贯穿了生活的各方面，在记忆和联想中，这最初的感受的意义越来越感到深切，这样作家就有广泛地开展概括的可能，也就会有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的可能。拿鲁迅的作品来作例子吧。鲁迅看到一个黄包车夫，撞倒了一个老太婆，他马上停下车来，扶起她，并且陪她到警察所去，说明自己“闯的祸”。这个事实感动了鲁迅，并且从中看出了劳动人民的正直，不躲避自己做了错事的责任，看出了劳动人民的伟大的同情心，同时又感到了自己的渺小了。于是写出了一篇千把字的短篇《一件小事》。这作品自然是很好的，很有教育意义的。但思想性艺术性更高的《阿Q正传》就不是灵机一动，随感而发的作品了。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仅靠一点生活感受是写不出的，它一定要经过作家长期的思考，把生活中某些共同的东西联想起来，然后找出特定的人物，即“模特儿”，来表达出作家的思想——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足以表达我的意思”的意思。因此可以说，大作家和他所写出来的伟大作品，绝不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一定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把生活中足以贯穿他的感受和表达他的意思的东西在脑子里回忆，联想起来，使它酝酿成熟了，才把它写出来的。
我以为，对作家来说，有一个东西很重要，那就是记忆。作家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把记忆力加强、加深。记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有自己的淘汰作用(或者说蒸馏作用），凡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事情，印象就深，容易记下来，可以终身不忘。凡是一些小的仅仅只能一时感动人的东西，就很容易在记忆中消失。凡是曾经感动过人的，而又发现了它的意义的东西，就会永记不忘；凡是漠然感动过人而自己没有发现其意义的东西，就时过境迁的忘掉了。所以在记忆中能够留下来的将是更深刻、更鲜明的东西。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经过时间的考验之后，或者对某些原来的看法改变了，也就淘汰了，或者对某些东西，有更深刻的认识了，也就保留得更牢固了。这里就有作家的深厚的创作基础了。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伟大的思想家的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因为他能够思索，能够从生活中看出意义。只有把过去生活感受加以思索，把当前的生活，加以广泛的联想，找出它们的意义来，这样写出作品来，才可以教育人，影响人的灵魂。
要对生活思索，也要对生活加以联想。
我们有些作品都很干巴巴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并不如有些人所说，仅仅是什么形象思维不注意了，太强调作品的思想性了；恰恰相反，我认为是由于我们作家的思想力不强，观察力不深，再加上不够大胆去想象。高尔基写《母亲》的时候，俄国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还不很高，高尔基笔下的伯惠尔形象，显然是高出于当时俄国工人阶级所能达到的觉悟水平的。但高尔基以他的深厚的思想力，作为想象的翅膀，飞翔于现实之上，观察到那时俄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产生的英雄形象，这就创造出了伯惠尔。
这样，这个作品的影响就大了，它影响到使许多不自觉的工人，都自觉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斗争。如果作家缺乏思想力和观察力，缺乏想象，作品当然会干巴巴的。许多老干部看了我们的一些作品，都不想看，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比作家写出来的作品还要丰富、动人。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的作家，把现实主义的原理搞错了，把反映现实，理解为照抄现实了。把作家应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力和观察力来分析生活批判生活的意义轻轻放过了。
作家经过了生活、感受、回忆、思索，然后就进入想象、概括，这是创作的必然过程。我不懂得俄文，还没研究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但我认为作家创造作品，总有那么一些过程。还以鲁迅写《阿Q正传》为例，来说明这些过程吧。
《阿Q正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之高，在国内，今天能超过它的还不多，在世界上也有它一定的地位。我们可以从鲁迅的许多文章中看到他怎样创造阿Q这个人物的典型的。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后来在南京水师学堂读过书，以后就到日本去学医。当他看到那个中国人围观日本人来砍杀中国人，而无动于衷的电影之后，于是他觉得学医没有用处，因为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苗壮，也许只是做毫无意义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之，他就要用文艺来改变中国人民的这种精神状态。这个感受，对于鲁迅来说，是极其深刻的。鲁迅回国后，他看到了辛亥革命，在开始时，革命党人很勇敢，前仆后继，慷慨死难，非打倒清朝统治者决不罢休，可是临到武昌起义以后呢，有些轰轰烈烈的革命党人又和封建官僚同流合污了。辛亥革命的失败，益发加深他这种感受。他在绍兴，也还亲自看到过王全发如何响应革命，占领了绍兴城，如何又同绅董们联合起来，恢复了旧秩序。用鲁迅的话来说，所谓民国，那不过是旧招牌加上一层油漆罢了。人民呢，那是不曾起来过的。他对人民，是十分“哀其不幸”，但也十分“怒其不争”的。到了革命过后，军阀战争一年连着一年，大事已无可为，他曾经一度感到失望——希望之为虚妄正与失望相同，他躲到研究古碑帖里去了。可是“五四”运动来了，这才给他新的力量新的出路，他那想从思想上来改革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的愿望，看来又有实现的可能了。他于是出来呐喊。因为当时“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本质意义，是和鲁迅的思想认识相一致的。《阿Q正传》正是在鲁迅这种思想的冲击力下写成的。
由于鲁迅对中国人民有着非常高度的爱，这就迫使他要批判普遍存在于中国人民身上的各种落后的东西。他把辛亥革命时期作为这个小说的历史背景，因为在这一变革时期最能突出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他又选择自己的故乡绍兴作为人物出现的舞台。因为他对那一个环境和生活最为熟稔。他展开了回忆，选定了模特儿，正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作者所说，阿Q是实有其人的，但只取他的一端，所有其他很多人的言行，概括在他身上的。他坚定地掌握了在东京最初的感受而后在生活中发展了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思想，概括了绍兴城里的“闲人”“阿富”“阿桂”“桐少爷”等等人的特征言行(请你们看一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册书吧），在阿Q身上，并且发展了阿桂“我们的时候来了，到了明天我们钱也有了，老婆也有了”这个思想，画出阿Q的革命的形象。这一切，不是很好说明鲁迅创作阿Q的过程，是经过生活，感受，回忆，思索，想象(联想），概括这一系列的过程吗?而作为这一小说创作的杠杆力量的，我认为，那是鲁迅分析生活的思想力和观察力！至于鲁迅这种思想力和观察力得之于他的形象思维或逻辑思维，那我不是鲁迅，就很难回答了。
但必须再说一回，鲁迅创作阿Q的时候，就是在苏联也还没有挂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招牌，而在我国文坛上还只盛行着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因此，我们青年作家不要依照主义的原理来写东西，还是首先多生活，从生活中去看出一些意义来，再把这意义去参证生活，更多的生活一下，把生活积累得丰富一点，这样来写才好。
下面，我想再谈一谈怎样写的问题。
要懂得怎样写，首先是要懂得怎样生活。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他首先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鲁迅说过：要写革命的文学，首先是一个革命的人。怎样写?最重要的是怎样生活。如果生活马马虎虎，工作不负责任，是不能写出好作品的。
不要把生活看得太狭窄，更不要把生活和工作分裂来看。而且，要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工作是生活的中心。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是掌握了社会的规律按照自己的理想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任何的工作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的政府，大至国际政治大事，小至农民积肥都要管。我们每个人的工作，都是我们生活的大机器中的一个环节。各个生活都是息息相通的，因而也是跳跃着共同的脉搏，是容易感到一些什么的。
如果这样认为：我是机关工作人员，要写东西，一定要下到农村、工厂去体验生活。这种为了创作而去体验生活，不是为了做好工作而去丰富我们的生活，要有好的创作，我认为是困难的。因为，你不在那里工作，不但抓不住生活的核心，而且也不能熟稔人，了解人的灵魂。
要对生活密切的关心，更要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关于知识，我觉得不论是我们青年作者或是我们老作家，一般来说，是很不够的。应该知道，实际的生活知识，会帮助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各种知识都是生活的积累，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生活，研究和分析生活。比如你要到工厂中去了解工人，如果你没有中国工人斗争的历史知识，你就不可能深入地了解老工人，也不可能深入地了解新工人。你要写广州的工人，你还得知道1926——1927年的港澳的大罢工，工人如何组织纠察队帮助北伐，也得知道大革命时期广州后方的情况以及广州公社的斗争。这些历史知识，对于你要了解一个为广州社会主义建设而奋不顾身的工人品质，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知识不丰富，对生活的意义就不能理解得透彻。
现在有这种情况：有些青年人不要工作，只要创作。强调在工作岗位上不能写作。我说，不要工作就是不要生活；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要想创作，只能是空想。在今天的社会，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是危险的，离开了生活，是写不出东西的。肖洛霍夫写他的作品，就是住在顿河，有一个时期还做了区委书记。
另外一种情况：想写农村，就下去体验几个月生活，这种做法，写些报道还可以，想写出较完整的艺术作品我看就难了。因为我们要写农村，就应该到合作社去工作，只有在工作中才有生活，才能接触人并进一步去了解人。只有为了做好工作而生活，通过改造了生活同时又改造自己的过程，才能真正的懂得生活，懂得人，写出好的作品来。当然，一个作家活了相当年纪，也斗争了一个时期，已有了丰富的生活，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去一些地方参观游览，来丰富他的创作经验，那又当别论；我所说的是指那些本身既没有生活，又指望下去几个月就能写出艺术作品的人。
那么说，我们在机关工作的人，生活接触得很少，又怎样写作呢?在机关工作能够创作是肯定的，问题在于怎样看机关的工作和生活。我们需要的创作题材是很广泛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好的，但是不是除了大的运动可以写之外，其他的就不可以写呢?我想是可以的。因为，在机关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写的。比如我自己就在政府机关中工作过，我看了一些人，也有过创作冲动。有些人爱装饰自己，把自己和我们领袖在偶然合拍的照相，高挂在房间里，以表示自己的英雄气概。看报纸，最注意什么人升做什么部长、司长或处长。谈论起来，专背自己光荣的历史，和别人比级位。不愿在中央工作，就会说出“中央是根虫，地方是条龙”的话。还要强不知以为知，说七十回的《水浒》一定要拉长改写为一二○回本的《水浒全传》，那自然写得不好了。诸如此类的言行，实在可以写一篇讽刺小说。还有机关里男青年同志，总找不到恋爱对象，据说是有些女青年同志总是眼睛往首长看，自己是科员，要找科长和处长；自己是科长要找处长和司长。这就使他们苦闷了。是否如此呢，我是听说的。如果属实，那现象也值得写。由此可见，在机关工作的人，如果能够常常思索一下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意义，那就是日常的小事情也可以反映出大问题来的。
机关工作中有人，就有各种思想情况，就有斗争。文学作品就是要反映这些东西，为什么不能写呢?这样说，并不是胡风那种“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的论调。胡风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针对有许多青年人想去延安，去解放区参加工作而提出这个口号的。他的目的是阻碍大家去革命！胡风还是为了反对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的生活打成一片而提出这个口号的，他的目的是反对思想改造！我们不能把他说的话抽象地来理解，应该和具体的环境结合来理解。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各种工作是互相通气互相联系的。生活在机关中，也时时刻刻和人民息息相关。同时，我们今天还须有大批青年去工厂、农村边远地区，同工农群众一起，进行辛勤的劳动，在工作中也就得到了思想改造。所以，问题是如何在工作中去认识它的意义和理解它和人民的密切的关系，从而了解我们笔下所写的东西是和千千万万人民联系着的。只要我们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和思索生活当中的一切事物，那是有许多东西值得写的。
关于用怎样形式、体裁来反映生活，也是一个问题。青年人一下子搞大作品恐怕有危险。青年人生活经验少，还是写些小的和短的，练练笔，也是好的，不要希望一举成名。名是个好东西，但“人怕出名猪怕胖”，猪胖了要杀掉吃，名出了，没有底子，会一跌下摔破脑袋的。但也有一些青年一写起来，就是几十万字的，我以为这不好。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也看过一些青年的稿子，有个青年投来三十万字的稿。他只有二十多岁吧，他却要写抗战以来这么多年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史。计划是三部曲，一百多万字。我看，这是不够实际的。我认为还是应该从写短的开始。因为写作是一定要下些功夫才能获得成功的。正如演员要下苦功练嗓子才能唱好戏。不经锻炼、不下苦功，想一举成名，那是不可能的事。从小的、短的开始锻炼自己，到了生活积累多了，对生活了解得更深了，那时候来写大的也不晚呢。
毛主席号召作家要深入生活，我认为，那第一个目的，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感情，培养我们对劳动人民的热爱。然后，作家才能以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创作。绝不是下去看看，就写一点，现炒现卖式来写作的。也有好多作家，下去了，搜集了很多材料，就是写不出，这是什么原因呢，思想感情没有改造过来，对材料还不能发挥磁性作用，吸收不了，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我总希望青年人，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文艺工作者，还是首先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战士，工作下去，生活下去，然后再创作。认真的工作，认真的生活，才有认真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