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有桃》：举世浑浊我独清
一
魏风·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我知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这不是一首流传度很广的诗，却是甫一念起便令人心有戚戚焉的诗。因此，总觉得这首诗就和诗中的主人公一样，是被社会和历史低估了的存在。
开篇“园有桃，其实之肴”是起，“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是兴。园中桃树结果可以食用，我的心中忧闷，唯有放歌。不了解我的人啊，不是我的知音，会说我太骄傲，不合于时。
接下来直抒胸臆：那人说得对吗？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呢？我的心是如此忧闷，谁能了解？无人了解，何必多思？
这段抒情也可以看作是双方对话，加上标点是这样的：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如此，就是对方劝我不要太骄傲，别人说的都是对的，你为什么要与众不同？
我感慨：我的忧愁无人能懂。
对方不以为意：你的作为那么反常，当然没人理解，还是不要胡思乱想好了。
盖，就是盍，也就是何。何必想那么多呢？
总之，这就是《王风·黍离》中所说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黍离》，这首《园有桃》才被清高的士大夫们弃用了。不然的话，“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明明是一句可以流传千古的经典语。
而两首诗最大的不同还在于：《黍离》写于亡国后，而《园桃有》写于亡国前。
诗人的身份绝非普通平民，他悲悯又沉郁的气息，充满了“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伤。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首士大夫之歌。
封建社会的阶级划分依次是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
有国主，便有国臣；有家君，亦有家臣。最初，各诸侯都是兄弟子侄的关系，自然天下宗周；但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诸侯对天子的敬意也就越来越淡薄。
到了东周时，周天子的地位已经形同虚设，诸侯势力强弱不均；而在各诸侯国中，随着家君的地位越来越高，亦常有大夫比诸侯更强势的，家臣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家君自己也可以任命大夫。
比如魏氏，同样出于姬姓，据《史记·魏世家》载，其先君为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是毫不掺水的王室贵胄，原受封于毕，因此史称毕公。
后来毕国被西戎所灭，其孙毕万投奔晋国，成为大夫。毕万所以会投奔晋，是因为晋国的第一任国君唐叔虞乃周武王姬发之子，也就是毕高的侄子。
这里要插一句，唐叔虞建国时的国号为唐，其子燮即位后改为晋。因此“唐”和“晋”是一回事，是“晋”的古称，都指山西一带。唐高祖李渊的祖上封地在山西，便被封为唐国公，一直传给了李渊。李渊称帝后，便以“唐”为国号。
且说晋国日益强大，到了晋献公时期，“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把很多小诸侯国都蚕食了，包括魏国，并且把魏国封给毕万作为采邑，于是毕万就改氏为魏。此为公元前661 年。
到晋文公时，晋国仍然稳居霸权，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但是国势愈强，内部矛盾也愈激烈，嫡系与支系、大宗与小宗钩心斗角，众位卿大夫势同水火，斗得你死我活。自从公元前633 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就一直把持着国家军政大权，相互倾轧，各不相让，渐渐只剩下三卿——韩、赵、魏。
公元前445 年，毕万的后代魏文侯魏斯建立魏国，开始推行变法。魏国地处中央四战之地，魏文侯是战国时期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魏国也是“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
公元前403 年，周天子插手晋国的内讧，其实也只是做做样子的调停，总之三家达成协议，各立山头，俱被周威烈王册封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
这么着，晋国没有了，多了三个诸侯国，韩、赵、魏。
公元前334 年，魏惠文王与齐威王在徐州会盟，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这已经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但在之后的战争中，魏国“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渐渐式微，直到公元前225 年为秦国所灭。所以，魏国历史并不久，从公元前403 年创国到为秦所灭，不足二百年。
而孔子逝于公元前479 年，所以《魏风》说的不可能是三家分晋的魏国，而只能是之前六卿相轧、经年战乱的魏地。
因此古代诗家多以为这首《园有桃》产生于魏国亡国前夕，表达了贤士忧时伤世的情怀，乃是大夫忧其国而作。而我则认为其创作背景应是有感于六卿相争、同室操戈的混乱局面。
越清醒，越痛苦；越疾呼，越绝望。
身为士族阶层，他对魏国政治不满，可是无论怎么敲锣提醒，就是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没有人了解他，还要反过来说他不合于时，傲慢不群。于是他长歌当哭，甚至考虑“聊以行国”，这便有了第二段。
二
“园有棘”，棘可不是棘草，而是指酸枣树，其果实也就是枣子，当然是可以食用的，这仍是起兴，与上段格式一样。
但是“心之忧矣，聊以行国”的意思却大大地往前走了一步。
不只是原地歌吟，而打算去国远行了。
这也正是春秋时期士大夫不得志时的常态。比如孔子在鲁国卸去了大司寇的职位后，便带着诸弟子周游列国，这就叫作“行国”。
亦有人说，这个“国”与“野”相对，指城邑，也就只是在周边走走，没敢出去魏国。
我倒觉得不必这么拘谨，因为在春秋时，出国游历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难事，无论是经商还是游学，只要盘缠带足，想出去走走就出去呗。这位“士”对现状又绝望又无奈，又觉得没人理解自己，不出去还等什么？世界这么大，不妨去看看。更何况六卿所居，本来就都在山西，同属古晋国，走走也并不远。
当然，他的行为又是无人理解，被指责为不合规矩，妄为无常。
罔极，就是无常，没有准则的意思。
诗人很无奈，于是再次反问：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做什么都是错，说什么都无人理解，何不放空心思，啥也别想了。
也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会有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仁道，苏秦游说六国而挂相印，各国辩士蜂拥而至稷下学宫，一时掀起“百家争鸣”的思想浪潮。
不过，诗中的“士”如此深沉执着，纵然走出去，也是放不下他的国家的吧？
便如屈原，纵然被流放，依然心怀故国，怀沙殉主。与其说他的沉江是因为蒙冤不平，不如说他的离去是不向世俗低头。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屈原才德兼备，却因为政见不同，遭人陷害，见疑于楚王。流放沅湘之后，屈原仍然心念故国，徘徊不忍去，遂又归至汨罗。在此，他听到了郢都已破、楚国已亡的噩耗，不禁万念俱灰，行吟泽畔。在此，他遇到了一位渔夫，渔夫得知他的身份后，便好心苦劝：“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并且还唱了一首著名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渔夫的这曲《沧浪》被当作“不凝滞于物”的大道理，一直为后世所称扬，而屈原的“深思高举”则在相比之下成了不合时宜、不懂变通的悲剧行为。然而，屈原的境界与思想，又岂是渔夫可以理解、可以企及的呢？
任何时代都不缺少渔夫那样“与世推移”的达人，淡定安逸、能屈能伸未尝不是一种境界。但是，世上可以有无数聪明的渔夫，却只有一个杰出的屈原！
渔夫的生活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无论清水洗缨还是浊水洗脚，都是一种天赐的恩遇，自有快活之处；如果能与达官贵人结交，得以拾人牙慧，哺糟啜醴，那简直就是天堂了。他怎么可能懂得屈原的追求？
怎么会了解对于心怀天下的士大夫屈原来说，世上有比生命和过日子更重要的事？这便是“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当其时，面对亡国困境，屈原以其内外兼修的才能，门阀辉煌的根基，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如渔夫所说的那样随波逐流，屈节苟活；二是像苏秦那样远走高飞，另投明君；三是如自己诗中所写的那样归隐山林，寄情烟霞。
但他却偏偏选择了第四种——怀抱一腔幽愤，自沉于汨罗，投水殉国。也许你会觉得不值，是“士也骄”“士也罔极”。
但这便是他的选择，屈原的选择！中国第一诗人的选择！
且不论这选择是否明智，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诗人，无疑是充分展示了诗人的气节与风骨。从此，诗人与气节就紧密捆绑在一起，成为中国诗文化的优良传统。
楚人能歌善舞，各楚墓中出土的春秋战国乐器更是种类繁多，证明楚歌的婉转优美自成一格，但楚地的诗歌为什么却不见收录于国风呢？
专家们多以为与时政有关：早在西周初年，熊绎已经接受了周王室的分封，“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但是楚国毕竟是南蛮之地，相对于周王室来说只算是臣服小国。
然而到了东周时，楚国君僭礼称王，楚国渐渐成为诸侯中一等大国，楚庄王甚至成为天下盟主，意欲问鼎中原，并且不停发动战争，“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其中包括许多与周王朝同宗的姬姓小国。这便是孟子说过的“春秋无义战”。
在这种时期，不管是周王室的宫廷乐师编纂《国风》也好，还是孔子修订《诗经》也好，都不会采录楚国的歌谣。倒是《论语·微子》录有一首“楚狂接舆”迎着孔子唱过的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想来，孔子其实是喜欢楚歌的吧？但他主张“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并认定“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此，对于民间祭祀的巫风极少收录，也就让楚风缺典了。下一章，我们会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