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９年夏季，朱可夫指挥苏蒙军队在哈拉哈河战役中击溃侵犯蒙古边境的日本关东军。乍一看上去，发生在哈拉哈河的战事并不重要，几乎鲜为人知。但是，１９３９年苏联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进行的那场激烈战斗，其影响面却远远超出了这三个当事国：首先，朱可夫取得的胜利稳定了远东地区当时一触即发的局势；其次，由于日军遭到的沉重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日本放弃了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乘机出兵苏联远东的念头。相反，却促使日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后，开始将进攻矛头向南转移，对香港、新加坡发起攻击。对于朱可夫个人而言，这只是他的辉煌军事生涯的开始。后来，甚至有专家评价他是２０世纪最优秀的战争勇士。
他的事业是从１９３９年６月１日来自莫斯科的一个电话开始的。当时，朱可夫任白俄罗斯军区代理司令员，正忙于讲评一次演习。打电话的人通知朱可夫必须在第二天赶到莫斯科。
"你知道为什么叫我去吗？"朱可夫问接电话的军官。
"我不知道，"那人回答，"我只知道让你明天上午必须赶到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办公室。"
第二天，朱可夫向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到。元帅要他立即做好飞往战云密布的蒙古，迎击日本关东军从蒙古东部边境发起的入侵的准备。６月２日清晨，伏罗希洛夫元帅向朱可夫就蒙古战局进行了简要介绍，并让他看了战区形势图。
"这里，"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日军长期以来一直对蒙古边防军进行挑衅性袭击。现在，日军海拉尔卫戍部队已经侵入蒙古领土，并袭击驻守在哈拉哈河以东的边防军。我想，他们有可能要孤注一掷，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无论如何，这才仅仅是一个开始……你能立即飞往那里，一旦需要，立即接管部队的指挥权吗？
"我现在就准备好了！"朱可夫回答。
"那好吧，"伏罗希洛夫，这位曾经参加过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的久经沙场的老将、斯大林的忠实朋友说："飞机下午１６时在中央机场等你，到斯莫罗基诺夫那里去一下，他会给你介绍一些必要的情况，并协调你和总参谋部的联系。一个军事专家小组也将随你同机前往蒙古。现在就再见吧，祝你成功！"
在朱可夫离开前，伏罗希洛夫还向他特别交代了苏联政府的立场：根据苏蒙双方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２日签订的互助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护蒙古不受外来侵略。
朱可夫随后拜见了代理总参谋长伊万·斯莫罗基诺夫，"你一到那里，"他说，"要立即弄清楚当地的实际情况，并向我们报告，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朱可夫的飞机首先在蒙古北部的西伯利亚赤塔降落，他在那里会见了军区司令部人员，听取了最新的战况简报。当时，除了地面战斗之外，日本空军已经越过边境深入蒙古领空，追击红军和蒙军的运输车辆，并进行疯狂扫射。
朱可夫离开莫斯科的第三天，到达了第５７特别军总部所在地塔木察克-布拉克，会见了军长Ｈ．Ｂ．费克连科和他的助手们。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军事情报部门很快就获悉了朱可夫调任蒙古一事。部分消息来自一个名叫恭次的人，他精通俄语，后来担任日军"神风特攻队"指挥官（在太平洋战争中，他指挥位于菲律宾的一个神风特攻队基地）。他曾担任日本驻苏联使馆武官，并在莫斯科同朱可夫见过面，现在东京的日军最高统帅部任职。他深知朱可夫的"风格"，鉴于格奥尔基·朱可夫已经亲临蒙古战场，他准确地预测到了苏军将会发起一场大规模反击。
很显然，这是自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骑兵出身的朱可夫期待已久的大显身手的时刻，现在他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地指挥大批军队进行一场现代战争了。朱可夫一分钟时间也没有浪费，他立即分析了形势并作出结论，认为日军不会放弃针对苏联远东地区的作战计划，并且将很快把冲突升级为战争状态。
这时，西方媒体也开始关注起蒙古的战事。英国《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在报道远东战况时写道："日本人可能等不及了，他们不仅要向苏联人显示自己在满洲有足够的军队，还要让西方民主国家看一看敢于成为苏联盟友的下场。"
后来取得胜利后，朱可夫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如果日军在哈拉哈河取得成功，他们将会进一步发动进攻，其长远目标就是到达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和赤塔，最终切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他意味深长地指出："日本对蒙古的进攻是一次双方力量的预演、一次重要的检验。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弄清楚红军是否已经进入作战状态。"
抵达蒙古不久，朱可夫很快就获悉，当地的红军特别军指挥官并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原因之一就是指挥所距离前线太遥远。朱可夫质问费克连科，他是否相信在距离战场１２０公里的地方还能够指挥前线部队？
"不可否认，我们是有点儿远，"费克连科回答，"但是我们在冲突地区还没有做好作战准备，那个地方甚至没有一公里的电报线或电话线，没有现成的指挥所，也没有着陆场。"
"那么针对这一切，你们打算怎么办？"朱可夫质问道。
"我们准备派人向前线运送木材，建立一个指挥所。"费克连科答道。
朱可夫了解到只有一名指挥官曾经真正到过战区。朱可夫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懒惰和渎职的人，要求这名军长立即陪同自己前往前线，以便共同分析和研究战场形势。但费克连科借口他要等一个莫斯科方面的紧急电话，提出由副军长Ｍ．Ｓ．尼基舍夫陪同朱可夫前往。
在去前线的路上，朱可夫向尼基舍夫详细了解了有关特别军的情况，例如战斗准备、指挥机构、各级指挥官和政治指导员的情况。这位副军长给朱可夫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他后来写道："很显然，他清楚自己的职责，了解他的部属，掌握他们的弱点和优势。"
不久，莫斯科发布命令，解除了费克连科的第５７特别军军长的职务，由朱可夫接任，全面负责作战行动。
通过对发生冲突地域的详细观察和与苏蒙军队的军事指挥员、政治指导员及全体军官的谈话，朱可夫对整个战区的地形和日军作战能力有了大致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了，苏蒙军队存在的缺点主要是对日军缺乏周密的预先侦察。
通过观察，朱可夫认定发生在哈拉哈河地区的冲突并非一次简单的边境冲突事件，它暴露出了日本人妄图侵犯西伯利亚的野心，并会以此为借口很快将敌对行为升级。随后，朱可夫确信苏联驻蒙古的现有兵力（第５７特别军）无力阻止日军的行动，一旦日军同时从其他地区和方向采取行动，那就更加无能为力了。他立即向莫斯科请求支援，给伏罗希洛夫列出了一大张清单：必须派遣更多的航空兵，外加３个步兵师和１个坦克旅以及大量的火炮支援。他说得很清楚，没有这些条件，要想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天，朱可夫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总参谋部的满足。紧接着，增派的数百架飞机飞抵蒙古，随机到达的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包括２４名曾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其中就有红军空军副司令员Ｙ．Ｖ．斯穆什克维奇。他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与著名的德国空军"秃鹫"中队交过手，朱可夫评价他是一名优秀的组织者、飞机专家和王牌飞行员，而且"为人谦逊，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深受全体飞行员的爱戴"。但这并没有使他逃过斯大林的清洗。据报道，１９３９年底他遭到逮捕并被处以枪决。
新的飞行员到来后很快就显示出了很好的效果。朱可夫写道："１９３９年６月２２日，我方９５架歼击机与１２０架日军飞机在蒙古上空进行了一场激战。我方许多优秀飞行员参加了此次空战，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顿。第二天，日本空军又发起了大规模的袭击，结果再次遭到痛击。"朱可夫说，６月２６日，日方调集了在中国境内作战的空军王牌飞行员前来参战，但仍然未能取胜。他说，日军４天之内损失了６４架飞机。
双方之间的空中激战仍在进行，尽管战斗规模不同，但几乎每天都有，一直持续到７月初。可夫写道："在这些战斗中，我方飞行员提高了作战技战术，锻炼了意志。"
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家、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曾在哈拉哈河战役中到过朱可夫的指挥所。指挥所由刚砍下的木头搭建而成，挂着帘子以抵挡成群的蚊子。一条很深的战壕通向指挥所，里面架着望远镜以便观察整个战场。西蒙诺夫讲了一件很典型的小事。当时朱可夫正在同来访的记者们交谈，一个情报官拿着一份报告突然进来了。朱可夫看过后很不赞同。
他看着那位情报官说："你说日军有６个师--夸大了３倍。我们已经确定的只有２个师，其余４个师是想象出来的。夸大敌人同低估敌人一样危险！"在这个情报官离开前，他又说道："告诉你的手下，不要再想象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对某些地区的情况不了解，就老老实实地说不了解，而不要想当然地说那里有着并不存在的事情。"
还有许多与哈拉哈河战役有关的事情，能够很好地证明朱可夫对人和士兵的深刻洞察。朱可夫本人就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问西蒙诺夫是否认识一个名叫列米诺夫的陆军少校。西蒙诺夫回答不认识。朱可夫评价列米诺夫是"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朱可夫继续说：
我非常喜欢他，也愿意去看望他。有时候我会在他那里停留一下喝杯茶。有一次，他指挥全团同日军作战，并冲锋在前。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向前冲得太远而越过了界线。日军立即集中兵力朝他包抄过去，他的处境顿时十分危急。我们迅速调集装甲旅从两翼向他靠近，撕开了一个缺口……他才得以撤回。随后，有人就此事向莫斯科告了他一状，说他蓄意越界，应该受到军法审判。但我认为他根本不应该受到追究，我很欣赏他的勇往直前的冲劲。如果一名指挥官在战场上不能前进或后退，不能向左或向右，什么事情也不能决断，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官？谁又需要那样的指挥官？我们需要有进取精神的人，所以我向莫斯科提出了反对建议，认为列米诺夫应当受到嘉奖。最终他没有受到军法审判，但也没有受到嘉奖。他死后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朱可夫描述了这位英雄的死亡：列米诺夫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死得毫无意义。他把观察哨建在一个很糟糕的地方，一个几乎完全暴露的地方。当时他正在打电话，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从耳朵那里打了进去！
朱可夫还提到了另外一名原本可以避免牺牲但最终死得毫无意义的军官。
坦克旅旅长雅科夫列夫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他死得毫无意义。当时，大约３００多名日军突入到我方中心区域附近。敌人并不多，但中心区十分危险。我命令雅科夫列夫击退这伙人。他开始集中步兵发起攻击，自己爬到一辆坦克的车顶上进行指挥。一名日军士兵从背后打来一枪，他当场就牺牲了。像他这样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就这样功败垂成，实在令人惋惜。
有人认为，既然哈拉哈河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战斗中出现重大的人员伤亡也是值得的。但朱可夫却不这样认为，他经常批评那些在战斗中无视士兵生命的做法。
有这样一件事情。６月底，日军步兵和炮兵主力趁着夜幕渡过哈拉哈河抵达西岸，企图围歼当时还在东岸作战的苏蒙联军。当时，朱可夫在附近并没有可以用来阻止日军进攻的步兵或炮兵，只有先头的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能够及时赶到。但是，如果没有步兵支援，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单独作战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军事条令。
尽管如此，朱可夫还是负起全部责任，派出坦克和机械化旅以及一个独立装甲营迎击日军。
"我决定在日军行军途中派出坦克旅对他们发动进攻，"朱可夫说，"我知道没有步兵的支援，装甲部队势必将遭受重大损失，但经过缜密考虑之后，我觉得还是应当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朱可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承认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苏军坦克旅虽然拥有２００辆左右的坦克，官兵们作战非常勇敢，但是在日军炮兵部队的火力下，全旅损失惨重。他承认"全旅人员伤亡过半，半数坦克被毁，但我们早已预计到将会付出这样的代价"，他还承认支援该坦克旅作战的苏蒙装甲部队"遭受的损失更大。坦克就在我的眼前爆炸起火"。他说，红军在某个战区的３６辆坦克中，有２４辆被摧毁。
朱可夫为这种重大损失辩解道："但是，我们成功地彻底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另一次"形势危急"（朱可夫的原话）是在日军出动主力部队试图围歼哈拉哈河东岸的苏蒙军队。当时，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格利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元帅恰好也在朱可夫的指挥部。由于担心东岸的炮兵部队有可能被日军俘虏，库利克要求将炮兵部队撤下来，但却遭到朱可夫的断然拒绝。朱可夫认为，如果把炮兵撤下来，那么桥头堡阵地的一切兵力包括步兵也应当撤下来。他说："我不会让炮兵撇下步兵不管，炮兵是防御的后盾，一旦离去将使步兵陷入绝境。如果那样，我们还不如把所有部队都撤回来。"
总之，朱可夫说，他拒绝执行库利克的命令，而且他就自己的理由向莫斯科作了解释--认为把炮兵从桥头堡阵地撤回来是不恰当的。
"我的意见，"朱可夫说，"最终赢了，库利克当天就被召回了莫斯科。"
朱可夫说，日本人在整个战役期间只有一次大规模地使用了他们的坦克部队。在获悉日军坦克正向前线开来的情报后，朱可夫立即把红军炮兵全部部署在日军坦克唯一可能经过的地区。果然不出所料，当日军坦克集群刚刚出现在射程之内，便遭到了红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朱可夫发现，大约１００辆左右的日军坦克被击毁，仅有一辆坦克掉头逃回，侥幸捡了一条命。
朱可夫事后赞扬了日军的俯冲轰炸机（尽管他们往往是从很高的高度就开始轰炸）和高射炮的出色表现。
后来，当朱可夫指挥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时，他已经是一名曾使用机械化部队和航空兵力量取得决战胜利的军事领导人了。西蒙诺夫说，他在战后和朱可夫交谈时，元帅对自己在哈拉哈河战役中的经历记忆犹新。
朱可夫说，当时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于打赢这场战役似乎胸有成竹，甚至专门把德国、意大利的新闻记者和武官邀请到战区，让他们观看这场"预料之中"的胜利。
但是，一个新的危险很快出现在了朱可夫的面前。
７月３日拂晓前，蒙古军队的苏联总顾问Ｉ．Ｍ．阿福宁上校到巴彦察干山视察蒙军骑兵第６师的防御情况。在那里，他发现日军已经趁着夜幕渡过哈拉哈河，正向蒙军发起进攻。当时，日军凭借兵力优势，已经占领了巴彦察干山及其邻近地区。蒙军骑兵第６师只好撤退到巴彦察干山西北地区，他们显然无法阻止日军对苏蒙军队主力的侧翼和背后的攻击。
在获悉这一紧急情况后，朱可夫立即调集所有预备队前往巴彦察干山方向迎击敌人。他还调集了１个坦克旅、１个摩托化团、１个装甲旅、１个炮兵营和１个蒙古装甲营，准备进行一场集中进攻，同时还出动了所有可用的飞机参战。
朱可夫说："在当时，我方当务之急就是用飞机和火炮努力钳制住敌人，将其阻止在巴彦察干山，一直坚持到预备队赶到，从而向敌人发起反突击。"为了阻止日军部队继续渡河增援巴彦察干山上的先头部队，红军对渡口地区进行了不间断的轰炸和炮击。山上日军有１万多人，而红军只有１ ０００来人。双方实力对比悬殊。但是，苏军第１１坦克旅的１５０多辆坦克、第７装甲旅的１５４辆装甲车以及装备４５毫米口径火炮的１个蒙古装甲营随后赶到了。
在此情况下，朱可夫认为自己手中的王牌就是装甲坦克部队。考虑到情况万分紧急，朱可夫立即命令它们在行进间对日军发起突击，绝对不能拖延。这是因为，当日军发现红军坦克隆隆开来时，已经迅速采取防御措施并着手组织对坦克进行轰炸。由于该地区方圆几百公里完全是开阔地带，"甚至连灌木丛也没有"（朱可夫的原话），红军坦克没有任何可隐蔽的物体，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尽管如此，到了７月５日凌晨３时，日军的抵抗最终被红军坦克部队所粉碎，开始全线溃退。
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记录了７月３日的情景："敌人几十辆坦克突然发起攻击，我们顿时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战马受惊发出阵阵嘶叫，拖着炮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急于突围。我军两架飞机被击落。全军上下胆战心惊，士气一落千丈。"
日军开始向渡口仓皇溃退，但他们自己的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会从这里突破，已将其炸毁了。朱可夫写到："我方坦克兵亲眼看见一些日军军官全副武装，一头扎进河里溺水而死。"
最后，日军在巴彦察干山上扔下了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摧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４５架日军飞机被击落，其中包括２０架俯冲轰炸机。
日军重兵集团从巴彦察干山上的溃退以及红军在哈拉哈河东岸的成功防御，极大地鼓舞了苏蒙军队的士气，官兵们相互庆祝这次重大胜利。就在这时，朱可夫却在积极准备于８月２０日之前对日军发起一次总攻。
以朱可夫为首的指挥层认识到，战役战术的突然性是确保这次战役胜败的决定因素。为了隐蔽己方行动，朱可夫等人在制定战役计划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些诱骗计划。譬如：部队的夜间调动须在巨大的嘈杂声响的掩护下进行，尤其是飞机、火炮、迫击炮、机枪和各种枪支产生的声响。各部队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计划制造各种嘈杂声响。
此外，朱可夫还要求执行战场勘查任务的军官必须穿着战士服装，避免引起敌人的怀疑。朱可夫认为这种做法非常重要，"我们知道日军在窃听我们的电话，拦截我们的无线电通信。"
朱可夫介绍说很难弄到情报，这是因为当地没有老百姓，也没有日军逃兵。即使这样，苏军飞机还是提供了一些很不错的有关敌人防御的空中侦察照片。但是，由于日军也采取了包括实体模型在内的各种诱骗手段，朱可夫的参谋班子不得不在使用这些情报资料时谨小慎微，反复核对，以辨别真伪。
但是，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朱可夫却同另一位重要人物--格利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将军的观点产生了严重分歧。施特恩曾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担任过西班牙共和国政府总军事顾问，当时担任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受上级指派来到哈拉哈河。（他担任的真正角色并不明确，其外交意义要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哈拉哈河总攻战役打响三天后，战斗节奏逐渐放慢下来。朱可夫与施特恩进行了一次交谈。他的任务是掩护朱可夫的后方，为其部队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一旦军事行动（哈拉哈河战役）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地方，规模升级为战争，朱可夫的部队将直接并入外贝加尔方面军，接受施特恩的领导。但在此之前，他们二人仍然各司其职，均直接受莫斯科领导。
朱可夫说：
施特恩来见我，建议我们不要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他认为我们应当停止行动，为两三天后的战斗积聚力量。只有那样，才能对日军形成包围圈。他坚持认为战斗节奏已经有所减缓，我们同时也遭受了惨重损失，尤其是在北部地段。
我回答说，战争就是战争，损失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我们迎击像日军这样的敌人时，这些损失可能就更惨重。但是，如果我们的原定计划因为损失和情况复杂，不得不暂停两三天，就有可能导致以下两种局面：要么彻底放弃计划，要么干脆大大推迟行动。因为犹豫不决，我们的损失将比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付出的损失大上１０倍。可以说，如果当时听从了他的建议，我们将会付出１０倍的代价。
然后，朱可夫质问施特恩，他究竟是命令还是建议自己这样去做。如果是命令，他希望是书面命令。但他提醒说，他将因为对此持不同意见而向莫斯科提出申辩。施特恩说他不是在命令，仅仅只是建议，而且也不会把这个建议用书面形式写下来。
朱可夫回答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不同意你的建议。我要对军队负责，在这里我负责指挥。你的工作是给我提供保障，掩护我的后方。所以，请不要关心你职责以外的事情。"
朱可夫承认这是一次"强硬、冲动而且相当不愉快的谈话"。听到这句话，施特恩随即转身离去。后来，大约两三个小时后，显然是在同别人探讨过之后，他回来对朱可夫说："好吧，我想你是正确的，我收回我的建议。"
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０日，朱可夫的部队开始了旨在包围并歼灭敌人的总攻。朱可夫说，日军全部被歼，至少有一些日军士兵"逐渐识破了官方所谓的'皇军不可战胜'的虚假宣传，因为他们已经连续４个月没有打赢一场战斗了，相反却一直遭受着重大的损失"。
朱可夫讲述了一个日军士兵的故事，他因为没有防蚊用具而遭到蚊子的疯狂叮咬，朱可夫赞扬他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他的连长命令他坐着不要动，而且不能离开岗位，以免被苏军发现。夜间，他遭到了成群的蚊子的叮咬，但始终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咬紧牙关坚持着，一动不动地坐到天亮。
"当苏联人冲上来大声命令我们缴械投降时，"这名俘虏说，"我立即举起双手投降，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了。"
朱可夫命令给这个士兵倒一杯伏特加酒，因为他急需得到该地区的日军情报。"让我吃惊的是，他看着酒杯，要求我们的人先喝一口，因为他害怕酒里有毒。他说自己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也是他父亲唯一的后代。"朱可夫写道。
朱可夫说，他的翻译注意到，根据日军当局发给士兵的军事"手册"，一旦被俘，他们应当口里喊着"万岁"死去。这名士兵勉强地咧了咧嘴，苦笑着说："我父亲嘱咐我要活着回去，而不是死掉。"
朱可夫后来评价道，就总体而言，日本正规军作战非常勇敢。"我必须承认，他们的步兵非常顽强。"
８月３１日，日军最后的零星抵抗也被消灭。蒙古的高级官员，包括乔巴山元帅，也来到了指挥所慰问参战的全体官兵。
朱可夫专门表扬了一位飞行员，他将单座歼击机降落在满是弹坑的敌方地域内的场地上，拉起落水的指挥官并把他塞在驾驶舱内而后起飞，成功地救出了自己的指挥官。这名飞行员--朱可夫评价说--用行动实践了苏沃洛夫的格言："即使牺牲自己也要救出战友。"
第一件此类事情发生在蒙古的一场小规模战斗中：一位苏军飞行员驾机撞击一架日军飞机并将其击落。当他设法返回机场后，才发现敌机的碎片散落在自己飞机的机翼上。
为了表彰在对日作战中表现突出的人员，克里姆林宫授予７０多名士兵"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
８月２４日，在蒙古的日军被包围。一连三天，苏蒙军队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日军在遭受惨重损失后最终撤退。截至当月底，日军所有的主要抵抗都被消灭。１９３９年９月１５日，苏联、蒙古和日本签署了停战协议。
在短短的哈拉哈河战役期间，苏军付出了相当大的损失，但日军的损失更加惨重。５-９月，日军有６．１万人阵亡、病死、失踪或被俘；苏军有将近１万人牺牲或失踪，另有１．６万人受伤。
日军损失了６６０架飞机，苏军损失了２４９架飞机。
哈拉哈河战役的红军总指挥格奥尔基·朱可夫获得了一枚金质奖章，并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后来又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此外，苏联政府发布命令，给１．７万多名苏军和９９名蒙古军人授予勋章。有三名飞行员--斯穆什克维奇、格里采韦茨、克拉夫琴科--成为第一批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苏联军人。?眼１?演
１９４０年７月，就在停战协定签订即将一年后，日本媒体刊登了一篇关于这场"小规模战争"的文章：
去年９月份，苏联远东红军给予日本最精锐部队一次沉重的打击。日本战争部承认有１．８万人伤亡。最近，在东京举行的一次退伍军官聚会上，有人透露了这个消息，日军遭到惨败的事情才得以公开。苏军巨型坦克的射程往往超出日军坦克３０多码，结果日军因抵挡不住而遭到惨败。
阵亡在战场上的数百名日军士兵被烧得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为了进攻蒙古，日本关东军出动了他们最精锐的师团，其中包括日军最先进的装甲兵力和最强大的空中力量。据总部设在东京的日本战争部情报部发布公告称，起初，日本空军很快就击败了苏军远东部队的飞机，但后来却在对方的７００辆坦克和５万名步兵面前迅速败下阵来。
在当时，考虑到地势平坦的满洲平原将有助于敌人这些可怕的新型坦克将威力发挥到极限，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日本方面最终接受了停战。
与此同时，全世界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这些由日本军方发布的极不寻常的公告。人们普遍认为在蒙古境内进行的"小规模战争"中，应当是苏军在空战中遭受了重大损失（例如在两个月的战斗中，有将近５５０架苏蒙军队的飞机被击落）。这些公告暴露了日本官方所谓的日军没有遭受损失的宣传的虚假本质。据说，日本关东军新闻官因为对日本空军的战绩进行虚假报道而被解职。
停战协议签订后，蒙古和满洲的边界重新恢复到原来的地方：哈拉哈河以东。
朱可夫在蒙古的胜利，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巨大影响力远远超越了这个遥远的蒙古河谷。在军事上，他集中了具有战术优势的兵力，把集中统一指挥和战术灵活性结合起来，以４∶１的绝对优势对日军发起攻击。后来，他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卫国战争中继续坚持这项方针，再一次力挽狂澜，扭转了危急的局面。
苏蒙军队在反攻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日军所遭遇的史无前例的惨败，促使日本最高统帅部改变了他们对于苏联红军的战斗力和战争准备情况尤其是士气的一贯看法。一直到１９４５年苏联对日正式宣战之前，日本再也未敢对苏联主动发起进攻。
哈拉哈河战役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司令部参谋长二人因作战不力被撤职，而策划这次入侵事件的日本平沼内阁也于同年８月２５日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