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他专事写作以来，连发几部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庙堂》出版后，一路畅销，名声大躁，顾怀远何许人也？各路媒体像马蜂一样嗡嗡地盯住他不放，终于发现，他曾经给大贪官贾朝轩当过秘书，于是舆论再一次哗然，贪官秘书华丽转身为反腐作家，这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他平静的生活由于几部长篇小说而被打破了，不仅如此，他还被媒体推到了风口浪尖，一时间被评论界称为官场小说的代表，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
人们从喧哗和躁动的现实中，是无法看见月亮的另一面的，更何况月亮那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他不止一次在梦中见过一个孤独的身影，借着微暗之火奋笔疾书，他知道，那就是自己，只是从未觉得那个影像华丽过，倒是寂寞中透着孤独，凄凉中有些孤傲。在他心目中，文学就是太阳，如今的些许华丽，都是从文学这颗太阳那儿偷来的，正如太阳用他的伟大的吸力偷窃海上的潮水一样。他感激这些许的华丽，因为这里面不仅有他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有他与众不同的文学天才、有他异于常人的执着与勤奋，更有上天只垂青那些有准备头脑的运气，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运气，因为这运气中凝结着日月精华、炼狱灵魂。
正因为如此，他不愿意停笔，他觉得自己一停下笔，生命就会戛然而止。以作家的身份来说，他不想成为那个公正无私的堂吉柯德，更不想像简·奥斯丁笔下的诺里斯太太那样，“喜欢靠破费别人来自充大方”，因为他从拿笔写第一部作品起，破费的就是自己炼狱般的内省。为此，他赞赏纳博科夫的说法：“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来说，所谓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结果。”纳博科夫一再强调，“小孩子听你读故事的时候会问，这故事是真的吗？如果不是真的，他会缠着要你讲一个真故事。我们读书的时候最好不要采取孩童般的执拗的态度。”“读书时幼稚地把自己同书中人物混为一体，把他们当作生活中的真人，是最坏的读书方法。”“对于一首诗或是一部小说，请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实。我们不要自欺欺人。”遗憾的是，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喜欢自欺欺人，更渴望做福楼拜笔下的“布尔乔亚”。以至于他自己都产生了“他是个成功的庸人”的错觉。
在《庙堂》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处心积虑地塑造了一位既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驻京办主任，叫“丁则成”，意思是不盯则不成，一盯则成。这位丁则成曾经是市长秘书，毫无疑问，这位丁则成的原型就是丁能通。应该说丁则成在这部小说中笔墨并不多，但是这位驻京办主任既左右逢源，又内有坚守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他遭遇那些“自欺欺人”的人苦苦纠缠这部小说中是否是“真人真事”时，他执拗地对媒体说，《庙堂》表现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现实的加减乘除。然而无济于事。
恰逢清江省昌山市因驻京办资不抵债而低调宣布撤销机构，昌山市的做法立即在社会公众之中引起轩然大波，北京各大媒体更是争相发表评论，一时间驻京办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成为专家学者探讨的焦点。他作为深谙官场潜规则的知名作家，自然不会被媒体放过，一连接受了京城几大媒体的专访，接受专访之后，他大有意犹未尽之感，脑海中猛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社会各界如此关注驻京办，何不以驻京办为题材写一部反映驻京办生活的长篇小说呢？要知道京城虽然有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六万多家，可是驻京办的一举一动在人们心目中却是扑朔迷离，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驻京办绝不是普普通通的驻京机构，根本就是鲜为人知的政治平台。在这座政治平台上都上演了什么戏，只有驻京办主任最清楚。对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就叫《驻京办主任》，书名刚刚浮现在脑海中，他立即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
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当年肖鸿林和贾朝轩主政东州市政府时，他们俩一个是肖鸿林的秘书，一个是贾朝轩的秘书，可以说两个人是脚前脚后当上市长秘书的，本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就走上了仕途之梯的终南捷径，没想到一场始料不及的反腐风暴致使肖鸿林、贾朝轩纷纷落马。案子一查就是两年，丁能通由于提前离开了肖鸿林，鬼使神差地当上了东州市驻京办主任，尽管受到一些牵连，但终究没有影响到政治前途，因此机关干部私下里都称丁能通是东州官场上的“不倒翁”。
然而在他看来，丁能通更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关于这一点在丁能通给肖鸿林当秘书时就已经显现出来，丁能通永远熟悉在官场上什么是应该要的，什么是不应该要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传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隐秘的；什么是大肆宣扬的而不必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须去做的。用金庸先生的话说：“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机巧狡狑早已远胜寻常大人。”当市长秘书时，他就时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话开丁能通的玩笑：“亦官亦商之驻京办，更是天下最奉迎、最诡道之所在。丁能通浸身其中，其机巧狡狑早已远胜寻常大人。”丁能通听了一笑了之，还断章取义地套用《鹿鼎记》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两句自嘲道：“这就叫‘身作红云常傍日，天生才士定多癖’。”
当年丁能通离开肖鸿林执意要去驻京办，其实他是暗中窃笑的，驻京办是个伺候人的地方，官不官、商不商的，好好的局长、区长、县长不当，却要撇家舍业地到驻京办这种三不管的地方当“太监”，脑袋不是被门挤了，就是进水了。他认为，在官场上，驻京办主任是个最无聊、最微不足道、最没意思的角色，再平庸不过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干得津津有味。
但是自从贾朝轩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之后，他东州北京两头飞，一到北京就住在驻京办，整天和丁能通混在一起，他终于发现，原来驻京办竟然是官场上的“世外桃源”。特别是丁能通兼任北京花园董事长之后，他更是艳羡不已。他暗中发现，尽管丁能通只长自己一两岁，却比自己有城府。丁能通本来是肖鸿林的秘书，按理说应该是肖鸿林的心腹，但却深得贾朝轩的赏识，丁能通游走于两个政治对手之间，拿捏得十分有分寸，让他暗中十分钦佩。按理说这个“度”是很难把握的，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失之毫厘缪之千里，丁能通竟然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付自如。
他发现丁能通很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态，因此应对起来十拿九稳。他记得韩非子曾经感慨地说：“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以应付。为了请教丁能通的揣摩术，他曾经特意在东三环的顺峰海鲜酒店请丁能通喝酒，借着酒劲，丁能通还真吐出几句让他心惊肉跳的真言。当时丁能通已经有七分醉意，喷着烟圈，醉眼迷离地说：“怀远，按理说肖市长和贾市长是一对冤家，你我之间各为其主，说不得心里话，但是在秘书圈子里，还就你顾怀远是个可以说心里话的朋友，这两年在驻京办迎来送往、游走于人妖之间，我总结了几条在官场上自保的经验，你听听有没有道理，在官场上最要紧的就是要管住嘴巴，要知道到处都有领导的耳目和眼线，你说的每一句话，领导都可能知道，因此什么时候装傻都是安全的。我的毛病就是太聪明，这一点你比我做的好，你是大智若愚，我他妈的是大愚若智。从肖市长和贾市长的争斗中，可以看出同级的是天然敌人，高出半级最危险。怀远，你心里有个准备，就肖市长和贾市长这种斗法，早晚两败俱伤。对我们来说，一定要有靠山，但最重要的是不能一棵树上吊死，靠山固然很重要，但比靠山更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这就是我选择当驻京办主任，而不是当局长、区长、县长的根本原因。别看驻京办这地方三不管，却是个万花筒啊，这个万花筒比天文望远镜还厉害，可以发现最隐秘的秘密，掌握了这些秘密，我就可以像韦小宝一样将大大小小的‘小玄子’搞定，这就是我自己的价值，有了这个价值，无论东州的天怎么变，我都岿然不动。”
他听到这儿，倒吸一口凉气，试探地问：“能通，像我们这些身不由己的人，再有价值也不可能不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像你我无论如何都是老板的人。”
丁能通不以为然地说：“怀远，你我虽然都是老板的人，但是千万要记住，老板却不是你我的人，一定要有这份清醒，因此，我们都可以站在领导的立场上想问题，但一定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这就像一些领导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事情，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办事情是一个道理。在官场上混，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为此，千万不要寻求完美，一定要有缺点，有缺点的下属领导才放心。”
丁能通的一席酒话如醍醐灌顶，让他自叹不如。也正因为丁能通有这份诡谲，才躲过了“肖贾大案”。刚刚案发之时，不少东州机关干部私下里认为，丁能通死定了，但是他却不至于。尽管他和贾朝轩一起最先被中纪委双规，许多人却认为他一向谨慎，即使受牵连，也不至于毁了政治前程。案子结束以后，却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他低调辞职，不仅牺牲了政治生命，而且丢了公务员的饭碗。倒是丁能通尽管被双规，却很快就放出来了，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最后因生活作风问题免去了市政府副秘书长的职务，留党察看一年，在新任市长夏闻天的力保之下，又皇而堂之地回到驻京办当主任去了。
命运喜欢作弄人，官场上的事不是谁都有本事看懂看透的，他每当看到媒体称他为官场文学的代表作家时，就免不了哭笑不得。他经常自嘲地对老婆说：“别看我的政治抱负在官场上没有实现，但是在我的小说里实现了。在我的小说里，我想是谁就是谁，想当多大官就当多大官。”妻子便打趣地说：“别看你写的《市长秘书》火了，我要是写一本小说保准也能火。”他颇感兴趣地问：“什么小说？”妻子诡谲地一笑说：“就叫《嫁给市长秘书》。”他哈哈大笑，望着妻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想起“肖贾大案”发生后，她与自己风雨同舟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
想起丁能通与衣雪之间的悲欢离合，他除了庆幸自己有一位相濡以沫的好妻子以外，也为自己当秘书期间顶住诸多**，特别是美女的**而自豪。他曾经非常羡慕丁能通那个能让女孩子爱上他的缺点的长处，当丁能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他又私下里庆幸自己没有这个长处。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写道：“太阳**过我，我知道只有远离才会安全；月亮**过我，我知道一旦接近并不洁白。”普鲁斯特笔下的喜欢纵欲偷欢的凡德伊小姐认为快乐之中存在某种邪魔，这种邪魔就是恶。“恶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天生的品性”，然而，“恶是一片世上少有、不同寻常、异域情调的福地洞府，住在里面有多么逍遥自在”，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闯进了一片纵欲的非人世界”。他赞同纳博科夫的观点：“恶几乎如善一样强大。”其实哪儿有什么非人世界，正如贾雨村所云：“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尽管肖鸿林、贾朝轩腐败掉了，但在他看来，两个人既非大仁，也非大恶，不过是大仁大恶之外的余者而已。正如纳博科夫所言：“善恶之间是受**的人。”关于这一点，在肖鸿林身上体现的尤为深刻，他对专案组反复强调：“我本来想做一个好市长，如果有可能，我就做一个最好的市长。什么是最好的市长？就是他能使人民喜欢他。”他知道他在老百姓中有极好的口碑，因此他一再强调不管我贪还是没贪，人民喜欢我，我就是最好的市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到死他也没能接受“贪官”这个事实，即使他为此伏法了，死掉了。其实每个人都是红与黑的结合体，正如贾雨村所言：“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致搏击掀发。既然发泄，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假使或男或女偶练此气而生者，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下。”他认为，贾雨村对冷子兴讲的这番“正邪两赋论”，恰恰是曹雪芹在《红楼梦》这部巨著之中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
应该说，无论是肖鸿林，还是贾朝轩走上领导岗位之时，骨子里都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都想使东州人民为他们骄傲，然而，他们却于不知不觉之中由红滑向了黑，可笑的是在他们的“忏悔录”中，都将责任推向了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推给了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是无产阶级思想，人性之善是相同的，人性之恶也是相同的。比如在婚外情上，肖鸿林和贾朝轩就是踏进了同一条河流。
毫无疑问，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爱是不道德的，但却是真感情。他曾经听丁能通跟他说过，丁能通在北京陪肖鸿林查出肺癌后，肖鸿林的第一反应就是嘱咐丁能通不要告诉白丽娜。自从贾朝轩东窗事发之后，肖鸿林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万没想到，肉体生命率先宣告了他的死刑，原本肖鸿林是想策划和老婆关兰馨离婚，来个金蝉脱壳，然后娶白丽娜，然而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娶白丽娜只能是个梦想了。当时主治医生要求肖鸿林住院，丁能通也苦苦相劝，然而花博会开幕在即，这或许就是肖鸿林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了，他要以最光鲜的形象向自己奋斗终生的政治理想谢幕，向八百万东州人民谢幕，因此肖鸿林断然拒绝住院。不过丁能通深知自己老板此时此刻的心情，肖鸿林叮嘱自己千万不要告诉白丽娜，实际上他最想见到的就是白丽娜。丁能通回到驻京办悄悄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白丽娜时，这个苦命的女人险些晕倒，丁能通一把扶住了她。
白丽娜在丁能通的怀里喃喃地说：“我可真傻，其实他上次来北京一下飞机我就看他脸色不好，笑声也没有以前爽朗了，显得非常疲倦，我以为他是工作累的，没休息好呢，我早该陪他去医院检查，我好糊涂啊！”说着呜呜大哭起来。
白丽娜的哭声让丁能通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恐惧感，丁能通的脸下意识地抽搐了几下，他知道，自从贾朝轩被双规以后，肖鸿林的灵魂一刻也没安宁过，老百姓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看来鬼是真的来叫门了。丁能通非常理解肖鸿林的心情，借用英国诗人豪斯曼的话来说：“我一个陌生人，在一个非我所适的世界上，真是害怕。”此时此刻，不光是肖鸿林害怕，谁又不是恐惧的宠儿呢？
肖鸿林被双规以后，白丽娜成了专案组的突破口，当时丁能通没有想到肖鸿林会给白丽娜留下一大笔钱，就存在北京的某家银行里。专案组找白丽娜谈话时，她由于心虚，闪烁其辞，欲盖弥彰，说走了嘴，也可能是想搪塞专案组，说肖鸿林什么也没给过她，只给过她一个保险箱。她说出“保险箱”三个字，发现专案组的人眼睛都亮了起来，她立刻就后悔了。然而，为时晚矣，专案组人员紧揪住“保险箱”的问题不放，迫于压力，白丽娜终于答应领专案组人员去银行。
走进银行道道森严的铁门，一排排保险箱映入眼帘，专案组人员问白丽娜，哪个是她的，她却说记不清了，专案人员问她总该知道密码吧，白丽娜居然说忘了。
丁能通告诉他，事后白丽娜跟丁能通讲过当时的心情，肖鸿林和关兰馨早就被双规了，他们的儿子肖伟也逃到美国去了，肖鸿林得了癌症，看病需要一大笔钱，她打心里想把这笔钱留下，作为为肖鸿林治病的医疗费。当时丁能通听了非常感动。也正是出于这个私心，白丽娜才骗专案组记不清是哪个保险箱了，更忘了密码。然而白丽娜这点小伎俩怎么可能骗过专案组呢，专案人员早就了解到，保险箱根本没有什么密码，所谓密码实际就是指纹，于是要她一个一个摸，白丽娜万万没有想到，这里有上万个保险箱，专案人员竟然有耐心让她一个一个摸，她豁出去了，反正自己有的是时间，便漫不经心地从低档区开始摸。专案人员看穿了她的小心眼，让她先从高档区开始摸，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摸了十几个保险箱后突然在一个灰色保险箱前停了下来，专案人员也不催她，白丽娜沉默了好半天，终于伸出纤纤的食指触亮了绿灯，保险箱打开了，里面露出四个纸袋，专案人员取出纸袋一看，刚好是八十万美元，每袋二十万美元。肖鸿林的案子就这样被突破了。
但是“双规”中的肖鸿林就是不开口，他深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然而组织上并没有抛弃肖鸿林，安排他住院手术治疗。住院的前一天，肖鸿林收到白丽娜送给他的一只千纸鹤，粉红色的纸，叠得非常精致，肖鸿林爱不释手，他仔细欣赏把玩，仿佛这只千纸鹤就是白丽娜幻化的，仿佛有心灵感应，他觉得这只千纸鹤不一般，就小心翼翼地拆开了，拆开后他愣住了，是白丽娜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充满了对他的爱慕、赞扬与鼓励，白丽娜在信中说，肖鸿林是她这辈子最爱的人，希望他勇敢地面对现实。令人感动的是，这是一封曾经被泪水打湿过的情书，肖鸿林仔细数过上面的泪痕，整整二十三滴。那天晚上，肖鸿林一宿没睡，捧着白丽娜的信整整看了二十三遍，第二天本来就应该做手术，可是肖鸿林故意不肯，非要向组织说清楚问题后再做，专案组只好尊重肖鸿林的意见，认真听取了他的陈述，肖鸿林竹筒倒豆子，把问题全交代了。白丽娜在信中说，只要他把问题说清楚了，他在她心目中就永远是最棒的。肖鸿林忘不了曾经携白丽娜在海南七仙岭幽会的日子，两个人在别墅里一边泡温泉一边欣赏夜晚雨林中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两个人仰望星空数星星，当时白丽娜指着牛郎星前面的一颗星起名叫君澜一号，肖鸿林逗趣地指着牛郎星后面的一颗星星起名叫君澜二号，当时白丽娜念了一首牵挂肖鸿林的诗：“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每一颗都代表我对你的祝福；地上的花朵开也开不尽，每一朵都为我们的爱绽放。”这次白丽娜在这封信中又附上了这首情诗，肖鸿林再一次体会到“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悲凉，爱的世界有着别人无法理解的秘密，丁能通没有想到白丽娜会在肖鸿林心目中分量那么重，当年肖鸿林坠入白丽娜的爱河，还是他为讨好老板故意拉的皮条。起初肖鸿林身陷囹圄抱定以死抗争的决心，想不到抗拒组织的堤坝竟然被白丽娜的二十三滴泪珠冲垮了。
手术做的很成功，肖鸿林被摘掉了一个肺叶，出院不久就开庭了，肖鸿林是忍着巨大的痛苦从头坚持到尾的，在最后一天的庭审中，他左胸剧痛，倒了下去，法律没有判肖鸿林死刑，但是老天爷判了肖鸿林死刑，庆幸的是肖鸿林没有死在监狱中，而是在监狱管理人员的监管下一直住在医院里，最后幸福地死在了白丽娜的怀里。在《荒凉山庄》序言和小说正文中，狄更斯绷着胡子拉碴的脸，一本正经地辩白说，“人体内的酒和罪着了火，人就完全被焚化了。”正因为如此，狄更斯笔下的老克鲁克消散了。同样，肖鸿林也这样消散了。
他一直想把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这段感情写到小说里，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题材，这次他突发奇想想以驻京办为题材，以丁能通为原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肖鸿林与白丽娜之间的这段感情故事倒是一段不错的素材。谈到素材，他给贾朝轩当秘书时掌握了一大堆，大多是关于“跑部钱进”的。别以为“跑部钱进”真是为了“钱”，其实是为了“官”，因为“跑部钱进”更准确地说是“跑部升官”。“跑部”者大多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他还记得当年贾朝轩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通过党校同学认识了一位管干部的副部长，费劲心机请这位副部长到驻京办吃饭，并嘱咐丁能通驻京办的饭菜水平不能低于三星级酒店，丁能通着实费了一番心思准备，饭菜上来之后，不仅贾朝轩满意，这位副部长也大加赞赏。席间，他和丁能通坐陪。
酒过三巡后，这位副部长大谈读书对领导干部的重要性。贾朝轩故作谦虚地请这位副部长推荐几本书，看来这位副部长好为人师惯了，张口就推荐说：“我最喜欢的是高尔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无论谁读都会终身受益的。”
起初大家以为这位副部长口误了，于是丁能通提示道：“您说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吗？”
那位副部长一本正经地说：“当然，高尔基的代表作。”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丁能通憋着笑问：“部长真有学问，您还喜欢什么书？请多给我们推荐几本！”
这位副部长用卖弄的口气说：“再就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拉马佐夫》，这本书真实地再现了俄国十九世纪整个社会各方面，对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特别是对沙皇制度下的法庭、监狱、各政府机关及官方教会等等的内幕作了最充分的暴露。同时，彻底批判和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指出土地私有制乃是农民贫苦的根源，传达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呼声。简直就是一部史诗性巨著，读起来引人入胜，我希望你们都读一读，朝轩，特别是你们这些青干班的学员，更应该多读点经典，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啊！”
他憋着笑，用敬佩的目光看着这位副部长，却用揶揄的口气问：“部长，您读的书可真不少，这部《安娜·卡拉马佐夫》是俄文原版的吧？其实我更喜欢中国的经典，比如说四大名著，特别是贾宝玉写的《红楼梦》。”
这位副部长当时就用纠正的语气慈祥地说：“年轻人，四大名著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但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混淆作者和主人公，《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这是家喻户晓的常识，小顾啊，在学习问题上，切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贾朝轩怕他多嘴捅了毛蛋，赶紧瞪了他一眼，连忙举杯敬酒。当时他非常感慨地想起纳博科夫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感激那张网吧，不要去管什么蜘蛛。”他当时觉得酒桌上的人，个个都像大蜘蛛。如今想起这些往事，都成了故事，他大有不堪回首之感。
其实京城大大小小的驻京办哪天不上演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无法进入历史的，但可以进入小说，其实小说也是一种史，是比正史更真实的史。小说之所以经久不衰，恰恰是因为它能说出正史不能说，不敢说，也说不出的东西。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什么是未知的存在？他理解就是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因为这些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现实。这也正是巴尔扎克认为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真正原因。
关于什么是小说，他参悟了很久，他认为驻京办作为特殊的政治平台，潜藏诸多隐秘的、鲜为人知的东西，如果通过小说将这些“未知的存在”揭示出来，是一种道德。然而，尽管他自认为掌握了一定的素材，但还不足以层层深入地揭开驻京办的面纱，要想将《驻京办主任》这部作品真正写成一部令人震撼的现实主义力作，必须将丁能通肚子里的干货掏出来。
他决定即刻动身去北京见丁能通，这虽然是一次突发奇想的会面，但很可能是让他在文学事业上再上一个新台阶的会面，怎么想都必须马上动身。他定了第二天上午的机票，然后跟丁能通通了话。
丁能通不仅表示热烈欢迎，而且还开玩笑地说：“怀远，我身边可有许多你的‘粉丝’，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到时候我要在北京花园为你开个‘粉丝’见面会。”
他也开玩笑地说：“能通，开‘粉丝’见面会可以，但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所有的‘粉丝’都必须是驻京办主任。”
丁能通听罢哈哈大笑地说：“没问题，刚好刚刚撤销的昌山市驻京办主任徐江也在我这儿，他可是一肚子委屈足够你写一本书的，到时候我再把省驻京办主任薪泽金叫来，包你不虚此行。”
他不解地问：“昌山市驻京办已经撤了，怎么主任还在北京？”
丁能通解释说：“还有些善后工作。”
他挂断电话，心想，自己刚刚接受完京城几家媒体的采访，谈的就是对昌山市驻京办撤离的看法，想必徐江看了专访一定百感交集，正好可以向他请教对自己专访的看法。
第二天上午，他掐着时间来到东州机场候机大厅，刚好看到政府一行人正前呼后拥地送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大海，他不愿意和这些人打招呼，远远地看着邓大海在众人簇拥下走进贵宾室。望着邓大海宽大厚实的背影，一段往事袭上心头。
那是丁能通离开肖鸿林就任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不到半年，丁能通就与国务院办公厅建立了关系，并先于省驻京办得知国务院领导近日内要到东州市视察，专题调研国有企业转制问题，肖鸿林得到消息后异常兴奋，他巴望着通过这次汇报能够获得国务院领导的赏识，说不定首长一高兴，自己在仕途上又能上一个新台阶。因此在省委办公厅通知之前，肖鸿林就先于市委书记王元章做了充分的准备。相比之下，王元章获得信息时已经是首长即将到东州的前一天了。王元章亲自打电话邀请肖鸿林和贾朝轩到自己办公室内的小会议室商量汇报方案。
他陪贾朝轩走进王元章的小会议室时，肖鸿林还没到，王元章一筹莫展地问：“朝轩，这次向国务院领导汇报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呀？”
贾朝轩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说：“听说首长喜欢推数，所以汇报材料的数据一定要经得起推敲，只要数据经得起推敲，汇报工作就算过关了。”
王元章感叹道：“这也是我最担心的。‘数字出干部’是官场上的老毛病了，下面报上来的数据层层加水份，靠这些加了水份的数据搞决策不可能不失误，看来首长早就看出这个弊端，他根本不信我们的数据，所以才一层层地给你扒皮，弄不好就原形毕露了。”
贾朝轩诡谲地说：“首长可能听高调听得太多了，我们不妨报报忧，说说真话，或许效果更好一些。”
正说着，肖鸿林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王元章深知肖鸿林目空一切的臭毛病，平时跋扈得经常越过自己这个市委书记拍板表态，但为了维护班子团结，王元章还是对肖鸿林礼让三分。
因此，肖鸿林坐下后，王元章语重心长地说：“鸿林啊，这次国务院领导视察东州市，对于东州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省委、省政府要求我们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我们务必要抓住这次机遇，你是一市之长，国企改制方面的情况比我熟悉，你看我们这次汇报的重点是什么？”
肖鸿林胸有成竹地说：“东州市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集中反映了大中型企业的一些主要矛盾，正因为我们问题比较集中，国务院领导才专门来视察东州，这也说明国务院领导同志对老工业基地改造的重视。应该说在国企改制方面，东州的亮点很多，除了将数据挤出水分以外，还应该理清以下几个问题：……”
肖鸿林刚说到这儿，有人敲门，王元章的秘书赶紧开门，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邓大海膈子窝夹着黑皮包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见三位领导的秘书也在，他欲言又止。三位秘书知趣地进了王元章的办公室，但门没关。
只听见肖鸿林不耐烦地问：“大海，有事啊？”
邓大海吞吞吐吐惴惴不安地说：“刚才，接到东汽集团保卫处报案，说他们公司保卫处昨天夜里丢了一把六四式手枪和七发子弹。这次国务院领导来东州先要视察东汽集团，事情重大，我赶紧来向三位掌柜的汇报。”
肖鸿林一听就急了，“怎么搞的，大海，这么关键的时候出这么大娄子，案子有眉目吗？”
邓大海哭丧着脸说：“就因为没有眉目，我才来找你们三位掌柜的，事情重大，国务院领导明天就到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这案子是往上报还是不报？”
贾朝轩接过话头说：“绝对不能往上报，两位老板，这案子要是往上报，你们俩就死定了，首长要视察东州市时，咱们弄丢了一把枪，这枪去哪儿了，对国务院领导的安全构不构成危胁，所以一上报，即使首长不取消东州之行，省委、省政府也会建议取消，而且林白和赵长征都得跟着吃瓜烙，哪儿还有你们两位老板的好果子吃？”
肖鸿林当即表态说：“元章，朝轩说的对，把这个案子先压住，不许对任何人讲，等咱们过了这一关再说。”
王元章担心地说：“鸿林，责任重大啊！万一这把枪对首长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你我谁也担当不起这个政治责任啊！”
肖鸿林一摆手说：“哪儿有那么多万一，大海，这件事一定要压住，不许任何人走漏消息，同时要抓紧时间找枪。元章，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肖鸿林通过丁能通率先得到国务院领导要视察东州的消息，私下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憋足了劲想在首长面前露露脸，不成想出了这么档子事，一旦往上报，不仅自己的所有准备都要泡汤了，而且还要承担政治责任，说不定前程都没了。因此，肖鸿林极力阻止上报，王元章一是习惯了肖鸿林越俎代庖替他拍板，二是从骨子里也有侥幸心理，不希望因丢了一把枪，而使政治前途受损，也只好默许了。
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是在省迎宾馆国际会议厅进行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充分肯定了清江省及东州市在国企改革中取得的突出成就。下午，省市领导陪同首长视察。在东汽集团，首长察看了汽车组装车间并详细听取了公司负责人的汇报。王元章、肖鸿林和贾朝轩跟在首长身边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三个人违背组织原则瞒报了该公司丢枪事件，一整天都惴惴不安的，好不容易等到首长离开东汽集团，才放了一半的心。
晚上，为欢迎国务院领导，在省迎宾馆小戏院安排了一台京剧晚会，由东州市京剧团演出。观看演出的除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外，还有省市领导。演出很精彩，首长看得很高兴。演出进行到一半时，漂亮的女主持人上台说：“早就听说首长京胡拉得特别好，下一个节目是《苏三起解》，请首长上台为我们露一手，大家鼓掌！”尽管首长很意外，但是还是神采奕奕地走上台，接过女主持人递过来的京胡，坐在乐队群里，试了试弦，女演员一叫板，伴随着首长的京胡乐队演奏起来，全场一片掌声。
就在这时，邓大海悄悄地坐在肖鸿林的身后，肖鸿林的左边坐着王元章，右边坐着贾朝轩，邓大海小声说：“三位老板，枪找着了，没事了。”
肖鸿林迫不及待地问：“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心一直揪揪着。”
邓大海如释重负地说：“东汽集团保卫处有个工作人员被公司安排下岗了，那天他去找保卫处处长想让处长为他说说话，保卫处处长不会做工作，两个人话不投机大吵了起来，工作人员越想越气，怀恨在心，就想弄出点事给保卫处处长眼罩戴，结果就偷了把六四式手枪，后来听说国务院领导要来公司视察工作，越想越怕，就又把枪送回来了，人正在公安局呢。”
王元章长舒一口气说：“谢天谢地，事情总算有个结果了，当时，如果上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朝轩的主意出的好，不然我们非挨板子不可。”
贾朝轩得意地说：“那个保卫处处长应该撤了，根本不称职嘛。”
当时他就坐在贾朝轩身后，关于这件事的很多细节，是过后贾朝轩跟他说起的，无非是炫耀自己关键时刻救了王元章和肖鸿林，如果当时怂恿他们上报，说不定东州的江山已经易人了。说这话时贾朝轩露出些许后悔的神情。
机窗外，云海苍苍，他把那些棉花似的云朵看作是自己思想的投影，远处云海之上，红黄相交的灵光犹如佛光抚慰着他的心灵，飞机驶出云海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他向下俯视，是一望无际丝绸一般的翠绿色的大海，大海上有几艘像纽扣一样小，拖着细细白线的轮船似动非动，他坐在机舱内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他想起英国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莫里斯那本惊世骇俗的著作《裸猿》，序言中称：“现存的猴类和猿类共有一百九十三种，其中的一百九十二种身上遍布体毛。唯一例外的物种是一种全身**的猿类，它自诩人类。”莫里斯就像邻家大叔，提醒有模有样的人，人类还是动物群体中的一员，虽然是最优秀的。其实人类的动物性直接体现在政治斗争之中。正如查拉图斯特拉面对太阳质问：“啊，伟大的太阳！如果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在哪里呢？”他也常常在内心质问：“啊，伟大的人类！如果没有动物性，你的人性在哪里呢？”都说文学是人学，他出版了几部力作了，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始终没有参悟透什么是人性，他认为人性的核心就是“自我”，然而，休谟在《人性论》中却认为，“自我”这东西即使有，也从未感知到，他认为，自我无非是一簇或一组不同的知觉，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彼此接替，而且处于不绝的流变和运动中。按照休谟的观点，连“自我”都无法确定，“灵魂”就更无法确定了。不过，休谟反复强调，心是由习惯决定的，他认为，人性是由心决定的，大概人性也应该由习惯决定了。什么是习惯？就是思维定势。莫非人性就存在于思维定势之中？那么灵魂存在于哪里？他陷在了理性之狱中不能自拔，正如他在给贾朝轩当秘书时，认为自己找到了仕途之路的终南捷径一样，其实生活中往往不是因为理性而非理性，往往是因为非理性而理性，休谟的《人性论》恰恰为非理性提供了温床。
人们的思维定势往往是因为甲，所以乙，然而在他身上却发生了“黑天鹅”事件，出现了因为甲，所以丙的结果，正如纳西姆所描绘的，“发现澳大利亚的黑天鹅以前，欧洲的所有人都确信天鹅全部是白色的，这是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它似乎在经验中得到了完全的证实。”然而“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对于他来说，一生中遇上一次“肖贾大案”就足够了。
然而未来似乎很喜欢捉弄历史，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丁能通竟然遇上了三次，而且只要丁能通继续任驻京办主任，或者说只要丁能通继续留在官场，还不知要遇上多少次。在丁能通的人生中，黑天鹅越来越多，以至于出现一只白天鹅很可能成为事件。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未来在开历史的玩笑，还是历史在开未来的玩笑。他原以为自己在仕途上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结果，光明的未来却进入了历史的黑暗，他开始为丁能通担心，丁能通躲过了“肖贾大案”、何振东腐败大案、吴东明腐败大案，难道每次他都能这么幸运吗？
刚想到这儿，坐在他身边的人一边翻着报纸，一边自言自语地感叹道：“撤掉一个小小的驻京办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此人五十岁左右，肥头大耳，滚粗的脖颈，秃顶亮晶晶的，长着猿猴一般厚实的嘴唇。
他瞥了一眼此人看的报纸，情不自禁地接过话茬说：“是啊，撤掉了驻京办，却停不了进京路啊！”
旁边的人眨着一双小眼睛看了看他，颇感兴趣地问：“你对报上称驻京办是腐败的温床这种观点怎么看？”
他颇不以为然地说：“我认为滋生出驻京办这种机构的体制才是腐败的温床。”
秃顶一双小眼睛亮了亮，叹服道：“深刻，太深刻了！撤掉驻京办对北京有什么好，包括企业驻京办在内，京城大大小小的驻京办有六万多家，各地通过驻京办投在北京的钱怕是每年得有几千亿吧。”
他觉得身边的秃顶非同寻常，看问题的视角非常独特，便附和道：“可不是，实事求是地讲，各地驻京办对拉动北京的内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外商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外，驻京办投资已成了拉动北京内需的第三方力量，这是北京市的偏得，其它中心城市想都不敢想。”
秃顶赞同地点点头说：“既然各地驻京办为北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北京怎么可能舍得让各地驻京办撤走呢？这报上说，昌山市驻京办撤离北京城具有标志性意义，老弟，你怎么看？”
他淡然一笑地说：“老兄，正如你所说的，过于大惊小怪了。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句话被衍生为‘存在就是合理的’，尽管恩格斯批判黑格尔将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黑格尔这句话的确很深刻。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存在的生存环境，环境不变，就会存在。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为什么消失了？因为地球气候徒然变化，也就是环境发生了改变。因此，驻京办要寿终正寝，必须改变它存在的环境。”
秃顶认真地问：“怎么改变驻京办存在的环境？”
他深沉地说：“当然要依靠改革，也就是改变游戏规则。昌山市政府在向媒体宣布撤销驻京办时声称，驻京办之所以撤销，是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个说法过于冠冕堂皇，我不禁要问，你昌山市管辖的县驻京办撤销了吗？区驻京办撤销了吗？各个部门的驻京办撤销了吗？如果撤销了，那么企业的驻京办也撤销了吗？即使都撤销了，不是还有省驻京办吗！一个昌山市驻京办撤销了，多少个其它省市县的驻京办在拔地而起，这就是现实。其实昌山市撤销驻京办完全是无奈之举，谁都知道驻京办亦官亦商，各地驻京办都在搞经营、做生意，最起码有个招待所，何况很多省市的驻京办都有宾馆，有的是星级的，甚至是五星级的，搞经营、做生意当然有赔有赚，昌山市驻京办之所以撤销，无非是经营不善造成的，已经资不抵债了，财政也搭不起了，因此不得不撤离。我相信说不定哪一天，昌山市的领导一换，昌山市驻京办还会卷土重来，为什么？因为驻京办的首要功能就是迎来送往，我就不信昌山市市委书记、市长坐飞机到了首都机场，会坐民航大巴车进城，或者打的进城，自己找宾馆酒店，即使昌山市驻京办撤了，肯定还有相当于驻京办的机构在替代原有驻京办发挥作用。要知道有驻京办存在，大大减轻了北京市政府和各部委对口接待的任务啊。”
秃顶听了他的话频频点头，挠了挠自己的秃头说：“最起码驻京办在截访维稳方面还是不可替代的，这篇报道说，这些年各地驻京办在截访维稳方面的任务越来越重。”
他不屑地说：“截访维稳是体制强加给驻京办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解决，是地方政府不作为，老百姓满怀希望进京上访，结果有关部门也不作为，给驻京办打个电话，让把人带走，长此以往老百姓的积怨会越来越深。因此截访伤了老百姓的心，并不能维稳，只能导致不稳。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世界寻找一个精神出口。这个出口是什么？就是放狼一条生路。放狼一条生路，狼就不再是狼了。人也是动物，善恶同居一室，分野只在一念之间。在莫里斯眼里，人类不过是全身**的猿类，人类最大的虚伪之处就是过于高看自己，无视自身的动物性，其实人类越是忽视或无视自己的动物性，就越容易做出非人性的行为。好猎人是不会在羊圈里围堵恶狼的。穷途末路之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恶狼。这正是执政者最需要考虑的。然而，由于官本位理念作怪，我们往往用长矛对付鱼钩，非要维护虚名而不惜把一群平善的百姓逼成暴徒，死要小团体或个人的面子，不要社会的未来。改革者的魄力和勇气在哪里？就是给精神大厦开天窗。让整个民族，让每个人都透一口气，千万别小看这口气，如果人人都能透一口气，整个民族就能扬眉吐气，只有整个民族都扬眉吐气了，和谐社会才会真正到来。”
秃顶被他的侃侃而谈震住了，用请教的口气试探地问：“那么，老弟对‘跑部钱进’怎么看？”
他不假思索地说：“舆论对‘跑部钱进’倍加诟病，把板子都打在驻京办身上，这非常不公平。试想一块大大小小的蛋糕放在国家各部委局，只有争才能得到，不去争就拿不到，这就给地方找关系提供了空间。因此‘跑部钱进’是体制造成的，而不是驻京办造成的。比如说，同样的项目，各个省都报了，而且差别不大，你说国家给谁？这里面很复杂，牵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部门之间的关系，也牵涉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关系。”
秃顶佩服地说：“老弟看问题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不妨我们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名片。我在东州开发区海关工作，叫周纪。”
他连忙接过名片，并谦逊地说：“原来是周关长，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对不起，我没有名片，我姓顾，叫顾怀远。”
周纪当即圆睁二目地问：“莫非是写《庙堂》的顾怀远？以前给贾朝轩当过秘书？”
“不错，”他一反刚才侃侃而谈的样子，腼腆地说，“就是我。”
周纪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对驻京办如此了解，原来我身边坐着‘肖贾大案’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啊！怀远，到北京有何公干呀？该不是去签售你的大作吧？”
他毫不避讳地说：“不瞒你说，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去东州驻京办看一位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