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袁世凯的势力完全在北方。扑灭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后，除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因兵力不敷分配，鞭长莫及，无力控制外，南方其馀各省均成为袁氏的天下。反对他的都督被赶跑了，被迫独立、首鼠两端的都督被撤换了，即使坚决反对独立而并不为其十分信任的都督也被调开了，接替者尽是其心腹党羽。
安徽都督倪嗣冲、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广东都督龙济光、江西都督李纯，是在镇压国民党的过程中或结束时任命的。
1913年9月下旬，袁世凯以云南都督蔡锷因病请假为由，命其进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又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由于蔡锷在滇、黔两省很有影响，而这两省又是北洋军的势力尚达不到的地方，故袁世凯对其倍加提防，曾对曹汝霖说：“松坡（蔡锷的字）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防他，故调来京。”
浙江都督朱瑞在“二次革命”中是中立派，袁世凯命其进京，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很快将其降服。
湖南都督谭延闾在二次革命时宣布过独立，10月下旬，袁世凯命其来京另候任用，委任海军次长汤芗铭接替湖南都督兼查办使。
11月，海军总长刘冠雄奉袁世凯之令率李厚基的部队进入福建，遣散了湘军，命手下的士兵在旧藩台衙门放火，把都督孙道仁吓跑。
袁世凯还派曹锟率第三师扼据岳州，杨善德率第四师扼据松江，伍祥祯率第三十九混成旅驻守长沙，与新任各都督共同监视南方。
正式总统已经窃取到手，对南方的控制亦已基本解决，民主政治也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于是袁世凯又向仅存的民主政治的表征——国会和《临时约法》大开其刀，彻底摧毁刚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制度了。
制定出《大总统选举法》后，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制定正式宪法，以代替《临时约法》。宪法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祈年殿，10月14日《天坛宪法草案》拟出，提交宪法会议审议，基本精神仍是立法权属于国会、责任内阁制等等政治原则。
袁世凯得悉《天坛宪法草案》大大不利于自己，千方百计地将其扼杀。16日，他故意撇开宪法草案不谈，节外生枝地向众议院提出一个增修《约法》草案，要求扩大总统职权。要求增修《约法》，即意味着不承认《天坛宪法草案》，这是他对宪法会议的第一个打击。
为什么要增修《约法》呢？袁世凯说：“国事日削，政务日隳，而我四万万同胞之憔悴于水深火热之中者且日甚。凡此种种，无一非缘《约法》之束缚驰骤而来。”“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的各条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苟此种种之困难，其痛苦若仅及于本大总统一人一身，又何难以补苴弥缝之术相与周旋？无如我国民喁喁望治之殷，且各挟其身命财产之重，以求保障于藐躬。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本大总统无状，尸位以至今日，万万不敢再博维持《约法》之虚名，致我国民之哀哀无告者且身受施行《约法》之实祸。”
在他眼里，《约法》成了一切坏事的根源、有所建树的障碍、束缚总统的桎梏；而且束缚了他，就等于束缚了四万万人民。打着人民的名义搞阴谋，倒是他在辛亥革命后新学的一手。他感受最深的束缚，是《约法》中规定的各项“同意权”。因此，他要完全打破“同意权”，提出总统有权宣战、媾和及缔造条约，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均无须经国会同意；在国会闭会期间，总统有权制定与法律同等效力的教令及财政紧急处分之权等项要求。
10月18日，袁世凯又提出宪法公布权问题，给宪法会议第二次打击。其在给宪法会议的咨文中强调指出：宪法公布权属于总统，议会对于宪法案，只有起草权及议定权，而无宣布权。企图利用公布权，扼杀天坛宪法草案。
但对宪法会议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又如何解释呢？袁世凯说：宪法会议公布《大总统选举法》“显与《临时约法》暨《国会组织法》规定不符。然以目前大局情形而论，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友邦承认问题，又率以正式总统之选举能否举行为断。是以接准来咨，未便过以《临时约法》及《国会组织法》相绳”。而今大总统已经到手，情况今非昔比，“若长此缄默不言，不惟使民国议会蒙破坏《约法》之嫌，抑恐令全国国民启弁髦《约法》之渐”。“宪法会议以此项宣布权，乃竟贸然行使，其蔑视本大总统之职权关系犹小，其故违民国根本之《约法》影响实巨”。
由此可见，袁世凯执行法律是有条件的、视政治需要而定的。有利于己的，可以枉法，不以法律相绳；不利于己的，就据法力争，说人违法，予以否定。
前天，他把《约法》骂得一钱不值，声称必须增修，仿佛迟延一日就要招致重大内忧外患；今天，又把《约法》当做法宝和根据，向宪法会议攻击。对国家根本大法采取如此恶劣的实用主义态度，完全说明他是个任意玩弄法制的阴谋家。
鉴于袁世凯专横独裁和肆意摧残共和制度，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的一部分国民党议员张耀曾、谷锤秀、孙润字、沈钧儒等人和进步党议员李国珍、蓝公武、丁世峄、汪彭年、刘崇佑等人联合起来，于10月21日共同发起组建民宪党。其宣言书略称：该党“以贯彻民主精神、厉行立宪政治为宗旨”。“如有摇撼民主国体者，则竭全力维持之、保护之。”“政府而逸出宪政常轨者，吾党则认之为公敌。不为阿谀，亦不专以攻击为事，而以公平之态度，为完密之监督焉。”这表明，进步党中已经有一部分人开始警悟，准备同“摇撼民主国体”的袁世凯进行斗争了。
国会认为，宪法正在修订，增修《约法》实无必要；袁世凯所提增修意见，宪草会亦未采纳；关于宪法公布权，宪法会议也以宪法尚未完成敷衍过去。
袁世凯气急败坏，特于10月22日咨达宪法会议，告知已派遣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柒昌八人为委员，代其陈述对宪法的意见；并告知今后凡召开有关宪法的会议，均应事先知照，以便让八委员随时出席陈述。妄想强行干涉制宪工作，把制宪权抓在自己手里，给予宪法会议第三次打击。次日，尚未得到宪法会议的答复，施愚等八人即到会，要求出席会议。
宪法会议认为，该会议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该会议既无提案权，自无特派员出席说明之理由，不同意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亦以政府委员出席宪法起草会议，无法律根据；且宪法起草规则规定，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既不能出席，亦不能旁听为理由，严词加以拒绝。
袁世凯见干涉制宪的阴谋又遭破产，乃使出一惯采用、屡用屡效的恐吓伎俩，于10月25日通电各省文武官员，授意他们群起反对，对宪法会议进行第四次打击。通电称：“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国民党）议员居其多数；阅其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综其流弊，将使行政一部，仅为国会附属品，直是消灭行政独立之权。”“倘再令照国会专制办法，将尽天下文武官吏，皆附属于百十议员之下，是无政府也”，“势非亡国灭种不止”。本大总统“确见此等违背共和政体之宪法，影响于国家治乱兴亡者极大，何敢缄默不言！”“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大法，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共抒谠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此电一发，那些狐群狗党的“谠论”马上就抒发出来了。但他们对宪法内容避而不谈，集中攻击宪法起草委员是“国家蟊贼”，叫嚣要铲除国民党，驱逐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撤销宪法草案。倪嗣冲、冯国璋、张勋、张镇芳、汤芗铭诸人叫得最凶。
倪嗣冲早在10月12日就叫嚷：“似此害群之马不除，天下安有永平之望！拟请通令京外各处，将国民党一律解散；其有身居津要而迹涉嫌疑者，应令免职回籍，使之闭门思过。”
10月29日又通电恶毒攻击《宪法草案》“显违法理，阴加鼓煽，实为该党破坏民国再接再厉之手段，与黄兴等之谋逆构乱，一而二、二而一也。”嚎叫应“迅将国会解散，其国民党之议员，并即驱逐回籍，交各省官司详加察看。”
10月30日，《天坛宪法草案》全部杀青。次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接着提交宪法会议。袁世凯遂决定摊牌，解散国民党，搞垮国会，彻底解决问题。
11月4日早晨，在总统府摆设好了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圈套。总理熊希龄被约到总统府议事，熊希龄方到，即有外国公使来谒见袁世凯（这又是预先设计好的）。袁世凯先会见外宾，嘱熊希龄暂入办公室稍候。室内空无一人，熊希龄见袁世凯办公桌上放着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悄悄略加窥探，始知关系自身，面色立变。
原来，熊希龄以前任热河都统时，办公、居住均在承德避暑山庄。该山庄是清廷的行宫，风景极其优美，皇帝每年都去避暑及行围射猎。熊希龄在山庄居住时，曾派亲信清点过庄内宝物，并慷国家之慨，将乾隆喜用的一把折扇送与袁世凯的亲信姜桂题。姜桂题把所得古物转交袁世凯，并做了密报。熊希龄以庄内宝物久经年所，恐前任经管人员有偷换之情事，亦曾向袁世凯请示运至北京统一保管，而袁世凯置不做答。
迨熊希龄奉命进京组阁后，袁世凯即派许世英查办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写了一个报告呈交袁世凯。袁世凯抓住这个把柄，目的是一旦需要，即用以挟制熊希龄，今日恰是其时。
袁世凯会见完外宾，传熊希龄到外室谈话，见熊希龄神态有异，装作极其“关切”地问道：“秉三，你昨晚别是因公忙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不好看，精神很显疲惫呢？”心虚情怯的熊希龄闻听此言，忙谢过不迭。袁世凯随即严词厉声地说：“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不可。我的意见如此，秉三，你看怎样？”
熊希龄处此威胁情势之下，恐惧万分，再也不敢说什么，只好俯首听命。袁世凯见熊希龄无异言，即将准备好的解散国民党的命令摆出，命熊希龄签署。熊希龄签毕，袁世凯立刻传令在邻室等候的内务总长朱启钤进来签署。
接着，袁世凯下达了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的命令。命令宣称：“此次内战，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搆煽”，“但知乱以便其私，早已置国家危亡、国民痛苦于度外，乱国残民，于斯为极。”特饬令迅将国民党京师本部立予解散；并令各地将国民党所设机关，不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于三天内一律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布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至于国民党议员，“阳窃建设国家之高位，阴预倾覆国家之乱谋”，实已丧失议员资格。因此，自江西湖口地方倡乱之日起，凡国民党议员，一律追缴议员证书、徽章。所缺议员名额，由内务总长速令各省分别查取本届合法之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候补当选人，如额递补。
同日又向全国申告解散国民党之理由说：“国民党之所谓党略，大率借改革政治之名，行攘夺权利之实。凡可以逞其野心者，虽灭国亡种、茶毒生灵，亦所不惜。……该党标其名曰国民，而专以残民为事，与民意违反，……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秘密机关逐经发现。本大总统何能宽容少数乱徒，置四万万人利害于不顾？不得已，始有解散该党之令。”由于国民党议员“曲庇作乱之逆党”，“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本党；不知有团体，只知有个人”，也只能将其议员资格取消。
当天下午，如狼似虎的军警扑向国民党本部，连续搜查四小时之久，该党党员名册、重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全部被收缴而去。同时大批巡警分头闯到国民党议员家里，追缴证书、徽章，三百五十多名议员被取消了议员资格。袁世凯收缴的目的，并非如他所宣称的是什么“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和“刷新共和之政治，俾我国民咸享幸福”，而是为了解散国会，破坏共阳，残民以逞。
他又计算了一下所馀两院议员仍足法定人数，仍可继续开会，便不顾所发命令中的时间限制，又命军警追缴江西湖口起义前已脱离国民党籍和跨党的八十多名议员的证书、徽章。两次总共非法追缴438位议员，占两院议员总数的半数以上。
11月5日，参众两院开会，袁世凯派军警紧紧把守门口，手持名单，逐一盘查，不准撤销议员资格者人内。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而名存实亡。
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于二十多名国民党议员被取消资格，加上数人辞职，无从开议而宣告解散。它的解散，标志着《天坛宪法草案》已流产。袁世凯成为胜利者，用不着再为宪法问题大伤其脑筋了。
进步党人对解散国民党开始是拍手称快、幸灾乐祸的，以为从此国会便成了自己的天下；及至看到国会已不能继续召开，才发觉袁世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进步党人前此由于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尚未彻底暴露，曾错误地依附袁世凯，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辛亥革命以后已由原来的君主立宪立场逐渐转变到民主立宪立场。现在发现袁世凯阴谋消灭国会、破坏民主政治，投入到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斗争行列的人更多了。为维持国会，他们考虑了两个补救的步骤：第一步，恢复部分被迫缴证书、徽章的议员资格；如此着不行，再进行第二步，从候补当选人中递补，以足法定人数。
11月7日，剩馀议员开会，议定由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物化龙出面见袁世凯，谈维持国会问题。其办法是：湖口之役前已声明脱离国民党者，恢复其议员资格；确有证据证明反对江西起义者，恢复其议员资格；加入他党者，不以国民党议员看待。汤化龙见“国会一旦顿僵槁”，“痛之极，争之切”，对袁世凯讲：“议员罪应黜否在法，总统得黜议员否，事须别论，要不能藉口仆国会，无国会非立宪也。今宪法尚未成，即国会竟寐罢，公将何以外民国？”张謇、梁启超也分别向袁世凯陈述了意见。袁世凯解散国会惟恐不速，何能再去补救？可是又无法公开表示，就把这个难题推给熊希龄去解决。果然，熊希龄以调查困难为借口予以否定了。
按照11月4日的命令，如果真的让候补议员递补，恢复国会的正常活动并不困难。但“递补”云云纯系欺人之谈。为彻底破坏国会，11月12日，袁世凯一面让国务院电令各省迅即查明自湖口之役起籍隶国民党的省议员，追缴证书、徽章，取消议员资格；一面让内务总长朱启铃出面电告各省，递补从缓，俟中央筹定划一办法再行举办。根本不打算递补。进步党恢复国会的第二步计划又无法实现了。
11月13日，王家襄、汤化龙不得不通告在京议员，由于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议，从14日起，议院暂行停发议事日程。
议员们不甘心国会被袁世凯消灭，起而与之斗争。17日，众议院议员一百九十多人向政府提出《质问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院章影响及于国会书》，指出：“议员资格之疑义，其审查权属之两院，《院法》规定，彰彰可证。今政府以隶籍国民党之议员，早不以法律上合格之议员自居为理由，岂非以政府而审查议员资格，侵害国会法定之权限乎？至于追缴证书、徽章，直以命令取消议员，细按《约法》，大总统无此特权，不识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
又说：在取消资格的议员中，“有已早脱该党党籍，改入他党，或素称稳健，曾通电反对赣乱者，亦一同取消。政府确为惩治内乱嫌疑耶，则应检查证据，分别提交法院审判，不得以概括办法，良莠不分，致令国会人数不足，使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实也。”
最后质问：“究竟政府方针，对于民国是否有国；会之必要？对于国会是否以法律为正当之解决？”要求政府三日内明白答复。尽管他们对国民党依然持有偏见，但提出的问题却击中了袁世凯企图解散国会的要害。
参议院议员六十馀人见政府不做答复，也于12月3日提出质问书，阐述了与众议院议员质问书中大体相同的理由。再次强调指出：“此事于民国国体政体有重大关系”，“政府如以为民国犹应有国会也，其速取消前令，彼此相见以法律。
否则，以为国会掣政府之肘，防大政方针之实行，则政体如何，无关存亡，仅尽可任意所为。乃计不出此，既以非法使议会永无开会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坏国会之名，究竟奚所取义？是何居心？”态度相当强硬，措辞亦很尖锐。
国务院迟至12月23日才予以答复。答复首先以质问权的行使应以《约法》和《国会组织法》为主，《议院法》为从，否定了议院活动停止后议员有质问权，声明政府有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关于追缴证书、徽章，答复说：“盖以议员多数而为构成内乱之举，系属变出非常，不特《议院法》未规定处理明文，即各国亦无此先例。”
“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就是说，不需要法律根据，也可以解散。至于递补问题，答复说，已让各省办理，大家不要误会。“第一流人才内阁”做出这样蛮横无理的答复，声誉扫地无馀。
袁世凯不想恢复国会，也不想承担解散国会的恶名，11月26日，他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会议人员组成，每省二人，蒙藏事务局数人。总理举派二人，总长各举派一人，法官二人，总统举派八人。
袁世凯所举派八人为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相伯、杨度、赵惟熙。12月12日，袁世凯指定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增派杨士琦、饶汉祥为委员。之后任张国淦为副议长，顾鳌为秘书长。
12月15日，袁世凯召见各委员，在训词中大肆攻击共和民主，并指出：“国力之强否，视其内政外交之若何；而内政外交之善否，又视其政府之强固与否，而国体之为君主为民主不与焉。”认为国家制度无关紧要，不论君主、民主，只要能使政府强固就行，隐寓着要恢复帝制。下午，政治会议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行开幕式。
22日，二十二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三十九人，以黎元洪领衔通电，痛诋国会，要求解散，留京议员均给资回籍，请袁世凯向政治会议谘询“救国大计”。有了“民意”，袁世凯便堂而皇之地把救国大计谘询案、增修《约法》程序案交付政治会议讨论。
政治会议于1914年1月10日议决，呈复袁世凯。关于国会问题，会议认为，“现在国会组织不良”，“又事实上职权业已停止”，应明白宣布解散，“暂结残局”。
解散以后，是否给资，由政府决定；是否回籍，可听其便。关于增修《约法》问题，会议认为，政治会议为政府谘询机关，无参预增修根本法律的职责，应在谘询机关及普通立法机关以外，特设造法机关解决。
对第一个答复，袁世凯非常满意，1月10日即据此下令解散国会，停止议员职务。命令的最后，照例又是骗人的鬼话：“改良国会，关系于共和政治之前途非常重大。”“一俟厘订组织各法及选举程序以后，政府自必切实进行，依法召集。”“本大总统誓当力谋政治刷新，克期以待最良国会之出现。”
政治会议的第二个答复没有解决问题，袁世凯又要其讨论造法机关应如何组织、用何名称、职权范围和议员选派方法。
政治会议经过研究讨论，于1月24日议定一个大纲，确定造法机关名为约法会议；职权为议决增修《约法》案及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其成员，由现有各机关团体外另选议员若干人组织；议员选举方法“以学识经验为准”，选举区划采取“都会集中主义”，选举资格采取“人才标准主义”。
并附了一个《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一并呈报袁世凯。袁世凯阅后认可，1月26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规定每省出议员二人，蒙、藏、青海八人，京师四人，全国商会联合会四人，共计六十人。
在筹备约法会议期间，袁世凯见缝插针，做了两件不能不办的“大事”。2月3日，他以湖北、河南、山东、直隶、甘肃、安徽、山西、热河、湖南、吉林、贵州、浙江等省民政长、都统电呈自治会“把持财政，抵抗捐税，干预词讼，妨碍行政”，“私设公堂”，“密布党徒”，“暴民专制”等为借口，下令将地方各级自治会立予停办。
次日，又以二十一省都督、民政长三十六人提出省议会“于应议政事不审事机之得失，不究义理之是非，不权利害之轻重，不顾公家之成败，惟知怀挟私意，壹以党见为前提”，请求解散为借口，交政治会议讨论施行办法。
政治会议认为，“省议会之不宜于统一国家，与统一国家之不应有此等庞大之地方议会，殆无疑义”；且自国民党议员取消后，各省议会之职权早难行使，事实上已无存在之理由。因此，应一律解散，所有一切行政事务，由行政长官完全负责。2月28日，袁世凯据此下令把各省省议会一律解散。从中央到地方，一切“碍手碍脚”的立法机关、民意机关、监督机关，尽被取消。
袁世凯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过河拆桥，唆使党羽向“名流内阁”施加压力，熊希龄于2月12日辞职，梁启超、汪大燮亦跟着离去，“名流内阁”产生五个月即垮台了。孙宝琦被任命为代总理。
经过几十天的筹备，约法会议于3月18日正式开幕。孙毓筠被选为正议长，施愚为副议长。孙宝琦代表袁世凯致词，首先不遗馀力地攻击了一通《临时约法》，接着说：“若长守此不良之《约法》以施行，恐根本错误，百变横生，民国前途，危险不可名状。故本大总统对于此次增修《约法》，固信诸君发抒伟论，必有良好之结果。尤愿诸君宝贵时日，能为积极之进行也。
谨致颂曰：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国民万岁！”中华民国实际上被颠覆了，仅馀的一点象征《临时约法》又要被废除了，国民亦快变作“臣民”了，他还居然高喊“民国万岁”、“国民万岁”，真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骗子！
约法会议开幕前，袁世凯经常对人讲“国会专制，固不适宜，内阁集权，亦多窒碍”，极言总统制之利。约法会议是袁世凯的御用造法机关，一切唯袁世凯之命是从，袁可亦可，袁否亦否。因此，袁世凯扩大总统职权的要求，约法会议全部五条件接受。5月1日，袁世凯宣布了增修《约法》的经过，公布了袁氏《中华民国约法》。
《临时约法》规定，国家统治权属于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和法院，新《约法》则规定“大总统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临时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新《约法》则规定为总统制。
总统职权除把袁世凯所要求的各条全部囊括进去之外，还做了可以“解散立法院”的重要补充，把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变成袁世凯任意玩弄的工具。新《约法》赋予了袁世凯与皇帝相等的权力，以法律形式肯定了他的专制独裁。
袁世凯在新《约法》中还特意把国务总理改成国务卿，规定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其效力”，以便顺利地完成由总统到皇帝的过渡。因为中国的“卿”是与天子、诸侯密切相关的，先把“卿”写进根本大法，将来出现皇帝比较自然，不使人们有突兀之感；写上优待条件，即表明政权由清室嬗递而来，为过渡到皇帝埋下一个伏笔。这和他公开宣扬“彼之为元首，其权不特因国民选举而得，且由清室下谕授之”，正是同一用意。
到此为止，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努力奋斗所取得的一切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破坏无馀，连一点可资纪念的东西都未保留，中华民国仅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