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孙中山在伦敦遭到囚禁，好在最终脱险。而他脱险后，一直到1897年6月都在英国。
孙中山被释放之后，清使馆仍然雇用司赖特侦探社的侦探继续监视他的行动。但是，孙中山在伦敦暂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似乎并未让侦探们有什么收获。1897年4月18日，他们给使馆的报告写道：
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罩文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院图书室，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地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室。
6月24日，侦探又写报告说：
此人经常地到大英博物院图书室，在那里停留至下午19时或20时。
在一年多时间里，孙中山如饥似渴地研读了大英博物院所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程等各类书刊，苦苦探寻救国的真理和道路。
晚上，读得疲倦了，就伏在桌上睡一会儿，醒来又继续攻读。孙中山的苦读，是革命需要，也是他的一种嗜好。他自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
孙中山的日常生活却非常艰苦，茶、烟、酒一点不沾，饮食以素食为主，连蛋类也少吃；只有书，不能须臾缺离。有一阵，他吃饭的钱快用完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凑集了三四十英镑给他。不到三天，他把这些钱几乎全部用来买了《民约论》、《富兰克林自传》等新书。
康德黎博士十分称赞孙中山的求知精神。他说：“孙逸仙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在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样的范围。”
在伦敦，孙中山还同一些流亡英国的外国革命者进行了大量个人接触，互相交流看法。孙中山告诉俄国的同事说，改良主义不中用，必须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
孙中山研究和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发现，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英国发生了政府调动军队镇压工人罢工的事，孙中山设想通过民生主义来解决这个问题。
孙中山读书、考察都有的放矢，他的“的”就是中国革命问题。1897年3月1日，他在《双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的文章，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是满、汉联合的统治集团。
一个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的政府，既不能使国家现代化，又不能保卫它的领土免遭侵犯。如果期待李鸿章通过搞洋务来改造中国，那就等于期待“用银餐具把食人变成素食主义者”。
孙中山断言，出路“只有彻底推翻目前这个极端腐败的政权，由汉人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和廉洁的行政机构”。
尽管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避免其弊端是一种幻想，但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祸患”，想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则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伦敦的华侨很少，也没有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决定前往日本，因为那里与中国近，消息灵通，便于筹划未来的革命。
1897年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轮船离开英国，经一个多月的漂泊，抵达横滨。
孙中山重返日本，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这位反清人物的关注。1897年，日本外务省派了三个人平山周、可儿长一和宫崎寅藏秘密前往中国，调查反清秘密会党。
而在调查了解中，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渐渐产生了兴趣。
宫崎寅藏在陈少白那里看过写孙中山的《伦敦蒙难》，他早就想面晤这名传奇人物，以探索他作为中国革命和泛亚主义领袖的能力，当他们一接触，便一见如故，谈话很投机。
宫崎问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有什么考虑。”
孙中山说：“清政府的腐败、欺骗和压迫，使中国陷入了虚弱境地，要是有豪杰之人带头起来推翻清王朝，制定和推行好的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那样人们的爱国之心就能奋发出来，进取的士气就可以振作。我提出增强共和主义的观念，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控制下的联邦制来避免军阀割据和纷争。”
孙中山无限感慨地说：“我国地这么大，人这么多，却成了菜墩上的肉，任凭像饿虎一样的列强吞噬。一些强国，不是用他们的国力来维护‘人道’，给世界带来秩序和安宁，而是威胁别人。我作为一个相信人道的人，对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世界不能够无动于衷。我不得不应时势的要求，当仁不让而做革命的先驱。如果自己搞不好，我就让更有才干的人来领导，自己‘服犬马之劳’，不然的话，只好自己肩负起这个艰巨的任务。”
孙中山断定，他的党将完成中国革命，拯救中国苍生，雪东亚黄种屈辱，恢复宇宙的人道。一旦革命成功，其余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孙中山深刻的见解，诚恳的态度，随和的谈吐，使宫崎大为折服。他认为这证明孙中山不是一般的反满清主义者，而是具有领导近代政治运动能力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
孙中山身上那种武士、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深深吸引了宫崎。从此他们便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情谊，一个日本人，成了为中国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通过宫崎的介绍和联络，孙中山滞留日本3年左右的时间，结识了日本朝野重要人物30多人。
宫崎寅藏在与孙中山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毅非常兴奋。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他们谈得很投机。
孙中山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
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中山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
此后，一直到1900年，孙中山都待在日本。
清朝政府也分别指令驻日公使、驻美公使和两广督署，以高官厚禄引诱孙中山归顺朝廷，都被他断然拒绝了。
1898年夏，国内发生了戊戌维新。9月，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被迫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康有为等到了日本之后，孙中山曾经想和维新派合作，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并且表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的主张，同意合作进行革命，他可以和自己的同志们一起奉康有为为领袖。
但是康有为那时醉心于保皇维新的事业，哪里肯和孙中山合作。康有为的顽固态度使维新派内部发生了分化，一些激进分子如毕永年等人脱离了康有为，加入了兴中会。
1898年10月，孙中山在横滨会晤毕永年、唐才常等人，谋划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虽然与维新派合作的计划进展不顺，但是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顿。
1899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回香港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后来他又派毕永年、史坚如深入长江联络会党。
9月，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香港兴中会在香港举行联席会议，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
1899年国内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腐朽无知的清政府当中的顽固派居然相信义和团所鼓吹的神拳无敌、刀枪不入的神话，异想天开，企图利用义和团排外，结果出现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
孙中山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起义。
1900年夏，孙中山偕日本友人宫崎等人，往来于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布置在广东惠州再次发动起义。
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自日本经西贡抵香港海面。由于香港当局不准他登岸，他便在船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决定，以会党为主力，在惠州发难，然后沿海东进。起义由郑士良指挥，史坚如、邓荫南在广州响应，杨衍云、陈少白在香港负责办理接济军工枪械，毕永年再赴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孙中山则转回日本，再去台湾，然后伺机潜入内地。
9月28日，孙中山由日本抵台湾，在台北建立了起义指挥中心，并招聘了一批军事人员，等起义军进抵厦门时进行接应。
台湾日本当局为了达到在福建沿海扩张侵略势力的目的，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假装同情和支持孙中山惠州起义的计划，答应起义后给予帮助，在海丰、陆丰供应武器。孙中山自然很高兴，命令郑士良提前发动起义。
1900年初，郑士良就集合了起义军600多名，枪300多支，指挥部设在马栏头村的一间油房里。为了保密，邻乡的农民进了山寨之后，一律不许出山。
因起义等待时间太长，粮食告缺，郑士良留下80多人驻守，遣散其余民众等待时机。此时已有风声逐渐外泄，说三洲田有乱党数万人，准备揭竿而起，引起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注意。
10月初，两广总督开始了对三洲田起义军围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速予接济。此时，孙中山并未筹备好，复电暂时解散。但这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于是又电孙中山，准备起义兵沿海东上，直逼广州，再一次敦促孙中山接应。
10月8日，郑士良先发制人，派统将黄福带领敢死队80人夜里突袭清军的先头部队，打死了40多人，俘虏30多人。受到突然袭击的清军不知起义军兵力底细，仓皇溃逃。
起义军很快由600多人发展到2万多人，声势浩大。郑士良在白沙整编队伍，准备攻入厦门，接受由台湾运来的人员和武装。
但是，随着起义军的扩大，粮食枪支、弹药都成了问题，特别是武器供应，成了当务之急。
惠州起义的突然爆发实在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孙中山要求台湾的日本当局给一笔贷款，等革命成功以后本利一并归还。狡猾的后藤说，借钱有困难。他建议起义军加紧攻占厦门，台湾银行在厦门支行有几万元款项，起义军可以去抢。
这显然是一个圈套，是给日本人出兵厦门进而攻占福建制造口实。当然孙中山不会同意。这时，清政府加紧调集军队，四处围追堵击起义军。正当郑士良率领的人马急需支援的关头，日本人不仅没有给军火、给钱、派远征军，反而把孙中山和他的日本友人平山周驱逐出台湾，禁止兴中会在台湾活动。
孙中山轻信了外援，而没有在战事顺利时发动和依靠群众，致使起义军在接连胜利之后，仍然陷入困境，最后钱、粮、武器都断了来源。为了避免更大损失，孙中山当机立断，决定不再坚持。
孙中山立即通知香港同志：
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
郑士良和黄福等人先后避往香港。而山田良政在送信返回时，由于路不熟，被清军逮捕后遇害。1912年，孙中山在日本为山田良政立了一座纪念碑，称其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第一人”。
1900年的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很少听到有人咒骂革命党人，相反还有不少有识之士为他们的失败而叹惜，对于革命事业的失败深为遗憾。前后相比较，简直是天壤之别。
革命党人见到这种变化，心中的欢喜难以言表，他们由此知道，中国人民已经逐步觉醒了。
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满清王朝的信心。他决定进行第三次起义。因此他又开始在世界各地奔走。
1901年他从日本出发到檀香山，1902年到香港、日本和越南，1903年又从越南到日本、檀香山，1904年再次去美国和欧洲各国，直到1905年夏才回到日本。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孙中山饱经挫折，备尝险阻，但革命的斗志却分外旺盛。
惠州起义之后，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革命出现了转机。
激烈的言论与行动首先出现在清政府无力控制的留日学生当中，出现了《国民报》、《游学译编》等宣传革命的刊物。
1903年出现了一次革命思想宣传的**，出现了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等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出现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猛回头》、《警世钟》、《革命军》等轰动一时的宣传品，也出现了一大批革命的刊物。
在国内，自1902年起，以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为起点，出现了学生退学的大风潮。退学学生组织了爱国学社，继续求学，并且言论日趋激烈。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革命风潮此起彼伏，陆续成立了许多革命团体，如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领导的华兴会；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章炳麟组织的光复会、爱国学社，此外还有日知会、强国会、公强会、独立会、岳王会、益闻社、易知社、群智社等。
这些革命团体的目标都是反对清朝政府，各自聚集着一部分反清力量。但是他们活动分散，难于采取一致步调，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地领导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
面对着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并没有坐享其成，他积极从思想与组织两个方面开展活动。
1902年，他在日本横滨广泛结交留日学生。这年冬天，他去越南河内，试图取得法国殖民当局对于中国革命的支持，没有成效，但是他在河内组织了兴中会分会。
三年后，这个分会改为同盟会越南分会，在同盟会发动的钦廉、镇南关、河口三次起义中，这个分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03年7月，孙中山从越南回到日本，在他横滨的住所里，留日学生组成的军国民教育会的积极分子经常进进出出。
孙中山和他们知心地畅谈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并在他们中间物色革命人才。有的留学生提出，要革命，应该懂军事，他们要求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孙中山大力支持，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了革命军事学校，聘请他的新交、日本军事家日野熊藏为校长，聘请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向参加学习的14名学生讲授军事知识、枪炮火药制造方法及南非布尔人的游击战术和以寡击众的夜击法。
孙中山自己也专心研究军事，读了大量英布战史和画册，认为布尔人的游击战术最适用于揭竿而起的中国革命军。
他对入学的人要求很严格，每个人都必须填写盟书，表示革命的决心。他亲自主持入学宣誓，誓词就是他制定的革命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四句誓词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解决民族问题；“创立民国”，是解决民权问题；“平均地权”，是解决民生问题。后来人们熟知的三民主义，就已包含在这里面了。
这年9月26日，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旧地重游，他发现七年前他在这里辛苦组建起来的兴中会，已经被破坏得名存实亡了，主要的破坏者，就是以康有为为头目的保皇党。
孙中山不得不重建和发展革命组织。他还采用发行公债券的办法筹集经费，以备将来起义时用。在那里，他经常为华侨义务诊治疾病，深得他们的信任和敬重。他们为了酬答这位好医生，便慷慨大方地支持他的集资活动。
第二年4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前往美国大陆。7月，在纽约接触到王宠惠等一批留美学生，在一起热烈讨论了三民主义和革命成功以后有关外交、财政方面的问题。
孙中山给留学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宠惠回忆说：“孙逸仙是一个具有感染力而且口齿流利的演说家。他能使听众聚精会神地在一次讲演会里连续听好几个钟头。”
“他在深夜人静的时候，仍然精神奋发，和少数革命同志在煤油灯下，在狭小的洗衣作坊后面的房间里，谈论中国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以及外交上丧失权益的屈辱，然后阐发他的使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治理国家大政的方略。他总是风尘仆仆，穿着朴素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为了革命事业，他总是热心诚挚，永不灰心丧气。”
这时候，日本和俄国的军队正在中国土地上打仗。远东的火药味，使列强政府都把鼻子伸了过来。美国更是野心十足，企图在“门户开放”的幌子下，在中国这个大肉锅里多捞好处。
8月底，孙中山针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在圣路易城用英文写成《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争夺亚洲霸权的阴谋，驳斥了外国侵略者编造的“黄祸论”。
文章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绝不是好侵略的民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立，他们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文章警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政策只能给自己带来危险与灾难，支持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是无声中国的一声巨吼。
1904年1月，孙中山改组了当地的兴中会，成立了“中华革命军”。
此后，他又请人介绍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称“大哥”。以后，1904年底至1905年春，他又赴欧洲，在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组织革命团体。
所有的这些组织活动中，孙中山不再用兴中会的名义，兴中会原来的誓词，也不再使用，而是用1903年创立青山军事学校时提出的16字誓词。
这表明孙中山有意识地要放弃兴中会那个有着浓厚地域色彩的组织，而组织一个新的革命党。事实也是如此，他由日本到檀香山，又由檀香山到美国，由美国到欧洲，都是在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那时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要组织新的，团结各方力量规模宏大的革命组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从法国的马赛港乘船东渡，途经新加坡、西贡等地，于7月19日再次抵达日本东京。受到了中国留学生和各革命团体的热烈欢迎。
1905年6月至7月间，孙中山在伦敦听到日本在海战中击沉了俄国军舰，便匆匆赶到日本考察日本获胜的社会背景和军事原因。那时中国留日的学生多达一万多人，孙中山非常高兴。他问宫崎：“留学生中有无表现出众，能参加我党的人？”
“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位叫黄兴的湖南人。”
“这人怎么样？”
“一个伟人，将来可能做你很好的助手。”
孙中山听了，马上就要去找黄兴。宫崎忙制止说：“连口茶都未喝就要去，真够性急的，而且你是长辈，还是让我带他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茶等着吧！”
孙中山不同意，他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还是应该我去拜访他。”
宫崎带着孙中山去到黄兴的住地，从窗户往里一看，看到地上有一堆拖鞋，一大堆学生正围成一圈讨论问题。听到外面“黄君！”的呼叫，黄兴应声跑了出来，宫崎用手指指孙中山，黄兴一眼便认出，忙上前深深鞠了一躬。
接着宋教仁、张继，日本人末永节都出来了。黄兴带着大家到神乐场风乐园饭馆与孙中山聚会，大家都开怀畅饮，热烈谈论，来庆幸这次历史性的会晤。
孙中山特别强调革命力量联络的重要性。指出：“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他的结论是：“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经过孙中山的积极工作，在日本的各革命团体里的多数人都赞同他关于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意见。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孙中山十分高兴，他不仅觉得需要将各个分散的革命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大的革命组织，以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而且还敏锐地感觉到组织一个大的革命团体的条件已经成熟。
因此，他积极倡议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组织。这一提议得到了各革命团体领导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的积极响应。
7月30日，孙中山邀集了除甘肃以外的17个省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东京赤权区桧叶三番内田良政家里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
孙中山作为发起人，首先发表演讲，阐述中国革命的理由、形势和方法，着重说明分散的革命组织结成新团体，协力从事革命大业的必要性。
参加会议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代表都同意孙中山的讲话，并推举孙中山为会议主席。新团体的名称最后定为“中国同盟会”。
会的宗旨，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会议讨论通过以后，凡赞成的人都写下誓约。
孙中山即席起草盟书，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随后，孙中山带领众人举右手宣誓，事毕，孙中山与各会员一一行新的握手礼，并道贺说：“为君等祝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
这时，屋后的木板倒塌，发出一声巨响，孙中山应声说道：“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都高兴地鼓掌欢呼。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参加者有一百多人。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章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执行、司法、评议三部，这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的。
总部之外，设立九个支部。国内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按地域将各省纳入各支部辖区。另外四个支部设于南洋以及欧美。
同盟会成立之后，组织迅速发展，其发展之速，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短短几年之间，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就遍及各地。这就为革命洪流的到来准备了组织条件。
孙中山认为，同盟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开了一个“新纪元”。他在《致陈楚楠函》中兴奋地写道：
近来我党在知识界已经联络成一个很出色的团体，以实际行动进行革命活动，现舍身从事斗争的已经三四百人了。他们都是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的人，文武才技兼长。有这样的饱学人才，中国的前途真正有希望了。
同盟会成立以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使渴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的孙中山由衷地喜悦。他开始相信，也许在他这一生中，革命即可以完成。
1905年10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阐明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
他指出：“现在中国有千年专制的毒害没有解除，异族的摧残，列强的侵逼，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实行刻不容缓。民生主义本来问题最多最难解决，幸好中国‘受病未深’，解决起来却相对要容易一点。”
孙中山注意到，资本主义制度并未解决贫富悬殊的矛盾，“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将其不远”，中国革命应该“睹其祸害于未萌”，“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还阐明，民族主义，并不是排斥满人、异族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孙中山说，假如满人不来阻害革命，革命决没有仇视他们的道理。关于民权主义，他说主要是推翻“恶劣政治的根本——君主专制主义，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因此，就是汉人当君主，也要实行革命。”
孙中山告诫革命同志，不能存有丝毫的皇帝思想，或把国家当作私人财产，否则就会彼此相争，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自亡其国”。
按孙中山的解释，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具有为公、为劳苦大众的精髓，这表明孙中山是代表了“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民报》创立之后，就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就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展开了一年多的激烈论战。这次论战对于推动革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给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中国内地武装起义的枪声此伏彼起，接连不断。
1906年秋，中国中部闹灾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特别严重。9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以“灭满兴汉”为号召组织起义。
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3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并非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在12日，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
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
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也赠送1万元，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在越南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以便就近策划两广和云南三省起义。
在这一年由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一系列起义。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广西钦州、廉州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间的钦州、廉州、上思起义，1908年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27日的广州起义，这次起义又称广州三·二九起义，也叫黄花岗起义等。
除此之外，还有光复会领导的起义，如1907年6月徐锡麟、秋瑾领导的皖浙起义，1908年11月熊成基领导的安庆起义。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短短一年时间，孙中山就在两广、云南接连发动了六次起义。孙中山亲自参加了镇南关起义的战斗。1907年12月4日，孙中山率领黄兴等人，亲临镇南关炮台，指挥起义。上午，清军在陆荣廷的率领下企图攻占炮台，孙中山一面指挥战斗，还亲自拿起枪向敌人开火。
孙中山自己还亲自开炮轰击清军，看见炮弹在敌人阵地爆炸，孙中山心里乐开了花，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搞革命20多年，今天总算有机会自己开枪开炮打击清军了。”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打算再举行起义。
孙中山约胡汉民、黄兴、赵声商议，其兄孙眉，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几个人默默不语，精神不振，相顾无策。
孙中山见状说：“一败何足馁，吾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尔！如果众志不衰，则才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孙中山的一番话，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起义的倡议，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
这次会议决定，起义的任务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由统筹部组织发动广州起义，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副总司令。二是在长江流域组织各省起兵响应，由陈其美、宋教仁、谭人风、居正等负责。他们准备占领广州，再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然后与各省起义军会师北伐，直捣北京，希望这次能一举成功推倒满清王朝。任务分配已定，大家分头行动。
统筹部的同志决定，这次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力，巡防营和民军做响应，另外还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他们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枚炸弹到广州，在那里建立秘密据点38处，并于4月8日召开发难会，拟订了十路攻袭的战斗计划，预定4月13日在广州发难。
不料由于从国外准备的枪弹、钱款未能如期送到，清政府又加强了戒备，起义未能如期发动。后来，几经周折，一改再改，原来的部署被打乱，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两广总督衙门，起义的时间改在4月27日17时30分。攻袭总指挥改由黄兴担任。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部队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16时，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十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17时30分，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三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
当赵声、胡汉民率领两百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这次起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29人。事后，收殓到革命烈士的尸体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来，潘达微把红花岗改为黄花岗。从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威名传遍了全中国，而且永垂不朽！
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十次起义，也是最壮烈的一次。接下来，孙中山是否再次起义呢？最终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下面就让我为大家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