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们说到，广州起义流产后，孙中山受到了清政府的通缉。广州当局在全城发布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孙中山等人，并且在各重要路段以及码头都派人监视，要捉拿造反的主犯。
孙中山临危不惧，在遣散起义军，销毁文件，安排好了起义的善后事务之后，他化装成苦力，从容经由闹市区到达码头，然后乘船经过顺德到了香山的唐家湾。
之后，孙中山又乘轿子到了澳门。在澳门待了一天后，孙中山男扮女装，在朋友飞南第的陪同下，在29日搭船到了香港。
但是香港当局宣布，五年内不准孙中山入境。于是，在香港待了几天之后，孙中山就被迫离开香港。1895年11月2日，孙中山带着陈少白、郑士良由香港出发前往日本，从此，前后一共16年，孙中山一直流亡海外，为革命奔走。
在日本横滨，孙中山结识了华侨冯镜如、冯紫珊兄弟，成立了由冯镜如担任会长的兴中会横滨分会。在横滨，他剪掉了发辫，脱去了长袍马褂，以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
同孙中山一道逃往日本的，还有他的密友陈少白、郑士良。一上岸，他们就看到有关广州起义的新闻报道。虽然他们不懂日文，但从报纸用的汉字，他也多少能猜出一些意思。有一条消息宣布“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到了日本”。
革命一词，日文用的是Kakumei，用中文拼读就是革命。这两个字的本义，在中文里是“变革天命”，具体内容指改朝换代，通俗的理解就是反对者取皇帝而代之。在这之前孙中山没有采用这个词，而用了“造反”“起义”“光复”一类说法。
现在他敏锐地发觉，这个传统的中国术语包含了现代的意义，又具有古老的权威性。他想起“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于人”的话，觉得很合自己的想法，便决定：“今后，我们就称革命党”。
三人继续前进，不久就到了有众多广东人居住的横滨。凭孙中山过去的关系，他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成立了以冯镜如为会长的兴中会横滨分会。
横滨的华侨里面，不少人有反满情绪，对孙中山个人他们很佩服，但广州起义失败带来了不利影响。
侨胞除了对自身和亲友安危的担心，对革命前途也疑虑重重，而且对真正的造反者他们也有一点恐惧。
因此，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的反应是冷淡和消极的。孙中山分析这种形势，觉得想在这里迅速发展革命组织希望不大，他决定转向人数较多，又比较富裕的夏威夷和美国的华侨社会。
孙中山到达日本没几天，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
外面风传日本政府可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难以在日本待下去，原计划与陈少白一起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方面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也面告不宜冒险前去。
孙中山说明自己是檀香山出生，获得护照。11月20日，孙中山离开横滨前往檀香山。
这时，孙中山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杨氏。妻子卢慕贞和儿子孙科、女儿孙金波已经离开翠亨村来到檀香山，和孙眉住在一起。孙中山来到檀香山，十分难得地与家人团聚了。
孙中山对一家人心怀歉意，他向哥哥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鼓励他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这使孙中山沉重之余又感到了一些慰藉。
孙眉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弟弟，让孙中山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孙中山在檀香山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革命活动，也曾试图组织檀香山的华侨青年进行军训。但是由于那时正值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华侨对于参加革命心有余悸。
加上清政府驻檀香山的领事当时已经奉朝廷之命，在檀香山调查在檀兴中会会员的姓名籍贯，借以查抄原籍家产。
因此数月下来，成效并不大，甚至许多兴中会的老会员不愿意也不敢和孙中山往来。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决定到美国。
就在动身去美国之前，4月初春的一天，孙中山正走在路上，忽然碰到了回国休假到檀香山旅游的老师康德黎。师生异地相见，分外高兴。
康德黎感慨学生的遭遇，从个人角度，他劝孙中山继续钻研医术，但关于未来，孙中山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告诉老师，自己计划周游世界，争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首选是华侨最多的美国，不久后即将去英国，与老师再相见。
康德黎希望孙中山到伦敦去继续学医，并告诉他英国各医学院大都在10月份开学，要去英国学习的话，最好在10月前去。
临分别时，康德黎留下了自己在伦敦的住址，并约孙中山日后到伦敦时，两人再欢聚。
1896年6月，孙中山到达了旧金山。他在美国活动了三个多月，在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联络华侨，并且与当地的秘密结社组织洪门会建立了联系。
所到之处，孙中山不遗余力地宣传祖国危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从根本做起，无法救亡图存。
但他的革命宣传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
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通过朋友的关系，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美国停留了三个月后，孙中山决计赴英。
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港上岸。
10月1日，孙中山到达伦敦。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
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
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10时30分，孙中山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他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
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孙中山一起走，并且请孙中山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
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吏，孙中山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就这样，孙中山被诱捕了。把孙中山囚禁起来之后，清使馆高兴得不得了，一面向国内的总理衙门发电报，报告喜讯，一面又花7000英镑的高价，租了一艘轮船，又特地赶造了一个大木笼，计划着要把孙中山运送回国。
一旦回国，孙中山必死无疑。可以说，孙中山一进清政府的使馆，凶多吉少。这就是有名的“伦敦蒙难”。
就这样，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小屋里，上装有铁栅，门外有人看守，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被囚禁的孙中山当然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必须想方设法和外面取得联系，要让英国的新闻界，尤其是要让自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知道自己已经被清使馆秘密囚禁。
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想，不能放过任何一点逃生的机会，于是便和他谈起来。
孙中山对柯尔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来没有干过坏事，而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为中国人谋自由、谋幸福的，所以那些人才对他下毒手。
经过几天观察，柯尔觉得孙中山并不像马格里他们所说的是什么疯子，他的头脑很清醒。于是他问孙中山：“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实在是个好人，不是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被迫在海外流亡。”
“什么是国事犯？”
孙中山知道英国人信奉基督教，就对柯尔说：“我是中国的基督徒，想谋求改革中国，中国皇帝仇恨基督教，要加害于我。像我这种情况，英国人民知道了，都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受了感动，但他仍有点怀疑，又问：“不知道英国政府会不会援助？”
“我想会的，要不，中国使馆完全可以让英国政府抓住我交给他们，他们何必悄悄把我骗来囚禁在这里，那样害怕外人知道呢？”
柯尔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
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孙中山一连几天没有着面，使康德黎心中很是不安。那天晚上24时，康德黎正准备就寝，忽然门铃声骤然响起。他急忙披上大衣去开门，却没有看到人，只是在门底下发现了一封信。
霍维夫人的信写道：
君有友自前星期来，被禁中国使馆中，使馆即拟将其押解回华，处于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可怜，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其虽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共知其为林行仙。
康德黎拆开一看，知道了孙中山被捕的消息，大惊失色。他往马路上望去，透过静静飘落的雪花，只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的背影，她正是霍维太太。
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之后，立即开始营救工作。他首先向警察当局报案，请他们出面干预，但是警察说，这件事涉及外国使馆，他们管不了。
柯尔终于被孙中山说服了，感动了，答应给他通风报信。于是孙中山在名片的背面写了几句话，让柯尔送交给康德黎先生。
康德黎为孙中山的命运焦头烂额地四处求救。他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
但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康德黎只好又找孙中山的另外一位老师孟生博士商量。
这时已经后半夜2时了，忽然又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柯尔送来了孙中山的亲笔信。
信中写道：
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到中国去受死刑，请即速救我。
中国使馆已雇好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
唉！我的大难到了！
信上还要求“照应这个送信的人”。从柯尔口中，两位博士才获悉，清朝的公使已经花高价租好了一条大船，要把孙先生装在木笼子里送回中国去杀头。
有了孙中山的准确消息，事不宜迟，他们决定连夜分头行动，孟生去中国公使馆，康德黎去报馆，康德黎夫人在家守电话，天亮后负责去葛兰旅店取回孙中山的行李，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孙中山救出虎口。
康德黎到著名的泰晤士报馆去，希望他们报道孙中山被绑架之事。但是由于前几年该报曾经刊发了一封信，后来法庭判决这是一封假信，结果该报被判毁人名誉，陪了一大笔钱，元气大伤。
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过于谨慎，不敢报道这件未经证实的事。
孟生博士则直接去了使馆，通知使馆绑架事件已经泄露，使其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将孙中山押送回国或者移送别处。
为了防止使馆偷偷摸摸将孙中山押送出境，两位博士又连夜雇用私人侦探，密切监视清使馆的一举一动，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还特地派了自己的一个学生和侦探一起工作。
19日一早，康德黎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孙中山如何与自己相识，来英、被诱、营救原委完全清楚。
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7000英镑雇用了一艘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于是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10月22日黄昏，《地球报》加印特刊，抢先报道了清使馆非法捕人的消息。于是伦敦各报纷纷报道，清使馆、康德黎的住处、孙中山所住的旅馆，到处挤满了蜂拥而至的各路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心进行干预，派代表向清使馆进行交涉，英国首相兼外交部长沙里士堡侯爵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按照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的人犯。
10月23日，英国外交部的特派员、伦敦警察署的乔福斯探长和康德黎一起来到清使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清朝公使不得不释放孙中山。
16时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舒展。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
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这是孙中山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发表言论。
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乎舌敝唇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
孙中山又重新获得了自由，从此以后，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孙中山，是和清朝政府势不两立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把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写成书，叫《伦敦蒙难》，由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更使他名噪一时。
接下来，重获自由的孙中山又做了哪些事情呢？就让我为大家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