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利用媒体的美容界“魔女”
被称为美容界“魔女”的英国人安妮塔，曾位列世界十大富豪之一，她拥有数千家美容连锁店，不过，安妮塔为这个庞大的美容“帝国”制造商机时，从没有花过一分钱的广告费。
安妮塔于1971年贷款4000英镑开了第一家美容小店。她在肯辛顿公园靠近市中心地带的市民区租了一间店铺，并把它漆成绿色。虽然美容小店的这种所谓“独创”的著名风格(众所周知，绿色属于暗色，用它作主色不醒眼)，其真实缘由完全出于无目的，但这种直觉的超前意识却是新鲜而又和谐的。因为天然色就是绿色。
美容小店艰难地起步了，在花花绿绿的现代社会里并不惹眼，而且尤为糟糕的是，在安妮塔的预算中，没有广告宣传费。正当安妮塔为此焦虑不安时，安妮塔收到一封律师来函。这位律师受两家殡仪馆的委托控告她，要她要么不开业，要么就改变店外装饰，原因是像“美容小店”这种花哨的店外装饰，势必破坏附近殡仪馆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从而影响业主的生意。
安妮塔又好气又好笑。无奈中她灵机一动，打了一个匿名电话给布利顿的《观察晚报》，声称她知道一个吸引读者扩大销路的独家新闻。黑手党经营的殡仪馆正在恫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可怜女人——罗蒂克·安妮塔，这个女人只不过想在她丈夫准备骑马旅行探险的时候，开一家经营天然化妆品的美容小店维持生计而已。
《观察晚报》果然上当。它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新闻，不少富有同情心并仗义的读者都来美容小店安慰安妮塔，由于舆论的作用，那位律师也没有来找麻烦。
小店尚未开业，就在布利顿出了名。开业初几天，美容小店顾客盈门，热闹非凡。
然而不久，一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顾客渐少，生意日淡，最差时一周营业额才130英镑。事实上，小店一经营业，每周必须进账300英镑才能维持下去，为此安妮塔把进账300英镑作为奋斗的目标和成功与否的准绳。
经过深刻的反思，安妮塔终于发现，新奇感只能维持一时，不能维持一世。自己的小店最缺少的是宣传。在她看来，美容小店虽然别具风格，自成一体，但给顾客的刺激还远远不够，需要马上加以改进。
一个凉风习习的早晨，市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去肯辛顿公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披着曲卷散发的古怪女人沿着街道往树叶或草坪上喷洒草莓香水，清馨的香气随着袅袅的晨雾，飘散得很远很远。她就是安妮塔——美容小店的女老板。她要营造一条通往美容小店的馨香之路，让人们认识并爱上美容小店，闻香而来，成为美容小店的常客。
她的这些非常奇特意外的举动，又一次上了布利顿的《观察晚报》的版面。
无独有偶，当初美容小店进军美国时，临开张的前几周，纽约的广告商纷至沓来，热情洋溢要为美容小店作广告。他们相信，美容小店一定会接受他们的热情，因为在美国，离开了广告，商家几乎寸步难行。
安妮塔却态度鲜明：“先生，实在是抱歉，我们的预算费用中，没有广告费用这一项。”
美容小店离经叛道的做法，引起美国商界的纷纷议论，纽约商界的常识：外国零售商要想在商号林立的纽约立足，若无大量广告支持，说得好听是有勇无谋，说得难听无异自杀。
敏感的纽约新闻界没有漏掉这一“奇闻”，他们在客观报道的同时，还加以评论。读者开始关注起这家来自英国的企业，觉得这家美容小店确实很怪。
这实际上已起到了广告宣传作用，安妮塔并没有去刻意策划，但却节省了上百万美元的广告费。
到了后来，美容小店的发展规模及影响足以引起新闻界的瞩目时，安妮塔就更没有做广告的想法。但是当新闻界采访安妮塔或者电视台邀请她去制作节目时，她总是表现活跃。
安妮塔就是依靠这一系列的标新立异的做法使最初的一间美容小店扩张成跨国连锁美容集团的，她的公司于1984年上市之后，很快就使她步入亿万富翁的行列。
安妮塔虽然没有向媒体支付过一分钱的广告费，但却以自己不断推出的标新立异的做法始终受到媒体的关注，使媒体不自觉地时常为其免费做“广告”，其手法令人拍案叫绝。
媒体最关注新闻效应。当企业制造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时，媒体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即使媒体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但为了满足读者对“新闻”的需求，它们也只有自愿“上钩”。
利用偶然事件塑造企业形象
企业的公共关系活动，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从而为企业赚更多的钱打下良好的形象基础。
美国联合碳化钙公司的一幢52层高的总部大楼竣工了。一大群鸽子竟全部飞进了一间房间，并把这个房间当做它们的栖息之处。不多久，这个房间里到处都是鸽子粪、羽毛，又脏又臭。有的管理人员建议将这个房间所有的窗子打开，把这群鸽子赶走算了。这件“奇怪”的事传到了公司的公关顾问那里，公关顾问立刻敏锐地意识到：扩大公司影响的机会来了。他认为，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或设计一次专题性活动，都可以把总部大楼竣工的信息传播给公众，这些自然也算是好方法，但仍是一般常规的方法。现在一大群鸽子飞进了52层高的大楼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新奇事，如果再能够巧妙地在这件事上做点文章，则一定能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于是，在征得公司领导同意后，他立即下令关闭了这个房间的所有窗门，不让一只鸽子飞走。接着，他设计并导演了一场妙趣横生的“制造新闻”活动。
首先，这位公关顾问别出心裁地用电话与动物保护委员会联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他对他们说，为了不伤害这些鸽子，请动物保护委员会能迅速派人前来处理这件有关保护动物的“大事”。动物保护委员会接到电话后果然十分重视，答应立即派人前往新落成的总部大楼处理此事。
公关顾问紧接着就给新闻界打电话：不仅告诉他们这里出现了一大群鸽子飞进大楼的奇景，而且告诉他们在联合碳化钙公司总部大楼将发生一件既有趣而又有意义的动物保护委员会捕捉鸽子的“案件”。
新闻界被这些消息惊动了。他们认为，如此多的鸽子飞入一幢大楼是极少见的，又加上动物保护委员会还将对它们采取“保护”措施，这确实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于是，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新闻传播媒介纷纷派出记者进行现场采访和报道。
动物保护委员会出于保护动物的目的，在捕捉鸽子时十分认真、仔细。他们从捕捉第一只鸽子起，到最后一只鸽子落网，前后共花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中，各新闻媒体对捕捉鸽子的行动进行了连续报道，社会公众对此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媒体在报道这件事的过程中，消息、特写、专访、评论等体裁交替使用，既形象又生动，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争相阅读和收看。这些新闻报道，把公众的注意力全吸引到联合碳化钙公司上来，吸引到公司剐竣工的总部大楼上来，结果，联合碳化钙公司总部大楼名声远播，而且公司首脑充分利用在荧屏上亮相的机会，向公众介绍公司的宗旨和情况，加深和扩大了公众对公司的了解，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借此机会，将联合碳化钙公司总部大楼竣工的消息巧妙地告诉了社会。通过“制造新闻”，事半功倍地完成了向公众发布此消息的任务。
实际上，对偶然事件加以巧妙利用比刻意制造的公关事件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当今公众见多识广，企业的各类公关活动又太多，所以，普通公关招数人们已见惯不惊，有的公关活动甚至还可能引起公众的反感。偶然事件多半是奇事，看上去又十分自然，利用得好，企业就能在不知不觉中宣传了企业的形象，达到比普通公关活动更好的效果。
永远的利益与朋友
商场上有“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格言，但是如果有了永远的利益，则就有了“永远的朋友”。
有不少富人是通过掌握“内幕”消息而发大财的，这些内幕信息，其实多数都属于非法。但是，由于能够快速致富，这一方法也就吸引了不少冒险家铤而走险。
恐怖的伊万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华尔街诞生了一个内幕交易的混世魔王博斯基，他通过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使自己的资产达到16亿美元，跻身《财富》杂志所列全美400名巨富之列。
博斯基是一个俄国移民的儿子，也是一个靠着顽强奋斗和非法经营白手起家的典型。
博斯基从事股票交易开始于1975年。那时，他用东拼西凑而来的70万美元，成立了自己的证券套汇机构——伊凡·博斯基有限公司，开始了他在华尔街的混世生涯。
此后数年，凭着每天18小时的勤奋工作和毫不松懈的奋斗精神，以及对金钱的执著追求，博斯基在华尔街树立了一个敢于冒险的成功的投资者形象，被认为是最顽强、最迅速的套利商，获得了“恐怖的伊万”的称号，许多投资人和公司都放心地把钱交给他，让他为大家赚更多的钱。
然而，进入80年代后，博斯基对金钱的追逐欲望恶性膨胀，以至于成了他一种“无法抵御的病症”，他不再满足于以往的赚钱方式，开始大肆进行非法的套利活动。
博斯基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惜重金收买了解股市内幕的人，利用他们提供的绝密情报，抢先下手，混水摸鱼，在股市上大捞好处。
20世纪80年代初，恰逢美国企业界兼并成风，股市上兼并者和被兼并者的股价变动都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更为博斯基非法套利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般来说，一个企业被兼并后，它的股票价格都会大幅上涨，因而在每一次兼并正式公布之前，消息都是绝密的。而博斯基却常常利用“内线”，事先掌握企业兼并的机密情报，在消息正式公布前大量买入被兼并企业的股票，待消息公布股价上涨后立即卖出，大发横财。
1982年夏天，一家名叫基迪克斯的汽车配件公司，打算以15亿美元收购另一家名叫马丁的公司。在这场兼并中，投资银行家西格尔被马丁公司聘为首席顾问。
博斯基立刻紧紧地盯住西格尔，从他口中得知基迪克斯公司和马丁公司达成了兼并协定的准确消息，抢在消息公布之前，购入5．25万股马丁公司的股票。不久后，基迪克斯宣布实现了马丁公司的兼并，马丁公司股票的价格急升，博斯基转手获利12万美元。
赚钱之后，博斯基没有忘记西格尔，为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博斯基付给西格尔好处费12．5万美元，超出了这一次他所赚到了的钱。
第二年，博斯基又完成了另一起规模巨大的非法套利活动。
这一次，他从一个投资银行家那里，得到一家公司将被兼并，因而准备卖掉20％股份的绝密情报。博斯基不失时机地购入该公司170万股股票，随后又趁该公司被兼并、股价上涨的机会，将所购股票全部抛出。仅此一笔，博斯基就获得283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
经过说不清多少次的“内幕交易”，博斯基和他的公司财产急剧地膨胀起来，到博斯基罪行败露之前，公司资产达到16亿美元，博斯基的私人财产也达到2．3亿美元。
然而，正当博斯基春风得意之时，他的非法活动被曝光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审判，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判处博斯基坐3年监禁，没收其非法套利所得8000万美元，另罚款5000万美元，并剥夺其证券交易权利终身。
内幕交易高手：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被看作是一个变化无常、思想跳跃性很强的人，他多年的老友、摩根——斯坦利资产管理公司老板巴顿·比格斯说：“他(索罗斯)对市场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觉。”
正是靠着这样的直觉，索罗斯可以在金融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他成为敢向中央银行叫板的人。
德国《图片报》发表“今日焦点人物”文章言：“一个人倚仗自己的资金来对付整个国家及其货币并获得了成功。此人就是66岁的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这个国家是泰国，它的货币是铢。
“现在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演呢?像这样的人是怎样作好准备来冲击泰铢这样的货币呢?他如何从铢中获得几十亿利润呢?他需要耐心、许多钱(索罗斯可操纵150亿马克基金)和一次经济危机(就像泰国现在的危机)。
“泰国这头小老虎受了伤。此时‘国际金融界的坏孩子’出动了。他的做法非常简单：他只是散布谣言。他的话对全世界投机分子就是金科玉律，谣言在全世界不胫而走。
“6月27日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写道：‘像索罗斯这样的大投机家不排除使铢贬值20个或者更多个百分点的可能性。’
“这就是对铢宣判了死刑。现在全世界投机家都知道这一点：‘卖掉铢，卖掉泰国股票。’而泰国政府却无能为力。最后的出路是：他在7月2日放开泰铢的汇价(过去是同美元挂钩)，其后果是币值自由下落。一美元可以买30泰铢(此前是近20铢)。
“索罗斯现在等待泰国铢落到最低点，然后便大量买进泰铢和泰国股票。全世界投机分子都在等待索罗斯发出信号。他一购买，大家都跟着购买，泰铢和股票也跟着上涨。行市上升，交易所的交易赢利便滚滚流人他的私囊。他不顾交易所投机家的大忌而同中央银行对抗，并且又一次得手。
“‘下一次金融危机肯定会到来。问题只在于什么时间。’这是乔治·索罗斯不久前在纽约宣布的。对于他自己以数十亿计的资金作赌注来对付泰国铢，从而给危机火上加油，他却保持沉默。索罗斯量子基金会的经理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泰国中央银行宣告屈服之后承认：‘我们盈利了。’”
这就是索罗斯，一个与中央银行豪赌一把也绝不手软的奇人!
不只是泰国中央银行，还有英国中央银行也吃过他的苦头，这就是所谓“英镑危机”。
那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在1979年把11种欧洲货币的兑换率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种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允许欧洲各国货币在不偏离规定的2．75％的范围内上下浮动。如果某国货币汇率越出这一范围，各国中央银行就一致行动，出面作市场干预，以保持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的稳定。
然而，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政策不统一，货币受到当事国利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或强或弱，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的安排不啻迫使各国中央银行买进疲软的货币，卖出强劲的货币，以遏制外汇买卖活动造成的不稳定。
当时，世界外汇交易每天高达7000亿美元，相当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两个月的交易量，这就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在市场发生狂飙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联手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地稳定欧洲货币汇率连环保。
德国联邦银行是欧洲汇率机制的基础。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得以统一。索罗斯敏锐地意识到欧洲货币汇率机制已无法继续维持了。因为这种机制要求欧洲各国经济发展齐头并进才可能得以实现。但是德国统一，重建东德的行动使得德国经济发展远远地超过了所有的欧洲邻国。因而，其他欧洲国家指望依靠德国的货币政策是不适当的。
倡议中的欧洲单一货币提上议事日程，最终达成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这个条约敲响了德国联邦银行的丧钟，因为条约中规定将要由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取代德国联邦银行。在索罗斯看来，德国联邦银行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既有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德国联邦银行就没有理由花费巨额的德国马克去买入疲软的欧洲某国货币，去勉强维护即将寿终正寝的欧洲货币的汇率连环保。
谁是这个体系中的疲软货币呢?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这时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正陷八深深的经济衰退之中。
不过，索罗斯还需要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得益于良好的人际关系，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暗示。
这个暗示是德国联邦银行总裁史勒辛格发出的。史勒辛格在一个重要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如果投资人认为欧洲货币单位是由一揽子固定的货币组成，那么投资人就想错了。他还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非常健全的货币。
索罗斯在史勒辛格演讲后问他，是否喜欢欧洲货币单位变成一种货币?史勒辛格回答说，他喜欢这种观念，不喜欢这个名称，如果这种货币叫做马克，他一定会喜欢。
索罗斯心领神会，史勒辛格的话等于是鼓励他们放空意大利里拉。而且事实上，意大利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
很明显，意大利里拉的命运就昭示了英镑未来的命运。而索罗斯在放空里拉时所得到的利润，让他有了在英镑上冒险的资金。
跟对抗泰国中央银行的手法一样，索罗斯公开宣布他对英镑的表现感到不悦。他说，这个货币被高估了，将会大跌，他想卖掉英镑而多买些美元。事实上他也正是这么做的。
英国中央银行迫于形势，终于被迫宣布提高本国的利率。但是外汇市场认为这是一种恐慌的表现，因为英国的经济困境不可能再维持更高的利率了。结果，提高利率的效果适得其反，英镑一再下跌。
英国中央银行试图靠买进英镑的做法来稳住汇率，但没有德国联邦银行的帮助，他们是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的。索罗斯判断英国中央银行惟一的出路是停止硬撑英镑的行为，而放开汇率，让其自由落体到可以自我维持的水平。
当时索罗斯是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量贷出英镑卖出，换取美元，以期在英镑贬值之后再卖出一定量的美元购进英镑还债，而从中净赚一大笔美元。这种保证金方式的借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使1亿美元可以发挥20亿美元的威力，于是原来10％的利润率就会变成200％，而索罗斯当时动用了量子基金中的10亿美元作担保，贷出了价值200亿美元的英镑，使之发挥了极强的作用。
果然，英国中央银行屈服了，英镑退出了欧洲货币体系，中央银行也不再通过货币市场的干预而力守英镑汇率，英镑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
同时，索罗斯是第一位摆脱英镑、捞到美元的人，他挟着20亿美元扬长而去。
掌握绝对的控制权
富人都非常反感“为他人做嫁衣裳”，没有对公司的控制权，你就无法让自己赚来的钱落进自己的腰包。
于是，股权之争常常是富人之间的“战争”，虽无刀光剑影，但却绝对是“白刃格斗”，不但残酷，而且六亲不认。
亨利·福特二世的“抢班夺权”
杰出的实业巨子——福特汽车公司老板的亨利·福特二世则是一位出色的继承人，不过，他却采用非常的手段将父亲赶下总裁宝座，自己担任总裁。
1943年，福特企业的第二代继承人爱德索·福特去世，亨利当时才25岁，因为他是长孙，他匆匆忙忙的脱离了战时海军少尉的职务，被安排在福特公司担任董事兼执行副总裁。后来他两个弟弟班森和威廉也跟着进了公司。
这本来是一个典型的富人继承故事，但在福特公司当时的气氛并不愉快，亨利的父亲继承了总裁之位，但他对董事会已失去控制。在他的铁腕管理下，这家公司每月亏损1000万美元。他采用的是一种顽强的反工会政策，而由他长期合作的副手哈利·班纳特严酷的执行，这带来工人的仇恨，偶尔还会发生暴力事件，生产也一落千丈。
年轻的亨利决心要从事改革。在他母亲和两个弟弟的支持下，他领导了一次夺权行动，将父亲——老福特逼下了负责人的宝座。
亨利就任总裁以后，第一项行动就是开除班纳特，而和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讲和。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公司扩展了6倍，在接下来20年中，使得公司的财富和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到达新的顶峰。
亨利在成为公司总裁后，大可以在某个阳光艳丽的海滩度假，但他却始终保持每天准时上班。他说：“我对公司有份责任，假若我未完成责任，就会对自己感到难过。”
这好像是说他被迫吞下一大把盐似的，但事实上他平日行动的表现也的确是如此。他的僚属说，他是个工作狂。
亨利·福特欣赏这个职位所带来的权势——雇用和开除的权力，个人对新产品的控制，受新闻界的注意，很容易接触到那些总统和总理等等，这都是单靠钱所买不到的。对一个像他这样精力充沛和充满自信的人来说，权势对他就像一把斧头对木匠一样重要。
当老板就得有绝对指挥权
众所周知，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每逢重大决议时，只要有一国投反对票，该决议就得流产。这或许是一种合理的安排或协定，但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某一个公司，恐怕未见得是一件好事。
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增多，这个日益尖锐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诚然，公司发行股票可以增加公司的资金，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出现安理会的那种不妙形势。
当老板就得由老板说了算，宛如沙场上的一员主帅，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右驰骋。
马尔科姆·福布斯只是《福布斯》企业的第二代继承人，他的前面还有哥哥布鲁斯。当布鲁斯英年早逝而使得马尔科姆登上福布斯王国宝座时，留给马尔科姆的只有公司30％的股份。
只有30％的股份使得马尔科姆·福布斯心中很不痛快。一方面，自己的决定很可能被其他股东否决；另一方面，自己辛辛苦苦赚钱，到头来还不知道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所以，马尔科姆上台的第一步骤，就是回收公司股份，他要大权在握而不是当一个徒有虚名的董事长。
马尔科姆面对的有四个股东：与自己同样拥有30％股权的哥哥的遗孀露丝，分别占据16．5％股权的两位兄弟高登和华里士，以及父亲柏地的心腹女秘书葛楚德。16岁便进入《福布斯》工作的葛楚德是惟一一个非福布斯家族成员分到股权的雇员，她拥有送给她的7％的股权。
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独揽大权的野心，马尔科姆·福布斯首先拿自己的亲人开刀。
在布鲁斯去世几个月后，马尔科姆把最小的弟弟华里士引进了家庭企业，委以统计主管，并要求在他和露丝对垒时全力支持自己。随后，马尔科姆又说服了对企业根本不感兴趣的在西部电影界工作的弟弟高登，结果，两位兄弟一致行动，把股权托给了马尔科姆保管。
同时，马尔科姆为了打开知名度而进行种种大笔花费，使露丝看在眼里极不舒服，她认为福布斯企业早晚要败毁在这个叔子手里，再加上马尔科姆时不时提出要购买她手中的股权，使她最终做出了决定：卖掉全部股权，不再插手福布斯家族企业。
由此，马尔科姆势力大增，正如华里士所言：“小股东已没有什么权力可谈。”不过马尔科姆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拥有权，部分原因是他不希望做决定的时候，还得顾及别人。
相继，华里士和高登也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马尔科姆。马尔科姆开始把目标转向葛楚德，他以各种方式，或明或暗地向她表示：她掌握着的那7％的股份不肯放手，让他很不高兴。迫于无奈，1972年葛楚德以10万美元的代价把股权卖给了马尔科姆。
马尔科姆为收回《福布斯》70％的股权，总共花了340万美元，不过这非常划算——20年后，《福布斯》企业的总值增加了近200倍。
如果当初任何一个股东把股权保留到今天的话，都将成为亿万富翁。
在这过程中，马尔科姆还逐渐裁下布鲁斯原来旗下的人马，在各部门换上自己的人。这样，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放手去做，而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
“当老板的乐趣应该像战场上的大将一样，可以全权指挥作战。”关于他的一系列夺权行为，马尔科姆是这样解释的。
紧握最大的利益点
一个人要想发家致富，仅靠一己之力是难以成功的，它需要与其他人合作。事实上，许多富人之间都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家共同发财。
但是，富人们也知道，利益分享是一种致富的手段，不过自己一定要掌握最大的利益点。
利润最大的环节在哪里
在当今公司中，很少有公司能够控制一个产业的所有上下游环节，一个产业的构成，往往是由许多处于不同环节的众多公司共同构成的。比如，国内的彩电公司许多只控制着组装环节，零配件生产都依赖上游厂家；在国外，大名鼎鼎的麦道公司所生产的飞机，所需零部件分布于数百家公司。
行业的这种分散化的趋势使得公司必须考虑在整个价值链中要控制利润最大的环节。因为每个环节所能获得的利润是不相同的。
如果公司没有实力控制整个行业中最重要的、也最能获利的环节，那么就应该选择相对更重要、利润最高的环节；如果有了足够实力，也就要力图控制行业中所有最具价值的环节，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
控制行业的某一重要环节，虽然也可左右这个行业，但自身也会受到行业上下游环节的钳制；而只有做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才能真正控制这个行业的最大利润所在。
以上内容可谓是行业控制手段的精华。
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现了石油。4年后克里夫兰和纽约之间有了直达火车。而克里夫兰变成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城。此时，未来的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开始密切注视着石油业的发展。由于原油价格很不稳定，很多想赚大钱的人冲向油田，其梦想和愿望都落空了。但是，精明的洛克菲勒却看到，原油只有在精炼后变成煤油，才有价值。因为煤油是点灯的好材料。一桶42加仑原油当时在10—20美元之间，而精炼一桶原油只需30美分，煤油售价却可达到1美元1加仑。洛克菲勒看到了炼油业的前途所在，决定创办炼油厂。1863年洛克菲勒与他的合伙人创办了“精进油品厂”，由于经营得当，不久，他们的“精进厂”就成为该地区最大的炼油厂，每天加工500桶原油。
但是，事情不会总是顺利的，兴旺发达的精进油品厂，由于合伙人意见上的分歧而面临分裂，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大家同意把公司拍卖，将公司售给出价最高的人。1865年2月2日，拍卖开始，从500美元，一直攀升到72500美元，最终又是洛克菲勒获得了公司的所有权。
洛克菲勒如此不惜一切代价要控制炼油厂，是因为他当时发现了石油工业的最大利润所在。
投资油田，有可能因发现不了石油而破产，不但风险大，利润也不高；而投资炼油厂，不但风险小，而且利润高。事实证明，洛克菲勒的眼光十分准确，洛克菲勒石油王国的建立，是以他从炼油厂切入这一行业开始的。
洛克菲勒在投资炼油厂之前，虽然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尚无缘跻身巨富的行列，自控制炼油厂之后，全美国的美元开始向洛克菲勒的腰包里流动。
资本雄厚之后，具有远见卓识和深邃洞察力的洛克菲勒认清了产业发展的真正动向。他认为，仅仅靠几座油井和炼油厂是不足以发财的，要想发大财，必须垄断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其他行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铁路运输。
此时的洛克菲勒，已经有足够的财力控制更多的与石油业有关的领域。于是，洛克菲勒用贿赂、强制等手段令美国产油区铁路公司与他达成一项秘密协议，把铁路运输的车皮全部包下，这样他的那些竞争对手，每次运输石油，就等于往他的口袋里白白送许多钱。结果，没多长时间，洛克菲勒就垄断了全美国的石油业。
老约翰于1870年成立了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后改组成为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带垄断性的组织。1890年全美90％的石油提炼被美孚公司控制。至1904年，洛克菲勒就控制了全美80％的国内石油市场和90％的石油出口贸易，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大王。
以“行业控制”这一手段创意，最首要的就是要善于发现行业的最大利润所在，并尽自己的能力将其控制。虽然像洛克菲勒那样最终发展到垄断全美石油业的例子在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已不太可能再现，但是这一思维方法仍然是当今富人的经营理念。
寻找通向利润的捷径
高新科技投入巨大，风险巨大，获利巨大，这三“大”实际上表明高新科技领域实则也是个风险投资领域。成功了，财源滚滚；失败了，万劫不复。
由于头悬高风险之“剑”，在高新科技领域创意是**中的深渊。比如在计算机产业早期的创业阶段，计算机公司研制计算机的费用都很吓人。所用的部件和人工成本动不动就达数百万美元，而且需要大批的电子计算机专业科技人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血。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是美国财大气粗、技术人员阵容整齐的老牌公司。从1946年9月推出IBM603电子乘法计算机开始，即正式步入电子行业，一直致力于大型计算机的研制，耗费了100万美元的资金和IBM技术精英的8个月的全部心血。稍后，IBM研制出“国防计算机”，它的费用是“程序选择式电子计算机”的10倍，而“国防计算机”的诞生又使IBM公司不得不忍着内心的疼痛把仅仅使用了5年的“程序选择式计算机”拆掉!
就是在这个风险巨大的时代，1948年，又有两位雄心万丈的创业者埃克特和英克利创立了一家生产商用计算机的公司。两位计算机巨人准备并不充分便匆匆上路了。在研制过程中，巨大的开支将他们折磨得困苦不堪。两年后，他们只好将公司卖给了雷明颇·兰德公司，那时，他们连一台商用计算机的研制都没有完成。
任何一项事业开拓之初都充满艰辛，很多人倒了下去，只有聪明而理智的强者才会始终屹立!
当时，王安以600美元起家成立了个人实验室，在强手如林的计算机领域内只是一个矮小得微不足道的小不点，所以，他不敢有什么勃勃的野心。而且即使他有野心，也难以筹措到巨额的资金。那时，自高自大的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相信一个华人有从事高科技开发的能力。
思来想去，创意就此产生。王安决定避实就虚，着重研制生产那些小规模的实用的数字电子装置。这还是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的领域，那些实力远比王安实验室雄厚的大公司如IBM、DEC、苹果等公司对此根本不屑一顾，他们热衷于大规模的通用计算机的研制，而这一领域，恰恰是王安要刻意避开的。
对此，王安有他独特的见解：“不是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吗?他们从大路来，我可以抄小径。走小路或许更近一些。成功的路有许多条，关键的是要考虑自己的实力和能力。我不想重蹈埃克特和英克利的覆辙，也不想树大招风，碰得满身伤痕。”
事实证明，王安的抉择是正确的。他不但有发明家一样睿智的头脑，更有一个商人应有的精明、善于谋划的禀赋。
所以，当那些计算机厂家醉心于提高他们那些笨重的大家伙盲目啃数字的能力，并为之你追我赶、拼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王安却潜心于研制那些解决特定问题的、用户一眼就能看清其用途的实用计算装置。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王安用存储磁芯、移位寄存器、逻辑电路和显示器，研制出了各种实用装置。可将各种输入信号转变成为电能形式，然后进行计数，或用这种电子技术进行其他操作，如：可用数字形式直接显示每分钟转速的转速计；适用于实验室用于在测定各种核元素的衰变率时，进行大量计算的数字式计数装置等等。
由于王安研制出的小装置精巧实用，因此，在各大计算机厂家还在为研制费用的无底洞而焦头烂额之时，王安已经开始赚钱了，并把自己的个人实验室改头换面成立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并很快成长为个人电脑市场上最初的有限几家知名公司之一。
在王安所研制出的“小玩意”中，最有实用价值的可说是小巧的掌上计算器了。
被命名为“洛赛”的计算器是王安公司的一个杰作。“洛赛”机只要求使用者对对数的使用和程序的创意有一定的了解就足够了。其使用的方便程度，同类机种无可比拟；其运算速度之快，也是其他同类机种望尘莫及的，只要稍稍按几个键，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开方求幂的运算，运作的时间只需要50毫秒!而且，它放在桌上只占一角之地，其成本也只有6500美元，与主机计算机的价格相比，小得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洛赛”还有其他同类机种难以想象的创意。用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给计算器编制程序，输人数据；可用控制台的按键编制程序或连接一个附加装置，使用穿孔卡预先存储程序。
用户在购买“洛赛”时，还可以同时买一台电传打字机，既可以用作终端机，又可以用作打印机；“洛赛”还可以改装，使一部“洛赛”机有几个置于不同地方的键盘作为终端。
很快，王安的估计成了美国计算机界有口皆碑的活生生的事实。“洛赛”在1964年度的纽约无线电工程师学会展览会上大放异彩。
这种展览会发起于1940年，展览会一般要持续三四天，厂家们可以在展览会上大肆宣传自己的最新产品，寻找有可能的买主并借机了解竞争对手们的产品情况。纽约展览会的规模和影响力十分巨大，是各个公司开发新产品而必须注意的焦点，也是争取客户、占有市场的最佳场所。想当初，王安和他的实验室就是在这种展览会上一炮走红的。
这一次，王安更是有备而来。“洛赛”一亮相，就立刻引起了轰动。
颇负盛名的《纽约时报》为“洛赛”做起了免费宣传，预言：“未来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洛赛’的天下!”
《华尔街日报》也说：“‘洛赛’必将成为计算机市场上横扫千军的拿破仑，看谁敢于和它争夺霸主的地位!”
订单如潮水般向王安公司涌来。“洛赛”不但很快成为美国计算机市场的宠儿，还迅速成为全球计算机市场上的“白马王子”。
“洛赛”后来几经演变，发展成为现在常用的小型计算器，成本低得商家可以免费奉送，但它的前身却曾经价值6500美元。王安公司由此起家，并在“走小路”的过程中积累了资金和技术，为王安公司后来介人微型计算机的主流市场打下了基础。
让产品主宰潮流的金利来公司
“流行就是金钱”。让企业成为流行潮流的策源地，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做到与潮流同步，成为最大的赢家。
曾宪梓创办的金利来公司在亚洲独领**，其成功与曾宪梓的名言“必须让产品主宰潮流”密切相关。
要使产品能够主宰潮流，并不像哗众取宠这样简单，必须在企业的深层次下功夫。
曾宪梓非常重视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小环节和细节，使他的事业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他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使产品不被‘潮流’所抛弃，就必须让产品主宰潮流!”在实际过程中，他重点抓了三个字，即“质”、“花”、“色”。
在西欧国家中，首推法国布料最为优秀。金利来领带就是长期使用法国的高级布料精选制作而成的。其产品款式新颖，颜色流行，质量讲究，制作精美。为了确保名牌，防止假冒，曾宪梓坚持产品要在大中城市高级商场设专柜经销，以免鱼目混珠，影响声誉。“金利来”还以雄厚的实力和信誉，独揽了西欧国家布料在亚洲的代理权。这样一来，亚洲的领带厂都要受到“金利来”控制，别人无可奈何。这样，“金利来”就垄断了亚洲布料的来源，左右着亚洲领带的局势。
“花”指的是图案，“色”指的是颜色。同一个图案，可以配许多不同的颜色，生产出同花不同色的多种领带。在世界时装主导地区法国和意大利，拥有成千上万的领带设计师，每时每刻都有新“花”问世，专供领带厂商选用。曾宪梓打破常规不设专门的设计人员，而是以主要精力狠抓信息，及时掌握各国市场的动态，他经常派员前往欧洲，挑选合适的花式，如遇上合适的便重金买下版权，拿回香港，自行配上不同的颜料，便开始批量生产。
曾宪梓坚持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他认为，这样不但比自己设计省人、省时、省事，而且易于引导潮流。在此问题上，他曾颇有感受地说：“领带的颜色搭配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能随意搭配。领带和服装一样，也讲究流行色。通常的流行色，有世界性的、地区性的和民族性的等几种。由于地区和民族习俗不同，各自对流行色的爱好就不一样。然后，一般消费者都崇尚名牌。只要是名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宰流行色。”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宪梓的“金利来”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名牌的巅峰攀越。目前，“金利来”领带已主宰了亚洲的新潮流，他正在为使“金利来”成为世界名牌，主宰世界潮流而奋斗。
在放弃中赢得收获
富人们都明白“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道理，但是只有懂得“该撤退时就撤退”的富人才会永远保持成功。不明白“取与舍”的辩证关系，许多富人只能辉煌一时。
真正的成功者，不但在“前进”时可以获得成功，而且在撤退时同样也能获得利益。
在行业高峰果断出手
1859年，卡内基的家在霍姆坞德镇，邻居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创立匹兹堡城市的显耀家族威廉·柯尔曼家族也住在附近。卡内基搬进新居不久便和柯尔曼打上了交道，这使得卡内基又有了一次赚大钱的投资机会。
当杜雷克在产油河的提特斯维尔开采到石油之后，敏锐的柯尔曼立即看到了油井的光明前景。在柯尔曼的提议之下，卡内基和柯尔曼前往提特斯维尔考察了数次，最后决定购买提特斯维尔下游一位叫斯陶利的农夫的耕地。
“太晚了，其他买主也来过了呢。”这位农夫的贪婪太太耍起了手腕。
“这点东西不成敬意，请笑纳。”卡内基悄悄送出一包装有一匹绢丝和钻石戒指的东西。(这件事后来被记载在提特斯维尔的石油开发史上。)就这样，卡内基和柯尔曼最终以4万美元的价位买下了斯陶利的农场，创设了哥伦比亚石油公司。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有柯尔曼、卡内基、邦迪尤特、米勒以及卡内基的弟弟汤姆·卡内基。
公司成立后，卡内基兄弟和几个合伙人开始马不停蹄地往返于产油区，用平底船和马车来运输石油。当看到由于运输条件太差而无法运完的石油流人产油河时，他们迅速建造了贮存石油的油槽，准备好在石油缺乏时卖高价。
由于经营管理得当，一年后，卡内基在哥伦比亚石油公司分到了10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三年后，卡内基分到的红利竟达500万美元。
然而就在卡内基分到500万美元红利这一年，他却把自己的股份卖掉了。卡内基是不是太没有眼光了呢?显然不是，事实上，卡内基已看到了当时蜂拥而上，进行盲目开采背后的潜在危机。他清楚自己所拥有的矿区已达到了顶峰，必须见好就收，只有在顶峰时才能卖好价钱。
事实上这是卡内基的高明之举，因为果不出他所料，在他出售了自己的矿区后不久，原油的价格因开采过剩而下降，从原来每桶20美元暴跌到10美元一桶，许多原油开发商因此而大亏其本。
几次投资的经历使卡内基学到了不少经商的知识，在波涛汹涌的商海中，卡内基越发成熟起来。
清算不赚钱的产品
市场低迷期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到来的。再畅销的产品也终将面临市场衰退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仍然依赖正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企业的财务状况将会惨不忍睹。对于一些依靠一种产品起家的企业来说，当这种产品处于市场衰退期而后续产品研制乏力之时，企业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不远了；而对于一些有多个产品及项目的大企业来说，这个问题也很严峻，那些已处于市场衰退期的产品和项目将成为其他优势产品及项目的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及时撤退是最明智的方法，虽然在短期内有些还有一定市场的产品关停出卖之后会损失一些短期收入，但企业却因此而除掉了财务负担。企业的肌体健康，就有能力将实力集中于优势产品或项目，并能够向新的市场方向进军。
1991年，丹野毅就任日立化成工业社长之时，表面上企业活力蓬勃，前一年的营业额创下新高，达3147亿日圆，税后纯利是日立有史以来第三高的81亿日圆。
然而，新社长却洞察财务体质恶化的征兆，即将侵蚀企业获利。
日立化成从1980年后期积极展开多角化，涉足电子零件材料和生物科技事业。
不计盈亏的多角化，造成人事费用和设备投资费持续膨胀，丹野毅预估他接棒的第二年，人事费和机器折旧费合起来的固定费将多达100亿日圆，吃掉所有的获利。
丹野毅一面唤起员工的危机意识，一面打出为期两年的改革计划。着手清算不赚钱的产品，并冻结与商品化无关的基础研究。在一年之后削减总公司上百名人员。
在清算不赚钱的产品和事业时，为了降低员工抗拒心理，丹野毅邀集各事业部的主管组成委员会，制定事业撤退的标准，明订过去三年获利成长率在10％以下，而且获利率在3％以下的产品，认定为低获利产品，作为检讨撤退的对象。
第一年撤退停产，或者卖掉的产品共计17种，虽然立刻减少97亿日圆的收入，但摆脱不赚钱的产品之后，整体而言，大幅提升企业的获利能力。
1993年，日立化成工业虽然营业额比1992年减少105亿日圆，但税后纯收益却跳跃成长为12％。
日立化成及早摘除侵蚀获利的病根，培养健全财务体制后，再度延伸事业触角，1996年买进美国的制药公司，1997年和美国杜邦公司合资成立生产保护半导体表面的药品，积极拼战下一波全球市场。
另一家日本电子零件大厂TDK，也是因为敢于卖掉赚钱的子公司，集中资金投入磁头事业，抢在对手之前，打造出新的市场，从而冲出不景气的阴霾。
1997年TDK集团总营收6966亿日圆，其中包括磁头事业的记忆零件部门，比前年增长48％，占总营收的三成。这个成就是TDK卖掉赚钱的子公司后换来的。
TDK曾经饱尝泡沫经济破灭的苦果，1992年营业额比前年减少10％，痛定思痛，在观察研究高获利的京都代表性企业，如罗姆、京都精密陶瓷后得到的结论是，严格筛选事业，集中投资于核心事业，其他事业即使业绩好也列为重新检讨的对象。
磁共振(magneticresonance，简称MR)磁头被挑选为核心事业，因为记忆容量更大，是取代薄膜磁头的下一代产品。
当时TDK已经投注700亿日圆的资金在MR磁头事业上，但展望未来，如要拉大和追兵的差距，取得竞争优势，势必追加大笔投资。
回顾以前，在薄膜磁头的市场需求开始扩大之时，TDK就有过因为投资脚步迟疑，以至陷入劣势的苦涩经验。
追加投资势在必行，如何筹措资金的问题浮现台面。正巧1996年春天，得州仪器表示愿意购并TDK设于加州硅谷的生产半导体的子公司“硅谷系统(Sificonsvsstems)”。
由于该子公司拥有类比导号处理技术，是得州仪器最弱的一环，得州仪器想以购并方式直接取得，用于移动电话的声讯处理。
但对TDK来说，员工2000人的子公司硅谷系统，1995年营业额427亿日圆，税后纯利12亿日圆，业绩稳定成长，对企业集团贡献不小。
当时的总裁佐藤博仔细评估，毅然决定卖掉。因为光靠类比技术，在半导体世界中很难出头，若要切人数位技术，需要大笔的投资和时间累积技术，不如集中投资于当时已经保持领先的MR磁头。
而且得州仪器开出的天价632亿日圆，TDK可获利250亿日圆，这笔资金以及原先预定投入硅谷系统的资金都可以集中在磁头事业。
TDK在卖掉硅谷系统后，立即把在美国研发设计磁头的部队增加一倍，并提高中国和菲律宾工厂的产量，顺利成为市场领先者。
如果能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及时撤退，并不是企业向市场妥协，而是以退为进的筹略。1985年，当时英特尔的总裁葛鲁夫带领英特尔放弃了竞争激烈的存储器市场，而进入了微处理器领域，从而使英特尔成为电脑微处理器的龙头老大，扮演了信息产业的领军角色。
当然，如果不能在危机到来之前全身而退，在企业已经背上沉重的亏损包袱时，撤退仍然是一条简便的摆脱困境之道。
然而，有这种先见之明的领导者并不多，更多的企业是等到危机已经威胁企业的生存时，才开始被动应付。
德古广告帝国为何向广告牌宣战
德古广告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帝国之一，在经营中，他们曾发起一个重要的战略——向广告牌宣战。
广告牌是一个重要的广告媒介，也是许多广告公司重要的经营内容，德古向广告牌宣战，不失在自掘坟墓吗?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德古帝国”以其免费的材料、优秀的设计和一批专业人士的认真管理，已经把业务扩展到全球1200个城市。一位银行界人士说，“这需要大约160亿到200亿法郎的投入，但德古得到的是更高的回报”。在击败了传统广告商以及他们的经营方式后，2000年春天德古重新收购了欧洲最古老的标牌经营公司——Avenir公司。在占领了37％的法国市场后，德古发起了反对滥用广告标牌的“十字军东征”运动。
德古说：“目前每3万块广告标牌中，就有1万块是多余的，应该推掉。”
这难道是疯话吗?如果你这样看那就太错了，这实际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自我宣言。特别是这也是为自己做广告，很清楚地表明每块广告牌的费用将上涨30％一40％。
德古的一个竞争者说，德古的财富积累是建立在对选票的认识上，而他会继续下去。德古的计谋在于，他认识到只有选举中的胜者才能管理广告牌。
德古自己游离在社会边缘，他多次拒绝了颁发给他的荣誉勋章。即使是他的朋友、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未能在1998年7月14日提名时说服他。他仍然独自工作，仍然游离在商业世界的边缘。通过向广告牌宣战的行动，德古获得了政府和公众的支持，并成功地将广告商使用广告牌的价格大幅度提升，可谓一箭双雕。
看上去是在放弃，实际上是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这就是一个成功的经营策略。
如今，德古仍像管理20世纪50年代的小公司那样管理着大型跨国公司，他称公司职员为“我的人”，而职员们也一直称他为“德古先生”，他依然聘用那些遵守时间的残疾人，好给那些迟到的健全人一个样子看看。如果他的一些革新措施在实行后35个小时里效果不好的话，就会听到他的大嗓门：“如果这个不行的话，再试一下别的!”虽然简单，但是有效。事业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员工的数量直线上升，目前已经达到6000人。